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要求

郝雅璐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030024)

“人民至上”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围绕自身政治属性、阶级立场和服务对象等在价值观念层面所进行的集中表达，人民性是其鲜明的理论品格。在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围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监督和人民共享等价值准则形成了丰富的论述，从而内生出党的“人民至上”价值观的理论特征和实践要求。在业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1]有其重要意义。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进行全面的考察，对于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

任何一种价值观均是内含特定价值取向的集中表达，因而有着自身独特的内在价值规定，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亦是如此。诞生于中国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政治逻辑中论证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的政治优势和价值理性，因而确立了“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3]1004政治使命，这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将人民作为自身掌握政权所服务的主体对象，由此进一步确立了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4]373-374的价值要求。在由政治使命、主体对象和价值要求所构成的基本政治价值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活力日益彰显。

(一)为了人民

“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命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发展经济为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创造社会条件。

社会政治文明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这是因为，民主不仅能够制约政治权利，而且还要求在政治实践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要求。

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此来发展人的“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5]。一方面，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内容，为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赋予了空间和动力。另一方面，物质需要的满足和提升反作用于人民精神财富的创造和享有，使人在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本质的复归和丰富，推动全体人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精神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智力因素和精神动力。20世纪90年代，人民在满足基础性需要之后形成了以交往、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等为要素的发展性需求。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人的精神层面的发展要求，进而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为人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过程。进入21世纪，人民生活的总体小康凸显出开展社会改革攻坚的现实必要性，它使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中国人民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和谐”概念。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6]，以社会生活的整体的和谐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达至新高度，突出了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初心，将人民的全面发展寓于“美好生活”中，以美好生活引领人民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依靠人民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其在价值维度上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取向。对人民本质的认识是“依靠人民”观念形成的逻辑前提。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把握人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确立了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从而确立并坚持“依靠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由此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的人民革命主体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的执政品质。毛泽东指出，“什么力量最强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7]，要求依靠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此后，毛泽东依据革命形势的变化深化了对“人民”内涵的认识，进一步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故而将他们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从而有效抵御了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力量的物化和消解。

邓小平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将人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正是基于此，邓小平从我国人才培养不足的实际出发，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8]319，提出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论命题，并将“造就更多的人才”作为评价制度好坏的三条标准之一，为人民群众发挥自身智慧和力量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社会条件。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速使人才资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在深化中国共产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论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政治要求，形成了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理论内涵的党和国家对待知识分子的价值态度，并将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予以贯彻，着力体现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人力资源这一第一资源的认识的升华。胡锦涛则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层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高素质劳动者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赋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以更高的要求。加强党这一主导性力量对人民力量的指引是依靠人民的重要前提，党在强化自身“四力”的过程中增强了依靠人民的政治能力；
科学调配人民力量是依靠人民的内在要求；
党依靠人民激发人民力量是依靠人民的必要条件。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针对提升人民力量先后提出了知识化、科技化、创新性等要求，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自身主导性力量提供了重要抓手。

(三)人民监督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了巩固和强化人民的社会主体地位，必须实现“为了人民”价值命题的逻辑深化，即将“人民监督”自觉纳入执政要求，通过群众监督强化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性，使国家和社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价值关系符合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精神实质，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监督思想经历了由国家层面到党的建设层面的价值理性的深化。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窑洞对”中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了“让人民来监督”的执政要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基础。尔后，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政权的获取源于群众力量的支持,因而主张将人民民主的价值要求贯穿于一切关涉人民利益的政治实践中，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党权力的异化。对此，邓小平发出警告：“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9]，将群众监督置于评判党和国家合法性存在的高度来认识。在此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江泽民和胡锦涛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为群众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奠定了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性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处于重要的“历史交汇期”，更加重视群众监督的政治功能，党的十九大报告即是从党的建设层面提出了“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10]的论述，从而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成绩，借此强化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力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人民共享

人民共享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的价值要素，纵贯于党的百年发展实践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作为“铜墙铁壁”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依循着人民创造主体的逻辑团结一切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共享的价值愿望创造社会条件。毛泽东郑重提出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并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其展开了充分的论述。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11]44；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11]216。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积极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合理成分，进一步增进了对共享发展理念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阐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一系列新理论成果便是最直接的思想呈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在全党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12]强调中国共产党所谋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此不断趋近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构想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3]的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蓝图。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均内含着独特的内在逻辑和外在的一系列特征。同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便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的形成，既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又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将人民性和党性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中。

百年党史证明，要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的精髓，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贯彻落实，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党性的生动诠释。毛泽东庄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1031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将实现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与福祉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根本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8]384由此推动了改革开放，将满足人民利益全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性价值取向。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性与党性是相伴并生的，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致力于推动人民利益的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创新发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4]，全面领导着国家发展的各项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置于所提出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其作为“十个坚持”之首。正如实践所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唯有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做到“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15]。

(二)建构性与批判性相统一

理论是在对错误思潮的批判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建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继承及其中国化转化，也是源于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积极批判，体现了这一价值观融建构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在长期执政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围绕人民利益展开了“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建构与完善，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全面发展的生动社会图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坚决批判鼓吹“抽象人性论”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将人作为“具体的人”，带领全党科学认识人的属性，并进一步指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社会属性，强调“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4]81，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本的认识前提。邓小平在尊重人的生物性存在的基础上，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计划与商品、计划与市场的思考与实践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以现实的“革命的实践”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党所主导的“虚假共同体”的欺骗性本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全党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结合现阶段的人民利益、人民要求和人民期待，总体审视我国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实际，在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以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为抓手，推动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同时，高度重视党内教育，坚决同“人民至上”价值观相背离的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比如，习近平提出要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要坚定“两个不能否定”的基本立场，在全面完整地评价党执政的各历史发展阶段中推进“人民至上”价值观的时代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建构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的精神特质。

(三)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融合，这种融合既不是单一的搬移，也不是机械地割裂历史，而是通过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人民至上”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它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始终坚持维护人民的各项利益。新时代，“人民至上”价值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主题，以现实问题为实践导向，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不同阶段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来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并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原则来统摄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积极回应时代问题和人民诉求。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人民至上”价值观内含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普遍的价值认同。正是基于此，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中国实践进程，以人民关切为执政导向，与时俱进地满足人民的诉求，从而以切实的行动推进“人民至上”价值观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7]。

理论的特征作为思想的内在性存在不仅进一步阐述了理论的本质，而且以此为导向指出了践行理念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践行“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实践中自觉遵循自身执政的价值要求，愈发彰显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品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服务导向

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服务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自身的执政属性所内生的执政自觉，它引领着党的执政实践的基本方向，纵贯于党的长期执政历程中。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向内的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剖析、自我激励和自我革命，在价值层面将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服务导向具化为党群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价值关系，不断深化党服务于群众的政治实践。譬如在领导思维上，毛泽东指出党的一切路线政策方针都要植根于群众的实践，就此要求党内形成“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3]899-900的领导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这是因为，唯有在思维层面实现“党—群”政治立场的内嵌，党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地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随着党执政的历史方位的转换，党的服务导向逐步延展出不同的视角。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以党的工作“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为价值评价标准，带领全党谋划了改革开放这一宏伟蓝图，并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正面回应了人民迫切的利益诉求，在决策制定上彰显了我们党以服务群众为核心的服务导向。决策的制定在于执行。在这一思想的价值要求下，江泽民强调“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中的首要观点，要求全党将服务群众的价值导向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政治站位上强化了党执政的服务导向。政治站位统领全局，而全局的统领终究要落脚于实践。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胡锦涛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18]。从群众工作的细微之处、着力之处可以看到党的政治站位与党的群众服务导向的逻辑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人民作为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紧紧依靠14亿人民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转换，从而推进人民需要向“美好”样态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导向“服务于民”的价值本质。

(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执政策略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品质，是科学分析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论。列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思考“具体分析”的方法，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体特点”[19]。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实践中，成为这一科学方法的学习者和运用者。例如，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20]317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历史中始终秉持“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来积极应对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抓住“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实践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问题。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就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时指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21]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践行便是从最简单、最普遍的“生存”问题开始着手的，百年来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作为党执政最基本、最普通和最常见的问题来对待，强调“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22]。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看把人作为“现实的人”，把这一问题作为“真问题”来解决，体现了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最基本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另一方面，抓住“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实践中最直接、最迫切、最聚焦的问题。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政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所内含的基本原则，这充分体现在我们党的共同富裕理论中。自从改革开放，邓小平便将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聚焦于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2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向全党提出“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4]的工作要求，并带领全党全社会投身于脱贫攻坚这一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伟大实践中，使全体人民在能够保障自身生存的前提下共同迈进新的发展阶段。

(三)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品质

70多年前，毛泽东在我们党“进京赶考”前针对如何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70多年后，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强调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充满活力、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成功秘诀。党的长期执政是党改造客观世界的长期斗争。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是“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20]298的过程。百年来，党在长期执政中“依靠人民”的政治行为从实行外部监督转向了外部监督与内部自我革命共同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手段，为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提供了必要的内在支撑。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深化了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理性认识。譬如就党的自身建设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25]，在这种情况下，党自身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将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下降。正是基于这一认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为宝贵经验不断锻造自身自觉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主体力量。其一，意识先行。对价值理念的践行离不开主体意识的主观调控。换言之，党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意识不是自发、盲目地实现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灌输下获得思想层面的初步认知，而后借助意愿、意志等中间环节来影响党的政治活动，在党的政治行为的长期养成中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以此来强化党的执政宗旨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要求全党将自我革命的精神转化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其二，主观世界的系统改造。中国共产党主观世界的系统改造是指党在自我革命意识的激励下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准则，围绕自身执政能力、品质等方面对自身主观条件的检省和优化。一方面，党通过思想教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思想体系的界限，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另一方面，党通过先进思想提高自身的政治免疫力，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推动全党步调整齐一致，从而敢于直面自身问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进行自我纠偏，将反腐败斗争常态化、制度化，等等。简言之，永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样的政治生态是推进“人民至上”理念深化的内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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