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区水灾与环境:北洋政府时期

　　[摘要]北洋政府时期，京直地区水患频仍，其影响范围之广、危害之大甚于从前，百姓的生产环境和生活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京直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大陆季风性气候条件、泥沙含量高的河流水文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与北洋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缺失、经费投入少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京直地区，水灾，环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2-0030-06
　　位于海河流域的京直地区，进入民国以后，水灾频发，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水患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产环境，而且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及生存状况。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京直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河流水文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与北洋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缺失、经费投入少有密切关系。以往关于京直地区水灾与环境的研究，主要是从自然生态环境的角度予以切人。竺可桢的《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一文，从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环境因素分析直隶水灾的成因。刘洪升在《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中，胡惠芳在《民国时期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水患》中，则认为森林被破坏是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海河流域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目前，学术界关于北洋政府时期水灾对村落民众生产、生活环境的破坏未作深入探讨，尤其缺乏对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管理效能缺失造成的水环境恶化的分析研究。本文拟从北洋政府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水灾成因，以及水灾对环境的破坏入手，探讨京直水灾与环境关系背后的政治原因。
　　一
　　京直地区历来是全国水灾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国以后更是水患不断，从1912至1928年的十多年间无年不灾。这一时期的水灾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影响范围广。京直地区水灾在空间上几乎遍及整个区域，在时间上纵贯整个北洋时期。为了对这一时期水灾情况有一直观全面认识，兹将1912至1928年京直地区受水灾情况列表如下：
　　由下表可知，从1912至1928年，京直地区每年都有水灾发生，在这16年间，约395个县遭受水灾，平均每年有25个县遭灾。按照北洋政府时期的行政区划，京直地区共有139个县，即京直每年约有18％的县受到洪水侵袭。遭灾范围之广，受害频率之密集，灾害程度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上表还反映出京直受灾区域的地理分布不均衡，其中，天津、武清、宝坻、通县等县受灾次数频繁。从地理位置上看，各河上游受灾较少，中下游受灾较多。
　　水灾使整个海河流域各河系及其沿岸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永定河、滹沱河、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黄河等河流沿岸地区受灾最重。1912年，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子牙河等河相继泛决，“灾区有三十六州县之广，灾民达一百四十余万之多。非随流漂泊，即露宿风栖”。1913年，“大雨连绵，河水暴涨，永定河南五漫口成灾，附近居民，多被淹没”。1921年8月，“直境黄河南岸之水势，亦日见汹涌，现在东明县属之黄姑庙，漫溢决口，淹没村庄不计其数，又由门口滞溢，以致平原水深七八尺、丈余不等。自县城西南以及东南村庄均成泽国，房屋倒塌，居民死亡无算。其幸存者咸大水中，搭棚支架，以资棲宿，所有秋禾等项，均已漂没无存，艰苦情形，不堪言状”。1925年，“永定河堤约二里余，因山洪暴发，均告决口，冲倒津保电线杆六根，交通已告断绝，附近数十村庄，已成泽国，津西三河头，东西堤头、青光、韩家墅、双口村、丁平三村、安光六堡等四十余村镇，固永定河水势泛滥，泻入武清县汊沽港，漫堤四溢，以致平地水深四五尺，田苗均被淹没，人畜荡析，损失约达一百万元以上”。
　　第二，危害大。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京直地区于1917年、1924年发生两次大水灾，这两次水灾波及范围极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上百州县被淹，上万村落被毁，数百万百姓无家可归。
　　1917年7月，京直地区大雨兼旬，山洪暴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各县河流亦同时泛滥，一时洪水滔天，近畿东南及天津一带尽成泽国。田禾被淹，房屋倒塌无数，人口淹毙不可数计。灾民啼饥哀号，流离失所，扶老携幼，风餐露宿。其中京津一带被灾最重，据记载：这年“京兆水患，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奇灾。水患所至，几及全境。盖以永定河自七月十五日以后，连日大雨倾盆，险象环生。……漫口下游各县乃全体被灾”。洪水之初，天津尚为安全，然而不久由于水量过大，五大河同时漫决，齐涌至海河入海口，海河不能尽泄，多量之洪水另觅出口。9月，“南运河东堤决口，由良王庄杨柳青冲断津浦路线数处，直灌津城”。《东方杂志》也记载了1917年京直水灾的详细情况：“南运河决口三处，水势猛烈，防御宣泄，势均不及，以至灌津埠，瞬间泽国，难民数十余万，流离荡析，栖食无所。日来水势仍有增无减，灾情奇重。”后经督办京畿河工善后事宜处调查，总计京直被灾一百余县及一万七千六百四十六村，灾民达五百六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九名口，尚有大名、抚宁、长垣三县未据造报，未经列计在内。洪水还对铁路交通造成了严重破坏，1917年阴历六月初各河水势暴涨，京汉铁路路基、桥梁被冲毁多处，京汉铁路不能全路通车；七月初七晚南运河东堤决口后，津浦路北段被水淹没，致使交通阻断，北来之车仅能行至山东德州。
　　1924年直隶省再次发生大水灾，该年7月中旬，京直地区突降大雨，永定河上游受水最多，河水暴涨，致使张家口被淹。之后，受台风影响，京西、京北和京南诸山境内皆有大雨，永定河决堤数处：“一、高陵决口宽八百公尺；二、保河庄决口宽三百公尺；三、小马厂决口宽八百公尺；四、夏家场决口宽八百公尺；共宽二千七百公尺。”据记载，此次洪水“潮白河苏庄最大流量4500m3/S，洪水漫漾箭杆河和北运河。永定河三家店为5200m3/S，约为30年一遇洪水，卢沟桥下游多处溃决。拒马河紫荆关3100m3/S，中易水东河北村2100m3/S，北易水徐家场2070m3/S，均为20-30年一遇洪水”。水灾使“田亩被淹者阅数月，灾区之广凡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给百姓生产和生活环境带来极大危害。同样，此次大水也破坏了铁路设施：“京汉路北段，适当其冲，卢沟桥迤南一带河堤冲溃，路轨有数段被淹。”“京绥线之宣化府大花园一带，亦告水灾，电线路轨均被冲毁不少。”“京汉路之京保支线，只能开至固城。” 　　水灾泛滥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严重危及民生，下列资料可以反映出当时京直地区百姓的受灾惨状。1917年京直大水造成涿县境内各河同时漫溢，禾稼荡然无存，“人民之坟墓、房舍、树木、牲畜之东流以去者不可数计，灾情之重为亘古所无”。直隶安平县滹沱河沿岸土地原来十分肥美，但此次大水后，沉淀的泥沙有四五尺高，将好土埋没，变成半沙漠状态。原来尚可出产棉花和小麦的田地，此后“只能出黑豆，稍种高粱和小米，都生长不良。各地灾民为维系生活只得出卖耕牛，耽误了来年的春耕，农业生产难以恢复。1919年宝坻灾民曾在请赈时说：“十余年来，未卜春耕，长成泽国，儿童十余岁者不知禾稼为何物，困苦之状，已达极点。”
　　二
　　京直地区是我国水患频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状况的形成，既有自然地理因素，又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两种力量交错互动使空间环境恶化。正如研究者所说：“自然力量的变化，一方面导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或演替过程——这种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不可忽视的突出因素；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或加剧的，而且愈趋晚近，这种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作用也愈来愈大。”
　　从地理环境看，京直地区背倚蒙古高原，东面渤海，西北为山峦迭起，群峰连绵的太行山脉，南部平原延展，一马平川，其总的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京直境内地貌类型多样，有山地、高原、丘陵、平原分布其中。区域内独特的地形和地貌直接影响到了降水和径流的地区分布，并由此造成洪涝水灾发生。其特点是：洪水发生区距平原近，距铁路沿线及各大城镇更近，一旦成灾，危害严重；东部平原地区其总的地势为自西向东倾斜，当山区大水与平原大雨同时发生时，平原的低洼地区甚至整个平原地区就会变成汪洋泽国，所造成的灾害更加严重。
　　从气候环境看，京直地区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春两季干燥，少雨雪；夏季炎热多雨，境内雨期集中在夏季的7、8月间。每年6月至9月热带海洋气团与极地大陆气团在华北交锋，造成京直地区气候温湿多雨，形成海河流域的雨季。7月中下旬是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极盛时期，脊线位于北纬30度附近，形成海河流域的暴雨时节。此外，京直地区水灾还受到台风影响，造成连续降雨，1917年大水灾就是由两次台风造成的。1917年7月16日台风自厦门登陆，逐渐向北推进，18至19日消失于直隶北部山区；7月20日台风在汕头登陆，之后一路北上，至27日减弱消失在太行山中部。受其影响，7月23日-28日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津附近周家庄7月25-27日3天雨量360.5mm，最大日雨量262.5mm(26日)”。据记载，1924年7、8月间，受贝加尔湖附近的气旋及台风影响，京直地区先后发生3次暴雨，“暴雨主要分布在滏阳、大清河及永定河官厅山峡一带”。由此可见，气候异常导致降雨量增加，且集中在7、8两月，而各河容水量有限，受灾不可避免。
　　从京直河流的水文环境看，海河是京直地区流域面积最大的水系，包括漳卫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等河流。这些河系汇聚了太行山地、燕山山地的水流，呈扇形结构，流经平原，汇注于天津附近的海河人海。关于京直五大河流域面积及流量情况参见下表：
　　海河作为京直地区的主要河流，其流域面积约180000平方公里，在这之中有130000平方公里是山地，所以，每届汛期，河水流势迅猛，“最大容量每秒时能纳水三万方英尺(约为850立方公尺)，而各河之归纳其中者实超过此数甚远，仅永定一河之水量已超过此数六倍，其结果则水之不能人海者必离渠而横流。每年7、8月间，海河常常溢流决口甚至改道，浸淹田庐，严重影响沿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此外，京直各河泥沙过多，不断改变原有的河道环境，造成多条河流常常泛滥。以永定河、滹沱河、漳河为例，三河中都有黄土沉淀。永定河流域占地一万零五百平方公里，滹沱河流域占地七千七百平方公里，彰河流域占地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各流域中黄土要占到各该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土质地疏松，易溶于水，颗粒细微，被水携带量大。据顺直水利委员会试验：“永定河中沉淀物92％是直径在0.5％英寸以下的，99％是直径在1％英寸以下的。而淤沙沉淀75％在1分钟以内沉底，84％在15分钟以内沉底，93％在60分钟以内沉底。”如永定河上游桑乾河及洋河，驰突于富有黄壤之山谷中，“挟沙之多，世罕其匹。及至下游，坡势骤缓，水力无所消纳，则惟有纡回曲折，用以冲啮土地。永定河的沉淀量百分比达到8.0-10.0％，远高于世界其他各大河的沉淀量百分比，仅次于黄河的11％，所以有“小黄河”之称。1917年大水时，“永定河所带下的泥土，曾一度在48小时内将海河河身填高八尺，河道既为泥沙所壅塞，容水量自会减少，而水的来源仍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形下，就不能不决堤横流，酿成洪水之灾”。自1918年至1925年，永定河在卢沟桥以下的流量为每秒四十五六方公尺，挟沙量为1.1％，沉淀于河底者为1％，如果全部人海，则可于二十年中在近海口处造新地一公里。同样，潴龙河不仅水流湍急，而且携带大量泥沙，该河累次所淤之泥沙，高于堤外平地五六尺，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一丈高，泥沙的淤塞使河道泄水非常困难。造成滹沱河泛滥的原因，淤沙亦是其中之一。《束鹿县志》对滹沱河有这样的记载：“终年泽国万倾，然积潦害深，大漠不毛，石田终古积沙，害尤甚。”可见，造成京直水害的原因，淤沙是主要祸首。此外，京直各河多发源于西部高原山地，而西部高原山地的森林植被多被人为破坏，每逢雨季，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土被水流挟带冲刷直下，到达平原后，水流减缓，泥沙大量淤积在山地和平原交界地方，阻塞河道，致使河水泛溢成灾。据竺可桢先生研究，京直一带易于成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这个山岭和平原交界的地方，那一个却是大沽口。”
　　三
　　水灾虽然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但是北洋政府时期政局混乱，对水资源管理职能缺失，也是导致京直地区水环境日益恶化的原因。具体表现为：
　　首先，军阀间政治斗争导致政府不能集中全国之力量防治水灾，治理水环境。1917年京直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也正是这一年，北洋政府军阀间政争不断。《申报》发表评论说：“国人日望政争之潮流速退，而今日之政潮仍依然停滞而不退也。国人日望天津之水势速退，而今日之水势又依然停滞而不退也。政潮迟退一日，人民多受一日惊恐，水势迟退一日，则津人多受一日损害，何天时人事之相类也。”军阀忙于争权，不能建立有效政府，不能为百姓民生之事建立稳定有效的制度，以致水灾来临之际，政府不能全力救灾。时人云：“今水灾之见告者屡矣，此由军人政客日惟内争之是务，凡关系民生利害之事久置之脑后，故今日水灾非意外也，人心之堤防已溃，无形之洪水已泛滥而不可收拾。”所以，推究水旱天灾的本原，当归咎于政治之腐败。因为，政治修明之国，为官吏者无一日不注意于民生之利害，防水旱早已未雨绸缪，必无猝不及防之大害，“故天灾之骤至仍由于人谋之不臧也”。 　　其次，水利行政系统变动频繁，不利于水环境的保护与防治。1914年1月，北洋政府设立全国水利局，在各省设立水利分局，但中央水利行政人员变动频繁，职司不明，水利工作未有大改观。当时，全国水利事务一向由全国水利局、内务部土木司和农商部农林司三个机构负责，多头管理造成难以形成一以贯之的有效政策。同时，水利行政人员变动频繁，不利于水务管理。以全国水利局总裁一职为例，1917年6月7日，全国水利局总长兼总裁谷钟秀辞职。6月29日，大总统任命李盛铎为农商总长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7月17日，大总统令免去李盛铎农商总长等职，任命张国淦为农商总长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当月30日，张国淦辞职，李国珍继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对于这些最高水利官员的素质，时人亦颇有微词，有评论说：“政府于国家要职专以位置私人，对于全国水利，漠不关怀，即所谓全国水利局总裁、副总裁者，乃久委诸一毫无工程学识，以一官自荣之庸才。”
　　再次，水利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有力支持水利建设。京直地区虽然于民国初年设置河务局，但因经费有限，很难兴办大型水利工程。由下面两表可知，北洋政府时期直隶和京兆水利经费古各该省、区岁出总预算的比例很小，比例最高的一年不过4.97％。
　　由于政府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军事，河工水利经费得不到保障。如1917年，直隶省水利局对于水患进行筹划治理时指出：“本省河务经费，节经财政部一再核减，实已万分支绌。本年复于河务预备金内减去五万元，益觉不敷分配，欲另筹收入，则年来灾变叠见，民生凋残，原有赋税担负维艰，益以治河经费不独力有未逮，抑亦势所难行。”1925年，在经历大水灾之痛后，直隶河务局长赵英汉会同各河务局派员勘验子牙、大清两河决口及堤防堤塌工程，据估计需款一百七十余万元。赵英汉屡次呈请省府拨款，但因省库支绌无能为力，只能照预算原案，每年向财政厅动支八万元。八万元对于一百七十余万元的工程而言，仅是杯水车薪。由此窥见，京直地区水利部门因经费所限，不能大规模地对破败已久的河道进行根治，只能有限度地小修小补，对于洪水防治不能起到丝毫作用。水利经费的短缺，亦使政府在水灾之后只能四处募赈，但这种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京直水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
　　自1917年华北特大水灾发生之后，北洋政府对水患与环境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通过颁布《森林法》，提倡植树造林防御水患；通过设立水文站、雨量站、水流测量站等方式，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在防治水患的软环境上有了一定进步。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缺乏一个有效政府管理，中国水利建设外受制于列强，内受累于内政之不统一，故提倡虽不乏其人，但实施甚难。所以，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无论是在资金、政策还是方法上，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简介]徐建平，女，1965年生，河北灵寿县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冯涛，男，1980年生，河北容城县人，河北省安新县第二中学教师。
　　[责任编辑：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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