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新兴国家时代：历史、现状与未来

王 文，刘 迪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北京 100872)

从2022年起，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制将出现新兴国家化的重大转向。此前，G20领导人峰会迄今已成功举办16次，每一次峰会后的G20领导人公报都决定与引导着当年的全球治理主题与议程，[1]因此G20的发展趋势无疑具有重大研究意义。之前的峰会，至多每隔一年即由发达国家主办，但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依次在印尼、印度、巴西、南非4个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国家举办，[2]标志着自G20峰会召开以来，主办国将第一次系统性地发生新兴国家化的重心转移。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应积极抓住“G20新兴国家化”的机遇，强化与印尼、印度与巴西等国家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在引领全球治理上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七国集团(G7)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高达70%，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新兴国家的日益崛起，G7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在世界经济的发展需求下，新兴国家在转变中的国际秩序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G7集团决策能力逐渐弱化，原先的全球治理框架面临困境，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对话的机制需求亦日益迫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相互依存理论，国际经济中各个国家强调合作与博弈，这使得G20的机制化拥有了理论基础。因而“生于忧患”的G20机制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诞生的G20，笔者将延续之前的划分阶段，[3]按照G20的角色定位角度将其发展历程更新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9年9月至2008年10月的“部长级会议时期”，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这一时期的诞生。分别在柏林、蒙特利尔、渥太华、新德里、莫雷利亚、柏林、北京、墨尔本、开普敦举办了9次双部长会议。G20部长级会议成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既有的G7机制无法满足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需求。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G7意识到改革金融体系的必要性，为解决国际经济及金融问题，同时考虑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国际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1999年9月，G7 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华盛顿发表声明表示，同意由占全球GDP总量90%左右、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人口占比80%左右的20个主要大国的央行行长和财长参加，[4]旨在推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以及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其中成员国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各占一半组成，结构相对平衡，[5]这一现象显示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逐步受到重视。

表1 G20峰会发展阶段及历届会议议题

来源：作者根据各届次峰会官方网站整理。

尽管如此，1999年12月15日在德国柏林发表的第一份G20公报明确规定：“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6]根据唐纳德·普拉查及雷蒙德·霍普金斯在《国际机制》中关于非正式性的定义，非正式性是指通过成员国在目标上的趋同或者共识所建立的，并在共同利益及“君子协议”的执行基础上相互监督。[7]国际法上，正式与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机制的协议或承诺是否通过法律达成。[8]G20的非正式性反映出该机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仅仅是具有论坛性质的应急性机制。因此当时的G20在初期并未受到较多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其真实的国际影响力也极为有限。

第二阶段为2008年11月至2010年6月的“危机应对时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发展。前两年由美国、英国交替3次当主席国，三年内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多伦多举办。G20配套机制复杂，各类会议有约100种之多，加之G20没有常设秘书处，而采取“三驾马车”制，即会议主题、议程、会期、公报内容拟草、配套机制等具体事务，均由当届与上一届、下一届主办国共同协商决定。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交替当主席国，是为了确保其所关注的议题得以延续。2000～2007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大量份额，总体占世界总产出的比例从20年前的25%增加到将近40%。新兴市场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9]为遏制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发达国家不得不将新兴市场经济体纳入合作对象的考虑范围，让新兴国家真正平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层面上。

2008年11月15日，G20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首届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峰会，商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提出经济对策。这次峰会的召开结束了上一阶段作为松散、非正式国际组织的状态，转而开始协调各国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10]这标志着当今世界首要经济和金融治理论坛的诞生，使G20正式升级为二十国领导人峰会机制。2009年4月2日伦敦峰会，G20确定在2011年之后将升级为年度性、制度化的论坛，使其成了讨论应对危机的主要磋商和协调平台。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确定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世界银行份额。[11]

从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到多伦多，国际格局正在演变，新的全球经济已不仅仅由原先以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所主导，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开始改变21世界的权力平衡。

第三阶段为2010年11月至2015年11月的“预防机制转型时期”。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发布的《联合宣言》提到，在过去的4个峰会中，我们致力于为打破全球经济的急剧下滑，同时为全球的复苏与增长，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12]首次将发展议题设为主要议题的首尔峰会，标志着G20进入了新的长效治理机制转型阶段，转而开始世界经济恢复之路。同年开始转换为年度峰会机制，之后分别在戛纳、洛斯卡沃斯、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安塔利亚举办了G20峰会。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也是G20领导人峰会自2008年以来第一次在新兴国家举办，议题也逐渐扩展为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等新兴经济体的诉求，确保新兴市场经济体保持强劲、可持续增长，以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并创造好的工作机会。[13]同时，在该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430亿美元，占各成员国增资总额的10%。这表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及时向面临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贡献出新兴经济体的一份力量。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也探讨了新兴经济国家所出现的金融市场的动荡等议题。此后的峰会议题不局限于贸易促进与经济增长，更是加入了反腐败、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国际性议题。

第四阶段为2016年9月至2021年11月的“新全球化时期”，分别在杭州、汉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阪、利雅得、罗马等地举办了6次峰会。在此期间，非西方大国，如中国、日本、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经济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充分体现了G20已初步踏入非西方国家进程，进入“新全球化”。G20在2016年的杭州峰会上更是实现了三个“首次”：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
首次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制定了行动计划；
首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努力。[14]2019年的大阪峰会发出反对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宣言，明确确认自由、公平和非歧视的自由贸易基本原则。[15]这从广义上反映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寻找富有价值的方法来发挥自己的潜力，从而改变国际政治及经济结构。2020年3月26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当年的G20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就组织G20领导人紧急峰会，提出如何加强各国关于防控疫情的三方面合作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别峰会上亦发表了《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为题的重要讲话，体现了新兴国家在应对全球危机时所发挥的角色作用。2021年10月31日G20罗马峰会所发布的《联合宣言》为2008年华盛顿峰会之后篇幅最长的一份宣言，再次重申了G20的“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地位，以及多边主义在寻找共同有效解决方案方面的关键作用，例如共同应对疫情面对疫情等。[16]

从杭州峰会的召开，至新冠疫情的暴发，这段时期对于G20机制而言，虽然主办国家已逐渐全球化，议题覆盖面已逐步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阶层以及人群已加入“新全球化”，但面对疫情时各国所采取的抗疫策略之不同，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所反映的消极态度，使得全球经济前景面临不确定性。同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实行“退出外交”，在全球治理多边建制层面作出退出的表态，[17]使得各国对G20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除此之外，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扩张性政策对部分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较大的通胀压力，欧美主要大国在整个经济复苏期未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使G20机制仍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阶段。

第五阶段为即将进入的“新兴国家化时期”。2022年开始，G20峰会将连续三年由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西3个新兴经济体典型代表国家举办，因而议题方面将有利于延续新兴国家的诉求。印尼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家，印度与巴西作为金砖国家的重要新兴大国代表，这不仅意味着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崛起，国际格局已逐步向非西方国家平移，同时也表示此次发达国家关心的议题如气候变化、金融体系稳定等议题可能将会逐步淡化，而新兴国家所关心的发展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贫困等议题的重要性将空前上升，[18]同时印尼、印度等希冀提升本国地位的“印太”议题也会提上议程。此次G20机制的“新兴国家化”时代是否能够克服其上一阶段的“心有余而力不足”，转而维护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利益与诉求，再次推动整个集团的复苏，值得深入研究。

(一) 新兴国家的崛起

关于新兴国家的定义。作为进入21世纪以来被国际所广泛提及的概念，“新兴国家”的定义根据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新兴国家是指除39个发达经济体以外，根据高收入而被IMF财政检测机构划分为“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收入并不是新兴国家的唯一特征，而是需要持续强劲增长和稳定，在收入、全球贸易以及金融市场一体化等三个方面都更像发达经济体。[19]而根据全球最大指数提供商明晟公司(MSCI)发布的《全球市场分类框架》，新兴国家是指需要市场达到规模及流动性要求、市场准入标准，但并未对经济发展有严格要求。[20]David Muller认为，这些新兴市场的经典定义主要体现在数据上，但这些数据只能部分反映这些国家的活力和快速发展。[21]因此有学者基于经济、政治、历史的内涵，将新兴国家定义为同时满足经济上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政治上产生日益增强的全球或地区性政治影响，以及历史上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新兴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22]综合而言，新兴国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经济持续且快速发展、广泛分布于亚非拉等国家，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及规模、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来源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百年变局的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正趋向均衡，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因而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体现了其自身经济的快速且持续的发展，更反映出其对于国际秩序的参与度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无论新兴国家的数量有多少，无论基于哪种标准下的定义，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巴西3个国家均完全属于富有代表性的核心新兴国家。

关于新兴国家化。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GDP增长率显示，除2021年由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全球经济遭遇重创后的经济增幅有所回升之外，2017～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整体偏向于下滑趋势，但最强劲的区域经济仍表现在新兴经济体中。2021年印尼的经济增长率为3.3%，印度的增长率为9.0%，俄罗斯的增长率为4.5%，巴西的增长率为4.7%。

图1 2021年G20成员实际GDP及经济增长率分布图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anuary 2022，单位十万亿美元。

图2 2017～2023年世界及主要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8～2022。

图3 2017～2023年G20部分成员国及地区GDP增速对比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8～2022。

IMF2021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23]按照汇率计算法计算，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总额占全球总量的41%；
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的45%。

在不断复苏的区域经济体中，中国、印度、东盟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较为突出。根据Jalles关于区域贸易协定(RTA)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广泛的贸易开放有助于经济增长，[24]因而作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增长活力及发展潜力的地区，亚太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速较快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于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互联互通作用。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2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亚太经济体的经济韧性主要得益于区域内贸易及价值链联系的不断增强。[25]

图4 1991～2020年G20中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全球占比变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中心。

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开放，以及跨境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从1991年到2020年，G20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占全球的比重已由18%提升至63%。外汇储备作为偿还外债和干预汇率的主要工具，充分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减弱风险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击，增强本国货币的独立性。因而新兴国家外汇储备占比的提升有利于拓展国际贸易以及维护经济体内金融体系的稳定。

因而从经济的角度，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新兴市场不断增长的经济，巨大的国际消费市场潜力，使得新兴国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其在G20集团中的作用已愈加重要，G20新兴国家化亦随之而来。

(二)G20新兴国家化的特征

近年来的重点向全球南方的转移表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与促进多边主义方面将会起到指导作用。2022～2024年将出现史上第一次连续三年由新兴国家召开G20峰会的景象，因而新兴国家所设置的议题将会由于延续性而得到重视。

一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偏好的议题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将会愈发重要。基于“三驾马车”机制，G20轮值主席国与上届、下届主席国商议对当年议题设计及各项细节享有主导权。[26]因而轮值主席国在议题设置上具有较大的发挥作用，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议题中例如2019年日本峰会，其考虑到本国老龄化国情，刻意将应对人口老龄化放在议题的优先事项。随着G20的内部参与者范围的不断扩大，G20的议程扩展多年来已不局限于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等核心经济问题，而纳入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女性赋权以及数字化等问题。[27]随着新兴国家不断融入国际体系的动态，以及议程的不断深入拓展的趋势，因而通过分析其优先事项、利益冲突以及政策战略等更能够体现出接下来几年内所呈现的新兴国家发展趋势。

2022年起连续三年由新兴国家举办G20峰会，这意味着新兴国家所关注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减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援助以及数字化升级等议题均将被放在更优先的地位，且在未来三年都将在全球治理议程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这将充分有效地提升机制的可持续性与效率。近年来，新冠疫情导致约1亿人返贫，[28]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遭遇重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止步不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疫苗、技术援助迟滞，以及新兴国家所关注的南南合作(SSDC)等，这些都会成为G20重燃热议的话题。

以2022年印尼G20为例，印尼提出的主题为“共同复苏，强劲复苏”，聚焦三大议题“全球卫生架构、可持续能源转型、数字化转型”，关注的三个重点途径是“改革全球税收改革，合作打击腐败，深化基础设施融资”。2022年G20部长级会议和中央银行行长(金融轨道)会议优先事项包括同步退出战略以支持全球复苏；
抑制疫情对经济的创伤性影响，支持未来更强劲的增长；
强化数字领域支付系统；
促进可持续金融；
扩大包容性金融体系；
国际税收议程等。[29]结合印尼的基本国情，例如在公共卫生方面，印尼的疫苗接种率位列世界第四；
可持续发展方面，其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发展目标；
数字化方面，其也以近40%的份额在东南亚地区总数字经济规模中成为贡献最大的参与者。不难发现，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如此议程既反映了印尼的自身利益与国家战略，也体现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愿望，代表东盟国家充分行使全球治理的发言权，希冀推动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

二是以“印太”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新标识将会塑造全球治理进程的新走向。印尼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G20主席国的地位使其由原先以西欧、北美为中心的全球地缘版图边缘国一下子跃升为在太平洋、印度洋为重心的全球地缘版图中心国，战略地位空前提升。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第一人口大国，印尼的主张会得到东盟的全力支持。[30]同时，作为2023年G20主席国，印度亦将会鉴于与澳大利亚在民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两国在印太地区上日益密切的参与度与共同利益，从而加强两国长期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在“印太”视角下不断增强的全球治理重要性，将会推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地缘经济格局的重塑。

事实上，在2021年意大利G20时，英国、法国等国首脑都与印尼总统佐科进行了会晤，讨论印太地区的全球影响力。自美国政府在特朗普时期强化“印太”战略以来，西方多国都推出与印太相关的战略文本。2019年法国首先推出印太政策。[31]接着，荷兰、[32]德国[33]在2020年先后发布相关印太政策框架文本。2021年9月欧盟也发布印太战略文件，举行了欧盟—印度领导人，明确2025年欧盟—印度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34]因而可以预测，2023年印度势必会延续以“印太”为新地缘标识的全球治理逻辑。

三是在未来构想的全球治理理念的交锋与博弈将愈发明显。新兴国家的话语权空前提升，世界的走向将不再仅仅由西方国家所决定，国际金融、贸易与经济体系改革的迫切性将进一步放在G20的日程上。作为被忽视的全球大国，印尼正在崛起，其经济增长的60%依靠国内消费，加之“海上强国计划”的提出，[35]作为2022年G20主席国，印尼势必将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致力于在能源粮食安全、发展问题、经济复苏、绿色发展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公平合理的方面发展。

事实上，对于世界的未来，各个大国都具有宏大设想。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提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B3W)，强化与盟国关系、气候变化应对、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用以制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全球影响。欧洲在2021年提出的“建设更好未来”(Build Forward Better)战略，并在开幕后就召开主题为“支持中小企业和妇女以建设更好未来”的边会，体现出欧洲的独立性。[36]中国则在2013年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阐释了中国的全球治理价值、目标与路径，并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从中国理念转变为世界话语，成为同样令世人关注的人类未来构想。2021年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GDI)，更是体现了对发展问题的重视，旨在助力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议程，展现了大国领袖担当，表达了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携手务实合作，响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期待，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发展领域的生动体现。

尽管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理念上存在不同的诉求与分歧，但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博弈的结果也许会是不仅仅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治理框架，而是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沟通与协作，而推动整个全球治理进程。

G20机制的出现本身源于全球治理形式体系的不充分性与低效用性，即各个经济力量的无力协调，因而G20是全球治理历史上的重大创新。2008年，G20机制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16年中国杭州G20后，中国推动G20机制向长效全球治理机制转型，[37]功能不断拓展、议题持续增加，互动更加频繁。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G20在同年4月即召开视频致力于推动全球协同应对新冠疫情，积极倡导中国主张，推动中国方案。2022年之后的G20新兴国家化，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多层次建立与新兴国家的合作体系。当前，世界各大经济体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出现全球治理失灵，导致治理赤字，俄乌冲突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冲击已拉响“新冷战”的警报。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时代，全球治理更需要融合各方力量，结合创新的秩序理念。中国应当充分意识到G20成员国中所存在的三个小集团，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欧洲中心派(分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欧盟)，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韩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阿根廷)。[38]随着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所产生的风险不断加深，美国和欧盟已出于共同利益重新站在一起，重回G7核心框架，G20在某种形式上已出现立场分化，各项协议存在被落空的风险。伙伴关系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秩序理念原则，即基于双方的信任与认同而产生的关系治理，并通过构建伙伴关系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39]因而，中国应当合理利用伙伴关系，保持自身政策的独立性，同时充分抓住G20机制新兴国家化的机遇，进一步夯实与印尼、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联合新兴经济体，避免被发达国家分化及打压，从而共同推动国际格局的演变。

与印尼的双边关系，已成为地区国家互利合作的典范。[40]中国与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及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两国共同利益广泛，发展潜力巨大。两国关系持续巩固，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增长迅猛，在2021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卫生医疗合作特别是疫苗生产和药物研发合作成效显著，新冠疫情期间，印尼80%的疫苗都来自中国。[41]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地，中印务实合作的旗舰项目雅万高铁有望2022年年底建成通车。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区域综合经济走廊”的深度对接，2021年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近六成。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东盟的协调员，将会受到来自东盟持续的支持，这意味着印尼的发展不仅关乎自身利益，同时承载着东南亚国家的地缘利益。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印尼在整个对外合作中亦发挥着核心作用。因而，面对全球和地区局势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强中印尼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的必然选择。[42]2022年，印尼首次接任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治理平台，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中国可借此机会通过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交流，继续夯实与印尼之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

与印度的双边关系，G20是难得的交流沟通平台。近年来，因边境摩擦的反复，中印两国出现了僵化、止步不前的迹象，连续三年持续低迷。印度国内对中国崛起的提防与警惕声音持续高涨，还借美国的印太战略之势制衡中国。但中印两国在G20战略中具有较大的趋同性与一致性。[43]印度作为多边外交的成熟参与者，自独立后就寻求借助中国的支持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打破西方国家在世界主要论坛中的垄断地位。多年来，印度在G20中强调均衡的可持续增长、反恐融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重要机构的改革以及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重要议题，呼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稳定，主张全球经济治理应当充分听取印度、中国和巴西的立场基础上进行决策。[44]同时，其在贸易、基建、投资等领域有求于中国，2023年G20的主办更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预计印度将围绕疫情后的复苏制定相关议程。[45]作为同样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因而两国必须坚守“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坚持增进互信，避免误解误判，彼此作相互成就的伙伴，不当相互消耗的对手。[46]中国更应当抓住G20机制的机遇，增强与印度在智库、教育、学术、社会层面的沟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印文明层面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两国应当尽量多地开展合作与交流，在研究领域建立学术互信关系的基础上，共建深度合作平台，从而共享学术研究成果。[47]以G20、金砖等多边机制为重要平台，促进相互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重新回暖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互学互鉴。

与巴西的双边关系，亦可借助G20平台未雨绸缪。近年来，中国和巴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发展，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作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1年双边经贸克服新冠疫情等不利影响，同比增长32%。[48]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不断深入，为拉美地区提供了积极样本。而作为拉美首位强国及金砖成员国，巴西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经贸等多方面均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诉求。基础设施方面，巴西数量上的不足以及质量上的缺陷难以满足其巨大需求，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能够与之互补，推动巴西经济发展进程。[49]绿色转型方面，巴中两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互补优势，能够通过双方低碳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两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50]除此之外，素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博索纳罗总统2023年将届满，巴西社会的左翼势力高涨，对华友好、被称为巴西“史上最好总统”卢拉有可能强势回归。2024年巴西主办G20必然需要中国的全球治理经验、投资贸易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加持。中国若能充分利用在社会、文化、经济领域与巴西的铺垫，这将不仅仅成为中国在拉美世界提升影响力的关键，更是通过拉美制衡美国、布局全球的战略必由之路。

此外，重视新兴国家在议题设置中的建设性作用。G20峰会要取得重大成果至少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国际社会有取得共识的迫切需求；
二是峰会议程设置应具有延续性、可操作性。[51]在G20由“新全球化时期”转向新兴国家化的过程中，议题重心已逐渐由于延续性而转向新兴国家的利益。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经济复苏无疑是当下的核心议题。针对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推进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共同构建更强劲的全球卫生治理架构；
同时重视发展中或低收入国家将出现的疫苗问题。针对全球经济复苏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2021年全球债务较2020年新增10万亿美元，超过八成的债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52]中国作为《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的最大贡献方，应当呼吁主要发达国家采取负责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增加新兴国家外币债务，从而安全度过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G20机制的外围配套活动丰富，正如俄罗斯筹备协调人会议所说：“为了刺激投资，我们需要与企业讨论问题，需要智库的参与，必须进入公民社会，了解他们对需要做什么的事情的观点。”[53]这句话体现了G20丰富的配套活动，包括G20商业(B20，Business20)、G20公民(C20，Civil Society20)、G20劳工(L20，Labour20)、G20妇女(W20，Women20)、G20青年(Y20，Youth20)、G20科学(S20，Science)等，[54]其中G20智库(T20，Think Tank20)是最重要的游说与影响力量之一。智库在G20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思想库”、责任来源和具有连续性质的网络。[55]而T20通过为政策制定和实施制定“协调话语”，从而推动G20的全球经济治理进程。[56]第一次T20会议于2012年2月在墨西哥举行，由墨西哥担任主席国。俄罗斯在担任2013年G20主席国时继续推进了这一进程。2012年12月，俄罗斯则在担任2013年G20主席国时，在莫斯科举行了T20会议。澳大利亚也一直认为，T20是G20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能够为该进程提供重要的分析性投入。[57]

历届T20都是推动G20领导人公报的智囊团与思想库。笔者亦从2013年已开始参与T20机制，曾担任2016年中国T20共同牵头智库负责人，[58]深知智库在G20机制各项进程中的重要性。G20机制的新兴国家化时代，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多边舞台上的作用，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议题。

中国智库应当高度重视配套活动，积极发挥非政府力量。提高中国智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对G20事务合作的参与度。近年来，新兴国家经济受挫，发展中国家增长遇阻，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抗疫成效显著，[59]以及社会治理卓越等积极形势为国际社会所注意。中国智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应当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参与G20合作事务，就当年的议题展开沟通，强化对外交往，尤其是与新兴国家的合作交流，以对话的形式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应当加强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对于G20的合作研究模式。中国智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需要更深刻地总结与梳理中国的发展经验与相关主张，同时聚焦全球重大议题，加强国际机构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九年多来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基建投资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的国际原则，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各类文件中，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使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创新、增长有了新的战略参考选项。这些内容需要用更鲜活的社会案例、更简捷的理论概括、更广泛的信息报道进行国际传播，为未来三年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影响力提供新动力。

综上所述，G20机制将进入“新兴国家化时期”，符合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需要。随着新兴国家经济活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在国际事务决策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力的增强，新兴国家力量的关联性与延续性将逐渐体现在G20的议题设置上。面对新的机遇，中国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智库应当全力配合，抓住G20机制的新兴国家化机遇，加强新兴经济体内部交流合作，利用与多边机制的关系落实新兴国家议题，妥善解决南北经济失衡问题，促进多边关系提升，助力民族复兴进程，为提高全球治理话语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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