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子六十人造像碑意蕴探析
时间：2023-04-17 13:30:1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嵇 徐 陕西师范大学
造像碑这一石刻艺术形式主要分布在中国华北与中原诸省,其中极富艺术特色与承前启后意义的当属北魏时期。但早期的金石学者多受各类条件限制,无法亲自去现场进行田野调查。
现代以来,造像碑的相关研究大体上可以按中外两条线索来进行区分:
其一,相对早期的造像碑研究依然集中于对造像碑自身基本数据与特征的整理与记录,如裴建平、李雪芳《碑林藏佛道合刻造像及道教造像》。
其二,方向多以地域或年代等客观条件为节点,对该范围内的造像碑进行大量地梳理,校正过去研究中的谬误并适时地阐发自身的看法。
国外研究者中,主要成果见于日本研究者与旅美或华裔学者,且早在上世纪就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出版,但对个体案例的研究与分析较少。故不再赘述。
建造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1960年由陕西省富平县小学移交至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砂岩材质的造像碑。根据残余的发愿文内容记载共有六十位乡邑供养人等,故名为熙平二年邑子六十人造像碑(以下简称邑子六十人造像碑)。
1.1 碑身基本情况
图1 碑身佛道主尊拓片
其长宽高数据为长203cm,宽81.5cm,高42cm,碑身接近四面柱体,底座保存较为完整,顶部稍有损毁。侧面两小龛亦为佛道均衡分配。道教一侧损毁较轻,尚有“道士李丑奴、辅国将军武都太守李元安”等形象。佛教一侧损毁严重,现存发愿文数行。该造像碑尺寸较同期造像碑中显得较为巨大。整体内容为佛道混合式,于四面均匀分布。二教信徒均以邑子相称且服饰近似,由图2可知碑身所刻两教信徒的主要区别在于佛信徒均手持莲花而道教邑子持笏。
图2 佛道邑子手持器物
1.2 现有研究资料校勘
结合目前的研究资料对该通造像碑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简略的考证与勘误。
1.3 出土地归属
根据表1所知,关于出土地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为富平县小学出土。根据《魏书·地形志》载,武都郡于太延年设,北魏时属岐州(太和十一年置)管辖,设平阳、南由、高车三县。据平阳下设的五丈原与郿坞两处地名,可以得出武都郡属于今天的宝鸡大市范围,故其被发现的大致方位尚在环长安地区。
表1 出土地归属
结合图3中碑侧面刻有李元安任武都太守辅国将军这一图像,可以从侧面推测该通造像碑的建造地有极大可能性属于环长安地区且由地方长官亲自带头并参与打造。
图3 碑侧李元安像
但目前为止,李元安个人的生平在《魏书》、《北史》等正史以及地方县志中无迹可寻,故通过李元安生平考据碑身信息的思路无以为继。值得一提的是,在早于本造像碑五年即延昌元年(512年)建造的朱奇兄弟造像碑中,残存的题记上有记载其父朱双炽时为中军将军、武都太守。此造像碑据记载于1950年出土华县而华县隶属于今天的渭南市,与邑子六十人造像碑的出土地较近。故今渭南市范围内与宝鸡市(即武都)的交流或是探明该地区造像碑真正出土地的要点。
1.4 碑阴碑阳校勘
通过表2可见,目前主要涉及该块造像碑的几种对碑阴碑阳的判断。但作为保管单位的碑林博物馆近年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佛龛一面为碑阳。此处疑问较大,不排除有先入为主的嫌疑,且与早年裴建平所得出的结论相反。
表2 碑阴碑阳校勘
根据现场测量观察的结果(见图4、图5),在碑身正面即主尊位置的佛道二龛底部之于碑底座的高度比较可以得出主龛位置的佛龛低于道龛,且主尊道龛左侧下方刻有邑师李元安像(见图7),侧面道龛下方亦刻有图3中所表现的世俗职务。故认为道龛一面为碑阳。同时,在碑身两个侧面的一佛一道的小龛中,左侧的佛龛又高于右侧的道龛,且两个侧龛的磨损程度远高于主龛,故无法通过磨损程度断定碑阳与碑阴。但不应影响主龛的界定与碑本身所偏重的宗教方向。
图4 侧龛高低比较
图5 主龛高低测量
图6 碑左侧发愿文
图7 碑阳邑主位置
目前较为合理的解释应采纳来自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官方网站有关本碑的介绍:“此碑是一块以吕氏家族为主的造像碑,而家族中佛、道信徒都有”。但就侧龛高度之差而言该造像碑更有可能倾向于道教。
尽管邑子六十人造像碑是一块断代碑,但其反映出的佛道混合的现象绝非无稽可考。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即使后来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了融合,也依旧与本土传统的宗教有着天然的矛盾,其中北魏时期就发生过太武帝灭佛事件。
官方灭佛运动的后续影响之一就是民间宗教造像的兴起,这也造成了以熙平二年邑子六十人造像碑为代表的一批佛道混合造像碑的出现。相关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2.1 北朝佛教体制的影响
自两汉传入中国以来,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之后以此为契机一大批西域高僧来到了中国,通过与当地实际掌权者们的相互勾结来达到传播宗教的目的。《魏书·释老志》中记载着法果的这样一段话：
“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法果为代表的北朝僧人与同时代南朝沙弥所奉行是一种政教合一性质的佛教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加快了外传佛教本土化的进程,也有效推动佛教向民间基层的渗透扩散,为日后长安造像风格的出现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2.2 民间信仰的复杂性
民间的信仰人群与主要支持建造造像碑的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但根据其目前出土造像碑的发愿文来说,信仰者主体上是以乡邑为中心的乡民邑子,以宗教结邑组织为中介,大多以血缘为纽。本文研究的造像碑中的邑子多以吕姓弟子为主,再加上关中地区此时为胡汉杂居之处,根据《魏书·官氏制》:“叱吕氏,后改为吕氏。”同时结合造像碑发现于关中地区这一信息,可得知这一批吕姓邑子当为氏族。其在关中地区有很长的居住历史。
3.1 邑子信息考辨
据造像碑名称可以直观了解其命名的缘由,碑身左侧面小佛龛底部的发愿文,发愿文主体已经残破不堪,尚可分辨大致的内容。
最早碑身修筑之际即有邑子六十人。但据现场的比对以及文献整理所得碑身现有邑子名号者46人,远低于发愿文中的数量。最直观的原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导致碑身图像的缺失与损毁,进而使得邑子人数与发愿文内容无法对应。
其次,邑子这个词所包含的范围也有待商榷。邑子指一个组织度低于寺院的一个松散的宗教组织中除宗教从业人员以外的信徒群众。他们凭宗教、地域与血缘等纽带联系在一起,但地位并不平等。
虽宗教教义中多是倡导人人平等向善,但是在涉及到集资建造与供养人排列顺序先后之际,依然会按照出资多少与社会身份地位的高低来确定,但邑主及相关宗教人员一般不包含在邑子的范围之内且在排序中都高于一般邑子。故碑身现存邑子数量低于发愿文所注数量除后期损毁导致以外,亦有受限于捐赠数目而被遗漏的可能。
3.2 邑主身份考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邑社的职位名称种类繁多且根据地域、时代等因素而变化,但作为一个宗教结邑组织的最高领导,邑主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大多刻与造像碑主龛的左下方,且在邑主之上更具规模或许还有大邑主、都邑主等更高级别的称呼。在其之下尚有如维那、化主等掌管邑社财政教化大权的一系列职位。这都证明了邑师在邑社的排序并非十分靠前。
通过图7可以看出,在原本应该属于邑主的位置被邑师图像代替了,但通过图3可以得知,这位叫李元安的邑师同时也出任或曾任武都太守一职。其位置被刻于正面道龛左侧,故可以肯定李元安作为世俗世界的地方长官之余也是一位道教信仰者,但从造像碑碑体四面均匀分配的情况可以推测出李元安本人应该不十分排斥佛教。同时鉴于其世俗意义上的政治身份也应该排除其同时信奉佛道二教或如一般邑子一样只求保佑自身家人乃至于皇帝的“上为……下为”,而不十分在意信奉何宗教。
此处的文体虽不甚工整但已经带有骈体文的对仗格式。故处于传统邑主形象位置的李元安对该造像碑的建造起着一定的作用与影响。但不能忽视的是,邑师傅形象的李元安与带有官职的形象无论在雕刻技法还是人物塑造上均有较大的差别,与宗教组织中较为格式化的人物图像也有较大的差距,不同的雕刻手法值得我们思考李元安的官职是否是在碑成后才获得的。
但无论如何,李元安作为邑内法师而打破传统凌驾于社内邑主等人之上的不同寻常的现象可以看做是北魏时期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体制在地方州郡的一个缩影。世俗政权是宗教传播与发扬光大的庇护者与政治后盾,皇帝等上层的个人喜好影响着宗教信仰偏好的大方向而地方上的州郡刺史太守则掌握着所管理地区内的小方向。而李元安作为宗教领袖在造像碑上的位置与世俗经历补刻的位置都展现出其自身的宗教信仰与好恶倾向,是一种官本位现象在基层宗教活动中的体现。所以该现象有着特殊性,尚不能证明邑主在绝大多数宗教邑社组织中的地位可以动摇与推翻。
在对照了李凇、宋莉、魏宏利等人文献中对碑身所刻的人物职位名称的整理,可以发现本造像碑身上未有邑主出现,且发愿文现存部分未有提及是谁主导此次造像,故有一定的可能性是由李元安实际参与掌管该社的运转而邑主则非主要的代表人物,反证出北魏时期世俗权力对佛教的影响。
李凇在《陕西古代佛教美术》中提出了佛教美术的长安风格并指出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的趋势也正是佛教由西域传向内地的过程,是本土佛教造像形式从“龟兹模式”、“凉州模式”到“云冈模式”、“洛阳模式”以至于“长安模式”的变迁。
这条演化路线也契合了本文研究对象的艺术特征。同时北魏时期也是道教造像真正意义上诞生与繁荣的关键时期。故佛道的“均匀”分配亦反映出了当时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与民间众生杂糅的思想性,北朝时期不同胡族的分布也佐证了相关造像的时间断代并为各民族之间融合发展提供了依据,间接为当时的宗教思想及历史发展与影响进行了物质上的佐证。同时也对北朝时期胡人多信“胡”(佛)教而汉人多信道教这一传统的宗教信仰倾向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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