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套”与明中期以来固原镇的边墙构筑

李 博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17）

固原镇，亦称陕西镇，是明代西北边防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固原地区本属内地， 无边警烽烟之患，但随着蒙古各部族进入河套，西北各边镇的防御形势日趋严峻，固原不但屡遭兵燹，其战略地位也因它拱卫关中，总控延绥、宁夏、甘肃三镇的独特地理位置而显得愈发突出， 最终成为明代九边中极其重要的边镇之一。

学界对于固原镇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对于固原镇的防御体系构建也进行了详细的还原和考察。

例如最为重要的固原内边长城，关于其走向、构造等问题的认识较为明确，《明代陕西四镇长城》[1]《中国长城史》[2]等著作中都对该段边墙的起讫地点、 途径堡寨进行了梳理。

近年来对宁夏明代长城资源的调查成果颇丰， 考古工作者已经系统考察了内边一线的长城本体，包括城址、边墙、烽燧等情况，对于固原内边长城的东、中、西段，以及“徐斌水新边”长城的现存遗址有了全面的了解[3]，这对于研究固原镇的长城防御体系是重要的参考。

本文通过对弘治以来固原镇北部长城、 边堡构筑情况的梳理， 并结合时人绘制的边镇地图等史料，来分析地图史料中提及的“小河套”区域的特点以及它如何影响明代固原镇边防思路和周边城堡、边墙等防御体系的构建。

固原本来并不属于明朝的边镇范围， 它北有延绥、宁夏两镇，西有甘肃镇，足以拱卫陕西腹地的安全。但随着永乐年间内徙东胜卫，明代放弃河套地区的防务，西北逐渐风声鹤唳，边事日重。

许论在《九边图论》中说：“成化以前，虏患多在河西，自虏据套以来，而河东三百里更为敌冲。”[4]自成化一直延续到嘉靖时期，河套成为达延汗、火筛、吉囊、俺答等蒙古各部繁衍生息的基地，他们频繁南下，不仅威胁延绥、宁夏，更屡屡劫掠固原，深入陕西腹里，甚至造成关中震动。

战事频仍加之“三边据险，固原居中，左顾则赴援绥、灵，右顾则迎应甘、凉，是谓四塞之接也”[5]的地理位置，使得固原成为明王朝重点经略的地区，到明中期，不但在此设立了陕西三边总制， 总辖西北各军镇的防务工作，也在固原地区修筑烽燧、城堡、边墙，构建了系统的防御体系， 固原镇也由此正式成为了明代九边重镇之一。

蒙古占据河套以来， 宁夏镇的花马池周边成为其突破明军防御的重点地区，嘉靖初年，时任三边总制的王琼曾说，“自弘治十四年以来，（虏众）无不自花马池边入者”[6]而蒙古一旦从花马池南下， 则固原及其周边腹地便成为其首要的劫掠目标，因此，在固原北部建立起一道遮蔽铁骑的防线就成为明王朝的当务之急。

弘治十四年（1501），76岁的秦纮被重新启用，“总制陕西固原等处军务，”[7]并开始在固原大规模构筑防御体系。《九边考》记载：“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奏筑固原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余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余里， 以上即今固原以北内边墙也。

”[8]

关于这道边墙修筑时间的记载， 各种史料有所不同。除《九边考》外，王琼在他的《北虏事迹》中也说，“自环县萌城西向石沟至靖虏卫地名花儿岔长六百三十六里，系陕西固原镇该管边界，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修理”[9]，都认为这道“固原以北内边墙”的修筑时间是弘治十五年（1502）；
另一种说法见于嘉靖《固原州志》 以及《陕西镇战守图略》，嘉靖固志载：“自定边营南山口起，……至靖虏卫，绵延五百三十余里，中间山势连络，可以设险。

弘治十七年，尚书秦纮奏起陕西八府民夫，铲山挑沟，设险以备胡”[10]，虽然没有明确记录起讫地点，但其描述的这段边墙的走势和范围与“固原内边”是基本吻合的。《陕西镇战守图略》是明代一副描绘固原镇防御情况的图册①， 关于此边墙修筑时间的记载与嘉靖固志相同都是弘治十七年（1504）。

而查《秦襄毅公自订年谱》：“弘治十五年……督并三边并腹里□本年三月起至八月止，共修成堡崖窑关隘一万四千一百九十处， 铲过山崖三千七百余里”[11]，可见这道“固原以北内边墙”修筑的开始时间应当是弘治十五年（1502）。那么，弘治十七年（1504）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同样在秦纮的年谱中还有一段话：“弘治十七年，予年七十九。督令各边守臣将固原、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堑寨堡俱各修完，绘图奏上。

”[12]而一些该边墙周边的堡寨也是在这一时间才告筑成， 例如红古城堡：“在州北二百二十里，……弘治十七年，秦纮奏立。

……城周二里三分，高二丈五尺，阔三丈。

西南二门，俱秦纮建。

”[13]所以，秦纮在任期间对固原以北防御体系的构建并非在弘治十五年（1502）就宣告终止，而是一直持续到他离任的十七年（1504）。“固原以北内边墙”的起止地点以及走势比较清楚，尤以《陕西镇战守图略》的记叙最为详细。其中的《下马关图说》中载：“弘治十七年，总制尚书秦（纮）起陕西八府民夫，东自饶阳堡界，历环县徐家台、红德城、山城、甜水堡，迤逦固原下马房、平虏所、镇戎所、红古城、海剌都、西安州，西抵靖虏干盐池、打剌赤水泉暗门、花儿岔湾，还九百余里，铲崖挑沟一道以遮胡骑，屹然为关陕重险。”[14]这道边墙自延绥镇的饶阳水堡（今陕西省定边县姬原乡辽阳村一带）[15]经过环县、固原一直到靖虏卫的花儿岔（今靖远县城北偏西70 里的水泉镇附近的黄河东岸上）[16]，成为第一道专门为巩固固原北部防御而构筑的长城（大部分为壕堑形态）。

在此期间围绕这一防线， 陆续重修或新建了一批城堡，例如平虏所：“成化十二年，巡抚陕西都御史余子俊奏设。……弘治十四年，总制尚书秦纮修筑城池及东西关”[17]；
红古城堡：“弘治十七年，秦纮奏立”[18]等。

秦纮任陕西三边总制的时间不长，但是他构筑的这一道固原内边成为了后世明代官员所倚重并不断加固的重要防线。

秦纮所主持修建的固原北部的防御体系虽然有开创之功，但由于其体量庞大且时间仓促，内边长城修成后“未久坍塞”[19]。

正德初年，杨一清总制陕西三边军务， 他在给明武宗的奏疏中说：“本官（指秦纮）泥于所见，止添修四五小堡，及于靖虏至环、庆地方挑挖边堑一道七百余里，自谓可以阻遏保障。……弘治十七、十八二年冬间，虏复大举……前项边堑营堡，不能捍御阻遏”[20]，对于秦纮修边所起的作用评价不高。

不过对于固原内边的战略地位， 杨一清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陕西固靖环庆地方，先该总制尚书秦纮修筑边堑一道，甚于保障有益”，只是由于“墩堡稀疏，声援断绝”，作用不大。

因此“今近墙设墩，傍险增堡，声势相接，填塞沟堑，坍塌边墙次第修补，粗皆就绪。

”[21]杨一清虽任三边总制时间不长， 且其修边的重点放在了延绥石涝池至宁夏横城这一段边墙上， 对固原内边的修筑只是“粗皆就绪”，不过在他主政期间，完善了一些固原北部沿边城堡的建置， 例如平虏所：“弘治十七年， 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请铨官降印，募军给马，隶固原卫”[22]；
红古城堡：“正德二年， 杨一清募军戍守， 奏调宁夏等卫百户五员领之。”[23]

相比前代， 嘉靖年间固原修边筑墙的活动规模更大。嘉靖七年（1528），王琼受命担任陕西三边总制，开始修缮、构筑边墙。《九边考》载：“嘉靖九年，总制王琼修筑秦纮所筑内边墙。

西自靖虏花儿岔起，东至饶阳界，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24]，王琼的《北虏事迹》记载更为详细：

是年八月， 王琼令镇守固原署都督佥事刘文统领官军八千四百余员名巡行向石沟等处， 防御套贼。

因挑挖向石沟至下马房旧堑，长三十里，俱深二丈，阔二丈五尺，南面堑上筑墙，连沟共高三丈。

又修理下马房西接平虏、镇戎、红古城、海剌都、 西安州五堡坍塌边墙一百二十五里， 随山就崖，铲削陟峻，至九月初三日次第修完。

又于干盐池地名青沙岘铲崖挑沟，长四十里，深险壮固，以绝胡虏西入临巩之路。

及干盐池以西坍塞崖堑二十九里，令靖虏守备、都指挥赵昶修理完备。[25]

王琼以秦纮首筑的固原内边长城为主干，分为几段陆续修补、 新建了遮蔽固原内地的北部防线，并且完善了沿边各城堡的守备，尤以下马关具代表性。

下马关，亦称下马房关，位于今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是固原镇的北部门户。下马关并非王琼首创，它最早是秦纮时内边长城的关隘，嘉靖五年（1526），由总制王宪正式修建，但规模狭小，而且无人守卫；

王琼认识到下马关的重要性：“且花马池东西贼路不过三百里，既过下马房，东西南北道路二千余里”[26]，将下马关视作和花马池一样的边防重地。嘉靖九年（1530），刘文在修边的同时在下马关“起盖城楼营房”[27]，“奏召军士五百名，设操守、坐堡官各一员以领之，始名为关。”下马关北接环、庆，宁夏，南通固原，《边政考》“固原卫”条“固原卫寇路” 下记载的六条蒙古南下的路线中，五条都是经兴武营、定边营、花马池等延绥、宁夏镇要害地区而通过下马关进入固原等腹地的，可见其在固原北部防御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杨经在由王琼裁正的《嘉靖固原州志》中不无自豪的说：“今奉圣天子明命， 于宁夏花马池东西三百里，皆为深沟高垒，屯兵据守；
又于近里地名下马房东西三百里，堑山湮谷，设立重门，以待非常，正得‘守在四夷’之上策”[28]，更是将下马关及周边长城视作拱卫固原的第二重“保险”。之后防秋之时，又常有总制驻花马池，总兵驻下马关之设。可以说固原北部内边防线的要地下马关的设立和发展正是源自嘉靖时的两代三边总制王宪和王琼。

王琼之后大规模构筑边墙的是三边总制刘天和。

起初，刘天和仍倚重这段固原内边墙，希望不断加固，“然以地远为难，且青沙岘八十里浮沙，随修随圯，劳费无益。”不但重修困难，而且青沙岘段周边的环境流沙遍布， 使得这里的长城成为蒙古骑兵的突破口， 这些因素不得不让刘天和考虑重新规划一条防线。嘉靖十六年（1537），他在奏疏中说：“今红寺堡东南起徐斌水至鸣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总兵任杰议于此地修筑新边一道，迁红寺堡于边内， 撤旧墩军士使守新边， 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百二十里易据之险，又占水泉数十处，断胡马饮牧之区而召军佃种， 可省馈饷， 计无便于此矣。

”[29]然而却并未获得兵部和明世宗的首肯，提议者任杰还受到了“夺俸半年”的惩罚。尽管如此，据《九边考》记载，刘天和还是主持修筑了这道边墙：“新红寺堡直北稍东， 总制刘天和新筑横墙二道，以围梁家泉；
直北稍西，旧有深险大沟一道，受迤东磥山之水流于黄河，长一百二十五里，总制刘天和堑崖筑堤一百人里五分， 筑墙堡一十六里八分， 自大边至此重险有四道矣。

”[30]《万历固原州志》也记载：“嘉靖十六年，总制刘公天和……，复自徐斌水迄鸣沙州黄河岸，修一百二十五里，增葺女墙，始险峻。

”[31]《陕西镇战守图略》中的下马关图说部分，更是清晰的绘出了这段边墙。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红寺堡西北红柳沟附近发现了长城墙体遗存， 也被认为是这段边墙曾经存在的有力证据。[32]

嘉靖年间，除了边墙的修筑，许多周边的城堡也都进行了拓展， 设官驻军。

根据嘉靖固志以及《陕西镇战守图说》中的记载，内边沿线的重要城堡包括马关在内都进行了重建、驻军、增筑，例如甜水堡、平虏所、红古城堡、镇戎所、白马城堡、甘州群牧所、西安州前千户所、打剌赤堡、靖虏卫等。可见，相较于前代，嘉靖年间是固原北边防线边墙和城堡修筑的一个高峰时期。

通过对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 蒙古入套加重了明代西北的边防危机， 自弘治年间秦纮筑边始，正德、嘉靖时历代陕西三边总制共同构筑了一条屏蔽固原北部的，包含了长城、边堡等建筑的防御体系。

这条防线接连延绥、宁夏镇，通过环县甜水堡，过固原的下马关、平虏所、镇戎所、红古城堡、海剌都营、西安所、干盐池堡、打剌赤堡，一直延伸到黄河沿岸的靖虏卫。

除了这道大致呈东西走向的防线外， 在嘉靖年间还新建了一条自下马关以西的徐斌水起， 向西北连接黄河沿岸的鸣沙州的防线。

这些边堑、沟壑和城堡，共同构成了明王朝拱卫以固原为代表的腹地安全的关键屏障。

在涉及固原以北这两条防线时， 大多数的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往往关注的只是其存在本身，而较少有人讨论影响其选址和走势的因素， 尤其是环境与边墙、城堡的互动关系。通过观察明朝在固原北部的防御布置，我们不难发现，由花马池南至下马关，其间城堡缀连，防御较为严密；
自下马关一路西南至黄河靖虏卫的固原内边及其沿线城堡所构成的防御体系也较为完整；

但是自内边长城以北，到宁夏中卫、灵州所的广大地域中，却没有构筑长城，防御的城堡也极少。明人自豪的将内边防线称作“重门之险”，然而在“首门”和“重门”之间， 却为蒙古骑兵留下了一道宽阔的走廊。

那么， 历代的三边总制为何会忽略这一地域而如此选择固原内边的走向呢？ 嘉靖十六年（1537），刘天和又为何想要舍弃修建多年的内边长城，要在固原旧边接续一条直抵宁夏中卫黄河沿岸的长城呢？

明代有绘制边镇地图的传统，《陕西镇战守图略》 是一册反应固原镇防御形势和战守图略的图册，一图一说，十分直观。在“下马关图说部分”，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固原镇的防御大势， 在谈及固原内边和徐斌水新边时说：“盖自关（下马关）西抵花儿岔，直去六百余里，周匝八九百里，皆宁夏镇中卫、灵州遗地，中有清水河、锁黄川、长流水等水头，丰泉茂草，是以大虏西入临、巩也，于此住牧旬日而后入；
其北归巢穴也，亦于（此）休息旬日而后归。是河套之南又一小河套也。”《嘉靖固原州志》论及固原周围环境时也说：“固原、环县北至宁夏、灵州、花马池，大约六百里。

中间多山溪草莽，居民鲜少，其地自古及今，无郡县之建。

”[33]结合这些史料，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固原内边墙与周遭环境的关系， 之所以选择从下马关到靖虏卫的花儿岔构筑一道边墙，在这道边墙与北边的中卫、灵州各堡寨当中留下这么大的一片“真空地带”，正是由于这块被时人称之为“小河套”地域的存在。

蒙古入套深刻的影响了明代的历史进程，有明一代， 围绕河套地区的政策讨论和军事行动十分频繁， 从成化到嘉靖年间，“搜套”、“弃套”、“复套”等活动屡见于史籍，学者们也多有讨论。

对明人来说，论及北方尤其是西北边防，河套永远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以“小河套”称呼这片地区，足见其重要性和时人对其的重视。“小河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范围，根据“下马关图说”中的描述， 从下马关西到靖虏卫花儿岔的固原内边墙以北直到宁夏镇中卫、 灵州的广大地区都可以包含在“小河套”的范围之内。其核心地带，在“清水河、锁黄川、长流水等水头”之处，其中，清水河较为明晰，《嘉靖固原州志》 载：“清水河， 在州西南四十里，发源六盘山下，至鸣沙州入黄河”[34]清水河即今之同名河流，为黄河宁夏段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六盘山东麓，今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黑刺沟脑，总长320 公里，在中宁县流入黄河。

在明代，清水河自固原发源，流经镇戎所（今中卫市海原县七营乡北之北嘴古城）之西，红古城堡（今中卫市海原县高崖乡红古城村）之东，并在此穿固原内边墙，向北直流入宁夏中卫界黄河。而长流水、锁黄川所指河流则不甚明晰。

长流水这一名称在明代相关史料中出现的相当频繁，但却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地区，其指代的并不是某一条相同的河流， 应当是某些具有相同特征的河流的统称。

比如花马池周边的长流水：“顽羊泉，长流水、东长湖……俱近花马池”[35]；
贺兰山后、贺兰山西的长流水；
宁夏中卫长城之外的长流水：“长流水、……蒲湖，俱南近中卫，西近苦水湾驿。

”[36]这些地理位置与均与“小河套”地区不相符合。

回到《陕西镇战守图略》，其中的“西安州所图说”记载：“所外锁黄川、长流水离边一百五十里”，这里的“长流水”应当符合前文“下马关图说”中所提到的“小河套”的“长流水”。

但是对其描述和地图表现都比较简略，无法了解此长流水的发源、走势和注入何处，不过还是可以大体判断出，其应当是位于西安州所（今中卫市海原县西北20 千米的西安镇老城村）段固原内边墙以北，清水河以西的一条河流。

相比于长流水，锁黄川的记载则更为清晰。在《陕西镇战守图略》中，锁黄川见于“西安州所图说”：“所外锁黄川、 长流水离边一百五十里”；
“干盐池堡图说”：“本堡边外锁黄川”；
和“打剌赤堡图说”：“本堡边外锁黄川”， 其中西安州所和打剌赤堡的地图都标注了锁黄川， 可见锁黄川呈东西流向流经了西安州所、干盐池堡（今中卫市海原县西北干盐池镇）、打剌赤堡（今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共和村），流域面积较广。而锁黄川的详细记载，见于《（康熙）重纂靖远卫志》：“锁黄川，在北一百五十里。东西延长三四百里，南北百里，中有盐池，西有芦沟水、八泉水，东有高泉山水，平衍旷漫，水草茂盛，乃四通八达之处。外寇每乘秋高自花马池入寇，每于此牧马数日，方由青砂岘侵犯会宁、安定，由老官川侵犯静宁、固原等处。

川内有长流水、臭泥井。

”[37]靖远，即明代的靖虏卫（今白银市靖远县），这段关于锁黄川的描述，虽未提“小河套”之名，但其中对锁黄川周边环境的描写，却与《陕西镇战守图略》中“小河套”的特征十分吻合。自西安州到靖虏卫的内边墙以北，都有锁黄川流经，可见其流域之广， 长流水应当也在锁黄川流域的覆盖范围之内。

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锁黄川的发源和注入何处， 但是其大概的流经范围是可以确定的，流向大概呈东西走向，它和长流水应当处在清水河以西，固原内边长城以北，黄河以东、中卫段长城以南的地域上。

通过对“小河套”和其核心区域的梳理，我们对固原内边长城的选址缘由也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从大的方面来说，自下马关到靖虏卫这段长城以北直抵宁夏中卫和灵州的广大区域， 都可称之为“小河套”，而其核心区域则是清水河及其以西，内边长城以北，黄河东南这块较为闭合的区域。

这片河流众多，草木繁茂，山溪纵横的广大地区并未得到充分的开发， 反而为突破花马池防线南下的蒙古部族提供了便利，这里不但防御薄弱，河流和草木更能成为其往来歇马的绝佳庇护所。明朝无法在这片区域内形成有效的开发和控制，固而只能依托固原北部的诸城防堡垒， 沿“小河套”地区南界，堑山湮谷，构筑了一条屏蔽“小河套”，阻挡蒙古骑兵通过“小河套”地区继续南侵的长城防线。

然而，这段防线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内边长城光是自下马关至花儿岔，就“直去六百里”，其北部广大的“真空地带”更是给沿边防线造成了莫大的压力。

蒙古一过下马关而入“小河套”，便可自由“住牧旬日”，来去皆乘其便，明军则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且干盐池堡到打剌赤堡长城的青沙岘段，更是浮沙充斥，无法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使这里成为突破口，固原内边形同虚设。

于是在嘉靖年间，刘天和与总兵任杰才萌生了构筑一条新边墙的构想：“今红寺堡东南起徐斌水至鸣沙州河岸可百二十里，总兵任杰议于此地修筑新边一道”[38]。徐斌水即今同心县东北徐冰水村， 在下马关以西不远处。

任杰的想法，是从徐斌水起接内边长城，向黄河沿岸的鸣沙州（今中宁县东北鸣沙州镇）构筑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长城，这条长城位于清水河以东， 且大约与清水河呈平行状态。

结合前文对“小河套”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固原内边长城是为了防止蒙古骑兵从“小河套”入侵，那么这段“徐斌水新边”的目的，则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蒙古经花马池-下马关进入到“小河套”之中。相比于固原内边，这条边墙大大缩短了防御的距离，“舍六百里平漫之地， 守百二十里易据之险”[39]从防御效果来说也理应更优，“又占水泉数十处，断胡马饮牧之区”。然而这个提议却遭到了从兵部到皇帝的一致反对。

河套对于明人来说不单是一个地理概念，提起它， 总是会让人想到放弃这片战略要地对边防形势造成的巨大影响，《陕西镇战守图略》 对内边以北以“小河套”呼之，也代表了时人对这片“丰泉茂草” 的土地也变成蒙古各部往来游牧景况的担忧。刘天和与任杰迁红寺堡、弃守旧边的奏疏一到兵部， 就触动了士大夫们最敏感的神经：“兵科给事中朱隆禧等言：‘祖宗之时，河套固中国地也。自余子俊修筑边墙， 不以黄河为界， 而河套为虏所据；
宁夏与山后诸夷为邻，贺兰山其界也。

自王琼弃镇远关，创为新边，而贺兰山为虏所据，遂使延、宁二镇受患至今。

明鉴不远，人所共惜。

杰及天和敢于妄议，不思新边既筑，旧边不守，红寺堡五百里之地直弃胡中，使延、宁二镇皆在边外，我退一步，虏侵一步，非所以为国家深长虑也。

’”[40]朱隆禧的意见也获得了兵部和明世宗的一致支持。

明廷对于刘、任“弃地”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处：一是迁红寺堡于新边以内，弃旧墩不守；
二是弃旧边不守，而守新边。所谓旧边，也就是任杰所说“六百里平漫之地”，即固原内边；
红寺堡则处在固原内边到中卫、灵州的地域之中，两处“弃地”可以说都属于“小河套”的范围之内，也就无怪乎士大夫们如此敏感了。

不过由于这道新边确实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最终刘天和还是将它动手实施了，这些在前文中已有叙述。

由固原镇城到宁夏中卫、 灵州的广大地域由于其“多山溪草莽，居民鲜少”，使得明代并没有在此建立起有效的军事防御体系，而随着蒙古入套，西北边防糜烂，使得这一片处于宁、固二镇之中的地区成为了心腹之患。

不论是从花马池一线破墙而入，还是自中卫黄河踏冰而来，蒙古铁骑都能在这片水草丰茂的腹地中找到栖身之所。

杨一清曾说：“近来山后残寇河冻时月多从宁夏中卫鸣沙州一带踏冰而来，窃伏螺山等处，抄掠固、靖，突来忽去，不止套贼，为当堤防”[41]，可见对明军的防御造成了极大压力。

而这一区域就被时人称为“小河套”，以“河套”之名呼之，一方面应当是由于其水源繁盛，草木茂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出于明人对此地日后也成为蒙古部族久居之地的隐忧。

由此自弘治年间开始明代便沿“小河套”的南缘修筑了所谓“固原内边长城”，东接定边、花马池一带防线，西至靖虏卫黄河，北与宁夏镇中卫、灵州遥相呼应，可以说沿“小河套”四周构筑了保卫固原内地的防御体系，也因此自秦纮筑边之后，历任三边总制对这条内边长城都非常重视，屡有重修。到嘉靖时， 总制刘天和还希望直接修筑一条自下马关徐斌水直接向西接续到宁夏黄河鸣沙州的新边长城，而这一筑边的背后逻辑依然与“小河套”有关。如果说内边长城的目的是防止蒙古从“小河套”入侵固原内地， 那么新边长城就是直接阻绝蒙古从花马池、宁夏中卫一带进入“小河套”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一构想， 使得刘天和在朝廷的反对之下，依旧修建了这条“徐斌水新边长城”。

由此可见， 从明代中期开始的固原镇北部的长城边墙构建，其实都是围绕着“小河套”这一特殊的地区而进行的， 它的存在是当时的陕西三边总制考虑宁夏、固原二镇防务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固原居于甘肃、宁夏、延绥三边之中，同时作为拱卫腹地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明代九边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

自弘治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秦纮修筑自饶阳堡直到靖虏卫花儿岔的固原内边墙开始，正德、嘉靖年间总制杨一清、王琼等人相继接续，并修筑、拓展了下马关等城堡，固原内边及其沿线各城堡遂成为固原镇北部最被倚重的防御体系。而根据明代的军事地图《陕西镇战守图略》中关于所谓“小河套”的描述，固原内边的选址、走势正处在“小河套”之南界上，这片明军防守的薄弱之地恰好成为蒙古铁骑进出往来的乐土，固原内边则担负着抵御来自“小河套”地区蒙古骑兵的重任。嘉靖时期，总制刘天和为了切断蒙古进入“小河套”通路，缓解固守六百里旧边造成的压力，从固原内边徐斌水处，西北至宁夏中卫鸣沙州黄河岸接新边一道，希望通过减少守边长度，切断敌人水源的方式加强对固原等内地的防守，虽未获得朝廷的同意，最终仍然将这段边墙筑完。明代宁夏与固原间的“小河套”地区，是一块很有特点的区域， 它的存在是对当时地理环境的直观反映， 也深刻的影响了明代的边防思路和防御体系建设。

注释：

①《陕西镇战守图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参考文献[14]），左文右图，图说兼备，描绘了固原镇所属地域的山川、水文、长城，各卫所营堡墩台的分布，蒙古入侵时的路线和明军的防御策略。

李孝聪认为该图册“可能属于兵部议决陕西三边军务时编绘”“此册图说是绘制于明朝嘉靖后期的作品”。

见李孝聪，陈军主编：《中国长城志·图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298-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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