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演化——基于“非典”疫情的双重差分检验

孙文浩，孙静雯，张益丰

如何优化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对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产业体系至关重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生产环节，对高级劳动力要素形成了挤出效应(1)李静，楠玉.人才为何流向公共部门——减速期经济稳增长困境及人力资本错配含义[J].财贸经济，2019(2):20-33.，导致中国制造业研发部门高级劳动力要素数量明显不足，成为激发制造业自主创新活力的“梗阻”因素(2)李静，楠玉.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J].经济研究，2019(8):152-166.。特别是“新冠”疫情对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产业体系造成了不小的阻力。但不可忽略的是，公共突发疫情也可能倒逼制造业进行劳动力要素结构升级，通过高质量创新发展向全球产业高附加值的价值链攀升(3)孙文浩，张杰，冯建元.公共突发疫情能否刺激地区创新?——基于“非典”疫情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的考察[J].商业研究，2021(5):19-27.。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人才战略布局”以及“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家有关政策文件精神，以及中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的客观事实，考察公共突发疫情能否以及如何影响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以来，大量文献主要关注“非典”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发展(4)杨翠红，陈锡康.“非典”对GDP的影响到底有多大[J].管理评论，2003(6):3-8.、就业意愿(5)STYRA R, HAWRYLUCK L, ROBINSON S, et al.Impact on health care workers employed in high-risk areas during the Toronto SARS outbreak[J].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2008(2):177-183.、股市(6)CHEN M, JANGB S, GONKIMC W.The impact of the SARS outbreak on Taiwanese hotel stock performance: an event-study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2007(1):200-212.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对疫情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定性考察“非典”疫情的经济外部性。与“非典”疫情相似，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大量文献开始关注“新冠”疫情对经济形势(7)方行明，张蓓，付莎，等.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9):4-19.、创新能力(8)PAGLIUSI S, DENNEHY M, KIM H.Vaccines, inspiring innovation in health[J].Vaccine,2018(48):7430-7437.、医疗系统(9)王俊豪，贾婉文.中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分析[J].财贸经济,2021(2):20-35.、城市发展(10)唐皇凤，刘建军，陈进华，等.后疫情时代城市治理笔谈[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29-42.等问题的影响，甚至国际权威期刊也发表了一篇基于“新冠”疫情背景下如何构建凯恩斯供给冲击理论的经验文章(11)GUERRIERI V, LORENZONI G, STRAUB L, et al.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VID-19: can negative supply shocks cause demand shortag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22(5):1437-1474.，这说明公共突发疫情究竟存在何种经济外部性是全球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非典”疫情和“新冠”疫情都属于公共突发疫情，有研究认为“非典”疫情的经济外部性可有效预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研究公共突发疫情对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大量文献认为公共突发疫情会降低劳动力就业率(12)张蔚文，卓何佳，董照樱子.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用工荒:基于人口流动与复工复产政策的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6):29-39.，同时表现出短期周期性失业的特征(13)都阳.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下的劳动力市场反应与政策[J].劳动经济研究,2020(2):3-21.。然而，现有文献关于公共突发疫情对就业影响程度的问题尚未形成一致性的说法。如郑联盛等发现“新冠”疫情导致劳动力就业水平降低6.52%(14)郑联盛，范云朋，胡滨，等.公共卫生危机对就业和工资的总量与结构影响[J].财贸经济,2021(4):115-129.，吴锋等认为“新冠”疫情暴发后劳动力就业水平降低0.70%(15)吴锋，刘桂君，郭纳良，等.COVID-19疫情对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的影响[J].地理学报,2021(4):1034-1048.。白云丽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暴发后一年内，18%的农村劳动力失去非农岗位，保住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工作时长会缩短5.70%(16)白云丽，曹月明，刘承芳，等.农业部门就业缓冲作用的再认识——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2(6):65-87.。其中，有部分研究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考察公共突发疫情的经济外部性。例如，毛宇飞和曾湘泉发现“新冠”疫情短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较强的负面影响，高校毕业生获取offer与实际签约比例明显降低(17)毛宇飞，曾湘泉.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来自招聘网站数据的经验证据[J].学术研究,2022(1):104-110.。岳昌君和邱文琪发现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2021年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率为76.50%，较2019年下降3.60%(18)岳昌君，邱文琪.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J].教育研究,2022(6):28-44.。然而，也有文献认为公共突发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劳动力就业(19)陈有华，张壮.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05-119.。还有文献认为公共突发疫情对劳动力就业并非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蔡昉等发现公共突发疫情对劳动力就业存在“V”字形影响，劳动力就业长期可恢复到“疫前”水平(20)蔡昉，张丹丹，刘雅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个体追踪调查的全面分析[J].经济研究,2021(2):4-21.。

综上，已有文献尚未基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视角考察公共突发疫情的经济外部性。公共突发疫情能否以及如何影响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特别是关于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方面现有文献更是研究不足。与本文话题最为相关的文献是研究公共突发疫情对劳动力要素高级化进程的影响，主要基于劳动力要素学历视角考察公共突发疫情在城乡与性别之间如何影响劳动力要素高级化进程(21)孙文浩，张益丰，张杰.后疫情时代劳动力要素高级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基于城乡、性别差异视角[J].西北人口,2022(2):1-14.，但并未基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视角深入考察公共突发疫情如何影响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格局。上述问题不解决，就难以为政府在公共突发疫情防控期间及后期阶段制定合宜的人才政策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基于数据角度，有关“新冠”疫情的样本数据相对较少，这是通过计量分析研究公共突发疫情能否以及如何影响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的一个难点问题，这也是当前文献主要基于定性视角考察公共突发疫情经济外部性的重要原因。不可忽略的是，“非典”疫情暴发至今20年，存在大量经验数据可有效检验公共突发疫情经济外部性的长期效应，可通过考察“非典”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的影响为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及后期阶段优化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提供重要的参考。

基于此，本文主要利用“非典”疫情事件构建准实验框架，利用集聚区位熵测算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检验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影响。本文主要发现公共突发疫情有利于提升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特别是医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效应更加突出。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基于定量视角，通过“非典”疫情事件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定量分析公共突发疫情能否以及如何影响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为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及后期阶段合理调整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二，本文重点检验公共突发疫情如何影响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对公共突发疫情能否倒逼制造业通过人才集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认识。第三，本文可能是较早使用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公共突发疫情程度如何非线性影响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的实证文献，为后续研究基于受灾严重程度系统性考察公共突发疫情的经济外部性提供了方法参考。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主要针对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进行实证研究。此外，中国“非典”疫情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8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最后一次公布的“非典”疫情数据(22)自2003年7月13日美国发现最后一例疑似病例以来，世界各国都没有新发病例及疑似病例。。

(二) 模型设定

在中国现实背景下，为有效检验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23)孙文浩，张益丰，王剑锋.女性农民创业与精准扶贫[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49-64.，构建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具体模型见方程(1)：

high_aggit=θ0+θ1time×treat+θ2X+γprovince+γyear+εit

(1)

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在方程(1)中，被解释变量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24)孙文浩，张杰.高级劳动力要素增密对城市创新的动态影响[J].上海经济研究,2021(4):67-83.，本文使用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的区位熵指标测度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并进行加1取对数处理。其中，区位熵的计算公式：

(2)

公式中i表示产业种类(i=1,2,3,…,m)，j表示地区(j=1,2,…,n)。在这里X在不同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含义，本文根据高技术产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计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

对于解释变量，本文根据“非典”疫情冲击省份(treat)和“非典”疫情冲击时间(time)的交互项(treat×time)测度公共突发疫情冲击事件。其中，treat=1表明该省份(直辖市)存在“非典”确诊病例，treat=0表明该省份(直辖市)不存在“非典”确诊病例。time在2003年以后(含2003年)等于1，否则为0。

X是一组控制变量，具体有：地区工资水平，本文使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加以表示。公共通勤质量，本文使用地区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标台)与地区GDP指数的比值加以表示；
交通便利程度，本文使用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平方米)与地区GDP指数的比值加以表示；
生活环境质量，本文使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与GDP指数的比值加以表示；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加以表示。此外，以上变量全部进行加1取对数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参见表1。

(一) 基础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结合(1)式进行回归，研究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第(1)列基于1999—2007年的样本数据(25)一方面，“非典”疫情暴发在2003年，选取1999—2007年的样本观察期，可有效检验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短期影响；
另一方面，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等外生事件冲击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可能形成严重的干扰，删去2008年及之后年份的数据可确保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因此，本文主要实证部分均使用1999—2007年的数据样本，1999—2016年的数据样本主要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34.20%。第(2)列基于1999—2016年的样本数据表明，公共突发疫情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

(二) 异质性检验

1. 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分类检验。本文使用1999—2007年数据，并针对高技术制造业结合(1)式进行分类检验，估计结果见下页表3。第(1)列基于医药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医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27.30%；
第(2)列基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第(3)列基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50.50%；
第(4)列基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第(5)列基于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从产业分类检验结果可知，公共突发疫情有利于医药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一方面，在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社会对治愈疫情的药品存在巨大的需求，同时政府对生物医药技术产业的研发投入也给予大量资金扶持，从而有利于医药制造业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宅经济”对高标准电子及通信设备形成了巨大的需求(26)齐骥，陆梓欣.重大疫情视角下“宅经济”创新发展的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39-4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急需通过创新满足社会对电子产品高标准的需求，从而促使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大量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以加速推进新产品研发。

2.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随着中国高铁网络建设阶段逐步从“四纵四横”阶段过渡到“八纵八横”阶段，高铁网络不断增密导致高级劳动力要素产生了“西出东进”的流动趋势，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非东部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差距水平(27)孙文浩，张杰.高铁网络能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创新[J].世界经济,2020(12):151-175.。因此，不同地区之间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有必要针对不同地区，研究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针对东部和非东部地区，研究公共突发疫情对不同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见下页表4。第(1)-(5)列基于非东部地区，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之后，医药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分别提升143.90%、233.37%。第(6)-(10)列基于东部地区，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之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分别增加约377.70%、360.30%、83.00%。因此，由表4的结果可知，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相同的是，公共突发疫情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不同的是：在东部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主要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在非东部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主要对医药制造业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以上结论表明，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后疫情时代应针对不同行业的需求合理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形成有效集聚。

(二) 进一步分析

为检验受灾程度不同的地区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方程(1)式的基础上使用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下页表5(28)为满足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的要求，此处treat使用该省份(直辖市)实际“非典”确诊病例数量的连续变量加以表示。因此，表5核心解释变量测度地区受公共突发疫情的影响程度。其中，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_0.1表示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1分位区间，说明该地区受公共突发疫情的影响程度较低，以此类推。。第(1)列基于医药制造业，结果表明：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0.5)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并不稳定；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6,0.7)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促进效应最大；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8,0.9)分位区间时，随着公共突发疫情的严重程度逐渐增加，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小。类似的，第(2)-(4)列分别基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结果均表明：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0.5)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并不稳定；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6,0.7)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促进效应最大；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8,0.9)分位区间时，随着公共突发疫情的严重程度逐渐增加，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小。第(5)列基于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结果表明，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0.5)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并不稳定，甚至可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属于(0.5,0.9)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有利于区域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尤其当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9分位数附近时，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136.10%，说明地区在遭受极为严重的公共突发疫情后，社会对治理疫情的高标准医疗器械存在巨大的需求，促使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大量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通过产品创新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标准需求，计量结果符合现实。因此，表5的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对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倒U型影响，疫情处于中等严重程度的地方政府应出台合宜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合理、有序地向高技术制造业集聚，以满足区域高技术制造业在疫情过后对高级劳动力要素的巨大需求，进而推动上述地区经济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三) 稳健性检验

1. 共同趋势假定检验。共同趋势假定(common trend assumption)是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重要前提。观察下页图1可以发现，在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变化趋势一致。然而，在“非典”疫情暴发之后，两者变化趋势出现明显差异，处理组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对照组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基本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图1的结果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是由“非典”疫情引起的，共同趋势假定得到满足，确保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论可靠。

2. 剔除特殊样本。2003年“非典”疫情的重灾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广东省两个地区。然而，北京市和广东省分别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非典”疫情对以上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冲击效应包含较多的噪声。因此，为对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设计合宜的人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剔除北京和广东地区，使用1999—2007年的数据样本并结合(1)式，重新检验公共突发疫情对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6。第(1)列的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医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49.30%；
第(2)列的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59.70%；
第(3)列的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59.20%；
第(4)列基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第(5)列基于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公共突发疫情有利于医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与表3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本文结论稳健。

3. 更换模型。本文表5主要针对受公共突发疫情不同影响程度的地区，基于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公共突发疫情对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影响。为确保结论稳健，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29)孙文浩，张益丰，王剑锋.女性农民创业与精准扶贫[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49-64.，使用分位数模型针对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的地区(30)受疫情影响程度使用实际“非典”确诊病例数量加以表示。，重新检验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分位影响效应，估计结果见图2。

图2(a)基于1999—2007年的全部样本，结果表明：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0.3)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显著有利于地区提升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3,0.9)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图2(a)的结果说明：一方面，对于公共突发疫情程度较为不严重的地区，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提升效果十分突出，而对于公共突发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效果并不突出；
另一方面，从系数结果的变化趋势看，随着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不断提升，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存在先大后小的倒U型影响，与本文表5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本文结论稳健。类似地，图2(b)使用1999—2007年剔除北京、广东地区的样本，结果表明：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0.2)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显著有利于地区提升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集聚程度；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2,0.9)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因此，图2(b)的估计结果与图2(a)的实证结论高度一致：一方面，说明在剔除北京、广东地区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倒U型影响的观点。同理，本文针对医药制造业，研究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的分位数影响，估计结果见图2(c)和2(d)。图2(c)基于1999—2007年的全部样本，结果表明：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0.6)分位区间时，公共突发疫情显著有利于地区提升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
当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处于(0.6,0.9)时，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此外，从系数结果的变化趋势看，随着地区公共突发疫情严重程度逐渐提升，公共突发疫情对地区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存在先大后小的倒U型影响。类似的，图2(d)基于1999—2007年剔除北京、广东地区的样本，估计结果与图2(c)的结果高度一致，说明本文结论稳健。

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加速向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本文使用1999—2016年省级数据，首次利用“非典”疫情事件构建准实验研究框架考察公共突发疫情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的影响。主要发现：第一，公共突发疫情有利于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相对于未受到公共突发疫情影响的区域，公共突发疫情暴发促使区域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34.20%；
第二，高技术制造业分类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受到公共突发疫情影响的区域，地区暴发公共突发疫情后医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27.3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平均提升约50.50%；
第三，区域分类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东部地区，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效应更加突出，对于非东部地区，公共突发疫情暴发后，医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的提升效应更加突出；
第四，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公共突发疫情程度对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存在倒U型影响。

本文结论可为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以及后期阶段出台合宜的政策优化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格局提供重要的参考。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主要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针对高级劳动力要素需要“缺口”较大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专业人才供给。公共突发疫情导致大量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危机，政府可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为潜在失业毕业生继续升学深造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一方面确保潜在劳动力要素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弥补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以及后期阶段对高级劳动力要素的需求“缺口”。具体而言，东部地区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应适度增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名额，非东部地区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应适度增加医药制造业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名额。第二，针对疫情防控期间高级劳动力要素集聚程度下降的高技术制造业，政府应出台合宜的人才政策强化该类高技术制造业高级劳动力要素的供给规模。具体而言，在产业层面政府应出台合宜的人才政策鼓励高级劳动力要素向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集聚。在区域层面，政府应对受疫情影响较重区域的高技术制造业集聚高级劳动力要素提供更多的人才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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