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美现代设计教育的领路人—高永坚设计教育思想探析
时间：2023-04-19 08:5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图：吴卫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武姣姣 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国民经济水平得到了提高之后，人们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及精神层面的提高。首先，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发展，对高层次产品的需求上升到对专业设计人才的需求；
其次，一系列注重产品升级换代和商品外贸发展相关政策的颁布，直接推动了我国工艺美术教育向现代设计教育的转型。[1]
特别是1982年由我国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应时召开，此次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个工艺美术学术型专业座谈会。座谈会对工艺美术的教学改革和发展及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对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复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同时，随着“国门”的渐开，与外界的交流学习，国外的一些新的设计理念陆续传入我国，由此，一股“构成热”的浪潮迅速掀起，“三大构成”对我国传统的图案教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业内褒贬不一的议潮此起彼伏，从而引发了设计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对传统的图案教学方式与新式的设计教育方式的思考。对于当时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高永坚来说，此次会议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原本就对包豪斯设计理念抱有好感的高永坚，在察觉到中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进入到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阶段后，也逐步开始了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教育的改革之路，推动了广美现代设计教育的进程。
高永坚（1925～1999），广州人，祖籍是广东南海。1925年出生在一个铁路高级职员的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共七个，他排行老四。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躲避战争，高家父母将高永坚和他的一个妹妹一起寄养在南雄新田慈幼院[3]，1938年（时年13岁）广州沦陷前夕，南雄新田慈幼院整体迁至广西桂林，随后，高永坚通过选拔考试公费就读于桂林甲山德智中学，1943年（时年18岁）中学毕业后到柳州进入“郑可工作室”跟随郑可[4]学习绘画、雕塑及工艺设计。跟随郑可学习期间因其勤奋好学深得郑可赏识，郑可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包豪斯”一词就此进入高永坚的视野。从对欧洲现代设计的初步认识到接收郑可从国外带回的系统的现代设计体系，对高永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塑造有着启蒙性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高永坚同郑可一起回到家乡广州学习，同时还就职于广州黄图文化企业公司，同年10月他又追随郑可去往香港，之后的4年里高永坚一边在亚洲石印局担任商标印刷设计师，一边还在郑可搬到香港九龙塘的工作室继续设计上的学习。[5]也正是这些年追随郑可的学习经历，为后来高永坚致力于推崇包豪斯设计理念和创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在港期间高永坚始终坚定地秉持着拥护新中国的理想信念，曾于1949年（时年24岁）在郑可的指导下与蔡里安[6]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用于参加“劳军美展”的大型浮雕《人民领袖毛泽东》，但因多次组织和参加在香港与国民党敌对势力的斗争，被当时的英殖民地当局拘捕并冠以“不受欢迎的人”，于1950年（时年25岁）遣送回大陆。
此后他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进行陶瓷的学习，1954年（时年29岁）毕业后被派至佛山进入石湾陶瓷雕刻工厂创作室做创作员，进行石湾陶瓷艺术的恢复、振兴和发展工作，同时进行中国古窑名瓷的研究，并任广州人民美术社美编。1963年（时年38岁)之后便一直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历任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教研组长、系主任，在1983年（时年58岁）至1985年（时年60岁）间担任广州美术学院第二任院长，期间致力于工艺美术教学和新兴设计学科的试点改革工作。[7]1986年（时年61岁)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称号。1995年（时年70岁），广州美术学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教学成果汇报展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高永坚在广州美术学院改革工艺美术教育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高永坚编辑出版有《毛泽东纪念堂建筑装饰陶器》（1950年）《石湾陶器艺术选集》（1980年）《晓港窑作品集》（1997年）等。
高永坚
张海文（右）和恩师高永坚（左）合影
高永坚高度重视基础教学，他对学生的培养有着独特的方式，威严的同时也能给予学生最大的肯定和支持，为我国培养出新型的设计人才；
在工艺美术教育的改革和建设上敢于发声并付诸行动，敢于用人、敢于创新，对广州美术学院甚至全国的工艺美术教育向现代设计教育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高永坚个人陶瓷艺术设计能力极强，通古博今，技法卓绝，注重实践经验，对我国传统的陶瓷技法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在陶瓷艺术的创新发展上有着非凡的成就。
1.重视基础教学，培养新型人才
在工艺美术教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上，高永坚秉持着对基础教学的重视态度及其独特的教学方式，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2年（时年47岁），在陶瓷设计界已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高永坚到梅州市大埔县彩瓷厂参观考察，初识当时还只是大浦彩瓷厂学徒的张海文[8]，因受到高永坚的赞赏和鼓励，同年10月考入广州美术学院的陶瓷美术专业学习。据张海文教授回忆，高永坚的教学课堂极富特色，这仅在高永坚给当年张海文那届学生上的第一节课带的两件东西就可窥见一斑。其一是高永坚自制的一件磨铅笔的工具，用于削完铅笔之后打磨铅笔的笔锋，以便绘制更加标准的陶瓷工程设计图，并且还带去了材料教给学生制作这件小工具的方法，教导学生基础工具使用的重要性，即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另外一件东西是高永坚买的一块香皂，目的是要求学生借阅图书前必须先用香皂净手，以示对前人劳动的尊敬和对知识的敬畏。
1978年，随着全国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恢复，高永坚随即招收了“文化大革命”后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培养上沿袭了他一贯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极其注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首先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方面，高永坚要求他的学生们把中国陶瓷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后来的各朝各代的名瓷名窑的发展系统地梳理一遍，并做好文献、实物等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次是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实践学习，以张海文为例，彼时张海文再次跟随高永坚攻读硕士研究生，高永坚给张海文定好研究方向之后便亲自准备了一沓写给各地知名教授的介绍信，让他开始了全国各地的游学，通过见学的方式让其更好地研习陶艺知识。后来，张海文在高永坚的指导下进行陶瓷烧制时，多次因配方原因不得成功，但却碍于学生身份不敢向高永坚指出问题，迫不得已私自调整配方，成功后才将事情原委告知高永坚，而高永坚也并不在乎这些反而对他的成功表示赞许，并说道：“我们固然要尊重老师，但更要尊重知识，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9]这件事让张海文对高永坚的佩服之情更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真正的教育大家的胸襟风尚。为了把好研究生的入门关，在后续的研究生招生中，高永坚也没有放松对研究生的基础知识能力的考察，专门指定王受之先生亲自面试审核把关理论基础知识。
高永坚在教学工作中极其看重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式，细致入微的教学指导备受赞叹，从学习工具的使用、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到学生实践学习能力的培养方面都严格把关，不遗余力地培育人才，在他独特的教学方式和努力下，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新型设计人才。
医药包装装潢培训班部分人员 1983年合影留念，第2排左起第2位是尹定邦、第4位是高永坚
2.重视教学改革，促进教育转型
从跟随郑可学习的时候起，高永坚便深受包豪斯设计理念的感染，至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迎来现代设计发展的好时期，这是中国设计教育由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高永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次设计教育发展的机会。适逢高永坚先后任职广州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和院长，便率先在广州美术学院开始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实验，“……从学校的层面上，以行政的方式保证在政策上、经费上和一切可能的条件，大刀阔斧地进行工艺美术教育改革和建设”。[10]
首先进行的就是“师资建设”，在人才引进方面除一次性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5位应届毕业生外，还经王益伦[11]介绍高永坚亲自面见并聘请了刚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方向硕士毕业的王受之，邀请他共同参与改革设计教育发展的事宜，又将自己1978年（时年53岁）全国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后招收的第一批设计方向的研究生留校任教，再加上广州美术学院装潢专业原有的几个老师，这样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设计教育师资团队凭着对改革的满腔热情开展起了工作。其次是对“专业设置”的创新，广州美术学院开办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设计专业是1980年招收的本科批陶瓷装潢综合班，这算是广州美术学院进行教学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后续又相继成立了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等新专业。再就是“课程改革”，全力支持“三大构成”的引入，积极改革基础教学课程，并将其作为设计的基础课程遍及当时工艺美术系的各个专业的学习中，还以“三大构成”为课程基础在广州美术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医药包装装潢培训班。再次是“理论研究”方面，高永坚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原是研究美国现代史的王受之，让其梳理现代设计发展的历程并撰写设计史方面的书籍，目的是为了打下现代设计的理论基础，让全系师生更好地接受现代设计，更是成立了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研究室”来配合王受之的研究工作，高永坚挂名做主任，王受之任副主任。最后一点是“实践教学”，在高永坚的带领下，工艺美术陶瓷专业的老师们开始拓展专业，逐渐把视线发展到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及室内设计等各设计领域，还开办模型工作室、金工机械车间用于增强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同时，还支持校内老师创办了集美公司，这种产、学、研综合发展的新型设计教育方式引来了各大院校的关注与效仿。[12]
通过“师资建设”“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这5个方面的改革建设，广州美术学院率先进入现代设计教育的模式，尽管这一过程中反对的呼声不断，但在高永坚和一些支持这项改革的教师们的努力下，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教育仍旧向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方向不断稳步前进，高永坚在80年代转型期教学改革上的不懈坚持，对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教育向设计教育的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3.重视传统传承，注重实践经验
致力于工艺美术教育的改革之余，高永坚也并未放松在陶瓷设计上的创作研究。高永坚从香港返回大陆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所学的便是陶瓷专业，毕业后又紧接着投入到石湾艺术陶瓷的恢复和振兴工作中，掌握了相当成熟的陶瓷工艺技术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3]这些经历为高永坚后来在广州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成功组建陶瓷实验室——“晓港窑”打下了基础，高永坚在晓港窑内设计制作陶瓷时有着非凡的耐心和毅力，一窑一窑地烧制尝试，通过不断调整和控制烧造手法，研究传统的陶瓷工艺。
高永坚对各类名窑瓷器的研究范围及方法也相当广泛和多样，特别是在南宋官窑的研制方面尤为出彩。南宋时期设立专属部门为宫廷生产御品，建有官方窑厂烧造专用瓷器，“南宋官窑”因而得名，其最大的特点是有“金丝铁线”和“紫口铁足”之说，高永坚在这一工艺效果的研究上有着很高的造诣，所下功夫之深造就了他高超的烧造技术，更是在晓港窑内烧制出了大量相当精彩的瓷器制品，如“官窑瓷·葵花形盘”就是一件仿南宋官窑瓷器，器型为常见的盘状，典型的葵花形盘口；
釉色莹澈柔和，犹如璞玉一般，典雅秀丽。大小不一的冰裂纹层开片纵横交错，疏密深浅错落有致，极富立体感和层次感，“极不规则又在规则之中”的奇特美感跃然而现，“金丝铁线”的艺术之美在这件葵花形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14]从这件葵花形盘的精美程度中，可以看出高永坚对传统官窑瓷器的研究之深厚和烧造技术之高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杨永善教授曾感叹道：国内在南宋官窑烧造的高度上只有高永坚一个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5]再如“哥窑釉茶壶”也是一件尽显“紫口铁足”艺术特色的精品，不同于上述那件葵花形盘，“哥窑釉茶壶”并未选择传统的瓶、炉、尊、洗或是碗、盆、碟等器型，而是标新立异地使用了茶壶造型，月白釉色清透蕴柔，黑褐色胎色于釉薄口棱部显现出来，又因器型不同于传统古件，相较于碗、盆、碟这些多出了手柄和壶嘴这样的棱口，哥窑传统的艺术技法与新颖的茶壶器型巧妙结合，故而塑造出了这样一件别致的“紫口铁足”艺术精品。这是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也是高永坚受现代设计理念影响下对传统瓷艺的一种创新。
官窑瓷·葵花形盘 高永坚
哥窑釉茶壶 高永坚 1963年
从其陶艺作品可以看出高永坚对传统瓷器工艺研究的透彻，以及高超的烧造技术，精湛技艺的背后是无数的实验，对实践经验的重视是高永坚一贯的风格，对学生如此，对自己也是如此。亦温故，亦知新，在掌握传统烧造艺术的同时又揉入了自己对现代设计的理解，从大量的作品中也都可以看得到高永坚对传统陶艺创新发展的影子。
高永坚的远见卓识，对知识的敬畏和对真理的尊重，向我们展现了一位设计教育家特有的宽阔胸怀和大家风范，他独特的教育方式所成就的不仅仅是一代学生，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播，这也是他能够为学生和后人所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作为一位工艺美术大师，本就出自陶瓷设计专业的高永坚结合自己所接触的“包豪斯”和现代设计思想使他的陶瓷设计作品既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又具别开生面的艺术特色，技法卓绝，空前绝后，既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也是对传统工艺的创新。
此外，高永坚不光是有独特教育教学方式和卓绝的陶瓷设计能力，在当时国内设计教育的发展上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早早便意识到当时中国的设计各方面都极为落后，但又因为中国当时的美术教育是画家拥有话语权，再加上美术界、工艺美术界和史论界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工艺美术教育改革持反对的态度，以致想要在中国发展起现代设计教育可谓举步维艰，可即便如此，高永坚仍旧不懈地为了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而努力，他作为中国南部重要的艺术学院的院长，也正值中国的设计教育从工艺美术向艺术设计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全国各地褒贬不一的议论声中默默地进行着他的改革之路，这条路无疑是艰辛的，却也是正确的、成功的。多年以来，高永坚将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在广州美术学院中贯彻实施和坚持，不仅对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教育体系影响重大，推动了中国设计和设计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对全国的现代设计教育发展有着深远地影响。
注释
[1]庞梦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设计基础教育的变革[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9：8-9.
[2]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纪要[J].美苑,1982(03):2-7.
[3]慈幼院，是民国时期收留和济养孤贫儿童的慈善教育机构。
[4]郑可(1906～1987)，广东新会县人(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著名工艺美术家，中国工业设计奠基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5]吴卫光.高永坚与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教育[J].美术学报,2013(04):21.
[6]蔡里安(1913～2005)，原籍广东东莞，出生于越南。毕业于越南南祈美术专科学校雕塑系。1935年至1950年在香港从事雕塑创作和美术教育工作。1951年起历任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广州美术学院首届雕塑研究生导师。
[7]亦温故·亦知新─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装饰艺术设计系50年[J].装饰,2008(03):49.
[8]张海文（1954～），潮州人，祖籍辽宁省阜新市。1981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9]张海文.忆恩师高永坚教授[J].美术学报,2013(04):18.
[10]吴卫光.高永坚与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教育[J].美术学报,2013(04):22.
[11]王益伦(1914～1995)，别名王全义，1934年上海美专西洋画系毕业，历任广东省立艺专副教授，广州市立艺专、华南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教授。[12]张幼云,郑青.集美公司的产生、发展及它对广美设计教育的作用—陈向京先生访谈录[J].美术学报,2009(01):21.
[13]李燕娟.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湾陶艺及新时期展望[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01):20.
[14]胡蔚波.浅析南宋官窑陶瓷艺术创作的影响因素[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11):67.
[15]王受之.怀念高永坚老师[J].美术学报,201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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