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地区汉族、朝鲜族男性颈围与高血压、腹型肥胖的关联性分析
时间：2023-04-08 20:1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虞哈娜，杨华昭，全贞玉
(延边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部,吉林 延吉 133000)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高血压、肥胖(腹型肥胖约占31.6%)的患病率呈快速增长趋势[1]。研究表明，高血压、肥胖是严重危害健康的慢性病，同时是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及一些肿瘤等慢性病和社会心理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2]。目前，临床上常用的简易测量指标包括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WC)、臀围及腰臀比等[3-5]。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颈围(neck circumference，NC)是衡量上半身皮下脂肪的重要指标之一，与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及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是反映胰岛素抵抗、腹型肥胖的有效指标[6-7]。但目前国内仍缺乏社区人群颈围与高血压、腹型肥胖的相关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颈围在汉族、朝鲜族男性中对高血压、腹型肥胖的诊断价值，为高血压、腹型肥胖的评价提供新的依据。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7年6月至9月期间，在延吉市某社区参与慢性病健康体检的居民。纳入标准：年龄≥20周岁的男性。排除患有甲亢、甲状腺肿大、颈部肿瘤及曾行颈部手术者。最终共纳入1276名受试者，其中朝鲜族513名，汉族763名。
1.2 指标测量方法
所有受试者均测量身高、体重、颈围、腰围、血压及生化指标，并计算BMI=体重/身高2(kg/m2)。颈围测量：受试者垂直端坐，保持眼睛平视，将软尺前部紧贴甲状软骨下缘，后部紧贴第7颈椎上缘，测量颈部周径，精确至0.1 cm；
腰围测量：受检者直立且两脚并拢，保持正常呼吸，软尺经脐水平紧贴皮肤绕腹部一周，精确到0.1 cm；
血压测量：坐立休息5 min，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测量3次取平均值。受试者禁食10 h后用速凝管采集静脉血3 mL，采用德国罗氏PPI全自动生物化学分析仪测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1.3 高血压和肥胖的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8]定义高血压：未使用降压药时，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140 mmHg(1 mmHg=133 Pa)和(或)舒张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90 mmHg或既往有高血压史并服降压药者。腹型肥胖的诊断标准参照2016肥胖相关性高血压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9]:BMI≥28 kg/m2且腰围≥90 cm为腹型肥胖。
1.4 统计学分析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汉族、朝鲜族男性高血压组、腹型肥胖组的NC、WC、BMI、SBP、DBP的水平均高于正常组，而仅在朝鲜族男性中，腹型肥胖组和高血压组的HDLC水平低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此外，将研究对象按照颈围三分位分组后，从T1到T3组，朝鲜族、汉族男性高血压和腹型肥胖的患病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均趋势P值<0.05)，见图1。
图1 按照颈围三分位分组后不同民族男性高血压、腹型肥胖的患病率
表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2.2 不同民族男性颈围与各代谢指标的相关性
朝鲜族、汉族男性颈围与BMI、WC、SBP、DBP、LDLC均呈正相关，而与HDLC呈负相关(P<0.001)，见表2。
表2 不同民族男性颈围与各代谢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2.3 不同水平颈围与高血压、腹型肥胖的患病危险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未调整混杂因素时，朝鲜族男性颈围上三分位组高血压的患病危险是下三分位组的2.471倍(95%CI:1.537～3.975)，而腹型肥胖的患病危险是下三分位组的39.397倍(95%CI:13.172～112.700)。汉族男性颈围上三分位组高血压的患病危险是下三分位组的2.195倍(95%CI:1.472～3.271)，而腹型肥胖的患病危险为下三分位组的81.187倍(95%CI:29.220～225.560)。调整混杂因素后，朝鲜族男性颈围上三分位组高血压的患病危险上升，是下三分位组的3.201倍(95%CI:1.888～5.428)，而腹型肥胖的患病危险几乎不变，为下三分位组的39.121倍(95%CI:13.351～114.829)。汉族男性颈围上三分位组高血压、腹型肥胖的患病危险均下降，分别是下三分位组的1.833倍(95%CI:1.184～2.838)和77.445倍(95%CI:27.119～220.162)，见图2和图3。
图2 logistics回归分析颈围与高血压患病风险间相关性
注：Model 1:未做调整；
Model 2:调整年龄、SBP、DBP、HDLC、LDLC图3 logistics回归分析颈围与腹型肥胖患病风险间相关性
2.4 颈围与高血压、腹型肥胖诊断的最佳切点
以颈围作为检测变量，分别以高血压、腹型肥胖患病作为结果变量，进行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颈围在朝鲜族男性人群中诊断高血压和腹型肥胖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14(95%CI：0.565～0.663,P<0.001)和0.843(95%CI：0.800～0.887,P<0.001),最佳切点分别为38.30 cm和39.30 cm；
颈围在汉族男性人群中诊断高血压和腹型肥胖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05(95%CI：0.560～0.651,P<0.001)和0.883(95%CI：0.855～0.910,P<0.001),最佳切点分别为41.45 cm和40.10 cm。颈围在不同民族男性中诊断腹型肥胖时的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均高于诊断高血压,见表3。
表3 颈围诊断高血压和肥胖的ROC曲线分析
大量研究证明腰围、腰臀比、BMI数是衡量肥胖、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主要体表测量指标，但这些指标易受饱食或饥饿、呼吸运动等因素的影响[6]。颈围作为衡量人体上身皮下脂肪分布的指标，不易受到禁食和呼吸运动的影响，且测量更简单，结果波动范围较小，能很好地预测高危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全因死亡率[10]。目前，一些研究证明，在高血压、2型糖尿病、肥胖等人群中，颈围与血管舒张功能紊乱、胰岛素抵抗、糖脂代谢紊乱等密切相关[4-7]。本研究证实了在延边地区朝鲜族和汉族男性中，颈围与高血压、腹型肥胖密切相关，可作为辅助测量指标，为腹型肥胖和高血压的早期筛查和评价提供新的依据。
本研究发现，随着颈围的增加，朝鲜族和汉族男性高血压、腹型肥胖的患病率增高，颈围与BMI、WC、SBP、DBP、LDLC呈正相关，而与HDLC呈负相关。Lin等[11]通过横断面研究发现，男性颈围与SBP、DBP、TG呈正相关，与HDLC呈负相关，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孙冬梅等[12]分析了上海浦兴社区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病风险因素，发现老年男性颈围与高血压无相关，仅老年女性颈围是高血压独立危险因素。刘颖姝等[13]通过正常高值血压人群的颈围与心血管危险因素相关性研究，发现在校正BMI和WC后，颈围的增大会增加高血压及代谢综合征的患病风险，男性颈围界值为37.9 cm,可预测包括高血压在内的至少三种心血管危险因素。本研究发现，在调整混杂因素后，朝鲜族和汉族高颈围组男性高血压的患病风险是低颈围组的3.201倍和1.833倍，且颈围诊断高血压的最佳切点为38.30 cm和41.45 cm。结果差异考虑可能与地区、饮食习惯和文化的差异性有关。
关于颈围与腹型肥胖的相关性，国内外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国内学者林硕等[14]证实在社区50岁以上男性人群中，颈围与腹型肥胖密切相关，最佳切点为38.5 cm，敏感度为75.2%。Fu等[15]中国对北方人群进行横断面研究，颈围预测肥胖的最佳切点是36.6 cm。近期，Folmann等[16]分析巴西青少年颈围和肥胖的关系，发现男性颈围界值为33 cm可预测青少年肥胖的发生，且颈围和WC、BMI表现显著相关性，颈部脂肪增多，暗示相对肌肉含量减少，肌肉强度薄弱，肥胖患病率增高。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调整混杂因素后，朝鲜族和汉族高颈围男性组的腹型肥胖患病风险是低颈围组的39.121倍和79.445倍，且颈围诊断腹型肥胖的最佳切点分别为39.3 cm和40.1 cm，敏感度分别为80.2%和77.3%，这可能与延边地区特有的高盐饮食习惯有关。我国不同地区人群的最佳切点表现不一致性。
颈围增加可作为高血压、腹型肥胖的独立危险因素，已被证实与机体的血压和血脂异常密切相关。颈围代表的上身皮下脂肪增加，游离脂肪酸大量释放，F2异前列腺素水平和氧自由基含量均增加，导致血脂异常，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从而引发血压升高。在腹型肥胖人群中，颈围增加提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增加，动脉血管周围脂肪组织增多，刺激交感神经异常兴奋从而释放儿茶酚胺，同时机体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一氧化氮含量减少，小动脉收缩和血管内皮舒张功能紊乱，增加高血压、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13-16]。
由于本研究结果分析的是延吉市地区颈围与高血压、腹型肥胖的相关性，未进行因果关系的深入研究，且需进一步随访证实颈围预测的准确性。本研究表明颈围水平与高血压、腹型肥胖的危险因素呈正相关，结果提示颈围越大的男性，高血压和腹型肥胖的患病风险越高。在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和汉族男性中，颈围诊断高血压、腹型肥胖准确性和最佳切点不同。因此，应加强对颈围增粗人群血压和肥胖的监测，将颈围作为早期筛查和诊断高血压、腹型肥胖的重要人体测量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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