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环境下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发展
时间：2023-04-19 10:1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真
提 要：
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法、 网络调查法收集、 梳理、 分析了国内外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的相关研究资料， 结合5G 网络、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归纳了信息社会环境下技术、 资源、 建筑、 服务、 馆员五位一体的图书馆、 档案馆、博物馆智慧融合发展思路。
笔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智慧融合的前提和保障， 智慧融合不仅需要资源、 服务、 人员内在因素和建筑外形的协调发展， 还需要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创新。
信息服务机构的智慧融合将创造出更大的文化价值，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共生共长的历程。
我国许多民间藏书楼承担着藏书和文物收藏的双重功能。
国外始建于公元前3 世纪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天文学、 医学及文化艺术书籍， 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科学与艺术中心。
在整个20 世纪， 图书馆学与档案学、 博物馆学、 信息科学被认为是同源的学科［1］。
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与成熟应用， 彻底颠覆了传统图书馆、 档案馆与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模式。
尤其是2019 年我国工信部发放5G 商用牌照， 正式标志5G 智慧时代开启。
5G 网络超高传输速率、 低延时、 支持大规模高密度设备连接的特性， 将进一步扩大与深化人工智能、 区块链、 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与价值。
本文试探讨图书馆、 档案馆与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如何在信息社会环境下协同合作， 将智慧技术与珍贵馆藏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资源利用率、 优化管理结构、创新服务体制机制， 为身处万物互联时代的用户提供智慧化、 多元化、 个性化， 以及无处不在的知识服务， 构建起一个更加智慧、 开放、 面向未来的文化融合机构，开创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崭新未来。
（一） 国外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
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收集， 笔者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数据库为数据源， 使用高级检索， 检索格式为主题词＝ “library” AND “museum” AND “archive” AND “convergence” 和主题词＝“library” AND “museum” AND “archive” AND “integration”， 经过两次检索整理去重后共获得有效记录73 条（见图1）。
图1 国外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发文数量
根据统计结果， 共有39 个国家／地区发表了相关文献， 文献主要从情报学图书馆学（39 篇）、 计算机科学（28 篇）、 艺术人文（20 篇）、 通信技术（6 篇）、 教育研究（4 篇） 等方面对该领域开展了研究， 按发文量排序， 美国（10 篇）、 英国（9篇）、 澳大利亚（6 篇） 位列前三名。
国外对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的研究最早见于1998 年Asian Libraries杂志对同年8 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的“Seminar on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Age：Challenges for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研讨会的报道， 研讨会旨在为数字环境下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战略合作提供新的思路［2］。
Duff 等人通过对加拿大的两个机构和新西兰的三个机构协作与融合的实践考察， 并对一些专业人士进行了六个主题的访谈调研：
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支持学术活动；
利用技术发展的优势；
提高预算和行政效率；
理解不断发展的数字替代实物；
全面看待藏品， 认为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融合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现象［3］。
Given L. 等人认为，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作为文化遗产宝库的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
这种融合在知识和信息的获取、 记录、 存储过程中实现了对历史的传承， 并可以改变对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传统认识， 充分发挥文化机构再现历史的重要功能［4］。Marty Paul F. 认为， 在数字化融合中， 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对数字资源的日益使用和依赖， 使这些机构之间的传统区别日益模糊， 而文化遗产信息专业人员的素质是否能超越传统的边界， 将是信息组织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关键［5］。
（二） 国内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
国内相关文献的收集， 以CNKI 数据库为数据源， 使用高级检索， 检索格式为主题词＝ “图书馆” 并含“档案馆” 并含“博物馆” 并含“整合” 和主题词＝“图书馆” 并含“档案馆” 并含“博物馆” 并含“融合”， 经过两次检索整理去重后共获得有效记录79 条（见图2）。
国内文献主要从情报学图书馆学（58 篇）、 数字资源整合（28 篇）、 公共数字文化（8 篇）、 资源共享（4 篇）、 融合服务（6 篇）等方面对该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
图2 国内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发文数量
我国对图书馆、 档案馆与博物馆融合发展的研究起始于2003 年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发表的论文—— 《我国图书馆、 档案馆与博物馆资源整合初探》， 刘家真认为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三者的资源只有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为用户提供服务， 才能够求得共同发展［6］。
此后南京大学朱学芳教授对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数字化协作建设与数字化服务融合进行了深入研究［7］；
武汉大学肖希明教授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8］。
（三） 国内外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分析
通过梳理国内外对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融合发展研究（见表1）， 表明该领域国内比国外在研究时间上起步大约晚了五年。
在研究方向上， 国外更加注重对技术、 人文与教育方面的研究， 而国内则侧重于对数字资源整合与公共文化的研究。从研究高峰时段看， 国外在该研究领域从2003 年至2005 年有一个小高峰， 此后研究热度回落， 2017 年至今对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再次回升；
而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高峰主要集中在2012 ～2016 年。
表1 国内外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融合发展研究比较
2010 年南京大学朱学芳教授团队主持的“图书、 博物、 档案数字化服务融合研究” 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课题组先后发表6 篇论文， 深入研究了图书馆、 博物馆、 档案馆数字化协作建设与服务融合问题。
2013 年武汉大学肖希明教授团队主持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研究” 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 课题组先后发表8 篇论文， 系统研究了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问题。
而后国内在该领域研究文章的数量趋于平缓。
从整体趋势看， 21 世纪以来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的融合研究已经成了业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近年来， 以5G、 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不断发展， 为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智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提供了新的契机， 带来了新的挑战。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实际上是机构所有要素和活动的智慧化，是信息多维管理和利用模式的创新， 是在实现全面信息化基础上， 整合相关资源（包括实物、 数字和空间等资源），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 使管理和服务更加智慧化。
随着我国5G、 人工智能、 区块链、 物联网、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的协同发展， 信息社会环境下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资源、 技术、 建筑、服务、 馆员五位一体的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服务体系（见图3）， 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图3 五位一体的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服务体系
（一） 智慧资源共建共享
资源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基础。
对于身处万物互联时代的用户来说， 根本不在乎信息资源的具体出处， 不管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 还是在博物馆的文物里， 抑或是在档案馆里某份协议档案中， 只要他们确实能够找到， 确实能够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就行。
在当下， 任何单一的信息服务机构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收集齐全所有的信息， 况且依靠资源单一的机构开展的服务也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 个性化的信息需要。
因此在信息社会环境下，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组织机构应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深化资源建设， 克服语言、 格式、 类型等方面的差异， 将异构的资源进行标准的转换与集成， 构建一个同质化的、 规范化的、 可供用户一站式访问检索的集成服务系统， 提高资源建设的效率和服务的效益。
2003 年丹麦文化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专门负责为档案馆、 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机构之间的合作拟定建议。
委员会对数据内容、 数据格式和数据传输方式进行了规范， 以便在网上以统一的形式呈现档案馆、 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信息。
丹麦日德兰北部文化历史数据库（NOKS）， 同时收集整合了9 个信息服务机构中的文化历史资源， 数据库共收集了11.5 万条记录， 包括不同类型的资料， 如印刷品、 书籍、 册页、 剪报、 录音带、 电影和录像带等， 以及8000 余张照片。
其建设目的是使图书馆、 美术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藏品能够在互联网上提供一站式访问， 为用户提供一次搜索就可以在9 个不同机构中检索到丹麦北部过去10 ～15 年数字编目资源的服务［9］。
（二） 智慧技术深度应用
技术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核心。
从技术角度而言， 智慧意味着自我更新、 灵活、 功能、 集成、 高效、 弹性、 自主和适应性［10］， 还意味着自动计算、 自我配置、 自我修复、 自我保护和自我优化［11］。
没有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没有数字技术的发展， 没有互联网技术的全面覆盖，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就无法实现。
每一项技术的发展进步都为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5G 网络技术、 情境感知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 电子射频识别技术、 机器学习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等多项信息技术协同发展， 形成了全新的信息环境。
依据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资源结构、 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
信息社会环境下多馆智慧融合发展的技术框架可分为六个层面，即机构资源层、 基础技术层、 系统层、 感知层、 应用层和服务层（见图4）。
图4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技术框架
（三） 智慧建筑一体融合
建筑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外在表现。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 -2015） 规定智慧建筑智能系统一般包括综合布线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视频监控及报警系统、 门禁一卡通系统以及楼宇自控系统等［12］。
智慧建筑中的所有设备设施（包括建筑运行本身） 全部终身在线，接受管理系统的智能调度控制， 包括空调、 灯光、 电梯、 监控等各类子系统， 可以提供安全预警、 人流管理、 人脸识别、 空间预约、 室内导航、 绿色节能、 消防安保、灾害防护等服务。
例如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项目聚集国内外多位建筑大师的设计理念， 形成独特的集中设置建筑结构形态， 包含“三馆、 两中心、 一长廊”， 即滨海图书馆、 美术馆、 科技馆、 演艺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 文化长廊， 总建筑面积31.2 万平方米。着力打造“智慧文化” 复合型绿色节能可持续发展的多馆融合模式。
滨海美术馆越层空间内的可移动展墙可根据不同主题自由分隔组合展览空间， 灵活的平面组织和7 米空间净高可以布置大型展具， 照明灯带被整合安装在屋面吊顶内， 为展览空间提供多样的照明方式， 而可调节的射灯也可以为多种展览空间营造不同的基调。
馆内9个展厅集艺术交流、 创作、 展示、 公共教育、 艺术品售卖于一体。
滨海图书馆内直径为21 米的球形“滨海之眼” 多功能报告厅表面的44 万个LED 灯可显示多种图案和文字， 用户在馆内可以使用自助设备轻松享受身份注册、 图书借还、 信息检索等智慧服务［13］。
（四） 智慧服务无所不在
服务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最终目标。
智慧服务是在充分利用新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利用新信息技术应提供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①信息社会环境下，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书籍借阅、 档案存储及文物参观的公共场所， 而是应整合各自馆藏深度开发利用， 形成新的文化资源， 实现知识的增值与创新， 形成综合集成的社会效益。
如美国林肯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将两馆5.2 万件馆藏进行数字化， 向全世界开放使用， 数字化后的实物馆藏在互联网上可以多角度、动态旋转观看。
两馆还在整合数字化馆藏的基础上开发出“Under his hat” 开放教育资源供美国中小学使用。
观看“Lincoln"s eye” 5D 演出剧目， 观众可以“沉浸”在历史场景中， 感受“林肯精神”［14］。
②提供基于用户年龄、 教育程度、 兴趣爱好等特征的定制服务；
提供基于资源挖掘和用户需求分析的知识服务；
提供通过图像采集和轨迹跟踪来分析用户行为等智慧服务。
③提供基于智能系统的精准服务。
如使用温度传感器设备确定场馆内的环境， 以最适宜的温度湿度保存古籍、 档案与文物等珍贵资源。
（五） 智慧馆员角色转型
馆员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关键。
信息社会环境对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馆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馆员不但要掌握新信息技术来整合利用各种类型资源， 而且还要能根据未来学习型社会的发展为用户提供相应的教育指导， 承担起教育者的角色。
信息社会环境下的智慧馆员一般应具有以下素质：一是可以成为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 推广者， 熟练用户和教学技术的支持者；
二是关注用户的学习方式， 与专家团队共同开发课程与服务；
三是向用户提供学习和研究所需的专门软件和硬件；
四是可以开发在线教程和指南， 对用户进行先进技能的培训， 以便用户选择合适时间进行自我学习。
（一） 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智慧融合的前提和保障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步是21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成果， 颠覆了传统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对资源存储、 处理、 组织、 传播、 展览的方式， 使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无缝地获取数字资源， 而不必担心机构或国家的边界［15］。
这两项技术的创新性突破， 以及这两大技术衍生出的其他相关技术， 如5G网络、 人工智能、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数据挖掘、 射频识别、 增强现实、 智能机器人和区块链等技术， 创造出了信息服务机构全新的智慧服务模式， 如无感借阅、 云课堂、 智能定位、 超高清互动直播、 机器人参考咨询服务等。
可以说没有技术的发展进步，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是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技术的发展进步为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融合， 更是资源、 服务与人员内在因素的融合
除技术因素驱动外，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 应该不仅仅是把几个类型机构简单地合并在同一个建筑物理空间内， 而更应该是资源、 服务与人员等内在多种因素的智慧融合。
各信息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应充分利用新技术整合挖掘馆藏， 建立起资源之间的内在映射关系， 为用户提供一个中心点， 以便用户在多个机构的馆藏中获取信息。
如将博物馆中实物艺术品和档案馆中与该艺术品相关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中与该艺术品对应的研究文献建立起内在的映射关系， 方便用户在参观实物的同时了解其创作背景及研究现状。
近些年来， 我国一些大中型城市涌现出一批“多馆合一” 的建设工程。
如淮安城市文化航母项目集博物馆、 图书馆、 文化馆、 美术馆于一体， 深圳龙岗“红立方” 项目融合了龙岗区科技馆、 青少年宫、 公共艺术与城市规划馆， 预计2022 年建成的浙江省之江文化中心项目包括浙江图书馆、 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文学馆四馆合一。
这些大体量建筑工程不但在空间和硬件设施上实现共建共享， 更是在服务和人员上汇聚了当地的优质资源， 如何发挥好这些融合优势， 加强机构之间内在软实力的提升， 将是信息社会环境下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智慧融合长期努力的方向。
（三）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需要管理体制上的改革与创新
在我国文化管理体制中，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隶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图书馆隶属当地文化局管理， 档案馆隶属当地档案行政机构管理， 而各类型的博物馆又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
复杂多头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我国信息服务机构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
刘家真教授曾指出：
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禁锢了内容基础结构的建设。
因此， 要在我国实现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真正意义上的智慧融合， 需要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作为支撑。
因此， 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如英国在2000 年成立了博物馆、 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LA-Resource）， 其目标是推动和指导三类机构之间的融合发展。
德国于2001 年成立了名为欧洲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联盟（EU BAM） 的专业组织， 目标是在德国国内和欧盟各国两个层面推动图书馆、 博物馆、 档案馆、 美术馆在文化科学信息领域的合作［16］。
在信息社会环境下改革创新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 是推动我国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将创造出更大的文化价值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是一项多学科融合的工程， 不同专业、 多种文化融汇交织碰撞在一起或将发生多元“化学反应”， 产生“1 ＋1 ＞2” 的效果，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
如2019 年3 月，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与美术馆、 档案馆合办“神州国光：
黄宾虹艺术文献展”， 展览内容包括馆藏大量黄宾虹珍贵文献、 画册图录、 历史影像、 部分未公开的书信；
黄宾虹在中国美术学院工作时期的档案资料，以及黄宾虹精品绘画原作30 幅。
此次以三馆融合模式举办的展览活动规格高、 资料全， 吸引了美院师生及众多艺术爱好者参观学习， 不仅促进了美术教育， 为中国书法和国画的教育教学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素材， 而且推动了国内外艺术学者对黄宾虹的深入研究， 各种国际学术研讨成果在展览期间涌现。
高质量的展览活动促成了一大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如洪再新教授的《黄宾虹的世界意义——从王中秀的中国近现代艺术研究谈起》， 白砥教授的《传统精神深处的现代因子——黄宾虹的“内美” 及其表现方式》， 后藤亮子的《黄宾虹与日本之缘初探》， Juliane Noth 的Huang Binhong"s Works As Seen Through Periodicals From1930s（ 《从1930 年代期刊看黄宾虹》）；
Claire Roberts 的Archives ＆ Affinities：The Entwined Legacies of Huang Binhong and Wang Zhongxiu（《艺术文献和学术上的缘分：
黄宾虹与王中秀》）。
“神州国光：
黄宾虹艺术文献展” 多馆融合展览活动， 充分挖掘了各馆的资源， 将艺术展览与美术教育、 美术研究融为一体， 产生了“1 ＋1 ＞2” 的效果， 创造出了更大的文化价值与服务成效。
（五）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发展不仅是一项多学科、 多技术的综合性系统工程， 而且也是一条文化机构创新、 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克罗地亚J. J. Strossmayer 大学信息科学系Sanjica Faletar Tanackoviæ 等人认为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是自然的合作伙伴， 相互合作是未来的趋势， 有助于机构发展， 并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17］。
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使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机构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失， 特别是以5G、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普及应用，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 将赋能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纵深化融合。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过往难以实现的智慧应用场景将在新信息技术支撑下顺畅实现， 如用户经过人脸识别统一认证系统进入场馆参观， 计算机系统即刻通过用户可穿戴设备感知读取过往历史数据， 传输到云平台经大数据系统分析与挖掘，经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后将预判信息以人机互动友好界面推送给用户。
新信息技术普及应用将激发行业联盟的服务效能， 提升社会效益， 最大限度地让用户受益， 促使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的智慧融合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总之， 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日益使用和依赖， 模糊了传统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之间的区别， 促成不同类型信息机构的数字化融合。
本文收集、梳理、 分析了国内外对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数字化融合的研究成果， 结合近年来5G、 情境感知技术、 增强现实技术、 人机交互技术、 电子射频识别技术、 机器学习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等多项新信息技术协同发展形成的全新信息环境， 归纳了集技术、 资源、 建筑、 服务、 馆员于一体的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智慧融合发展建设思路。
笔者认为在信息社会环境下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智慧融合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注释
［1］ Tanackovic， S.F.， Badurina， B.， “Collaboration of Croatia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Experiences from Museums”，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9， pp.299 -321.
［2］ “Seminar on Convergence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for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 Asian Libraries， 1998.
［3］ Duff， W.， Carter， J.， Cherry， J.M.， “From Coexistence to Convergence：
Studying Partnerships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Information Research， 2014， p.21.
［4］ Given， L. ， Mctavish， L. ， “What"s Old is New Again：
The Reconvergence of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in the Digital Age”，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0， pp.7 -32.
［5］ Marty Paul， F. ， “Digital Convergence and the Information Profess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Organizations：Reconcil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mands”，Library Trends， 2014， pp.613 -627.
［6］ 刘家真：
《我国图书馆、 档案馆与博物馆资源整合初探》，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3 年第3 期。
［7］ 赵生辉、 朱学芳：
《图书、 档案、 博物数字化服务融合策略探析》， 《情报资料工作》 2014 年第4 期。
［8］ 唐义、 肖希明、 周力虹：
《我国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模式构建研究》， 《图书馆杂志》 2016 年第7 期。
［9］ Ruth， H. ， “The Benefits of Archives， Libraries and Museums Working Together：
A Danish Case of Shared Databases”，New Library World， 2004， pp.290 -296.
［10］ Bailey， C. W. ， Jr， “Intelligent Library System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s”， http：／／www. digital-scholarship. org／cwb／intlibs. pdf.
［11］ Spangler， W. S. ， Kreulen， J. T. ， Chen， Y. ， “A Smarter Process for Sensing the Information Space”，IBM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0， pp.1 -13.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的公告》， http：／／www. mohurd. gov. cn／wjfb／201508／t20150827_224040. htmll。
［13］ 冯·格康、 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等：
《天津滨海文化中心》， 《建筑实践》 2020 年第2 期。
［14］ 王巧玲：
《美国林肯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融合服务创新实践及借鉴意义》， 《档案学研究》 2020 年第1 期。
［15］ Dempsey， L. ， “Scientific，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 Shared Approach”，Ariadne Web Magazine for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s， 1999， p.15.
［16］ 李农：
《欧美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馆际合作趋势》， 《图书馆杂志》 2008 年第8 期。
［17］ Sanjica， F. T. ， Boris， B. ， “Collaboration as a Wave of Future：
Exploring Experiences from Croatian Archives”，Library Hi Tech， 2008， pp.557 -5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