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背景下我国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经济适应性研究
时间：2023-04-10 08:4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赵竟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加快，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专用型人才的需求日趋强烈。2021年，我国人社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要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启动技能中国行动，尽快实现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的目标。2017年1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也明确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增强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适应性。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输送高技能人才和专用型人力资本的储备库，与高职毕业生一起构成技术人才供给侧，而产业链与就业链又组成人才需求侧［1］。对于人才供给侧来说，能否与经济发展协调共进，能否满足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对高技能人力资源的需求，是衡量其经济适应性最重要的标准。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围绕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经济适应性展开研究，文献成果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其一，理论分析我国高职人才的经济属性，对我国高技能人才供给侧的体制机制发展提出改革建议与政策反思。例如，李宁针对产业链发展视角下的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现状，提出培养产业化的学科人才、构建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采取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等四个方面的建设思路［2］；
肖化移等对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容体系和实现路径提出建议，认为可从政策融合、专业融合、战略融合、文化融合四方面推进［3］。其二，实证分析我国高职教育水平的区域发展差异，衡量其与产业结构或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协调程度。例如，蒋梦诗等利用2008—2019年全国28个省域面板数据，量化研究我国高技能人才供给与区域产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与适配性，发现其关联度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先上涨后回落的变化趋势，在空间维度上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依次递减态势［4］；
叶冲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的关系进行测算，发现两系统高度关联但并不协调，省际发展等级差异明显［5］。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成果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较为宏观，部分研究主要聚焦在对高职教育的功能性探讨或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价上，人才类指标往往作为高职教育系统中的一类二级指标出现，没有对整体的人才供给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部分研究则停留在对高职人才与经济发展或产业发展关系的现状研究和事实性描述上，对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分析较少，对中微观层面组织结构内部各项指标和两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关注较少，有的文献成果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存在指标体系较单一、数据采集不全、所选时间序列不完整等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专业结构—人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间的传导机理，运用熵权法和综合评价模型对2010—2020年间高职人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进行测度，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两系统（产业结构升级系统、高职人才供给系统）在多维指标表现上的协调性和相对发展关系，结合高职人才专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偏离度分析，从系统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探究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经济适应性问题。
（一）结构间的相互作用与传导机制
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曾指出经济的增长往往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6］，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可以切实反映出宏观经济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国民经济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不仅仅与经济增长的数量相关，也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一方面，结构性的变化和彼此间的交互关系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参照，内部协调性的差异会决定整个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持续性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结构性的矛盾鉴于其复杂性和滞后性，往往也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困境”，可以说，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决定经济体发展成败的关键［7］。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引致生产要素的禀赋发生变化，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带来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资本的边际效率也在逐渐下降。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的主导者发生变化，第三产业地位提高，单纯依靠物质资本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空间被不断压缩。对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状况来说，之前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生存方式和支柱性行业会面临较大冲击，企业的竞争压力上升，原有盈利模式受到需求结构和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很难维持原状［8］。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体必须吸纳更高技能的劳动力资源以作为其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主动适应新发展环境的支撑，各结构间的传导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在新发展阶段，劳动力知识技能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因此，高职技能型人才供给水平的提高会直接作用于就业需求与产业需求，间接影响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带动新行业的出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经济发展向内生化增长迈进。
图1 新发展阶段各结构间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
（二）适应性、耦合协调度和结构偏离度
适应性（fit）理论起源于生态学，以“协同学”为基础，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物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术领域。对于经济结构主体来说，升级转型所依赖的体制机制既需要与组织结构内部的要素资源相适应，又需要与外部环境中的其他组织结构相适应，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这种适应性的分析还需要与供给和需求的概念相结合。对于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经济适应性来说，其影响因素既有高职院校内部教育质量、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等要素间的冲突与耦合，也有高职人才供给结构与外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冲突与耦合。
“耦合”的概念始源于物理学，作为一种测度方法被广泛引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可以表示两个子系统（或类）之间的关联程度和协调发展程度。高职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作为两个相互独立又紧密相关的子系统，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测度，可以观察到两系统在各个子维度上的关联协调性和适应性，结合结构间的偏离系数，可以进一步定量描述人才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失衡状况，对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经济适应性问题进行合理评价。
（一）数据处理
1. 数据标准化处理。首先采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假设数据样本的覆盖范围为n个年度，共选取了m个数据指标。在第i个年度的第j个数据指标使用体现（i＝1，2，3，…，n；
j＝1，2，3，…，m），对各年度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以消除差异化问题，公式如下：
其中xij的历年内最大取值使用通用符号Max（xij）表示，xij的历年内最小取值使用Min（xij）表示，数值越大对经济发展越有利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小对经济发展越有利则为负向指标。
2. 指标权重选择和综合评价模型。为了明确各个二级指标在两系统内的权重，运用熵权法进行四步骤计算，计算公式依次为：
其中，Pij可以体现出特定年份下某个指标的数据特征和贡献；
eij表示第i年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信息熵的大小说明指标值的离散程度；
kij所求为差异系数；
Wij为各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线性加权法分别对高职人才供给结构和产业升级结构两个系统进行综合水平评价，模型公式为：
鉴于本研究建立的指标系统为两个，所以公式（7）中的Ut可以区分为U1和U2以代表高职人才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评价指数。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考徐晔等学者经严密推算且验证后的模型形态［9］，可以得到U1和U2两系统间的静态耦合关联度C（0≤C≤1），静态耦合关联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系统间的作用关系，计算公式如下：
静态耦合关联度C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无法对两系统总体的协调程度作出评价，比如当高职人才供给不足，产业结构也较为滞后时，二者均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耦合关联度C可能也会呈现较高水平。因此，可将二者看作一个复合系统，结合两个结构的演进速度和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中所占比重，得到公式（9）和公式（10）：
公式（9）中，T是高职人才供给系统U1和产业升级系统U2的综合发展指数，α和β是待定系数，指两个系统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中的重要程度。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定义α=β=0.5，即将两系统放在同等评价比重的视角下进行考量［10］。公式（10）可以求得两系统的动态耦合协调度D，较好地避免了两系统均处于发展低位时运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取值依然为0到1之间，数值越接近1则说明二者的动态耦合协调度越高，两系统间的适应性越好。
耦合关联度C和耦合协调度D的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表1所示，其中U1和U2的大小可以看出两系统的相对发展情况，若U1﹥U2则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相对滞后，反之则产业升级结构相对滞后。
表1 静态耦合关联度C、动态耦合协调度D等级划分标准
（三）结构偏离度模型
为探究两系统结构间的匹配问题，本文引入结构偏离度模型［11］，可以进一步定量描述出产业结构和人才专业结构之间的失衡状况，设定结构偏离度（DEV）公式为：
其中，Xi是第i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产业结构中共有n类产业，Yj是高等职业教育对应的三次产业专业j的招生数量占整个专业数量的比重，反映市场新增高职人才的供给结构，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类别m与产业结构中的三次产业相对照。基于i和j存在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偏离度（DEV）和0值间的关系评估高职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当偏离度大于或小于0时，说明两结构存在不适应或不平衡，评估结果越接近0值，则意味着两系统的适应程度越高。
（一）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构建
现有的实证文献中，衡量产业结构发展状况的指标主要包括两种取向，第一种是直接采用三大产业的产值变化或将产值数据进行简单处理后作为指标，主要包括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城镇化贡献率等，研究方法往往选取静态直观比较法。该类指标具有来源明晰易得、直观反映事实且较为客观等优势特点，但很难全面反映出产业结构的演进变化和质量水平。第二种倾向于突出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发展变化，可以从高级化、生态化和合理化等视角多维度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倾向于动态比较，具体包括“距离判别法”“相关系数法”等。此类指标中，将产业产值占比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优化进程作为一类优化指标，而产业发展进程中能源消耗的减少和废物废料排放的降低作为另一类优化指标，两者结合可反映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也更能说明产业结构发展的转型升级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依据“系统目标—基本要素—分级指标”的逻辑层次，采用两类优化指标与规模化指标结合，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发展体系的一级指标，以期突出其转型和升级特点。每个一级指标会对应多个二级指标作为支撑，如表2所示。
表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二）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指标体系构建
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指标体系应由高职院校方和高职毕业生方共同组成，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12］决定了其为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培养的人才在理想状态下应兼具“高等教育性”和“高技能性”的双重特点。基于此，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指标选取应考虑到多方（比如政府方、院校方）的教育培养投入和在高技术技能领域内的教育产出。借鉴“背景—输入—过程—产出”（CIPP）教育评价模型，选取“在校生数量”和“学校数量”反映人才供给结构的综合发展背景和发展过程；
将教育输入的来源分为财政支持、师资支持和科研支持三个部分；
从科技课题和科技成果两个方面衡量高职院校的教学产出和高技能化成果。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指标相对应，同样建立三个维度的一级指标和多个二级指标，详见表3。
表3 高职人才供给结构指标
（三）数据来源
如无特殊说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2010—2020年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教育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网站公开信息。
（一）综合评价指数
根据公式（1）～（7），首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2、表3），为两系统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提供依据。其次，利用线性加权法分别计算出两个系统历年的综合评价指数，整理为图2所示。
图2 2010—2020年U1和U2的综合评价指数
从时序发展规律来看，两系统的总体综合评价指数T在11年间增幅明显，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3.6%。产业结构水平初始评分较低，中段平稳增长，后段增长乏力：2010年时基期数据趋近0，且U1 从各子维度指标的表现来看（见图3），近11年来，产业结构系统中的规模化和生态化发展呈稳定增长态势，生态类指标综合评分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发展水平波动较剧烈，2010—2013年缓慢增长，2014—2018年中高速增长，2018年后逐渐下降，但在整个产业升级系统中始终处于引领地位，带动了产业规模化和生态化发展。高职人才供给系统中，2010—2016年综合水平最高的是教学投入类指标，说明在研究区间前期，高职人才供给水平的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教育经费、科技经费和师资的投入，2016年后，持续性的教学投入带来了教学规模类评价指数的提升，高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院校数量和在校生源数稳步提升，2020年时教学规模发展水平已超越教学投入水平，成为高职人才供给结构的基础支撑和发展保障。然而，教学产出类指标的评价水平在11年间表现并不稳定，教学投入的增加和教学规模的扩大并未直接作用于高职人才的产出成果，2018年后，教学产出类指标在三个一级指标中综合评价指数较低，成为高职人才供给结构中的短板。 图3 2010—2020年两系统各一级指标综合评价指数 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权重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两系统间的关联程度和协调发展水平，如图4所示。 图4 2010—2020年U1与U2静态关联度与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首先，将两系统置于同一发展水平下，发现高职人才供给系统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的静态关联度C从2010年开始已经处于高位水准，数值均在0.9～1.0之间，处于强关联、高水平耦合区间，这说明两系统紧密依存的基本特征。其次，从耦合协调度D的演变趋势来看，根据本章设定的发展阶段划分（见表1），两系统间的协调水平经历了由低到高，由前期产业结构主导到后期由高职人才供给结构主导的持续增长。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2010年时仅为0.28，属于中度失调的衰退阶段，2012年至2019年间，高职人才供给结构始终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市场需求，高技能人才供给相对滞后。经过11年的发展，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跨越了濒临失调衰退期、勉强协调发展期、初级协调发展期，至2018年初次进入优良协调发展期后，直到2020年达到了0.93，且高职人才供给结构逐渐追上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在总体的增长速度上，两系统的静态关联度变化较为平稳，而耦合协调度则呈现出由快到慢的增长轨迹。 具体而言，两系统间的耦合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0年至2015年的过渡适应区间，高职教育各项改革措施开始着眼于全方面提升教育质量，2010年后，教育部遴选全国近百所高职院校建设高技能课题立项，约500个相关专业被纳入重点建设范围，高职人才进一步贴合产业结构，引导性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两系统于2015年首次步入初级协调阶段。二是2016—2020年的内涵式适应区间，这个阶段内，高职教育院校经历了对高技能人才教学内涵与教学管理模式的重塑，各院校更加重视在产业转型升级期间对产业需求的对接，伴随着《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13］的颁布，高职院校科研经费投入总量的增加，高职毕业生科技课题数和获得的科技成果授权数量也大幅度增加，高职人才在高技术及创新领域持续发力，迎合了产业结构升级需求，二者间的协调性于2019年进入优质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度可以评估高职人才供给和产业转型需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及多维分类指标下的经济适应性问题，但无法触及结构间的匹配问题。鉴于此，本文引入结构偏离度模型，进一步研究近五年内高职人才供给端的专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间的适应性问题。 若评估结果为偏离度（DEV）大于0，则该类产业的发展状况要优于高职人才专业结构的发展状况，也就意味着高职教育所提供的人力资源无法满足该产业的实际需要，高职院校需要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扩大招生规模，增加此专业的人才比重； 表4 三次产业结构与高职人才供给结构偏离度 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为了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专业布局调整和专业集群建设等方面开展了诸多改革实践，大多引导性政策性文件强调专业设置要服务区域经济，重视地方、行业、企业的需求，使高职教育系统向内涵建设转变，淘汰或重塑传统滞后专业，开拓数字化、科创化、共享化等新兴专业，高职人才专业结构的经济适应性有所改善。如表4所示，三次产业两结构间的适应程度在2016—2020年间趋于合理化，DEV逐年趋近0。研究区间内，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产值所占GDP的比重与高职人才专业新增招生比重变动幅度不大，结构偏离度呈正相关，即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构成先于高职专业构成，在部分领域存在专业偏少、高技能人才稀缺、高职毕业生专业不对口等问题。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而言，偏离度的绝对值较小，高职人才专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较高，但偏离度为负值，说明第三产业对应的人才专业类别供大于求，部分行业对高职人才的接受能力趋近饱和，而相关专业的过度招生却造成就业人员规模不断增长，一方面需要细分服务业分工，创新服务组织模式，扩大高职人才就业规模； 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融合适应过程较为复杂，高职人才供给结构所依赖的体制机制既需要与组织结构内部的要素资源相适应，又需要与外部环境中的三次产业结构相适应，结合内外部多维度指标，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从系统间适应性的演变趋势来看：2010—2018年间，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都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高职人才供给系统与产业升级系统在研究区间内具有强关联性，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由中度失调向优质协调阶段的转变。高职人才供给系统在2018年之前一直滞后于产业升级系统的发展，影响因素主要是教育规模和教育产出类指标的经济适应水平较低，高职人才供给规模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高职人才产出成果的转化率也有待提升，在这一阶段，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迅速提高的职业劳动力需求成为高职人才供给结构发展转变的第一动力。2018年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受到外部经济环境下行和内部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水平下降的制约，综合发展水平进入下沉区间，而高职人才供给水平则不降反升，主要拉动因素是前期教学科研经费和师资投入促使高职教学规模扩大。2020年高职人才供给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首次超越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高技能人才规模类指标适应性提升至合理区间，开始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拉动和促进作用，但教学产出类指标的适应性仍相对不足，高职人才科技课题数和科技成果授权数转化较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撑能力较弱。 从人才专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近5年的适应性表现来看：高职人才专业结构与第三产业的适应程度最高（DEV绝对值最小），但结构偏离度呈持续负相关，高职专业布点比例和招生比例远超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和就业人员比例，高技术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需向其他产业转移冗余； 基于实证分析结论及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高职人才供给端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持续深化高职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发现，我国高职人才供给结构内部各要素间的发展并不平衡，教学投入在系统内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教学规模类指标发展速度较慢，教学产出水平则长期处于低位状态。鉴于此，一方面应重视高职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加大中央财政在不同区域的调节力度，设立监管机制，减少不同区域、城乡与院校间经费投入不平衡的情况； 2. 聚焦区域产业需求重心，推动产教融合。提高各区域产业需求与高职人才专业结构的适应性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避免三次产业人才供给缺位或错位的关键。当前我国高职人才专业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间依然存在不平衡、不适应的情况，各区域应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合理制定高职人才发展战略，加快调整高职教育专业结构。针对第一产业相对发达的区域，应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和高技术人才引进力度，催生优势精品农业、绿色循环农业、文化食品产业园等农业新业态，增强乡村对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提升第一产业对专用型劳动力的接纳能力。对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区域，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生态污染严重、创新能力较弱，处于产业链下端的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环保标准，投入专门类技术研发经费，扩充技术人才储备，深入参与高职教育机构的专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过程； 3. 着力培养科技创新型高职人才，把握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化产业升级趋势。2018年后，我国产业升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主要影响因素是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波动，而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在该二级指标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创新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的作用开始显现。鉴于此，高职人才供给侧面对以创新为驱动的新兴产业发展目标，应主动适应数字化技术应用与智能化技术融合趋势，更新以就业为单一导向的培养理念，将产业创新需求贯穿专业体系建设和课程内容设置［16］，鼓励高职人才开展创新性课题项目，拓展数字化技术应用与实践，强化科创技能型人才的有效供给，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支撑。
2018年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不确定风险对我国第二、第三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暂缓，产业结构水平连续下滑。高职人才供给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2010年时同样面临低起点的问题，基期数据仅为0.11；
2011年后，高职教育沿着“显特色、强内涵、抓创新”的发展之路稳扎稳打，上升姿态稳健，但始终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
2020年，我国高职人才供给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达到0.92，上升7.45倍，实现U1
（二）耦合协调水平
（三）结构偏离水平
若评估结果为DEV小于0，则可能会存在高职人才供大于求的结构性问题，高职专业结构需要反向调整。根据公式（11），求出三次产业结构与专业结构的偏离度DEV（见表4）。
另一方面需要向其他产业转移冗余的劳动力，避免人力资源浪费。（一）研究结论
而高职人才专业结构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间的结构偏离度为正相关，人才供给对第二产业的适应性大于对第一产业的适应性，但人才供给水平滞后于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现代化农、林、牧、渔等行业的高技术人才缺口越来越大，第一产业相关专业招生困难的情况比较多见；
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保持稳定，但传统工业、制造业等行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庞大的劳动力需求逐年增长，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需求，对技能型人才依赖性较高［14］，而高职院校在人才供给规模和专业对口性上存在不充足、不适应的问题；
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高职人才新增专业比重基本保持同步上升趋势，现代服务业与新兴服务业的迅猛发展集聚了大批高职劳动力，但也使部分行业招工需求饱和，就业岗位紧俏，劳动力的就业规模缩小。（二）对策建议
另一方面应提升高技术人才待遇，优化高技能人才奖励体系，加大科学技术成果奖励力度，落实技能强国的政策性保障，以引导青年职教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成”［15］，进一步提升社会对高职人才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推动高职人才原创技术成果的转化及应用。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加强与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健全多元办学体系，在专业设置与政策制定上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主动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趋势，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此外，应大力发展以高质量共享化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激活品牌设计、金融服务、文化产业、旅游经济、大健康产业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增加高职劳动力就业渠道，扩大就业承载规模，完善服务业就业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