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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呼唤乡村工业化

    时间:2020-11-14 08:06:1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要:中国的民生问题集中表现为就业难、贫富差别悬殊和“三农”问题。所有问题的显现,均为结构性发展道路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结构性的发展方式来解决。中国需要二次工业化的腾飞,即在现有城市工业化的基础上,着力发展乡村工业,通过乡村工业化的实现,最终解决所有结构性的难题。
     
        关键词:结构性问题;
    二元工业化;
    乡村工业化
     
        中国的民生问题,或也可称为主要社会问题。就业难、贫富差距悬殊、城乡矛盾突出已成为众所议论的焦点,成为百姓关注的话题。在所有问题当中,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特殊,农民、农村问题尤为鲜明。
     
        一、结构性发展道路的选择导致了结构性的问题
     
        在不少人看来,今天的贫富差别、百姓普遍的收入低下,似乎都是被改革边缘化的结果。而就业难,农民、农村问题的突出,又似乎都是人口过度膨胀的结果。但事实究竟怎样,如果仔细地考察建国以来,尤其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便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今天所彰显的主要矛盾与问题,都是与结构性发展相关的,是结构性发展道路的选择导致了结构性的问题。
     
        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改革开放前将近30年,从以农补工的工业发展开始,到工业化的初步实现、城市化规模的初步形成,通过农业反哺了工业,牺牲了农民利益,支持了城市。但同时也埋下了城乡差别和二元结构的矛盾种子。改革开放30年,从包产到户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兴起,再到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乡村和城市各自跳着自己的独舞,并在不同的空间寻求着各自发展的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快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活跃在城市建设行列的“农民工”,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开放中的城市不仅焕发了青春,而且不断展现出新时代的气息,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现代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改革发展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相反却使这种差别越来越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也更加突出了。以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为主,民生问题似乎也有增无减: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难以就业困扰着政府和百姓,闲散的人群充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各种事件和案件时有发生。而这一切,无不与结构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城乡分离的体制和结构,最终在不均衡中导致了各种矛盾。
     
        结构性的发展道路选择引发了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有其历史性的传统文化制约影响,而且更有当代发展不科学诱发的因素。作为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我们历来总把农业发展作为要政,也总把百姓的衣食住行作为要务。当工业化的脚步匆匆而来,为实现赶超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梦想,我们不惜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的利益,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以城市为主体的工业化,同时也带动了城市化的更快发展。而农民农村则被排斥在这一切之外,农民和农村并没有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何成果。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农民农村的贫困现实,我们由农村到城市先后启动了改革,农民因此最早得到了实惠。但因城乡分离的体制没有改变,农村改革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福音,农村结构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增收依然难而又难,农民依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三农”问题也依然让我们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伴随着“农民工”进城,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成员组合形式、收入分配形式等不断多样化的今天,城市化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过度城市化,已经开始导致了系列城市社会病,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让我们难以为继,无从选择。
     
        结构性发展带来了结构性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一)城乡分离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城乡二元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农民、农村一直被隔离在城市之外,如果没有包括“三农”在内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那么我们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将是不完整的,全面的现代化与城市化将难以实现,农村产业化也必然是一句空话。
     
        (二)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带来了分配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政府和主要社会团体总是既得利益者,掌握80%财富的实力阶层,似乎也总是政策的主导着,多数百姓总是象征性地得到实惠,贫富差别愈来愈大也就成了不争的现实。
     
        (三)产业发展的狭隘滞后,带来了就业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在改革开放整个过程中,虽然我们注重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但却忽略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工业化,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产业生长。正是因为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不够,就业成了社会难题。
     
        (四)社会整体管理混乱,带来了组织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农村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使村镇政府无所作为,游离的农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加上“农民工”进城缺乏制约,打破了城市以往的管理秩序,城乡各自内部和结合部,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多有发生,群体性事件也屡见不鲜,社会整体治安状况令人不安。
     
        二、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结构性发展的方法来解决
     
        诸多的社会矛盾,总也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年复一年的就业难,城乡矛盾的更加突出,迫使我们不能不反思: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难道问题的表现都是转型期的必然结果?怎样才能使经济持续增长?如何才能使社会和谐前进?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结构性的发展导致了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必须用结构性的发展方式来解决。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也很遥远。反过来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逐步从粗放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失业和再就业就成为了社会必然。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拉动就业的根本动力。一方面,30年来,尽管我们有过深圳、厦门、珠海等经济特区的辉煌,劳动力转移也曾卓有成效。但从绝大多数省份来看,工业化发展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整体需求,与其相对应的三产服务业还很落后,因此就业难就成为了必然现实。另一方面,在百姓普遍工资不高、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国家千方百计地鼓励消费,购房、购车、购物和教育投资等,都使百姓不堪重负,农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在国家每年的GDP增长份额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工业增加值贡献率到底有多少?仅占4%点多,其余的都是服务业和消费领域的贡献。应该明白,一个国家的实力增长与否,关键在于工业领域的增值,在于实物的生产和产出。换句话讲,作为一个尚处于工业化发展中的国家,我们急需要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同时,加快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并通过工业化以带动城市化的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城乡差别和“三农”问题的根本。
     
        进入新世纪的8年多,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果能够从结构转型的角度着眼,即在注意对传统工业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下大力气抓住机遇,进行第二次工业化的发展,建设一批现代化的新兴企业,促进新的产业生长发育。那么,中国的就业形势,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就不会如此之多,城乡二元结构也不会是目前的情形。诚然,除了经济结构发展的问题,我们还有条块分割的弊端,还有管理上的唯上和腐败,还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权钱勾结、官商勾结等违法乱纪;
    自下而上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百姓的事情无人问、无人管,更没有统一的规划,乡村与不少地方甚至处于无政府状态。尤其对乡村来讲,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使集体多年来没有任何公共积累,村、镇政府几乎没有能力为百姓办实事、办大事,农村的面貌除了农民自我房屋改善以外,其余的基本没有变化。以往的文化娱乐、基本医疗保健、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等,现在都从集体中消失了,百姓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承担一切。加上政府挪用土地、占用土地和买卖土地等侵害百姓利益的行为,使一些地方百姓与政府、村与村、民与民、民与富等群体事件时有发生。所有这一切,无不都是结构性的发展问题所造成的。今天的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结构性的新的发展方法来解决。
     
        就业是所有问题中的突出矛盾,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是就业的根本。没有二次工业化的腾飞,也就没有更广阔的服务业发展,就业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二元结构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关键难题,如何解决该问题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急。城乡二元结构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我们结构性发展的结果。今天解决二元结构问题,必须从二元结构的现实入手,找到一个嫁接两者之间的桥梁,使二元结构实现向一元、同质的现代经济转换。
     
        条块分割管理由来已久,其结果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因垄断而获得了较高利益,成为社会为数不多的实力阶层。加上管理混乱、以权谋私、以钱牟利等贪污腐败行为,产生了部分投机取巧、钻政策和管理漏洞、甚至投机钻营的暴发户,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宗旨。致使社会贫富悬殊,百姓怨声载道,给社会安定稳定带来了极大影响,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必须从根本性的管理结构上,解决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定的问题。
     
        三、中国呼唤二元工业化发展道路与乡村工业化
     
        以解决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为契机,以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的转换为目标,我们必须走二元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即在现有城市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广大乡村发展工业,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二次腾飞。以此拉动就业,促使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同质的现代经济转换。这种城乡二元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二元工业化;
    又因为特别强调工业化的二次腾飞,且工业化发展主要着眼于乡村,故又称之为乡村工业化。中国呼唤乡村工业化,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解决所有难题的必然所在。
     
        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他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序言中鲜明指出:“大家似乎都认为,劳动人民现在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住在农村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
    拥挤而有碍健康的城市是经济科学的结论;
    我们现在这种把工业和农业截然分开的产业形式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谬误非常普遍,全然不顾存在着各种不同于固有成见的可能性。”霍华德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他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不仅大大走在了他所处的时代前列,而且对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仍具有启迪作用。
     
        中国必须要有二次工业化的腾飞,这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现实来决定的,也是由城乡差别和乡村生产力的实际所驱使的。发展乡村工业,在广大农村地域建设工业园,不仅可以就近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而且可以带动三产和服务业发展,拉动整个社会就业,提升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同时,围绕乡村工业园的建设发展,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将成为必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人口聚集和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分布,将使现有城市过度化问题得以消除,人口分布趋于均衡和稳定。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向第二、三产业,农业土地也将逐步实现集约,真正的农业产业化必将成为现实。
     
        农业产业化的实现,不仅是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包括广大农村、农业和农民在内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都将是不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将是有缺陷的。
     
        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选择,必将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增收难、城乡差别等各种结构性的社会难题。这不仅是科学的发展观,强调了发展的第一要义,而且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核心。
     
        乡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选择,必将会是一项巨大结构性的发展战略调整。围绕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我们必须改变发展思路,调整发展部署,制定发展策略,修订发展规划。必须要有发展大手笔,以解决人的问题为根本,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核心;
    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工业产业园布局紧跟;
    打破县域行政区划,三五县合并设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要在管理、组织、规划和科学决策方面下功夫,在政策、资金、制度保障和产业选择方面做文章。通过乡村工业化的发展,我们必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腾飞。
     
        参考文献:
     
        1、黄晋太.二元工业化与城市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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