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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

    时间:2020-11-17 09:26:2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

     摘要:文化适应是指个体或群体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与其母体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中后,基于对两种文化的认知和感情依附而作出的一种有意识、有倾向性的行为选择和调整。移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必须努力去适应当地原有居民的文化,因此,移民的“文化适应” 终究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我们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从移民生产方式的适应、生活方式的适应、宗教信仰的适应、身份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异地扶贫搬迁;文化适应;永仁县

      中图分类号:C915.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6-0127-06

      

      异地扶贫搬迁是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治本之策。边远山区贫困地区气候高寒,灾害频繁,交通不便,生态恶化,基本丧失了生存条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而且还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得不偿失。异地搬迁扶贫是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实现人口再分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然而,这些异地搬迁的移民,怎么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方式。异地扶贫搬迁移民,面临着的是全新的生存环境,其传统文化必然随着迁移发生变化,对其自身和迁入地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冲击。由于生存空间环境(人文的、自然的)的变化,移民原有的传统文化所赖以延续、传承的环境基础已经丧失,在新的环境中,移民及其文化必须要适应它,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即异地搬迁扶贫中常说的“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本文以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异地搬迁扶贫为例,探讨山区少数民族因丧失生存条件而搬迁后所面临的“文化适应”。

      

      一、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情况

      

      永仁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部,地处滇川要冲,自古为滇中北部门户。1924年单独设县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较大的行政区划变动,将4个自然条件较好的乡镇划归四川省攀枝花市,使永仁县成为楚雄州内彝族人口比例最大的山区县。

      永仁属内陆高原地,群山逶迤,山高谷深,地形破碎,山地占96%,丘陵坝子、水田仅占4%。全县平均海拔在1530~176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7.8℃,年平均日照2824.4小时,居云南省第一;年降雨量在833毫米左右,但蒸发量大,蒸发量为降水量的3.4倍,干旱极为突出,特别是春旱,每年都有发生。

      全县辖4乡4镇、63个村民委员会。至2006年底,总人口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万人,占总人口的87.4%;彝族人口。97万人,占总人口的47.59%。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2944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6681万元,占总产值的47.4%,农民人均所得1521元,人均产粮460公斤。但尚有1.5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历史上的永仁曾是山青水秀,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毁灭性砍伐,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气候也变得越来越恶劣。由于生态条件恶化,粮食产量低,农民只有采取多开荒、多种地的办法维持生活,人畜争地、争食的矛盾日益尖锐,既不能发展畜牧业,也不能搞好农业生产。同时,村寨周边稀疏的灌木丛被砍来做柴烧,许多山头已无植被覆盖,已经没有开发和利用价值。有的村寨严重干旱缺水,人畜饮水要到数公里外的地方人背马驮,基本丧失了生存条件,无法承担脱贫重任,不能不选择异地搬迁以求生存和发展。

      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国家试点工程于2001年1月正式启动,至2005底结束。在试点期间,共建成4个片区9个居民点,完成荒坡造地、坡改梯0.8万亩,重新划定荒山荒坡3万余亩。有组织地整体搬迁,集中安置了近2000户约7000余人的山区贫困人口。在移民点配套修通连接4片区的环形弹石公路26.6公里进居民点道路19.1公里,架通高压输电线路11.3公里,低压输电线路8.95公里,组织完成了4片9点的人饮主体工程;完成居民房屋建设1232套,修建小(一)型水库2座,坝塘、拦沙坝35座;支砌田间道3.9公里;修建文化室6个、学校2所,实现了水、电、路、沼气、土地五到户。

      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主要有政府组织搬迁和自发性搬迁两种形式。

      (一)政府组织搬迁。这是永仁县异地搬迁的主要形式。2000年,永仁县人民政府经过充分论证,决定将山区失去生存条件的7000余人迁入经济条件较好、有开发前景的莲池乡,分四个片区统一安置。从2001年起,山区移民有计划、有步骤地迁入新居民点,修建住房。政府除在土地、木材、用电用水等给予优惠,每户(一般3~4人)补助8000.00元,一次性到位。政府组织搬迁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政府可利用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手段,各种优惠政策落实有保障;二是政府可利用庞大的行政网络。异地扶贫搬迁涉及部门很多,在县扶贫办的牵头下,民族、民政、公安、教育、卫生等相关配合,优先审批项目,优先安排资金,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三是政府可利用舆论工具做宣传动员。异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扶贫方式的改革尝试,为了避免误导,政府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异地扶贫的相关政策、措施,介绍异地开发的基本方法,目的意义,移民的性质及搬迁对象的条件,迁入的地点、时限、迁入地的基本情况,让移民心中有数,并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四是政府投入高,在迁入地已形成了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政府组织搬迁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移民返流多、移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强,资金投入与实际需求间缺口大等。

      (二)农民自主搬迁。永仁县自上世纪80年代就有山区农民离开生态条件恶劣的乡土,举家迁往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近年来,由于政府鼓励山区自然条件差的农民搬迁,并在资金上给予一定的补助(有的每户3000元,有的1800元),于是便有大批有一定经济头脑的山区农民迁入永定镇、莲池乡、宜就镇等。农民自主搬迁多是迫于迁出地的生存压力,早有离开的愿望,对远离家乡的生活困难有思想准备,所以遇到新问题,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此外,自主搬迁的农民多有一定的生产技能,适应性强,在外地可以自谋生路,这些农民无返流,是异地扶贫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异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accultu ration)是人类学的一个研究范畴。Redfield等认为,“文化适应用于理解这样一类现象,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1]这种文化类型的变化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接触的两个群体的文化类型都要发生变化。但实际情况而言,群体接触过程中更多的变化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一边,因而我国学者陈平认为:“文化适应其实是一种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或‘借取’行为,是一种与自身要求紧密联系的反应或应变措施。这种文化行为首先需要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并感受到异质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之处,对差异的认识引发了对外来文化的刺激的某种反应――这一系列动作就是文化适应过程。”[2]马宝元也认为:“外来文化为了适应本土文化进行的改变就是文化的适应性。”[3]

      本文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个体或群体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与其母体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中后,个体或群体基于对两种文化和认知和感情依附而作出一种有意识、有倾向性的行为选择和行为调整。它既是一种过程,即作为个体或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习或模仿异质文化,如谋生方式、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及语言等;同时也是一种结果,即个体或群体的母体文化逐渐融入异质文化之中。因此,异地搬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就是移民进入某地之后,先在某地定居下来,然后经过一段心理文化的调适与适应之后,逐步变成当地人。当母体文化演变为本地文化时,移民的“文化适应”也告完成。

     由于文化适应是异质文化对个体或群体的一种文化要求,文化学家、人类学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文化适应的种种模式假说。美国人类学家阿德勒提出了文化适应的五阶段模式说[3]:(1)接触阶段:刚进入异质文化时,个体或群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们还没有能够感受到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和压力;(2)不统一阶段:个体或群体觉察到异质文化与母体文化的差异,并在异质文化的压力下,他们感到混乱、困惑、无力、孤独;(3)否定阶段:个体或群体开始否定文化差异,他们对异质文化开始产生疑问和否定;(4)自律阶段:个体或群体开始承认文化并异,他们原先怀有的心理防御态度开始解除,能够自如地应付新异的环境;(5)独立阶段:对文化差异的认识进一步确立,能够体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采取实现自我价值的行为。

      (一)生产方式的适应

      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的移民80%以上来自海拔2000米左右、坡度在25度以上的高寒山区和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半山区,他们在原居地大多兼营农业、畜牧业,且畜牧业在生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草山草坡很多,牲畜的喂养方式仍为放牧和敞放,很少圈养,畜牧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满足宗教消费的必备用品。

      个案一:户主付××,41岁,初中毕业。妻刘××,39岁,小学毕业,育有一子一女,原居地永兴乡,海拔2200米,每年种植玉米、荞麦3亩,萝卜、土豆2亩左右,家中有羊40余只、黄牛8头,猪10头。每年杀羊5~6只、猪2~3头自食,用宗教祭祀羊2只左右,出售牲畜收入为8000元左右,大部分用于购买粮食,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到现居地后,生产方式由农畜并存、以畜为主转变为单一的农业生产,牲畜只做为家庭副业存在,而且数量极少,其原因是现居地无草地、无林区。因此,移民从原居地迁至现居地,牲畜减少了60%以上,畜牧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人们不得不将农业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对土地的利用和依赖程度加大,年轻人则多外出务工谋生,寻找新的经济收入门路。

      在耕作方式上,原居地人们的耕作方式简单,多为广种薄收,很少施化学肥料和农药。但是,在现居地,由于土地极为有限,都用来种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土地利用率高,要使用大量化学肥料和农药,精耕细作,否则难有收成,这就要求移民掌握一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

      个案二:户主李××,男37岁,小学毕业。妻,李××,38岁,文盲,育有二子。原居地中和镇。在原居地每年种玉米、荞麦6亩,土豆、萝卜等2亩,都是种“懒”庄稼,种下就等收,无中耕管理,到现居地后,不会犁田耙地,不会插秧,不懂栽种烤烟,不会施化肥,更不知怎样喷洒农药。总之,现居地的生产方式对他们都是陌生的。每年的栽种季节,村社干部都要到他家手把手地教,3年后,他们才基本掌握了农耕生产的知识和技能。现在,他家遇到生产中不会做的事,都要请别人来指导、帮忙。

      为了让异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尽快适应现居地生产,永仁县从科技培训入户,扶持和发展科技示范户,让每户能够人均掌握1至2门科学种田、栽烟技术,根据不同的生产季节,对移民实行以会代训、专题 讲授,举办现场会、印发技术资料等方式进行培训,使搬迁移民人均受到1次以上技术培训。同时,下派大批科技人员深入农户和田间地头进行指导,从而使搬迁移民在一两年左右时间适应了现居地的生产方式。

      个案三:莲池乡荣融新村的李××对我们说:刚迁来时,不知道怎样种田,因为我们没有种过田,也不会栽烤烟。到这里后,乡里的技术员一人包几家,亲自做示范,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撒秧、栽秧、施肥、撒农药,教我们如何栽烟、烤烟。教了一、两年,总算学会了一些常用的技术。但现在我们也不很熟练,要完全掌握农田特别烤烟的技术还要些时间。不过,既然搬来了,我们会逐步适应的。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

      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衣、食、住、行等作为人们生活方式中物质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永仁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移民现居地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发生改变。

      服饰:莲池乡圆宝山、马屎塘两地的移民大多是从中和镇等地迁来的彝族。在原居地,人们以穿传统的彝族服饰为主,特别是老人和妇女、小孩,在节庆及婚嫁场合都要穿艳丽的民族服饰。但迁到现居地后不到半年,人们的着装发生了较大变化,基本上以汉族服装为主,彝族服饰只在婚嫁或传统节日有部分中老年妇女穿戴,平时都着汉装。改着汉装的原因:一是生产劳作的需要,传统的彝族服饰不方便田间劳动;二是汉装比彝族服饰便宜,市场上都能买到;三是周围的人都穿汉装,穿民族服装显得的“另类”。

      个案四:马屎塘村李××,女,彝族,34岁,初中毕业。原居地为中和镇高寒山区。她说:我们在中和那时都穿我们的服装,搬到这里后有点不习惯了。这里劳动多,穿我们的服装不方便劳动;这里风沙也大,我们的服装容易脏、难洗;最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穿汉族服装,既方便又便宜,我们穿自己的服装,别人都会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让你觉得不像伴。这样,我们也就不好意思穿我们的服装了。

      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在变,服装也只能适应而变。

      饮食:永仁山区少数民族的主食多为大豆、玉米、大米等,肉食以牛、羊、鸡、猪为主,满足于有碗肉、有壶酒,生活较为简单。移民后,逐步改变了杀牲待客习俗,有条件的家庭多是到市场上去买肉,来了贵客才杀鸡招待。过去逢年过节杀羊、猪摆八大碗,现在他们都讲究起了精细烹调,很少有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过去吃肉只放点盐,现在都学着外面的人放味精、胡椒 、酱油等调料了。” 由于距离市场近,种植条件较好,多数移民开始种植白菜、蕃茄、莲花白等,逐渐有了吃新鲜蔬菜的习惯。

      居住:永仁山区的农民多选择背风向阳的半山腰为居住地,多为瓦房,有部分土掌房,有的居住地拥挤如中和镇直苴村,有的三四户或独家村。现居地多为坡地或坝区,且由政府统一规划,不能随心所欲地建造满足个人心愿的房屋,都是砖混结构的瓦房。移民们在现居地居住一段时间兵后很快就适应了,认为现在的房屋宽敞明亮,水、电都方便,因此,留恋过去又矮又黑的房屋的人不多。在民居格局中,火塘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原居地的火塘是房屋最重要的地方,火塘中的火终年不熄 ,而迁到现居地后,由于薪柴不足,推广新式节能灶等,火塘仅仅成为一个摆设,原有的功能已基本消失,只在冬天取暖用。

      (三)宗教信仰的适应

      永仁山区少数民族信仰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万物皆有灵,如彝族有灵魂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凡举家人生病、饲养牲畜不顺、做梦等要请巫师作法事,用羊、猪、鸡等作牺牲,驱鬼治病,祈求神灵庇佑。每户还供有土主、祖灵等。迁入现居地后,巫师减少,人们生病等不可能请巫师驱鬼了,已无处可供土主、山神,只保留了家堂、祖灵等,但也只是一种摆设,祭祀的次数明显减少。特别在现居地牲畜的数量不能满足 人们宗教活动的需要,宗教祭祀活动的规模、时间、人数都大为减少,对人们宗教活动有所制约,宗教观念渐趁淡化。

      个案五:户主殷××,37岁,初中毕业。妻,李××,36岁,小学毕业,生育二女。原居地中和镇高寒山区,家中房屋楼上供有祖灵,房后供有自家小土主。每年都要羊、鸡祭祀祖先、鬼神,特别是家中有人生病,要请巫师到家中作法驱鬼,每次除送给巫师的钱物外,祭祀用的花费不少于500元。在现居地,他们仍信仰鬼神、祖先,但同一家族的人少了,即便 祭祖先,参加的人也不多,有时只有五六人,久而久之,祭祀的次数也减少了,有时逢年过节忙着看电视忘记了祭祖。只是祖灵仍供在楼上,正房堂屋上也仿当地人设供桌、贴家堂画。家人生病,有时用鸡或鸡蛋送鬼,但多数是到乡卫生院就医。

     (四)“身份”适应

      身份对于任何事物都一样,如同一个贴在身上的标签。但“身份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从影响身份的因素来说,“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说,身份就是某人或群体标示自己为其身的标志或某一事物独有的品质。”[5]

      在异地扶贫搬迁移民“文化适应”研究中,身份问题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身份是属于特定条件下的定义,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原居地,由于生活在稳定不变的社会中,人的身份是稳固的、相同的。移民进入现居地后,其具有的身份相对于本地人而言是一种身份,而本地人相对于移民而言也具有一种身份。因而,身份的确立是基于自我的认同身份和他人的认可身份的统一。在新的环境中,移民努力寻求与当地居民相一致的身份,即本地化,这就是他们的身份适应的努力。

      在搬迁前,永仁坝区的人称山区少数民族为“山里人”。异地搬迁后,移民与原住民居住一地,村寨相连,隔河相望,原住民称移民为“外来人”、“搬迁户”,移民则称原住民为“当地人”。由于原住民与“搬迁户”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相差甚远,原住民鄙视搬迁户,而搬迁户也自以为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为自己落后的生活方式而羞愧,故引起部分搬迁户返流,经历几番周折基本适应当地生产、生活后才最终定居下来。

      个案六:户主刘××,男,44岁,小学毕业。妻,李××,44岁,小学毕业,生有两女,其母68岁,共5口人。原居永兴乡高寒山区,2002年搬迁至莲池那窝。在原居地生活贫困,但劳动强度不大,生产劳动亦不复杂。但移民后,感到生产生活都不适应,认为这里太辛苦、吃不消,别人还看不起。于是搬迁不久,全家又搬回去,留下空房屋。但回到原居地又没有房住,全家搭了一个窝棚栖身,两个月后又搬回来。这样,全家过段时间又返回原居地生活一段时间,如此反复近3年,最后才定居下来。

      一般来说,在搬迁的数年甚至二三十年间,移民在当地人心目中仍然是“外来人”、“搬迁户”,而移民在短时间也不会遗忘自己“外来人”的身份,只会随着时间的久远相互认可当地人的身份,但一般要在移民的第三、四代。关于异地搬迁移民在几代之内被当地人接纳为本地人,可以用下图表示。

      

      

      三、结束语

      

      文化适应既是一种过程,即对移民来说,对新的环境和当地人有一个认识、了解、适应、融入的过程;而对当地人来说,他们对移民亦有一个了解、认可、接纳的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即最终达到双方的互相适应和融合。通过对云南永仁县的异地搬迁移民“文化适应”的探讨,可以看出移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努力去适应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改变和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淡化“搬迁户”的身份,也就是努力去适应当地人的文化。这种文化适应是一种主动的过程,即移民如何谋求融入当地人的群体和社会生活中,如何适应当地原有居民的异质文化,也就是移民较为弱小的母体文化如何适应当地原有的强势文化,为当地人所接纳,即变为本地人,其文化适应也就完成了。

      

      参考文献:

      [1] 刘有安,张俊明.民族学视野下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J]. 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 (5).

      [2] 陈 平.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 东北师大学报,2004(1).

      [3] 马宝云. 从文化的传播看多元文化交融的态势[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5 (3).

      [4] 王亚鹏, 李 慧. 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及其研究[J]. 集美大学学报,2004 (1).

      [5] 覃明兴. 移民身份建构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05 (1).

      (责任编辑:石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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