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地形在东周社会统一趋向中的作用

侯甬坚

地球表面分为陆地和海洋两大部分，而陆地又分为平原、盆地、丘陵山地和高原，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述旧世界里的“河川江海不能算做隔离的因素，而应该看作是结合的因素”①。这样的结合无疑具有先置条件，因为平原地形是大自然敞开的胸膛，无论何时都欢迎人类的到来。黑格尔这位哲学巨匠对于“平原流域”是这样认识的：“这些是被长江大河所灌溉的流域；
形成这些流域的河流，又造成了它们土地的肥沃。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河和恒河所流过的印度、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流过的巴比伦、尼罗河所灌溉的埃及。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因为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着四季进行；
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②此处所论极具平实而广博的特点。

1988年8月，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使用“东亚平原”一词：“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③关于“东亚平原”这一词语，不仅学术界没有在辞书中予以列入，费孝通先生在论文里也没有专门的解释，初次读到感觉十分新鲜，此外就罕有其闻了。

通读《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又不觉得“东亚平原”一词有什么生疏，也清楚作者是把中国疆域作为一个生存空间，来论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思索和起笔之处都是从大处着眼，并且判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至广漠，东南濒海的这一生存空间，“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④而这一大片土地中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以其开阔平坦的平川土地，构成了东亚平原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诸多平原之中，拥有35万平方千米土地的东北平原列第一位（绝大部分海拔在200米以下），拥有30万平方千米土地的华北平原列第二位（海拔100米以下），拥有20万平方千米土地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列第三位（海拔50米以下）。⑤参照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所处地位，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居于前列，所以，费孝通出于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总结的莫大使命，给予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以“东亚平原”的文字概括，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历史称誉，其思考是从一个个具体的流域，看到其间诸多联系与汇合的事实，才作出了这样大胆的归纳表述。

事实上，早在1908年，先费孝通80年，豪迈地使用“东亚大平原”这一表述的是我国地理学前辈张相文。他在《新撰地文学》这部地理教科书的“结论”中作过这样气势恢宏的阐发：“中国黄河、扬子江、珠江三大流域，输纳群流，概居温带，迥非埃及、巴比伦、印度所及，气候调和，物产丰富，故五千年来，蔚然成东方大国。……统观环球，内陆广莫，地力雄厚者，西则北美，东惟我国而已。我国领土，奄有东亚大平原及中央高原之地，其广轮殆过于北美，而河川潮泽之富饶，亦复相埒。”⑥这样富有中华仁人志士情怀的论述，会在无数学子和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1994年，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发表《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文⑦，他充分使用《尚书·禹贡》著作的记述，作出了关于本论题的高学术水准的专业论述。该文首先论述《禹贡》全文的历史价值：该书是传世的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著作中的“九州”所包含的范围大致为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以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南岭以北的中国大陆。作者们将一个如此大的疆域列入未来统一国家的版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提示读者思考：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这种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之间首先实现的。他又分析了《禹贡》记述的实现统一的条件：“这一进步出现在战国后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禹贡》问世的条件至此已完全成熟，那就是作者们已经能够了解这一范围内的基本地理状况。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地区间的地理障碍得到克服的结果。”“毫无疑问，本身地理条件优越，面积又较大的地区能够更早实现统一，并且能成为统一周围其他地区的核心。在战国后期，这一地区非黄河中下游莫属。”

上述论述中的“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这种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之间首先实现的”一句是最为精彩的表述，其作用就是向读者给出了继续展开思考的路径。本身地理条件优越，面积又较大的地区是什么地区？东周历史条件下的各国曾克服了什么样的地理障碍？按照各国地理环境查看符合这种地理条件的地方，首先是那些便于人类居住和彼此交往的平原地区，其次就是那些可依赖交通道路彼此通达、借以扩大和联系起来的各个地区。

春秋时期的中国社会，周王室已迁居洛邑（今洛阳，伊洛河平原之上），全国140多个诸侯国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洛阳以东地方，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带，宋、卫、齐、鲁、陈、蔡、郑七国为代表，首先兴起于此。宋国西面都是平原，地形难守而易攻，幸而东南面是东夷和淮夷，尚不足为患。卫国夹在鲁、宋、郑诸国间，地势平衍，国力不强盛。齐国负山带河而滨海，三面均有天然屏障，且有鱼盐之利，足使人民趋于富庶。鲁国只有西南部地势较平，与宋接界，西北汶水流域的沃田又与齐连界，当春秋之初鲁常以宋、齐两国为敌手，这是地理形势所迫造成的结果。⑧

秦国的发轫起自渭河上游地区，曾有“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拓展业绩，又向东不断蚕食，进入到关中平原，建都雍城（今凤翔县雍城遗址），继续向东推进，就来到与晋国相邻相争的东部大门口。在经过春秋时期的长期经营和苦战之后，西土最平坦和重要的秦岭北麓渭河两岸的关中平原（约3.4万平方千米）就被锻造为一个农业发达、军政力量明显上升的区域。战国前期的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对外发布求贤令后，商鞅从东方西入秦国。

商鞅辅佐秦孝公，促成了秦国的又一次觉醒。商鞅在“先王之正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主张：“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
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⑨所论充分考虑到土地物产与战备的关系，对于集聚军力（兵员和物质）发挥了重大作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⑩种种东进举措，皆为之后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前316年，西南地区的巴蜀两国发生冲突，求助于秦国，在秦廷的商议中，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出兵征伐的意见，概因司马错充分考虑到富国、强兵与秦国以“禁暴正乱”为出师之名的关系，及“取其地，足以广国也；
得其财，足以富民；
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的预期效果⑪。后来秦国取胜，在四川盆地设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蜀郡（先设封国，后改为郡，郡治成都）、兴修都江堰的结果，的确与出师前的预期目标一致。

司马错出兵西南之役，正是以既有的关中平原为依托，向另一平原地区（今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拓展的类型。在春秋时期的战场上，步兵作战逐步取代了车战，因为向平原外面走去，必然会出现大小山脉组成的山地环境，出兵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路况变得不那么规则，战车变得难以驾驭，就发挥不出在平原地区那样的驰骋杀敌作用。秦国的军力突破秦巴山地的界限，进入到巴蜀地区，本身还具有突破地界、推进文化交流的作用。⑫

与上述历史内容不同，有时甚或相反的是，由于各个地域集团基于自身使命的领悟，或难以克服的贪婪性而引起的千军万马相搏的大规模战争，必然会利用各类有利于己的地形，造成客观上强己方弱对方的局势。譬如说一些险要的地形，似清人顾栋高所云，“太平之世，天下为家，未尝有也”，一旦战局开启，兵戎相见，这样的险要地形就立即显现出特别的兵家地理方面的价值。此时，客观存在的地形条件，因有平原与丘陵山地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就会有很不一样的战争作用和效果。

顾栋高做过春秋战争历史的总结，对地理形势阐述得极其清晰明了。他曾论述：“险要之为天下重也，从末世起也。群雄起而后有战争，战争用而后出奇制胜，设守要害，则险要尚焉。……余读左氏，知春秋险要之地莫多于秦、晋、吴、楚、郑、卫。郑、卫南北所争，而吴、楚、秦、晋壤地相错，为日交兵之国。桃林、二崤、茅津之为西北险也，以秦、晋七十年之战争著也，函谷一入秦，而六国之亡兆矣。”⑬诸国之间作战的路线和战场，经常是跨流域和地区的，因而将更大的地域纳入到作战范围内。

地处中原的魏国，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朱本军取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为绘制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的标准年代，划分魏国为河西—河东、大梁及周边区域⑭，后者客观上比前者占据着更多的平川地形。前317年纵横家张仪到达大梁，其游说魏襄王之辞为：“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
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大梁及周边区域分明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魏国恰处于“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的四面八方被动应付局势之中，张仪给出的判断是“魏之地势，故战场也”，这里既然与诸邻国应接不暇，“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⑮张仪的说辞生动到位，这的确是平原地区难以应接四方的基本状态，因为当时正是诸国争雄的战国时期。

平原地形无天然关隘可据，那就只能在合适的地方修筑高大城墙，在城池内加以防守。《战国策·赵三》引马服之语：“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
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⑯齐国都城临淄（今淄博市东北，古济水下游南）建在淄河西岸，大城南北约4.5千米，东西约4千米。楚国郢都（今荆州纪南城遗址，长江北岸）城址平面呈正方形，东西长4.5千米，南北宽3.5千米。遭遇兵临城下危急之时，这些城池又都是平川区域坚守拒敌的唯一依靠。可是，无论多么坚固的城墙及其防守，被围攻的时间长了，又缺乏外援的情况下，城池终究是难以保全的。

一座都城的选择，是以可以满足一个政权上下所有人员的居住生活、政事处理、驻防警卫、物资供应等要求为条件的，最后确定的地方，一般都是在外围屏障保险、交通便利、物资供应可以保证的平原地区。帝王居住于都城的宫殿，身边不乏见识过人的权臣，如秦昭襄王身边的应侯范睢，经常劝谏的就是“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这样的言辞⑰。君王为了实现其即位以来的政治理想，其个人意志无疑可以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高度。只要外部环境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样的内容在历史演进中只能是一步步地加深和实现。

随着国家统治能力的增强，统辖地域的扩大，势必会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手段和措施，否则就难以达到有效管控辖区内土地、物资、民众、异己分子的目的。春秋争战时，各国就已经走上了军备扩充之路，不得不实施严厉的举措来管束人力物力。《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前687年），又“初县杜、郑”。基于新占据的地方，秦廷采取了设县、派出官员前去管理的做法，这种不同于以往设置封地的做法，可收到更为有效的管理效果，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得到了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的机会。

人类塑造的文明，是借助了有利的地理条件（生存环境），并与“人的有关条件形成最佳结合的结果”⑱。本文将有关经东周时期剧烈的社会躁动后秦国取得统一的原因，由前人论述较少的地理层面，又推至更为单一而重要的平原地形因素上，虽然容易落入相当冒险的不利评价境地之中，但也可能是对原先地理层面论述的一种单刀直入式的突破，易于唤起有同样兴趣人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顺此方面或相关的路径继续探讨下去——这是笔者撰写此文时萌发的一种期望。

总的看来，经过农业长期开发的平原地区，已经是国家的粮仓所在，都城（政治中心）所在，人口（兵员）所出之地，还会成为各个地域集团最为稳定的居住地和物资供给地。随着对外拓展步幅的加大，有的诸侯国掌控的平原面积还会增大、平原数量也会增多，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会与这些条件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样的平原地区，又是国家派出力量拓展和经营新的开发地区的出发地，也是派出力量的经济后盾和政治策应地，出于内外强化管控的需要，加强平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撑能力，又是决策者们丝毫不能放松的地方。

平原地形在东周社会统一趋向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平原地形有益于人类居住生活和彼此交往，易于发展成为各个地域集团持续生存和扩充的基地；

（2）平原地形不利于军事防守，也就会减少各种势力的盘踞，整体的形势是通过区域融合、大区域统一和整合的方式来实现的；

（3）借助高亢地势，尤其是奇险山势，上游平原地形相较下游更为有利；

（4）平原所在为国家粮仓和都城落脚之处，统辖地域越大，越需要采取严厉的手段，而王权在这一过程中也因之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助推。

地理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文所论平原地形因素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之大小，还要取决于其在整个地理格局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本文所述关中平原的地理位置和秦国君臣上下一直坚持的励精图治。尤其是战国时代无数次的两军对垒，将平日里尧舜乐土似的地理环境，变成了凶险的“九地”军事地形⑲，人性激活了地理的特性，军事将领惟有领会和遵循《孙子兵法》诸篇技法展开指挥，才有可能取得“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结果。众人皆知，这样的军事抗争结果，又一次次造就了战争参与国的政治演变历程。

法国艺术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写道：“要了解作品，这里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⑳英国历史地理学家达比亦曾写过：“有些历史学者发现，为了研究历史，他们不得不先重建当时的地理。”㉑历史地理学者更应该在这方面勤加用力，以促进学界内外就地理环境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推动作用深加探讨。

注释：

①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5页。

③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④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我国历史上黄河在下游地区北徙南泛，多有变迁，平原土地已与北面的海河平原和南面的淮河平原连为一体，组成今天的黄淮海平原，因有大运河起贯通作用，加上长江中下游平原，本文主张我国的东亚平原包括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两大部分，其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千米。

⑤ 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附录《中国主要平原区简表》，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页。此表所列华北平原，应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黄淮海平原。

⑥ 张相文：《新撰地文学》，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3页。按：1929—1930年吕思勉在江苏省常州中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六讲”时，写过“我国之黄河流域，东亚之大平原也”的讲稿文字，估计是受《新撰地文学》的影响。参阅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⑦ 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⑧ 参考童书业《春秋史》第5章《黄河下游诸国的争雄》内容所写，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2—133页。

⑨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2《算地第六》，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3—44页。

⑩ 《史记》卷5《秦本纪》。

⑪ 刘向辑录：《战国策》卷3《秦一·司马错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

⑫ 唐晓峰在这方面曾经有过论述：“翻越山脉，社会文化向山的另一面推进、扩展，达到文化统一甚至政治统一，在那个时代，当然是文明成就。任何一个不满足于原有生存环境的束缚，要拓展生存空间，壮大社会力量的团体，势必要突破自然地理障碍。在中国，山脉是最早需要突破的对象”。唐晓峰：《山脉与历史》，载氏著《阅读与感知：人文地理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5—156页。

⑬ 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卷9《春秋列国地形险要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69页。

⑭ 朱本军：《战国诸侯疆域形势图考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10页。

⑮ 《战国策》卷22《魏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2页。

⑯ 《战国策》卷20《赵三·赵惠文王三十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8页。

⑰ 《战国策》卷5《秦三·范睢至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⑱ 王恩涌：《对文明起源的一种解释》，载《王恩涌文化地理随笔》，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53页。

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86页。

⑳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42页。

㉑ H·C·达比：《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姜道章译，《历史地理》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