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析论

杨增岽 范嘉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这一重要论断包含三个重要层面：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的基本定性；
二是整体梳理其中的精神品质，并概括为“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三是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重要论断可以将三个层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高度契合”是前两者的最终落脚点，也是论断整体的中心内涵和本质凝练。抓住了“高度契合”，也就抓住了这一论断的核心。同时，这一论断又从属于“两个结合”之“第二个结合”的有机结构。要理解清楚“高度契合”，就离不开“第二个结合”这一整体。本文紧紧围绕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这一问题，谈几点初步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并不是孤立地提出“高度契合”这一重要论断的，而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论述当中提出的。既然已经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再专门提出“高度契合”，并专指“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具有一系列多层次的理论内涵。讨论清楚这一系列问题是研究新论断的逻辑起点。

(一)两者是先天属性与后天行为的关系

所谓“先天属性”，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在文化发生学意义上讲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如果以前者的基本观点为对象，以后者的价值观主张为“标尺”和参照加以比较，能够找到两者高度契合的部分。“契”意为“默契”，强调两者不经融通、不经互动，不进行任何加工和修补，在静态的比较中就天然地具有共通性。这种高度契合显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之间的先天属性。“高度契合”在“第二个结合”发生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于各自的文化基因当中。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关系并没有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主要课题加以比较，却日用而不觉地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高度契合”作为先天属性，既是理论生成的逻辑使然，也是由理论体系本身开放性所决定。一方面，早在16世纪至18世纪东学西传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就曾对西方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上古经济思想在西洋各国，确曾产生有相当之影响，尤以对于法国之重农学派为最显著。”[2]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的思想源泉本身就蕴藏中华文化的元素。[3]马克思在建立起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后，对东方问题进行过的研究如《鸦片贸易史》《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都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东方问题的可行性，在基本原理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也与东方文化具有内在关联，两者绝非截然对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4]，也意在不要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共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开放包容胸怀的民族，才会容纳世界不同文明在此交融交汇。”[5]中华文明是包罗万象的思想文化体系。例如，佛教自两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发展到唐代已融入中国文化社会，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在西方传统观点中，文明之间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亨廷顿主张把文明看成一种“文化实体”[6]。“实体”首先是一种有边界的“广延”，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是“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整体”，由此建立“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而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证伪了这一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开放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吸纳鉴别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中产生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7]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立足于全人类的解放，中华传统文化则在多民族多文化交流交融中发展，二者皆具有先天高度契合的可能性。

所谓“后天行为”，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发展过程，是两个先天具有高度契合属性的思想体系必须经历的过程。“高度契合”只是先在状态，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就要不断地在结合过程中激发自身的生机活力。

基于先天属性与后天行为的关系，也能够凸显出“高度契合”重大论断的创新性。以往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是出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定中华文化的问题，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说中国语言的问题，或者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高度契合”重要论断则包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定性，虽然从属于“第二个结合”，却又相对独立，成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重大创新。

(二)两者是前提条件与发展过程的关系

如果说“高度契合”作为一种“先天属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的基本定性，那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角度看，“高度契合”是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能够展开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8]“融通”与“契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层面是一致的说法。“高度契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点”，“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的“线”与“面”。“点”是由“线”到“面”的起点，也是相应的基础和贯穿始终的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是诸多传入文化之一。从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文章——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问世，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也不过两年多的时间。作为传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实践力量”？理论对革命需要的满足固然是基本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曾从传播学角度加以分析，认为“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另一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9]70。而传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性，也是传入文化在一国必须面对的“点”的问题。“结合”这一发展过程如果做得不好，结果就会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但如果没有“高度契合”作为前提条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就难以在人民群众中形成情感上的亲近、情绪上的共鸣、理想上的认同。缺乏相应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难以为群众所接受，往往还未待人们形成理性层面的认识，还未待论证这一系列主张的科学性，就先在情感上被拒之门外，更谈不上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了。

“高度契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条件，既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点”，又贯穿于理论本土化时代化始终。在这一过程中，“高度契合”无论是否为人所注意，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需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其自觉运用。中国共产党对“高度契合”的认识由不太自觉到高度自觉，是随着“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成为理论需要而逐步实现的。将马克思主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提供更多文化资源，“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18，这些都需要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过程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挖掘和运用“高度契合”论断。

(三)两者是静态联系与动态互动的关系

“高度契合”与“第二个结合”是先天属性与后天行为的关系，“高度契合”的先天属性决定了“第二个结合”具有前提条件，因此“先天属性与后天行为的关系”在逻辑上递进为“前提条件与发展过程”的关系。为了全面深入把握重要论断的含义，还需要进行更详细的语义分析。

拌和厂应在其设计、协调配合和操作方面，都能使生产的沥青混凝土符合工地配合比设计要求。运料设备应采用干净、有金属底板的自卸槽斗车，车槽内不得粘有有机物质。为了防止尘埃污染和热量过分损失，运输车辆应备有覆盖设备，车槽四角应密封牢固。

论断的句法结构除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定性的部分，是由两个核心词构成的，以“同”为连接词构成逻辑关系，突出彼此的亲和性。这种句法结构与“第二个结合”重要命题是一致的。但如果比较两者的语句表述，则会发现重大变化。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句子中的位置颠倒了。“第二个结合”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先，处于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被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在“高度契合”命题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前，“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在后，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仿佛要随之颠倒。分析这个问题，不能只关注句法结构，必须回到语句表述中来，注意两者是在何种语义下联系在一起。“第二个结合”命题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相结合”为落脚点，描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显然是动作的主动部分。“高度契合”命题中，两者并非要发生何种互动联系，而是在静态比较分析下，得出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结论。在比较意义上，一定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作为比较的标准和基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加以比较，发现有许多高度契合的部分。两个命题具有相同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6

其次，“第二个结合”命题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高度契合”命题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一对具有高度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人们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主体需要对客体属性的系统观点与评价。“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则是价值观体系当中最直接的话语表达，是直接唤醒人民大众，吸引其建立与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仰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价值观的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基本观念更有相通的可能性，在“高度契合”论断中较之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更为准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地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并以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旨，同时也包含了世界观方法论和相应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逻辑分析过程，属于更高维度的概念。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构成了包含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作为最表层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直接引起本土文化共鸣的部分，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

“高度契合”论断准确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构成“高度契合”的部分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而非其他，这是静态比较下得出的结论。诚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内在包含了逻辑分析过程，恰如“两个必然”既是一种结论，又是一套体系，但“价值观主张”较之于马克思主义之整体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一旦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态过程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就是具有更高层次和维度，构成理论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重要论断显性地要求充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隐性地要求不颠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它的主次关系。

总的来看，“高度契合”重要论断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实现了重大创新，既在静态上找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当代价值，又在动态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其中一个必要前提条件。

理论研究要从抽象到具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思想体现可以从不同角度与内容加以分析。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概念前文已经进行了界定，按照“人们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满足主体需要的新世界客体属性的系统观点与评价的最直接话语表达”的定义，可以总结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引和激励广大劳苦大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强大价值话语。本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之加以比较分析。

(一)以“天人合一”为重要体现的宇宙观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观主张

宇宙观，属于世界观的体系范畴，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包含宇宙本原和宇宙演化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以及人与宇宙关系的问题。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10]的方法影响到哲学，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超过一个界限，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以整体性思维把握人与宇宙的关系，提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1]161的论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两个完全独立、互不影响的对立实体，而是同处于有机整体当中，具有一体性和同一性。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185恩格斯指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2]560处于自然界之中的人，既是受动的，也是能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在于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12]560，随之“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12]560，达到人“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12]12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主张。

整体性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反映在宇宙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观点。《孟子·尽心》中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张载在《正蒙·诚明》中提出：“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
唯大人为能尽其道。”知性知天、天性一源的“天人合一”观点强调应该追求天道与人道的一贯相通，实则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同一性有所契合。中国哲学系统的宇宙观创始者当属老子。《老子》所描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以“道”为本源和发展动力，揭示了宇宙发展规律。人在宇宙中则应将“道”作为效法的对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依“道”行事，“万物将自宾”，整个宇宙的万物都将处于生命共同体当中，自生自化，和谐统一。这实际上就从规律的角度提出了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途径，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主张的“和谐一致”具有高度契合性。

(二)以“天下为公”为重要体现的天下观同“全人类彻底解放”价值观主张

天下观，是超越民族国家视野，分析“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13]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始终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追求全人类共同解放。《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1]539,“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538，将全人类共同解放作为共产主义基本特征之一。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是无产阶级，以往的阶级都是维护特殊阶级的利益，他们的革命“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11]581，而无产阶级所要占有的生产力是属于社会全体个人的，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是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随着无产阶级占有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将彻底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4]，最终将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全人类共同前途，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认知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途径。孙中山解释新三民主义时，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作“大同世界”，指出“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15]8751923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提出要引导和帮助实际行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9]241可见，“大同”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直接印象。

“天下为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的重要体现。《中庸》说所谓“天下”，乃是“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体现出“天下”边界的广阔性。《诗经》中的“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也表达了相同的涵义，即四海之内皆是天下，“天下”成为了一个政治实体。成为一体的价值旨趣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在讲为了符合“天道”，以免人类自取灭亡，要将一切政治实体容纳进“天下”的内部。不同民族和文化处于共同秩序，不再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达到“大同”境界。另外，实现天下统一也有方式方法。《荀子·正论》云：“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满足天下人共同利益，才是符合天道的做法，才能达成天下观的理想。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顺利接纳了马克思主义，并赋予其中国特色。

(三)以“民为邦本”为重要体现的社会观同“真正的共同体”价值观主张

社会观是关于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总看法。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共同关系当中，形成了“虚幻的共同体”，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只是对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无产阶级却要在“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11]165进行活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私有制被摧毁，旧式分工被改变，阶级对立不复存在，人们组成“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革命的无产者“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1]573。《德意志意识形态》用浪漫的手法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个性发展：“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1]573

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受阶级关系决定，不再被“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所束缚”，而是成为有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个人的关系。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所针对的人是“现实的人”，是由社会关系构成个体性的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活动和享受……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1]187，“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571共产主义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必须是“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11]581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主张个人的全面发展，又主张在社会中实现“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社会高度和谐和公平正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既是一种政治观，也是一种社会观，体现的是注重社会和谐稳定与人民幸福安康的古代民本思想。《论语·尧曰》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论语·为政》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要让人民既富裕起来，又要让人们文明起来，过上美好生活。孟子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离娄上》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尽心下》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还在《孟子·尽心下》这一篇中提出了一个贯穿时空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德经》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吕氏春秋》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等观点，都体现了“民为邦本”的社会正义观念，强调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性。这些观点虽然是从封建统治者治国角度谈的，但较之于“国”，确证了“民”的整体概念，突出“民”的社会性，并提出重民、富民、教民的基本主张，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促进人民素质发展，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主张的在社会中实现人的发展具有高度契合性。

(四)以“厚德载物”为重要体现的道德观同“真正人的道德”价值观主张

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道德层面所主张的，其中之一就是恩格斯提出的“真正人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核心在于消除对立。道德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524，在阶级关系极端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有着不道德的一面，总是“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16]196。为了获得真正的道德，就必须摆脱经验世界存在的枷锁，彻底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摧毁“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744，斩断“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通过现实运动否定阶级对立的社会利益关系，从而消除人与人的对立关系，实现真正的道德。因此，“真正人的道德”标志着异化的利益关系的消除，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达到高度一致，标志着“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11]335，标志着现实世界的被改造，“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11]33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虽然不可能提出社会革命以超越阶级对立，但在追求万物关系和谐统一的目标导向上，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集中体现在“厚德载物”的观念。例如，《周易》共有64卦，乾、坤两卦分别位于前两卦，作为总纲统摄其他。坤卦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的德行应该仿效“地”的德行，育化万物，包孕生灵，主张怀柔宽厚，兼容并包。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概括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世间万物之间，都应该讲德行，消除对立，崇尚和谐，人民皆是同胞，万物皆是伙伴。崇尚高度和谐统一的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具有高度契合性。

“高度契合”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新征程具备了再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底气，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最终又要归于理论自信。通过“高度契合”重要论断的理论意蕴可以从中华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大历史中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的开创性文化价值。

(一)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再审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发展过程。“四个现代化”“工业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协调可持续”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之于现代化建设的显性表达。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之一，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更为突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为艰巨，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更为重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答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不可避免地要回答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抽象地说，就是回答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本土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也是重要的课题。

中国的现代化早期尝试，肇始于洋务运动，这是一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运动，也确在器物层面客观地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现代化因素。自此，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一条主线。区别在于，不同历史时期，这条主线所处的位置有所不同。领导洋务运动的地主阶级提出了“中体西用”口号，意即用西方器物之学补充正统儒家文化之不足。维新变法主要领导者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借孔孟之道，推介变法的学问。随后，孙中山转向革命，梁启超等人则提出“新民”，彻底将现代化落在文化层面，又有了20世纪初期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和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回应式现代化”，那么这种“回应”主要表现为文化层面，文化之争在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想中具有中心性的地位。

由于客观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没有将文化作为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而是采取“先革命后建设”的方略，以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经济建设为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做支撑就没有先进的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必然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流和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现代化建设成就，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胜利完成，具有过去百余年未曾拥有过的坚实物质基础；
二是注重现代化的全面性，“全面”与“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共同出现。前者为探讨文化问题奠定物质基础，后者包含文化问题，两者共同决定文化问题必定要在新征程上给出更为科学的认识。“高度契合”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征程上对中华文化再审视的理论结晶。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文化进入到全新发展的新高度

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坚定历史自信的要义之一就是坚信文化复兴和文明复兴的必要与可能，是坚信中华文化和文明复兴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将是巨大的，恰如中华文明曾经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一样。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15“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离不开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与信念。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必要将中华文化精华主动自觉地挖掘出来，熔铸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格局当中。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要将其置于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大历史中去思考定位，从而置于人类文明史的大历史中去定位。一方面，西方现代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源一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风向标，如今，中华文化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将发挥出更多的世界价值。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前人未曾达到的物质基础和各方面条件，具备了文化复兴和文明复兴的全面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底气。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最终又要归于理论自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8]这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文化自信以更广视野、更深层次、更高境界，高度自觉地提出并运用“高度契合”论断，确证与承载着中华文化发展之唯一正道。“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民为邦本”与“以人民为中心”、“为政以德”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革故鼎新”与“守正创新”、“任人唯贤”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强不息”与“全面深化改革”、“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与“新型国际关系”——“高度契合”的部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焕发新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面向现代、走向世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时代精华”是对“真正的哲学”的最高评价，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最为普遍性和概括性的哲学高度，既回答了时代的问题，又在回答时代给出的重大问题过程中，汲取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从中华文化中提炼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方面，实践是理论创新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高度契合”论断的自觉挖掘和运用，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1]17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高度契合”论断放置于中国的、世界的、人民的和时代的大视野中，挖掘“契合”，推进“结合”，正确地回答了全面性系统性的“大问题”，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展现出了如此蓬勃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18-19

从文化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当中的精华凝练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等精华贯通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六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凝练、科学概括，其中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智慧光芒。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无不是对“高度契合”论断当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高度契合”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当代运用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直接诠释，也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最高层面对中华文化给出了当代诠释，使中华文化以“时代精华”之哲学结晶表现出来，才进一步使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焕发出更为充沛更为蓬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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