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与《理想国》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比较*
时间：2023-04-14 21:50: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焦炻榭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卡尔•雅斯贝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将中国、西方与印度视为“历史的三个独立根源”[1]，认为人类精神文明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取得了重大突破。《论语》与《理想国》是体现该时代思想的代表作，对中国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政治秩序构建有奠基作用。“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2]成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起源，阐述了《论语》在中国古代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规范上的哲学智慧。《理想国》的希腊语为Πολιτεία，即政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怀特海认为，欧洲哲学的后续发展皆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3]，对东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
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极为相似的事情会引起迥异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和比较，即可轻易找到理解该现象的钥匙。[4]《论语》与《理想国》分别阐释了孔子与柏拉图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想及实现方法。本文将通过对比成书背景、理想社会的秩序分工，探究其思想及秩序构建的同一性与独特性。
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彼时社会存在系统性地动荡变革，战争日益酷烈，道德伦常失序，政治重心下移，出现“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5]的景象。见诸多僭越行径，孔子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6]，故欲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秩序。
柏拉图生于雅典贵族家庭，生活于雅典城邦最动荡的时期。城邦内部公民与贵族寡头的矛盾日渐激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斯巴达的战胜告终。柏拉图认为雅典城邦的法律和习俗正被不可逆地腐化瓦解。[7]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在雅典极端民主政治的倾轧下，苏格拉底被处死，自己也被流放的经历使柏拉图对城邦既有的政治制度感到失望，故希望重新建构理想社会秩序。
孔子与柏拉图思想对道德在理想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有完备论述，二人宣扬的美德的含义有所差异但本质相同。[8]对比理想社会秩序道德根基，可以清晰明辨二人理想追求的本质。
《论语》中理想社会秩序的道德根基是仁与礼。仁并非某一特殊的德性，而是一切德性的总和。[9]《论语》没有对仁进行系统阐释，其解释散见于各语录中，且随时间、地点、对象不同，对仁的解释亦不同。据统计，“仁”在《论语》中共出现109次，较为主要的观念如下：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10]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1]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2]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3]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14]
孔子对仁的定义涵盖仁人的品格、实现仁的方法两部分。仁人的主要品格包括“恭、宽、信、敏、惠”[15]刚强、果敢、质朴和慎言。实现仁的方法包含爱人，即履行社会义务和维系人际关系。忠，即“尽己为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构成忠恕之道，推己及人。[16]克己复礼，即约束自己使自身符合礼所要求的行为规范。
从“克己复礼为仁”延展出孔子的另一根本思想，礼。要约束自己，在自我意识主导下，返回符合礼的状态。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17]由此观之，仁是礼的内在，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与礼相辅相成，对礼的践行可以有效地成就仁德。[18]因此，对社会秩序的塑造中，更多地以礼的形式呈现。
“为国以礼”[19]是孔子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孔子意欲恢复周公“制礼作乐”制定的国家典制与社会生活规范，其对社会秩序的构想在《礼记》中可瞥一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21]
在柏拉图看来，建立理想城邦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而城邦的最高价值则在于它的和谐一致和其整体性高于一切。[22]《理想国》中理想社会秩序基于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以及正义建立，正义为四德的核心。
“苏：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23]
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4]，每个人各安其职、各安其命是国家正义的实现途径。如果城邦公民都能依此行事，国家就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既是好的城邦的德性也是好城邦的基本理由。[25]正义作为四种主要德性的核心，可以完善国家的“智慧、节制、勇敢较量能力大小”[26]。
“苏：由此可见，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27]
“苏：……勇敢就是一种保持。”[28]
“苏：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29]
柏拉图认为，智慧是对本性与天性的依循，在智慧的国家中存在多样的知识。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理念，通过智慧在城邦中的贯彻，达成理念论中的至善。勇敢意味着恒性的坚持，无论顺境与逆境都能够不易其志。节制与孔子的“克己”有相同之处，柏拉图认为，在人类灵魂中兼有好的部分与坏的部分，要用好的部分约束坏的部分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渴求，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以正义为道德根基的理想社会中，城邦公民被按照智勇敢与节制三种道德分类，按天生的禀赋分为统治者、守卫者与生产者。因为这三种人的情感和性格，城邦也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30]，也就是正义的。
社会的分工最初来源于物质生产条件，不同的分工形式成为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31]生产工具的进步会造成就与社会秩序的变动。生产工具的发展也使分工随之发展。[32]作为写就于旧有社会秩序崩坏时代的著作，《论语》与《理想国》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想体现了“轴心时代”哲人对新社会格局的哲学思考与解决之道。
1.对统治者的要求
统治者是国家或城邦中的执牛耳者，对城邦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塑造有重要作用。两书都对理想中的国君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要求是高度契合理想社会秩序道德根基的。
《论语》提及“君”“为政”“为国”等词语时往往是指国家统治者设立的行事与为人准则。“君子”则泛指贵族阶层，应被理解为以儒家思想对社会中上层人士理想人格的要求，非专指国君。故除君子仁、义、礼、知（智）、信的基本人格共性外，对君子品格的论述应有选择性地施于统治者之身。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34]
对统治者的要求首先是“德”，因为“仁”是一切德行的总和，故可认为“德”与“仁”概念互通。统治者可以通过仁德获得强大的社会感召力，如北斗星被众星拱卫般受到臣民的拥护。《论语•颜渊》中将君子的德行比作风，可以通过自身力量引导民众的德行[35]，同样体现了为政的理念。此外，对“礼”的重视也贯穿于对统治者行事准则中。孔子主张用礼治理国家，要求统治者“使臣以礼”[36]。相比法和刑，孔子更推崇统治者通过礼治让国民形成自觉心和自律能力。
由此观之，《论语》对统治者的要求是对道德根基的再阐释，“仁”“礼”从形而上的概念具象化为统治者的做法。
《理想国》对统治者的要求明晰且直白，在柏拉图的秩序构建中，公民分为统治者、守卫者与生产者，统治者应当是“哲学王”，拥有四主德，有强大的记忆力、理解力、宽容心与正当的教养。与孔子推崇的国君一致，优良品质和德行是统治者必备的。柏拉图为“哲学王”的出现提供了两条路径，分别是让哲学家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和通过教育统治者，培养“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一”[37]的哲学王。
“苏：综上所述，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38]
天赋也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在柏拉图的国家正义观中，一个人的天性与擅长的事情是命定的，在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即为正义的逻辑下，天赋成为选择统治者的必要条件，而“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39]
2.对等级的构建
社会等级的构建也是社会分工的表现形式。因为存在分工，人类社会逐渐产生了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40]《论语》与《理想国》分别构建了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
《论语》是儒家思想中“君、臣、民”关系的肇始[41]，形成以三者为核心的等级秩序。书中侧重论述了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国君要用符合礼数的方式役使臣子，臣子应当以忠诚来侍奉君主；
作为君主首先要爱护百姓，按农时合理使用民力，其次“民无信不立”[42]，要获取民众的信任。由此观之，在儒家“君、臣、民”秩序中，国君是秩序的核心，通过对臣执恭敬与礼数，对民取信任与仁政，构建起稳定的等级秩序。
《理想国》构想的等级秩序是静态稳定的，同样存在三个等级，即管理国家的统治者，保护国家的守卫者与创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三个等级的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分工履行职责，一个等级的人不应做另一个等级的人应做之事。
柏拉图的正义所要实现的秩序，是把严格的等级制固化、世袭化。[43]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他认为上天在铸造人时将金、银、铁和铜加在了不同人身上，加入黄金的成为统治者，加入白银的成为军人，加入铁或铜的则成为农民或技工。应当按照上天命定的金属种类不同，将所有人“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44]，实现各安其职的个人正义，进而符合《理想国》对正义国家的要求。
《论语》与《理想国》构建的秩序都有复古逻辑。孔子尊尧舜之治，推崇周礼，在社会混乱化与动荡化的趋势中，用历史既有的秩序为时代的社会失序带来稳定，让“礼乐征伐”等体现社会等级秩序的行为回归天子之手，让社会回归西周时的状态。钱穆评价《论语》的秩序“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45]柏拉图同样主张保护固有秩序，认为统治者要通过教育重拾“被废弃了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规矩”[46]并“始终守护着它”[47]。
《论语》与《理想国》的逻辑都是类比推演，将人作为秩序的主体，从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的逻辑互推，但两书的推断方向相反。《论语》的秩序逻辑基于宗法血缘，从自我出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8]，以同理心为工具，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向外推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9]。用父子关系类比君臣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秩序中“家国同构”的思想根源。
《理想国》的秩序逻辑是基于正义阐发的，柏拉图将个人正义比作“小字”，城邦正义比作“大字”，通过“先读大字后读小字”[50]的逻辑顺序得出个人与国家道德的一致性。在柏拉图看来，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根本内涵完全一致。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正义的”秩序在城邦和在个人灵魂上的分别体现。[51]因此，正义国家中的公民拥有正义的德性，个人正义也彰显国家的正义。
《论语》与《理想国》作为同一时代诞生的哲学著述，体现了动荡时代东西方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印证了黑格尔“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的洞见。两书理念的同一性在于，孔子与柏拉图分别将仁礼与正义作为道德根基，在其基础上对理想社会的分工做出规划，实现和谐与善的政治哲学。两书对于理想社会秩序建构的逻辑存在差异，《论语》从个人的道德与人际关系出发，向外扩展出国家君君臣臣、尊尊亲亲的秩序，《理想国》从国家的正义出发，由大见小地引申出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的一致性，倡导各司其职、各安天命的社会秩序。比较两书理想社会秩序理念的共契与分殊，进一步明晰东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特点，可以启示当代的政治秩序比较与文明互鉴进程。
猜你喜欢社会秩序理想国城邦大理:梦游理想国课堂内外(初中版)(2022年3期)2022-04-14启蒙与再启蒙：塑造社会秩序的实践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1年2期)2021-06-05滇西南边民通婚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以普洱市为例创造(2020年5期)2020-09-10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治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文化学刊(2019年7期)2019-12-26直销理想国知识经济·中国直销(2018年11期)2018-11-26雅典城邦的民众失去政治热情了吗？——从2016年高考全国卷Ⅱ文综第32题谈起中学历史教学(2016年10期)2017-01-15刑法中意志自由论之提倡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期)2017-01-14不可复制的城市情感——从雅典城邦到世界容器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1期)2016-12-01理想国——马来西亚的车与“道”家用汽车(2016年4期)2016-02-28道德理想国的构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期)2015-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