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早期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孤独卡尔维诺主题
时间：2019-05-15 03:17:28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卡尔维诺早期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异化，本文以《烟云》、《阿根廷蚂蚁》为例分析卡尔维诺对异化问题的理解：第一，异化的具体表现是主体在空间的入侵下陷入绝望和心理变异；第二，造成异化的原因是现代化隐含的矛盾和理性本身的悖谬；第三，摆脱异化的方法是保持心灵纯净，做出自由选择。
关键词：卡尔维诺早期小说异化
卡尔维诺出生之时正值墨索里尼上台之日，其早年的人生体验与离乱变迁的社会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写作中自然渗透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他曾说：“如果读者看，我想他会在我的故事中发现大量的道德和政治观念。我遭遇着日常生活，当我消沉时，我开始传达它们自身欣快的想象。无论如何，我肯定我是一个自己时代的人。我的时代的问题出现在我的故事中。不，我不在真空中写作。”[1]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意大利，社会经济虽比不上英法，但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文明的弊端也暴露出来，加上墨索里尼时期社会的法西斯化和战后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意大利人饱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困扰，日益感到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渐行渐远，这正是他们异化感产生的原因。卡尔维诺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对此感同身受，但作为对社会具有强烈责任感并具有深刻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卡尔维诺在对以上问题思考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冷静超然的态度，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探寻摆脱异化的途径，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烟云》和《阿根廷蚂蚁》是卡尔维诺思考这一问题的最佳例证。在1985年发表于《手稿》杂志的玛瑞娅·考蒂的一篇访谈文章中，卡尔维诺谈到《烟云》和《阿根廷蚂蚁》时也说它们犹如“古罗马的双连记事板”一样，主题非常接近，且相互呼应。[2]因此，本文以它们为研究对象，试图廓清卡尔维诺早期小说中的异化问题。
一、空间的入侵——烟云、蚂蚁
《烟云》和《阿根廷蚂蚁》中的主人公都生活在充满威胁的外部空间中，周围总有令他们厌烦、紧张甚至无法忍受的东西存在，《烟云》里是无处不在的灰尘和烟云，《阿根廷蚂蚁》中是无孔不入的蚂蚁。它们极大地困扰着人们的生活，使人的精神时刻处于焦虑警惕中。
《烟云》主人公“我”到达的这座城市被烟尘困扰着，工厂的废气排放量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越来越多，挟裹着灰尘和悬浮物凝结在空中，形成烟云：“那东西和云雾差别不大……在斑驳陆离的城市上空慢慢飘荡，一会吞噬了城市的这一片，一会吐出了城市的那一片，在它所经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一片污浊的痕迹。”[3]（163）租住的房间内满是灰尘，衣服和书上没多久就粘上一层灰，洗手池和灯罩上的土足有一公分厚。办公室外表看起来冠冕堂皇，但也充斥着灰尘，桌上凌乱的资料上永远有一层尘土，抽屉里更脏，好像积了几十年的样子，坐在那里工作，过不了几分钟就想去洗手。街道上小酒馆里也是烟雾滚滚，人们在烟雾中吃饭聊天，浓雾下的行人彼此看不清面孔，仿佛一个个幽灵，和酒馆里弥漫着的浓烟连成一体。除了烟尘外，“我”还要受到其他恶劣环境的困扰。由于房间不隔音，上下左右的声音随时能入侵这个狭小的空间，让我难以入睡。楼下酒馆里服务员用对讲机向厨师报菜单的声音、醉汉深夜发酒疯的声音、顾客们的谈笑声、杂工滚空酒桶的声音、清洁工干活的声音、隔壁女房东讲话的声音，“我”都尽收耳中。这些声音就像海绵吸走了“我”的睡眠，吸走了“我”的耐心，也吸走了“我”的快乐。
《阿根廷蚂蚁》中的主人公是一对到小城谋生的年轻夫妻，刚来就身陷蚂蚁的困扰。洗碗池、盘子、孩子身上、水果上、牛奶里、床上、地下、桌子上、柜子里……到处都是肆无忌惮的蚂蚁。庭院里情况更加严重：树枝上草丛里到处都是蚂蚁，有的粘成一团，黑乎乎的令人恶心，有的排成一队搬运食物，只要看一眼就已经觉得痒痛无比，在这个庭院里好像它们是主我是客。夫妻俩陷入了挥之不去的无尽烦恼中，对于蚂蚁，夫妻俩以前所能想到的是像兔子、猫、狗一样具体可数，有身躯有重量的概念，可以轻松应对，但对这种无处不在无法计数的阿根廷蚂蚁他们始料未及，它们像虚无缥缈的云雾和无孔不入的细沙，根本无法对付。随着蚂蚁的出现，种种不顺心不满意接踵而至，打碎了他们最初的所有幻想，重新落进了生活的深渊。琐事就像无底洞：夫妻俩需要尽快安家，找工作，给孩子治病，应付遍布房间的蚂蚁……丈夫束手无策，妻子愁容满面，孩子大声哭闹。面对这一切，原本就窘迫不堪的夫妻俩感到更加疲惫无助。这些蚂蚁跟生活中琐碎的烦恼一样，时刻让人觉得动荡不安充满危机。
为此，人们小镇上的人们想出各种办法对抗蚂蚁，雷吉瑙多夫妇配制了多种药物，想毒死蚂蚁，但蚂蚁照样毫发无伤，反倒是他们自己的房间花园受到严重污染，到处都是乌黑的药水留下的斑渍和刺鼻的气味，连吃饭的饭桌周围都要撒上药，让人食欲全无。勃劳尼上尉则在院子里设置了很多机关，尽管他的装置几天就能消灭几百公斤重的蚂蚁，但蚂蚁死亡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繁殖的速度。蚁巢遍地都是，每个蚁巢中的蚁王都能生出上百万只小蚂蚁，光靠他们这样消灭工蚁是不可能减少蚂蚁数量的。其实两位邻居都意识到无法消灭蚂蚁的事实，只是采取一些措施部分地消灭蚂蚁，使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完全失去控制。
二、生活的困境——异化与沉沦
在这种入侵中，主人公逐渐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越来越深地陷入异化和沉沦状态，“这种异化把此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是此在的真实失败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异化并不是把此在交托给本身不是此在的那种存在者摆布，而是把此在挤压入其非本真性之中，挤压入它本身的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之中。沉沦的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异化在它自己的动荡不定之中导致的结果是：此在自拘于它本身中了。”[3]
《烟云》中的主人公在工作、爱情、邻里关系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失去了自我。他虽是《净化》杂志的编辑，但却无权在文章中揭露人们所面临的真实状况并且表达自己对烟尘和净化问题的看法；在爱情上，与女友悬殊过大而疲惫不堪，穷于应付；在邻里关系中，人们由于生活困顿而彼此憎恨。“我”所租住的楼房里住的都是一些社会中下层人群，有单身职员、学生、军人等等，经济拮据，必须靠辛苦工作和节省维持生活，大家没有心情和时间交往，倾吐心声，互相理解培养感情，心灵都因长期的冷漠而几近冰冻，无论是房东还是邻居，大家都以不信任的态度互相窥伺着。整幢楼都被一种可怜的失败感笼罩着，如同这座城市的烟尘一样，挥之不去。
重压之下人的心理逐渐扭曲，“我”开始讨厌工作，讨厌这个城市，眼中只能看到大家在贫困中挣扎，“我”宁愿走在肮脏拥挤的小道上也不愿去富人聚居的宽敞街区，“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外部世界那些破旧与贫困的样子，可以使我的内心世界得到平衡。”[3]（134-135）
《阿根廷蚂蚁》中，异化的典型代表是被称为“蚂蚁人”的包迪诺先生，他是当地“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工作人员，代表了官方的灭蚁行动。由于长期从事毫无效力的灭蚁工作，他从外形到行动都让人厌恶。他的长相很像蚂蚁，矮个子，皮肤黝黑，又穿着黑衣服，双手粗大，手背长毛，嘴巴习惯性地抽动，和蚂蚁的触角很像，在居民眼中，他已经变成一个和蚂蚁一样的怪物。他的灭蚁行动毫无成效，他在人们家里投放带有微量毒药的糖浆，让工蚁吞食又不至于被毒死，回到蚁巢去喂蚁王，达到毒死蚁王的目的。这种方法不但毒不死蚂蚁，反而给它们提供了极好的食物，居民很气愤，并把对当局的怨愤转嫁到蚂蚁人身上。他却毫不在意，继续变相地喂养蚂蚁。
在蚂蚁的围攻下，人与人之间非但没有产生出互助友好的情感，反而变得自私虚伪，邻居们软弱善变狡猾恶毒，变态地以别人的痛苦为乐。当新居民的孩子被蚂蚁人招来的蚂蚁咬了之后，她们竭力点燃妻子的怒火，挑唆她去找蚂蚁人算账，自己却一个个躲开，站得远远的看热闹，扮演着两面派的角色。
三、污染与净化、滋生与剿灭——荒诞的现状、理性的悖谬
在烟云和蚂蚁的入侵中，人们不断地进行着净化与剿灭，但同时又在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污染与滋生，前者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后者的速度，这是理性的悖谬，是人类面临的现状。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从一开始，否定性就寓于肯定性之中，野蛮寓于人性之中，奴役寓于自由之中。这一状态不是心灵的状态，而是现实的状态。”[5]（132）难题永远也无法解决，“难题的解决导致了难题的产生。追求秩序的行动产生出新的混乱领域。进步首先包含对昨日解题方式的淘汰。”[6]
《烟云》的情节围绕一份名叫“净化”的杂志展开，无论杂志的题目宗旨，还是具体内容都明确地标榜要揭露和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但仔细研究一下，却不难发现，杂志讨论的都是一些人为提出的问题，丝毫不会起到根本解决问题的作用，充其量只是供人们茶余饭后闲聊一会。主编科尔达工程师是工业城市大气净化协会的主席，同时又是许多重污染工厂的执行董事。他一面在自己的工厂中不断制造着烟尘，一面又通过办杂志振臂疾呼要消灭烟尘。社会要进步，工业要发展，就势必要排放废物污染环境，而要保护环境就必须遏制工业的发展，这是一对矛盾。仅靠一份杂志一声振臂疾呼是不可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的。
那么，作为资本家对立面的工人是如何看待烟尘问题的呢？奥马尔·巴萨鲁齐是工会代表，他代表工人阶层，向往全新的社会制度，是科尔达工程师所代表的资本家的反面，但实际上奥马尔·巴萨鲁齐所热衷的工会跟科尔达的EPAUCI协会一样包含着无法克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工会领导振臂疾呼，认为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和困扰，包括大气污染；另一方面，工人的现实表现和生活状态又充满死寂，他们没有意识到造成烟尘的并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类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奥马尔·巴萨鲁齐在心中勾画的理性社会的蓝图是推翻资产阶级，由产业工人领导的社会，但那个社会工厂依然存在，高炉依然在冒烟，机床依然在工作，工人们高涨的生产热情反而制造出更多的烟尘。
工会所抱有的光明理想，在卡尔维诺看来于事无补，他们所倡导的社会制度对于消除理性的内在矛盾，解决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并没有任何创建，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是一场革命，但它看来依然是量变。人被其劳动工具所奴役的状态，在一种高度合理化的、效率极高、前途远大的形式中得以继续。”[5]（40）
另外一些人，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层，生活安定，衣食无忧，他们对烟尘选择了逃避。阿万德罗博士虽然也在《净化》杂志工作，其实他对消灭烟尘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懒得思考这个问题，他呆在城里忍受烟尘，对工作得过且过，被时代洪流推动着前进，而周末去郊外呼吸新鲜空气，滑雪、郊游、钓鱼……“成千上万的人和阿万德罗博士一样，……对他们来说，城市已经无可救药，城里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制造能够数小时摆脱城市然后再回到城里来的手段。”[3]（167）
在这种荒诞的现实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处于异化状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阐述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人的异化、生命的贬损，人的实在的歪曲和丧失。’……所以，‘异化’现象可以无限扩展，异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它几乎与人类文明共始终。异化的对象也不是只有劳动的工人阶级，也包括资本家。异化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绝对命令’；异化的范围也不仅是劳动范围，也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生理、心理、乃至语言（诸如分析哲学）等领域。”[7]
四、反抗——心灵的净化与自由
面对理性的悖谬和现实的荒诞，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有的冷眼旁观，有的积极抵抗，而卡尔维诺是温情的，他犀利地揭示和讽刺，却从不失希望和温情，在小说结尾处他总是留下一线光明，唤醒人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正如萨特所坚信的那样，人虽然生来就处于某种境况中，但他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8]只有通过自由选择，才能开拓无限可能性，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因为“人不是他现有一切的总和，而是他还没有的东西的总体，是他可能有的东西的总体。”[9]
在这个充满工厂排放物、汽车尾气和嘈杂浮躁的城市里，“我”时常能遇见一些骡子拉的大车，是城外洗衣村定期来城里拿脏衣服的大车，它们与城市的气质如此不同，让人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人，似乎是划破烟尘飘进城市的一缕新鲜空气。车上堆满了包裹，一个小女孩在专注地看着小人书，一个男人把洗干净的衣服卸下来交给顾客，换上一包包脏衣服带回去。慢慢地，每当大车出现，“我”的心情就会变好，似乎对生活又有了希望。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如此，他们带来干净的衣服，让人们高兴。“我”跟着大车来到了洗衣村，这里田野纵横，两边都是杨树，远处草坪上挂满了洗好晾晒的衣物，近处女工们说说笑笑地干活，她们脸膛红润、体态健壮、乳房丰满、臂膀结实，快乐而充实，像收葡萄一样去收衣服，这是个没有烟尘的地方，“阳光哺育着这片绿油油的田野，照射着那一片片白色的衣物，水渠里流水潺潺，虽然这一切都极其平常，但对我这个只想看到某种景色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3]（186）
《阿根廷蚂蚁》里的小镇上，只有海边没有蚂蚁，经过了一天的烦恼争吵气氛之后，主人公夫妻抱着孩子去海滩寻找片刻的宁静，太阳的余晖给山坳间的老城染上一抹紫铜色，走在怡人的林荫中，感受着没有蚂蚁的清新，再回头去望刚刚让人烦恼不已的小城，突然之间发觉生活中的某些时刻还是很甜蜜的。他们惬意地享受这一难得时刻，看那些身板硬朗的老太太走路，看小孩吹肥皂泡，看光着上身手持木叉的小伙子在树下够刺梨，看海边的棕榈树，海风吹来，吹走了雷吉瑙多夫妇蚂蚁药的臭味，吹走了勃劳尼上尉那些可笑的装置和他妻子古怪的面容，吹走了邻居不怀好意的挑唆和蚂蚁人的可恶，吹走了刚才争吵时的不快，吹走了无处不在的蚂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