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类型的中国式现代化原则及其问题域
时间：2023-04-11 12:1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娜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黑格尔的思想为直接来源，在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中，马克思获得了关于现代性的自我主张。中国作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同样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保持扬弃的立场，既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加以继承，又要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不断推进。
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无法跨越的哲学家。黑格尔之于现代性的重要性在于，他尽管不是第一位谈论现代性的哲学家，但却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其原因是，黑格尔是首位将现代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并放置入哲学结构中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1页。而且，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还确立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点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2)[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0页。这是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观点的引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见，黑格尔在这部身前最后一本著作中讨论的核心正是人的自由问题。纵观全书，可以说黑格尔完全在抽象的自由概念之外，完成了对主体性自由原则的建构。
黑格尔指出，法的确定的出发点是意志，而意志是自由的，因此自由就构成了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为什么意志是自由的，黑格尔的回答是：“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 阳，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而自由意志的实现需要经过三个环节方能完成：抽象法、道德法、伦理法，这三个环节从形式上看是三种特定形式的法的表现，本质上则是自由意志的三种具体形态和实现阶段。抽象法是最低程度的自由的实现，因为它是借由外物，特别是财产得以完成的；
道德法是中间层次的自由的实现，它不借助于外物，依靠人的内心得以完成；
伦理法则是最高形式的自由的实现，因为它结合了外在事物和人的内心，共同实现了最为充分的自由。即便在伦理法内部，自由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依然要经过三个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家庭是自然或者说直接的伦理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利他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市民社会是分裂的或者说现象中的伦理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利己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而国家则是统一的或者说完成的伦理阶段，它使得利他性与普遍性得以结合。因此，国家是黑格尔法哲学给出的自由意志的最高实现和完成，是真理之所在。
毫无疑问，黑格尔关于主体性自由原则的论述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其合理性体现在黑格尔对基于自然法哲学基础上的近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批判，特别是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中。而其局限性则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中。就其合理性而言，黑格尔认为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近代社会思想，看似在追求人的自由权利，但最终将一无所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近代社会思想只是抽象地谈论人及人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将国家工具化。就抽象地谈论人及其权利来说，近代社会思想不但忽视了个人同历史本质性的关联，而且还忽视了个人自我意识生成的历史现实及其变化，以及忽视了作为人的首要权利的个人财产的社会属性。而就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来说，将国家工具化是指将国家定义为个人权利让渡后的产物。这意味着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的全部内涵就是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和满足。国家之于个人不过是一种自我利益达成的外在工具和手段。国家始终被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下。黑格尔肯定近代哲学家对人的自由主张，但反对其获得自由方式。黑格尔拒绝抽象而空泛地谈论人的自由，因而在上述社会现实的维度中展开关于人的自由的讨论，以至于隐藏于黑格尔所谈论的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之后的自由意志这一真正目的有时会被忽视。
然而，就黑格尔主体性自由思想的局限性来说，黑格尔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主体性自由的实现。马克思在自己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索引中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1)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发展的二重化问题。黑格尔一方面从政治国家中将市民社会这一领域划分出来，并给予其确定性；
另一方面又将真理最终归之于国家，并赋予其绝对性。前者作为黑格尔思想的重要贡献，后者作为黑格尔思想的最终旨归，是在质的规定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而二者在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同等重要。(2)黑格尔国家哲学的神秘主义问题。黑格尔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的考察之后，最后将其真理性的存在归之于国家，或者说国家精神，并指出所有的现实环节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过程，从而将其国家哲学引向了神秘主义的路向。(3)黑格尔国家哲学中作为主体的观念问题。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充满了主谓颠倒的问题。即，作为实在的现实常常放置于谓词的位置，而头脑中的精神观念，却总是以主词的身份出现。归根到底，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虽然为自由找到了现实的领域，但是最后在自由实现的真理领域中头脚倒置，他试图在纯粹的思辨思维中完成自由的实现。国家作为黑格尔主体性自由的完成，并不是真正的真理所在，被黑格尔放弃的市民社会才是真正决定国家、完成主体性自由的真理发生地。
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既不是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彻底抛弃，而是对黑格尔现代性思想的扬弃。即，一方面站在与黑格尔相同的立场上，反对近代社会契约论以纯粹财产的个人占有为主体性自由的设定，从而在现代性批判中不断揭示资本作为抽象主体统治与压迫现实的人，使人成为一种异化的失去自身的存在现实；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站在与黑格尔相对的立场上，反对黑格尔以纯粹思辨性的国家为最高主体性自由实现的论证，从而在现代性批判中要去揭示理性主义的抽象性与神秘性，要求不仅仅在思维中、更是在感性对象性的社会现实活动中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继承者和践行者，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形态。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类型，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包含了上述马克思现代化批判的基本原则：对主体性自由的一种扬弃。所谓扬弃，从理论内涵上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反对资本的统治，反对将个人利益置于唯一的核心位置，要求以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反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宰制，要求在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实现现代化建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逻辑内涵上来看，扬弃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全部占有；
其次是对已有文明形态的批判发展。因此，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指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从遵从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开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如此。
资本主义文明的绝对权力使得中国的文明历程历史性地经历了从属的阶段，具体体现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任务。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由不同的民族精神所开辟和构筑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是有相应的特定民族精神显现出它在这个时间段内、这一范围内的普遍性，黑格尔称这种普遍性为“世界历史意义”。(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9页。这种普遍性，不只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而这种必然特别地体现为一种绝对权力。“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力。”(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 阳，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2012年，第353页。尽管每一种文明形态均有其落寞之际，但是在其处于顶峰的时刻，必然地具有其绝对的权力。现代性同样如此。对此马克思有相同的论述：“它(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开端，而在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从属于资本的绝对权力之下。不管当时中国的封建力量多么不愿意做出让步，它们都毫无悬念地被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力量压制，并最终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入新的征程。这里之所以称之为“新”，是因为在经历百年之余的斗争之后，中国从被迫卷入现代性，转向主动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几天后(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经过10年的建设，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进一步指出，中国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破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在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树立了现代化的任务，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之所以说“高速发展”，是因为经历了近40年的艰难探索、甚至曲折发展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1985年以来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发展战略，将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做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本世纪(指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个世纪(指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先后提前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宣布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随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进入新时代，中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在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的建设目标之时，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发展战略“三步走”的第三步，也就是“第二个百年”发展战略做了进一步的细致规划，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发展战略中，原来“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基本实现现代化，将提前15年在2035年实现。而提前的15年将用于建设新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重申了这一发展战略并明确发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的启动令：“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纵观历史，鸦片战争的发生使中国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变被动为主动，开始融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
党的十九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次飞跃，中国从融入现代文明进展到引领现代文明的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其开端、到其发展的整个进程都是处于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逻辑之中的。不论是被动卷入、主动融入、还是积极引领，现代化都是新中国从始而终的历史任务，这是由现代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绝对权力决定的。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又不是西方现代性逻辑的简单展开。面对现代性的弊病，中国在历史实践中以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开展着现代化的建设。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探索中，中国的现代化逐渐展现出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现实方案，这种不同在根本上是对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扬弃与超越。因此，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新”类型至少包含两层内涵：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因素；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对世界现代化的引领因素。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文明类型，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具有更高的现代化原则：人民原则与社会原则。
其一，人民原则。所谓人民原则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与个人主义的主体不同，它是对后者的扬弃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全体人民，个人主义的主体是市民社会中的各个原子式个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有两大基本原则：自我目的原则和他人中介原则。在这种基本原则之下，个人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为了自己利益的达成，个人不得不在最大程度上与他人结成广泛的联系关系；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又不得不在自我利益完成或者无法完成之时随时解除与他人的关联。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主体则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尊重主体性自由，但不唯主体性自由；
尊重个人权利与利益，但不以此为唯一目的。黑格尔解决市民社会利益冲突的方式是走向具有绝对精神的伦理国家，马克思则是在现实市民社会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寻求解决之方。从历史上看，中国是被动卷入现代世界的，这意味着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保留了前现代的主体原则。即使经过现代世界的浸染，中国社会主体关系仍不是纯粹的原子式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伦理的半伦理的、宗法的半宗法的、血缘的半血缘的复杂社会关系。这样的主体关系自有其优劣，但无论如何，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主体关系，不是现代逻辑中的原子式个人。从内容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既重视个体的利益，同时又重视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人民至上，这个人民不是某一个或者某一些人，而是中国全体人民。这在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具体特色的论述中有明确说明：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中国十四亿多的人民，十四亿多的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全部迈进现代化社会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也就是说，十四亿多的中国人口全部都过上富足的生活，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中国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体来说，中国的权利主体是由广大人民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的执政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构成的中国共产党；
国家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国家通过“两个大局思想”“先富带动后富”等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帮助处于落后地区的人民改善生活条件。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精准扶贫的攻坚任务就是全体人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的最好例证。组织和发动社会优势力量帮助竞争力较差的落后地区的人民实现自己的基本利益，正是对市民社会中唯个人利益原则的扬弃。
不过，作为对个人主义主体关系的扬弃，上述主体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调节逐步形成的。具体来说，个人主义只关注个体，直接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私人财产的无限崇拜。因此，对于个人主义的直接否定，就首先表现为一种对集体主义的过度强调。中国历史上就曾出现过极端的集体主义，即“大跃进”时期的平均主义，这是在社会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之时的不适当的超前。这种集体主义以超越为目标，却忽视了超越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它与其说是对个人主义的克服，不如说仍然处在个人主义的阴影之下，是一种“粗糙的”集体主义。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其合理性只存在于其理想性中。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关系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一种扬弃了的主体关系，它保留上述两种情况各自的合理性，是一种处于一定共同体中的主体关系。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首先舍弃了纯粹意义上的个体，其次舍弃了只关乎个人利益的个体，复次又舍弃了消失于集体中的个体，最后才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处在一定共同体中的主体。
其二，社会原则。所谓社会原则指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不同的，它面向共同体中的全部个体，并且通过社会性的路径来实现。个人主义的自由建基于市民社会自我目的的全面满足之上，这种自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个人利益和私人财产的获取自由与支配自由。并且，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尝试达到这一目标。当所有人都要求自由的、不受他人妨碍的获取个人的利益时，其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另一部分人的虚假自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自由，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实践探索。这种探索首先将个体放置于一定的群体中。所谓对人的关心，不仅是对一定群体中的某个个体的关心，而且是对这一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关心。要满足每个个体的权利需要，同时又要保证这个群体中所有个体的相似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因而，这种需要的满足，不能只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得以完成，而且要通过国家宏观调配、帮扶支援来共同实现。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具有双层逻辑，一方面，共产主义最后所要实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包含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是通过社会途径完成的，这个社会途径最后表现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的解放思想中，尽管保有主体性的向度，但是在主体性向度的实现中，却以社会性路径占据优先地位。具体表现在实践方式上，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展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在实践内容上，马克思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占有基础上的超越，以达到解放的基本条件。”(11)张 娜：《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主体性及其现实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而在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道路中，这种社会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来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7页。这个全过程远远超出个人的范围，是在社会整体结构层面上构建有助于全体人民权利实现的社会总体机制，具体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推进与完善、基层群众自制机制的健全以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全方位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来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人民根本利益的满足不单纯依靠人民自己相互竞争的方式来获得，更是要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完善、就业优先战略的实施、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人口发展战略的优化、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等各方面各层次的社会建设得以实现。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自由，同样是对个人主义自由的内在扬弃，它既遵从主体性自由的进步性，又通过共同体克服主体性自由的弊端，从而实现对现代性语境下主体性自由的超越。
在此基础上，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同样的现代性价值背景下如何正确阐释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不论中国式现代化类型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类型，由于二者都同处于人类文明的现代性之中，面对相同的问题域，必然在价值观中具有相似的现代性文化基因。然而又由于二者在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所以这种价值观的相似是需要做出区分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形态，包含三个层次、十二个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看似与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有诸多相似点，这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是对西方现代价值的内在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西方现代精神中破除唯个人主义后的价值追求，是关于每个人、而不是一部分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体现。同样，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具有这种价值超越的意义。虽然西方现代价值也强调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但是在唯主体性自由的原则之下，西方现代性实际只能实现一部分人、或者说少部分人的自由平等。中国式现代化在现实中要实现的是所有人的公平正义，甚至不只是中国人民的自由，而且是全部人类的自由。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不仅是欧美国家、而且是非洲国家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不仅是理念中的、而且是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公平、正义，都是也应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
因此，作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至少包含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完全抛弃西方现代化另起炉灶，而是在充分占有西方现代文明基础上的扬弃。这是中国新型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问题。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展现新文明类型的现代化，它不是现代文明的简单延续，而是现代文明在原则高度上的扬弃与超越。这是中国新型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问题。第三，中国现代化价值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内在超越的价值形式。这是中国新型现代化的价值立场。这三点既是中国新型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综上所述，黑格尔以主体性自由来确认现代世界的价值原则，但是以主体性自由为基础的个人权利，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仅仅被视为绝对理念展开过程中最初的和最直接的阶段，即一种片面的存在。黑格尔最终通过理性的辩证运动，运用伦理国家扬弃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性自由。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既继承黑格尔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主体性自由的批判，要求现代性的资本批判；
同时又重新反思黑格尔的国家观，要求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是黑格尔主体性自由的简单抛弃，而是主体性自由的内在扬弃：马克思重视主体性自由，却反对唯主体性自由；
重视理性安排，却反对仅在理性范围内解决主体性自由。中国式现代化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现实样态，它同样尊重主体性自由但不唯主体性自由，以人民性和社会性在原则高度上实现了对主体性自由的扬弃。这种扬弃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继承问题，核心问题是对西方现代化路径的超越问题，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西方核心价值的区分问题。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优越性在于它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在具体历史与社会现实中对现代性扬弃的践行。在充分肯定主体性自由的基础上，破除唯主体性的浪漫性，通过关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存在状态，实现现实的人的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基于中国历史，而且是基于世界历史的具体实践；
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为世界人民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重可能。在人类追逐主体性自由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一如既往，又别开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