[佛教对中国古代花卉装饰纹样的影响]佛教装饰纹样

时间：2019-02-19 03:28:0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前言：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先民已创造了以彩陶纹样为代表的丰富多彩、分化系统分明的装饰艺术。此后经“三代”秦汉的发展，装饰纹样日益成熟，形成中国古典装饰的典范。但直至汉末，我们在难以计数的文物中，可以看到谱系清晰完整的各种动物形象，花卉却很少见。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装饰艺术的漫长历史，不难发现在秦汉与隋唐之间有一条分水岭，那就是花卉母题的悄然崛起，并有取代传统神兽母题而成为装饰主流的趋势。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情况呢？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正文：图腾崇拜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产物，由此产生了具有祖先神意义的象征物和象征图形。为什么不同民族的图腾物多是动物而不是花卉与植物？英国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原始人将动物放在自然界的第一位。动物有与人相近的地方，同时动物是人与自然界的中间系结。常在体力，机警、诡诈等方面超于人，又是人的必要食品。因此种种，都使动物在原始人的世界观里占特殊地位。”正因为如此，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动物形象要比植物形象显得更重要，与人类一样生命特征显著的动物，成为了图腾崇拜的对象。同时，又派生出一系列新的神兽，如先秦出现的麒麟，獬，饕餮纹。。
　　中国曾长期处在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文明形态中，崇尚恒久而少变，相信周而复始、四季循环的自然法则，使反古复始的思想深入人心。《礼记・祭义》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也说“礼也者，返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意思也就是说，万物本乎于天、人本乎于祖，世代人皆不可忘记天与祖，也不可变更祖制。这也是种种神兽母题可以跨越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装饰艺术也不是完全没有植物和花卉题材，只是数量甚少，以致不能形成主流。中国在汉代及其以前最可确认的花卉纹样只出现过荷花和菱藻类水生植物。两汉期间，荷花、菱花、藻常用在建筑装饰上。至于荷菱等纹饰的作用，西汉应�的《风俗通》说“殿堂向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可见，当时的荷菱藻纹样，因为“五行”中“水克火”而成为辟火的厌胜符号，用于易起火的木质建筑。尽管如此，这一阶段花卉纹样在中国的装饰形象中，始终不是主体。
　　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宗教钟情于花卉象征，往往与这一地区的气候以及风俗有千丝万屡的联系。希腊的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使植被丰富，四季鲜花盛开。在《多迦》这本描述释迦牟尼诞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俗和佛教都与花卉有密切的联系。书中说，释迦的母亲摩耶王后为月圆节准备了“大量的花环和香料。”月圆这天，神人用神的花朵来装饰她，菩萨的化身――“一朵白莲”入胎。婆罗双树从树根到树桠的顶端长出了一大片绚丽夺目的鲜花，在攀枝花下生下了释迦。西域崇尚花卉的习俗不但见诸文字，也清晰的表现在古代雕刻和壁画中，神物、圣物、圣迹往往环绕着盛开的鲜花。这几乎成为西域古典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
　　随着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佛教艺术在中国发扬光大。从南北朝开始，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花卉装饰也在中国广为传播，其中，莲花纹样最有代表性。与莲花同时在南北朝广为流传的花卉纹样还有源于希腊的“忍冬纹”。这也是一种似花似叶的纹样，常由S形蔓藤连成二方连续。
　　在北朝的佛教艺术中，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装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模仿的倾向。有花草与鸟兽组合的纹样，有孔雀、鸽子、鹌鹑、水鸟、猴、兔、鹿等，大部分在佛本生故事这样的印度神话中见到。但身边绝无云气、仙人制造的神秘气氛，而是与花草树木自由结合，产生像亚热带丛林那样，显示出浓郁的印度风情。
　　到隋唐两代，装饰风格趋于华丽，装饰技巧日益成熟，佛教装饰也显得精致、饱满、富丽。花卉题材也大为丰富、纹样结构日益复杂多变。莲花纹和卷草纹更是融为一体，演变为更加丰富的莲花卷草纹。也就是日本说的“莲花唐草”。并引进了希腊罗马的苕叶样式形成花叶繁茂，硕果累累的新一代卷草纹，使中国纹样发展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演绎成生活气息浓厚，洋溢享乐主义的花鸟纹样，出现在唐代的织锦、漆器、铜镜、金银器、首饰上，称为唐代装饰风格的显著特点之一。
　　如果说隋唐花卉和花鸟纹样还充满异域风情的话，那么宋代则有明显的回归本土的倾向。宋代花鸟画勃兴，画家们善于写生，这种写实花卉代替了隋唐程式化的造型，自有一种清新秀美。而且涉及的花卉可谓百花齐放。芙蓉、芍药、牡丹、梅、兰、菊、藻等不同季节花卉组合，这正是靖康年间流行的花纹“一年景”。
　　元蒙时代不钟情花卉纹样，而是侧重于龙凤麒麟等吉祥神兽。但当时的官服却以花窠的大小来区分等级。据《元史・舆服志》所记载的百官公服，“一品紫大独科花（即团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这在中国官服上并不多见。
　　明清两代，是中国花卉纹样最蓬勃兴旺的时期，可以说集历代之大成。特别是以花卉的形态、名称的谐音或寓意来象征吉祥，使他愈加贴近民心。从民间剪纸、木版年画、刺绣小件到宫廷建筑彩画、木雕附件，以及各种器皿用具，充斥着种类繁多的花卉纹样。如“玉堂富贵”既是玉兰、海棠、牡丹的组合。“岁寒三友”是松竹梅；“四君子”是梅兰竹菊。又如，飞天这一装饰形象也是佛教壁画中形成的。中国佛教到宋代还有在佛像前摆设香水、花瓶、烛台“三足具”，都包含以花献佛的意思。可见，佛教是推动当时装饰风格的领潮流者。
　　当花卉在广袤的地域深入人心，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发挥出创造力，把佛教象征花卉与中国固有的审美情趣结合起来，不仅产生了与佛教象征义相结合的吉祥纹样，又新生出超越宗教、具有天然情趣的花卉纹样，还产生了花鸟组合的新的装饰意境，并因为它们所蕴含的美好愿望，为社会上下不同的阶层所接受，迅速成为华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花卉纹样从西域传入并逐渐摆脱宗教影响，把形式美和象征义更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38.
　　[2]维尔-杜仑.东方的文明[M].李一平，等，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482-484
　　[3]魏承恩.中国佛教文化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山东轻工业学院设计艺术学院06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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