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经历、人力资本质量与劳动力市场表现※

周春芳 苏群

内容提要：“工业4.0”时代，人力资本质量是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视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指标，利用北京大学CFPS2010-2018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考察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检验留守时长和留守时机的异质性影响以及人力资本质量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不利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主要通过降低认知能力，负向作用于留守者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且留守时间具有“长短效应”和“早晚效应”，发生在4-12岁、长时间的留守经历，其影响强度更大。为此，应消除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制度根源，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最大限度规避“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的不利影响。

在“工业4.0”时代，随着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科技进步为互补品的高阶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需求激增(刘骥，2018)，人力资本质量已成为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并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尤其是在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力资本质量更是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其成年期的人力资本质量是决定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民工潮相伴而生，是“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的必然现象。即便在苛刻的界定标准下，2018年中国16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仍达697万人(1)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且随着一般性制造业的梯度转移，以及城乡二元藩篱的“隐蔽化”和城市化成本节节攀升，“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会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其作用路径是什么？该问题的解答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众多学者从人口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对处于“留守阶段”的农村儿童进行了全面剖析，发现他们在教育获得、认知发展、营养摄入、身体健康、行为与心理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风险(田旭等，2017；
吴培材，2020)。那么，留守是否会给农村儿童带来更为持久的影响？

生命历程理论表明，早年经历与成长环境是决定个体长期身心健康的关键，基于脑科学的研究亦表明，早年经历和成长环境会改变大脑细胞基因组所含的DNA序列，因而个体在生命早期所接受的照料质量将对其心理和智力产生深远影响，进而改变其终生行为(2)Robert Martone：《童年经历真的会影响人的一生》， https:∥www.sohu.com/a/389632793_658579，2020年4月20日。。那些童年曾与父母长期分离或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不仅在认知、情感和社会交往方面落后于那些与父母共同生活长大的儿童，且他们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亦可能处于劣势(Biblarz和Raftery，1999)，故此研究个体早期能力的决定因素成为劳动市场绩效政策设计的重点(Bernal和Keane，2011)。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开展了有关早期留守经历长期效应的研究(谢东虹，2016；
唐宁和谢勇，2019；
郭亚平，2020；

王亚军等，2021；
郑晓冬等，2022)，考察了早期留守经历对成年期的高等教育获得、就业质量、市民化意愿、主观福祉等的影响，发现留守经历不利于高等教育的获得，且导致成年期的负情绪、低自尊及退缩型人格，因而对大学生非认知技能存在消极影响；
还会通过劳动韧性和责任感的下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降低其就业质量和城市融入度，并提高其多维贫困率，最终导致留守者主观幸福感的下降。那么，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如何？这是研判“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重要依据。但此方面的系统性研究不够，且大多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难以全面评估留守经历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以新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将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视为人力资本质量的核心，利用北京大学CFPS2010-2018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考察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以及留守时间的“早晚效应”“长短效应”，识别人力资本质量中介作用，探寻有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的社会支持性资源。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早期亲子分离势必会造成个体成长“关键期”的家庭照料“赤字”和家庭教育参与不足，可能制约子代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生成，在人力资本“信号灯效应”作用下，最终影响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图

研究表明，儿童早期的营养状况、成长环境和关爱对其未来人力资本发展具有长期影响(Cunha等，2006)。首先，留守经历通过时空分离，降低了家庭照料质量和家庭教育参与，而高质量的亲子交流、沟通及父母教育参与可以提升儿童学业成绩，并能有效刺激子代认知能力的发展(梁文艳等，2018)。此外，生活中的亲子互动可通过情绪传染、社会参照和模仿、父母的支持性反馈等途径，直接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Parke，1994)，且在生命早期与父母所构建的亲子依恋关系，内化为一种跨时空的“内部工作模式”(Bowlby，1969)，将影响个体终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情绪调控能力。因而，发生于“敏感期”的亲子分离，将使子代从情感上疏远父母，无法习得必备技能并难以遵循社会规范，终将影响其社会化进程(朱灵艳，2016)。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即：人力资本会产生更多的人力资本，更多的人力资本反过来会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劣势增强”效应：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不足的儿童，因后期投资收益率较低，将导致其成年期人力资本“量”与“质”的双重劣势。此外，人力资本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跨期互补性”：生命历程中可获取的社会支持性资源也是决定成年期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但农村社会结构解体、农村教育边缘化、社会支持力量不足等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造成了农村留守儿童可利用的社会支持资源匮乏(谭深，2011)。可见，无论是早期家庭生活处境，还是成长过程中可获得的社会支持性资源，农村留守儿童均处于不利地位，这可能会导致其成年期人力资本劣势。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H1：早期留守经历降低了个体成年期的人力资本质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人力资本是指“社会居民或成员习得的、有用的能力”(周金燕，2015)。可见，能力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终极目标。随着能力测量技术的日臻成熟，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经历了由“能力”到“教育”再回归到“能力”的动态演变过程(刘冠军和尹振宇，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构建了以能力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学习、语言、高阶认知功能及社会情感等多维能力的共同发展，不仅包括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等认知能力，还包括意志力、责任感、动机性、决策力等非认知能力，而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强调的教育和健康则被视为个体基于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进行选择的结果(周金燕，2015；
赵莎莎，2022)。经验研究表明，学校教育或正规教育是认知能力培育的重要场所，而父母行为、教育投入以及政策干预是影响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Cunha等，2006)。然而，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不同，其中认知能力发展(IQ)的关键期在10岁左右(Hopkins和Bracht，1975)，而非认知能力在20岁以内均具可塑性(Dahl，2004)，且在“关键期”内，大脑对外界的某些刺激比较敏感，此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较高、“乘数效应”较强。可见，与“可塑期”较长的非认知能力相比，“窗口期”较短的认知能力更易受留守等早期不利因素的干扰。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H2：与非认知能力相比，早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期的认知能力具有更大的影响。

Almlund等(2011)将收入视为劳动生产率及其回报率的乘积，并认为劳动生产率是个体特征和努力程度的增函数，以此为基础，Bowles等(2001)发现，人格特征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收入。一方面，非认知能力强的员工具有更强的时间偏好，更相信努力的重要性，失业带来的羞耻感更强，他们愿意为保留工作而付出更多的努力，由此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且一些与生产技能无关的耐心、风险偏好等非认知特征，亦有利于非均衡租金的获取；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且人力资本专用性越强，该“捆绑”效应就越大。此种情况下，非认知能力较强的员工具有较强的自律性，不仅能降低雇主的监督成本，还会通过营造积极的环境增加其他员工在工作中的努力，这有助于提升雇主的利润水平。因而，非认知能力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率。从认知能力看，它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运用，或直接生产新知识、新技术等方式，增加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每小时产出(Foster和Rosenzweig，1993)，且认知能力可以提高个体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拓宽个体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渠道，因而有助于提高科学决策时所必备的风险识别与成本评估的能力(Astebro等，2014)，这有助于个体识别劳动市场中的潜在机会。以上均有利于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H3：早期留守经历通过人力资本质量负向作用于个体成年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时间性是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即：如果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或发生的年龄段不同，因其所引致的优(劣)势及其改变程度不同，它对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的影响亦不同。据此判断，生命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具有“长短”效应和“早晚”效应。由于“留守”具有非永久性，因而留守时间是考察“留守”儿童个体福利差异的不可或缺的维度(谭深，2011)。一般来讲，由“留守”导致的“父母缺位”时间越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对留守者人力资本产生更大的冲击。从“早晚效应”来看，0-3岁是儿童记忆、思维等认知能力和个性等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因而留守越早开始对个体的影响越大(郭亚平，2020)，而始于幼儿期的长期分离，甚至会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谭深，2011)。在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是劳动力市场表现决定因素的情况下，发生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的留守经历，将通过增强对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冲击力度，负向作用于个体成年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H4：留守发生的时间越早、持续时间越长，其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负向冲击越大。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该数据在2010年基线调查中设计了16岁及以上被访者在3岁以前及4-12岁期间的留守经历。依据个人唯一编码，将CFPS2018与CFPS2010进行匹配，得到CFPS2018被访者的留守经历。因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3岁时户口性质为农业、年龄在24-40岁、非在读的被访者。此外，因调查数据缺乏对从事自雇经营者个体收入的统计，故此本文仅能以主要职业为受雇的受访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以上标准，剔除主要变量缺失及异常值后，本文共获得有效样本1929个，其中男性1014个、女性915个。

2. 变量选取与测度

(1) 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经济学表明，收入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核心指标，本文将其界定为个体年收入，并对数化处理。需要说明的是，因兼业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不少劳动者存在同一年份多次变换工作的行为，故此本文中劳动者的年收入水平为调查前一年主要工作收入与一般工作收入的总和。

(2) 人力资本质量。依据新人力资本理论，本文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测度人力资本质量。其中，以识字测试题得分、数学测试题得分作为认知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两者加总以获取认知能力得分，该值越高则个体认知能力越强。CFPS2018首次对15周岁以上的受访者进行了“大五人格”测量(见表1)。本文在该量表的基础上，对逆向指标进行了正向处理，并采取等权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尽责性、亲和性、外向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然后计算受访者的非认知能力总分，数值越高则非认知能力越强。

表1 非认知能力的测量表

(3) 留守经历。本文将“被访者0-12岁期间与父亲或母亲非同住1年(48周)”视为具有留守经历；
将0-3岁留守者的初次留守时间视为0-3岁；
将4-12岁留守而0-3岁非留守的被访者的初次留守时间视为4-12岁；
将0-12岁期间与父母非同住时间视为总留守时长。

(4) 控制变量。根据劳动经济理论，本文引入个体工作经验、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性别和年龄等变量。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承性，尤其是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故本文引入父亲受教育水平和是否独生子女变量。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是个体职业选择与收入获得的决定因素，本文以人情礼金支出与在外用餐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社区(村)位置会通过教育资源供给、价值观念等变量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质量，最终影响其劳动力市场表现，因而本文一并纳入模型。

3. 研究方法

因留守是内生变量，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识别留守经历、留守时间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采用OLS进行基准回归，以考察人力资本质量在劳动力市场表现中的中介作用。

(1) 倾向得分匹配法。假定留守组与非留守组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分别为Ab和An b，均为可观测变量Xi和不可观测特征的εi(如能力和偏好)的函数，具体可表示为：

假设Wi为影响是否留守的协变量，则留守与否的选择方程表示为：

若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在特征向量Xi上存在系统性差异，那么留守经历就不是随机事件。多项研究表明，留守是农村家庭在预算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家庭效用的理性选择，因而留守具有内生性。为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PSM主要分两步：采用二元Logit模型，估计留守经历发生的倾向值，对倾向得分在共同取值范围内的个体进行匹配；
通过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该指标反映了处理组与“反事实”组的平均差异。

(2) 广义倾向匹配法(GPSM)。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适用于内生变量为二分类的情况，但无法识别留守时长这一连续变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考察留守时长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效应。GPSM共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在给定协变量X的情况下，估计处理变量留守时长T的条件概率密度函数，本文的处理变量为留守时间强度，用0-12岁期间的留守时长/年龄来计算，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示留守强度越大。

第二步，根据处理强度变量和上一步计算的倾向得分函数，计算结果变量的条件期望值，用OLS回归法估测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第三步，根据第二步回归得到的结果，将其代入下式以估计处理变量为T时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期望值。

4. 统计性描述

表2显示，具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的认知能力较参照组低0.9653，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非认知能力的组间差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劳动力市场表现看，留守组年收入的对数值为参照组的88.01%，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留守组认知能力不强、劳动力市场表现欠佳。此外，具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有配偶者的比例低于参照组，且其年龄小、健康水平差、工作经验少，来自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社区的非少数民族者占比高。

表2 组间差异与统计性描述

1. 留守经历的长期效应

从留守经历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看(表3)，4种匹配方法中留守经历对收入获得的净效应为负值，ATT值介于-0.2915和-0.3831之间，在5%、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具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年收入低于参照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表5方程一)，留守经历对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3291，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留守经历降低了个体成年期的收入水平。

表3 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PSM)(3)本文使用四种匹配方法对多个结果变量进行了PSM回归，因而存在多个平衡性检验结果，平衡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匹配后，在留守组与参照组中，参与匹配的所有变量的偏误比例均降到了5%以下。表明，PSM具有适用性。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列出，备索。

从留守经历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看(表3)，4种匹配方法中留守经历对认知能力的净效应均为负值，分别在5%、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ATT介于-0.6735和-1.4911之间；
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基准回归看(表4)，在认知能力方程中，留守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6373，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留守经历者的认知能力低于参照组0.6373个标准分。在非认知能力方程中，留守经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表明，早期留守经历降低了个体成年期的认知能力。

表4 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的长期效应(OLS)

从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看(表5方程二)，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对收入的边际效应为0.0179、0.2865，在5%、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力资本质量高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较高，这与理论预期相一致。为检验不同维度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本文计算了标准化回归系数。表5显示，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732和0.0898。说明，不同维度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率不同，其中非认知能力对收入获得的边际效应大于认知能力。

从人力资本质量的中介效应看，在引入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表5方程二)，留守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3165，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179、0.2865，在5%、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认知能力在留守经历与个体收入获得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早期留守经历通过部分降低个体成年期的认知能力，负向作用于其收入获得。

表5 留守经历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

(续表)

由表5可知，除留守经历、人力资本质量外，劳动者收入水平亦受个体特征、区域特征的影响，其中东部、城镇地区、工作经验丰富的男性劳动者，更易获得较高的收入。

2. 留守时间的“长短”效应

从留守时长与人力资本质量的关系看，图2显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剂量反应曲线呈“先降后升”的U形，当留守强度超过0.6时，即留守时间占到个体0-12岁生命周期长度的60%以上时，留守强度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关系由“负”转“正”，但此时“剂量反应”函数的上下95%的置信区间膨胀，正效应的可信性无法保证，致使结论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可能原因在于留守强度超过0.6的样本量过少导致(10个)。因而可以说，早期留守经历与成年期人力资本质量存在负向关系：童年期“父母缺位”时间占比越高，对个体成年期人力资本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

图2 留守强度—人力资本剂量反应函数图

从留守时长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看，由图3可知，留守强度—收入水平剂量反应曲线呈下降趋势，然而当留守强度超过0.6时，即留守时间占到个体0-12岁生命周期的60%以上时，“剂量反应”函数的上下95%的置信区间膨胀，此时留守经历对劳动者收入影响的可信性难以保证。可以说，个体成年期收入与童年期的留守强度负相关。此外，基准回归显示(表6)，在方程一中，留守时长的回归系数为-0.1612，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个体成年期的收入水平随留守时间的延长而下降。在方程二中，在引入人力资本质量的情况下，留守时长的回归系数为-0.1594，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对收入边际效应分别为0.0684和0.0880，在5%、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留守时间具有“长短效应”，且认知能力在留守时长与收入获得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留守时长通过部分降低个体成年期认知能力，负向作用于其成年期的收入获得。

图3 留守强度—收入水平剂量反应函数图

表6 留守时长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

3. 留守时间的“早晚”效应

从留守时机与人力资本质量的关系看，由表7可知，无论初次留守发生在0-3岁还是4-12岁，其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均不显著。与之相比，留守经历对认知能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发生在4-12岁的初次留守对认知能力的负向冲击更大，ATT值介于-1.3262 和-1.7627之间，在1%、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4种匹配方法中ATT绝对值均大于0-3岁初次留守。原因可能在于：4-12岁的儿童正处于学龄期，此时学校教育对其认知能力发展的边际效应较大，但因农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加上家庭教育的缺位，造成其成长关键期的认知能力发展不足，并通过能力生产的乘数效应和跨期互补性，最终影响其成年期人力资本质量。

表7 留守时机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效应(PSM)

从留守时机与收入的关系看，发生在0-3岁的初次留守对收入的净效应为负值，在1%、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ATT值介于-0.2997和-0.3466之间；
发生在4-12岁的初次留守的净效应亦为负值，ATT值介于-0.3418与-0.4618之间，在5%、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ATT值的绝对值来看，发生在4-12岁的初次留守的ATT值大于0-3岁初次留守的对应值(除马氏匹配外)，说明4-12岁初次留守对劳动者收入获得的负效应更大。基准回归表明(表8方程一)，发生在4-12岁初次留守的回归系数为-0.3260，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发生在0-3岁初次留守的回归系数为-0.3015，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无论是0-3岁还是4-12岁的留守经历，均降低了个体成年期收入。

从中介效应看，在引入人力资本质量的情况下(表8方程二)，无论初次留守发生在0-3岁还是4-12岁，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76和0.2404，分别在5%、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非认知能力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略高于认知能力，说明非认知能力对收入获得具有更强的边际影响。表明，认知能力在留守时机与个体收入决定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发生在4-12岁的留守经历通过影响认知能力，负向作用于个体成年期的收入水平。

表8 留守时机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效应

本文基于CFPS2010-2018数据，考察了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检验了留守时长、留守时机的异质性效应，识别了人力资本质量在留守经历与劳动力市场表现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个体成年期的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即：具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人力资本质量较低，且收入水平不高。第二，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均是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且非认知能力的市场回报率高于认知能力。第三，留守经历主要通过降低个体成年期的认知能力，负向作用于劳动力市场表现。第四，留守时间对劳动力市场表现具有“长短效应”和“早晚效应”。表现为：留守时间越长，留守者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越差；
发生在4-12岁的初次留守，对劳动者收入获得的负效应越大。

据此判断，“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引致的大规模农村儿童留守的存在，可能会因人力资本发展不足导致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绩效损失，从而加大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难度，这不利于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乃至“中国梦”的实现。为此，我们要将农村留守儿童现象提升至全新的战略高度，最大限度规避“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的社会风险。首先，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藩篱”，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尤其要打破户籍限制，加强城镇优质公立学校资源的共享，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地入学，并加快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质量公平的转变，为农村流动儿童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消除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制度根源。第二，建设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重点发展县城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县城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农民工就近从业创造有利条件，降低留守儿童的发生比例。第三，探索“高质量”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体制，弥补农村留守家庭教育功能的不足，尤其应改革以升学率为核心的教师评价标准，通过合理的制度化设计，激励教育工作者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支持力度，最大限度消除留守对认知能力发展的不利影响。第四，借鉴发达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社会投资战略，构建“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儿童为本、需要导向”的“适度普惠型”的农村留守儿童支持体系。尤其要借助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力量，消除制约农村留守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瓶颈”因素，并通过乡村人才振兴和文化振兴，加快儿童成长过程中可获取的社会支持性资源的有效供给，阻断认知能力发展中的“马太效应”。第五，针对非认知能力可塑期较长且是收入获得关键决定因素的这一特点，应首先改革目前应试为主的教育模式，将沟通与交流、自我规划与管理、创新思维等非认知能力培育纳入学校教育重点；
其次，政府和企业组织的相关培训，应将非认知能力放置于与职业技能培训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培育责任心、合作性、创新性、自律性等核心素养，提升中国劳动者的市场竞争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因缺乏农村留守儿童全生命周期的追踪数据，仅利用两期截面数据，研究了童年期留守经历与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与作用机理。若能获得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追踪数据，并利用相关干预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论和政策工具将更为丰富。但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本文对留守经历长期效应的研究，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猜你喜欢经历劳动力显著性很多事你只能独自经历好日子(2021年8期)2021-11-042020年河南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5.81万人今日农业(2021年1期)2021-03-19广东：实现贫困劳动力未就业动态清零今日农业(2020年24期)2020-12-15我经历的四个“首次”人大建设(2019年9期)2019-12-27基于显著性权重融合的图像拼接算法电子制作(2019年24期)2019-02-23回忆我的打铁经历北极光(2018年5期)2018-11-19基于视觉显著性的视频差错掩盖算法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8年5期)2018-11-08一种基于显著性边缘的运动模糊图像复原方法苏州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1期)2017-03-20论商标固有显著性的认定知识产权(2016年8期)2016-12-01相对剥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期)2016-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