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

吴小节 ,马美婷 ,汪秀琼

(1.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华南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系,广东 广州 510006)

近年来,受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政府强化对海外投资的管制,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正悄然发生变化。已经由欧美明显地转移到亚洲、大洋洲,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更是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太平洋西岸地区成为世界经贸体系的关键节点。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宗教文化理念、政治认同、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迥然不同,使得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选择合适的区位具有特殊的难度。因此,探究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克服制度差异选择合适的投资区位的作用机制则显得尤为重要,这对跨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意义。

制度差异指母国与东道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法规、价值观、规范及信仰间的相似程度[1],其使得跨国企业需承担当地企业无需承担的额外成本,并面临着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2],这种先天“水土不服症”则被称为外来者劣势[3]。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探究制度差异与跨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间的关系[4-5]。第一,基于制度理论视角探究不同制度差异类型的直接作用以及不同制度差异类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集中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差异[6]及其相互作用[7]、管制、规范及认知制度差异[4]、广义的制度差异[8]等;第二,结合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9],探究微观和宏观层面因素对制度差异与区位选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微观层面因素包括企业层面的研发资源[10]、关系网络[11]等和行业层面的具体行业[6]等,宏观层面因素包括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制度质量[5]等。

总而言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制度差异对跨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很重要,但是对究竟选择制度差异大的国家还是制度差异小的国家进行投资的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且并未明确制度差异如何重要,制度差异与区位选择间关系的“黑匣子”是什么?[5]基于此,本文认为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空间。第一,重视制度差异方向的关键作用[4,12-14]。一方面,中国跨国企业既可能进入制度环境比母国好的国家,也可能进入制度环境比母国差的国家[15]。而不同制度差异方向的国家对跨国企业的合法性要求等均不相同[4,12]。若不考虑制度差异方向性问题,跨国企业难以适应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而导致海外运营受挫。另一方面,当跨国企业进入制度差异绝对值大小相同但方向不同的国家时,其可能会面临着不同外来者劣势的挑战[4],因而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克服外来者劣势的方式也可能不同[16]。现有研究主要将制度差异方向划分为制度顺差和制度逆差,其中制度顺差是指进入比本国制度体系、法律规范、市场监管等更完善的国家。制度逆差是指进入比本国政治风险高、制度变更频繁的国家[4,12,14]。第二,重点关注跨国企业如何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所带来不同外来者劣势的挑战。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国家、行业、企业等不同层面因素的调节作用,很少关注跨国企业如何通过中介机制去塑造不同的制度环境[17],进而影响其投资区位选择[6]。实际上跨国企业是嵌入到不同社会环境的行动者,其会在组织内外部寻找与投资区位相关的机会、制约因素以及合法性要求等各方面信息[18],来规避外来者劣势[19]。所以,当跨国企业面对多重制度环境时,其可以选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维度、在什么程度上嵌入到各种制度环境中,特别是关系网络这一非正式制度。这是因为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利用不同的关系网络,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和资源,加强与其他经济体、决策者间的信任[20],进而克服异质性制度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制约,实现组织内外部的协调[21]。对中国跨国企业而言,嵌入到组织内的政治关系网络以及嵌入到组织外的华商关系网络具有特别的优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所拥有的优势不同。其中,政治关系网络主要发挥母国政府资源配置及身份角色,提升跨国企业的资源和信号传递优势[22]。华商关系网络主要发挥华商群体在东道国信息收集及商业合作等角色,使得跨国企业拥有信息和技术获取优势[23]。另一方面,政治关系网络和华商关系网络在不同制度环境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如汪涛等[14]认为在制度质量好、交易环境透明的制度顺差国家投资,更有助于中国跨国企业商业资源优势的发挥。而在商业腐败现象频发的制度逆差国家投资,则会抑制商业资源优势的发挥,更有助于中国跨国企业利用其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势及能力。所以,社会关系网络视角对打开制度顺差、逆差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黑匣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此,本文结合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探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国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和华商关系网络不同的中介机制,以回答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如何克服制度顺差、制度逆差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而影响跨国投资区位选择这一关键问题。这进一步拓展了制度差异、企业战略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关研究,并将有效克服“制度重要还是关系网络重要”的内在因果模糊性[28]。且对中国跨国企业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培养与运用企业自身不同的关系网络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投资区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制度差异与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

制度是由管制、认知及规范等要素组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其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法的[24]。制度理论认为,企业的行为选择应与制度规则保持一致,以获得外部合法性,而合法性就是指符合公众意见、法律力量等制度因素的一种表现[18]。或在制度约束下,企业为获得合法性以保证生存,在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上渐趋相似的过程[24]。基于制度理论,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需遵守社会规则与规范,进而增强企业获取资源和外部支持的能力[25]。当两国在管制、认知和规范制度的差异程度[1]越大时,即制度差异越大时,跨国企业将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缺失、信息不对称等挑战,增加了海外运营的额外成本而处于外来者劣势[10,26]。所以,本文认为,当制度差异越小时,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该国进行投资,以削弱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在制度顺差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方面。在市场交易不确定性相对较低的制度顺差国家投资,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更易遭受来源国劣势。中国由于制度环境不够完善和交易环境相对不够透明,使得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对中国企业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27]。当制度顺差越大时,来源国劣势越明显,使得中国跨国企业海外运营受到的限制及制约也就越严重,需遵守更严格的跨国经营审批程序,出口受到多重限制[26]。基于此,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顺差小的国家投资,以规避严重的来源国劣势。第二,产品质量更易遭受东道国利益相关者的歧视。由于制度顺差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低,资源约束较严重,安全性更差[27],使得跨国企业获取重要资源的渠道受阻以及合法性缺失,进而越难以保证其海外运营[28]。此外,相比于当地企业,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较弱,难以生存。所以,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到制度顺差小的国家投资。一方面规避严格的进入壁垒,进而削弱来源国劣势以及产品品牌劣势等,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利用制度顺差国家良好的市场环境,进而参与到国际竞争,提高企业自身竞争优势。

其次,在制度逆差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方面。在交易风险及交易不确定性更高和海外运营的额外成本更高的制度逆差国家投资[4],跨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制度环境更难以预测,不熟悉成本更高。一方面,制度逆差越大,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制度、政治环境以及对商业规范、市场规则等不熟悉以及信息缺失的程度越严重[29],越难以做出符合制度环境要求的战略反应[30]。另一方面,制度逆差越大,东道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不足,制度变更越频繁。这更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市场和资源配置问题,使得交易环境难以预测,阻碍了跨国企业到制度逆差大的国家进行投资[31]。第二,管制、法制环境更不完善,机会主义行为越容易发生。制度顺差国家中完善的监管制度能够限制机会主义行为[32],但制度逆差国家的商业腐败行为往往盛行,进而难以有效监督、控制跨国企业间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由于政府的效率较低,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常被政治干预[13-14]。基于此,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逆差小的国家投资。一方面,规避高昂的不熟悉成本及机会主义,进而降低外来者劣势以及交易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制度逆差小的国家所存在的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利用非正式制度以充分发挥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进而快速适应制度变更[33]。综上,故提出以下假设:

H1a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制度顺差越小,企业向该东道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H1b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制度逆差越小,企业向该东道国投资的可能性越大

1.2 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用

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均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网络结构会对个体行为产生约束与限制[20]。此外,网络位置、结构代表着关系节、信息流的方向,不同的网络结构或不同的网络地位涵盖了不同的信息,所以社会关系网络是企业获取信息、资源、信号传递的重要途径[34]。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网络连接对象不同而将跨国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政治关系网络和商业关系网络,其中政治关系是指同母国中各级政府官员、行业协会以及监管和支持机构如税务局、国有银行等所形成的网络[22]。商业关系是指与东道国供应商、客户、合作者和竞争者等所形成的网络。对中国转型经济体而言,以宗亲、乡土以及行业等多圈层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华人商业关系网络[35]备受国际商务研究的关注,且其在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36]。基于此,本文认为政治关系网络和华商关系网络在制度顺差、逆差与跨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性。

首先,在制度差异与社会关系网络方面。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通过关系网络获取机会、信息和资源来克服外来者劣势。①到制度顺差国家进行投资,相比于政治关系网络中所可能带来的刻板印象等,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来获取商业资源等信息,进而削弱来源国劣势。具体原因如下:其一,关系网络适用情境。制度顺差国家的规范化制度体系、严格的监管机制及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发挥企业商业关系网络价值提供了有力的保障[37],使得华商关系网络中的受教育水平、商业成功实践的经验等在知识产权保护充分、优质营商环境的制度顺差情境下的积极作用更凸显[36]。与之不同的是,跨国企业一方面难以通过政治关系网络进行寻租活动,以获取政府的支持及发挥政治资源优势[14]。另一方面,相比于政治关系网络所可能带来的歧视等问题,相比于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构建对中国跨国企业更加宽容的营商环境以弥合两国间的制度差异[36],削弱来源国劣势。其二,华商关系网络如何克服制度顺差带来的外来者劣势。到制度顺差国家投资,跨国企业还会遭受到产品质量、产品品牌等方面的歧视而难以获得当地消费者、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基于此,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获取东道国相关生产技术、供应商变化和消费者需求偏好等市场信息[36],以更快地适应以及熟悉东道国的商业实践活动。此外,由于华商关系网络间的高度信任感,中国跨国企业更易转移和吸收华商间的隐性知识以实现技术共享和扩散[38],进而削弱制度顺差国家对跨国企业技术歧视等外来者劣势的负面影响。②到制度逆差国家进行投资,由于监管等制度的不完善,相比于华商关系网络所带来多样化的市场交易信息,跨国企业更倾向通过政治关系网络所传递的合法性信号及利用其资源配置优势,进而克服不熟悉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等外来者劣势。具体原因如下:其一,关系网络适用情境。制度逆差国家的制度体系以及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为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提供了制度空隙,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自身的政治能力[14]。一方面,政治关系网络是中国跨国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投资运用非市场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纽带,企业往往可以通过该网络获取相关的政策、制度等隐性信息,化解政策变动、高不确定性等交易风险[39]。另一方面,中国跨国企业在国内掌握了管理政治风险的非市场能力,其更倾向于发挥印记效应,充分利用政治关系网络来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行类似管理[40]。华商关系网络的形成并不以政府为主体,而是在企业间的相互投资中形成,所以更多是基于市场规则自发进行交易。这既缺少了官方间的经济协定,也难以具有对超国家和跨地区进行经济协调的权力[41]。然而制度逆差国家往往因监管机制不完善、营商环境不透明,使得盗版腐败问题频发[13]。所以,企业一方面难以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对此进行约束与限制,另一方面企业的商业关系网络难以在缺乏公平竞争、良好的市场环境中发挥作用[13-14]。其二,政治关系网络如何克服制度逆差带来的外来者劣势。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发挥母国特定的制度相对优势以弥补合法性缺失。一方面,企业通常更有可能通过政治关系网络获得稀缺的资源[42]来应对制度逆差国家动荡的政治环境、变化莫测的政策信息等所带来的高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高交易成本等问题,如税收优惠、银行贷款等可以减缓企业跨国投资的高额交易费用[43]。另一方面,政企关系作为中国跨国企业声誉的一种信号,具体包括企业未来经营业绩的声誉机制、企业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的优良信号[44]。与在制度顺差国家更易遭受严格审查等限制不同,这可使得企业在制度逆差国家更易得到利益相关者等的信任与认可,进而促进市场开拓。

其次,在社会关系网络与区位选择方面。当制度差异越小时,中国跨国企业所具有的特别优势则具有高度适应性[45]。所以当社会关系网络强度越强,越有利于企业获得和识别对外投资机会[46],更易获取国际化过程中所必需的相关资源[47],到制度差异小的国家进行投资以充分发挥其特别优势。但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类型对跨国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的影响机理不同[48]。具体表现为:①华商关系网络强度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其一,华商关系网络的特定优势。其是跨国企业外部网络,关系范围广且包含主体多样如各国的工商网络等,能够获取投资地区特有的信息与知识[49]包括产品信息、市场变革信息及事件、合作伙伴可信度信息[50]以及技术资源,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等[38],这在较健全的东道国市场机制中则更具明显的作用。其二,华商关系网络的重点作用机制,其能克服信息不对称、高交易成本等外来者劣势问题而使得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华商关系网络密集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但到制度逆差国家投资时,跨国企业往往面临着因不完善的市场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制度约束,而陷入难以充分发挥商业信息以及利用商业机会价值的困局,所以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顺差小的国家进行投资。这既可以充分利用制度顺差国家相对透明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48],提升商业信息的传播效率[51],进而寻求经济活动的发展空间[23]。也可以与合作者进行学习交流以促进知识转移和技术获取[50],以达到国际扩张的目的。②政治关系网络强度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其一,政治关系网络的特定优势。其是跨国企业内部网络,主要与政府官员间、机构间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使得跨国企业能够获取更多隐性、宏观的信息,如行业调整、政策走势等。一方面,这可向外界传递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及社会声誉等优良信号[44],使企业更易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优惠条款、更多贷款、更优惠税率、更高市场占有率以及更多补贴和宽松管制等[43,52],进而降低高昂的交易成本,而这在政治风险高、制度不完善的东道国中的作用更显著。其二,政治关系网络的重点作用机制,其能降低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高交易风险及成本而使得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发挥政治关系网络的资源及信息效应进行跨国投资。但到制度顺差的国家进行投资时,政治关系网络强的跨国企业往往面临着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面临着制度劣势、产品劣势等困境[27],所以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逆差小的国家进行投资。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政府在企业对外投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53]。当政治关系网络越强,其在制度逆差国家的效用价值更高,使得跨国企业越快掌握政策动态等信息资源以获取外部合法性[54],进入该地区投资的意愿就越强。另一方面,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区域主要集中于历来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欠发达国家,如中国在非洲以及东南亚进行的大量投资[55]。意味着,政治关系网络越强,跨国企业越倾向于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政策与规则条例,而到新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故提出假设2a 和2b:

H2a相比于政治关系网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度顺差越小,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获取东道国信息克服外来者劣势,进入该东道国进行投资

H2b相比于华商关系网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度逆差越小,企业越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获取母国资源克服外来者劣势,进入该东道国进行投资。

综上,故提出以下概念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概念模型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A 股上市的企业股票代码、交易事件公告日、对外投资标的企业名称和标的国家将SDC 汤姆森并购数据库、BvD-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与CSMAR 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子数据库《海外直接投资》的交易事件进行匹配,并基于以下8 条筛选标准进行样本选择。1)跨国并购为完成的交易状态,剔除假定已完成和预期完成的样本;2)剔除标的地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和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卢森堡,开曼群岛,马绍尔群岛,萨摩亚等避税天堂的样本;3)剔除同一控制下合并的交易活动和增持交易(即该次并购前已对标的企业达到了控股比例);4)剔除行业为金融类、市场服务类、保险类的样本;5)剔除ST、∗ST 或PT 的样本企业;6)若同一年发生多次海外投资事件,则取注册资本最大或交易时间较早的交易活动,不同年份的海外投资计多次交易活动,且对于同一交易活动出现在不同年份的样本则取首次海外投资事件;7)按照CSMAR 的子数据库《海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统计口径,筛选出到“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样本;8)参考Hernández 等[4]对企业OFDI 区位筛选的标准,剔除在数据期间,到同一区位投资频次低于3 次的样本,最终得到2009 至2018 年共564 个样本企业,到31 个东道国进行884 次海外投资的非平衡面板。其中到20 个制度顺差的东道国进行海外投资共469 个样本企业,700 个观测值,到11 个制度逆差的东道国进行海外投资共136 个样本企业,184 个观测值。国家、企业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Hofstede 指标、CEPII、WIND 和CSMAR 等数据库。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通过查阅企业年报、巨潮资讯网以及通过均值插补的方法进行了补充,并滞后一期与样本企业进行匹配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数据结构包括884 个“企业-年份”组合,每个“企业-年份”组合都有多条观测,每条代表企业的对外投资的一个可能的区位选择[56],为此本文可以构建“企业-年份-国家”的潜在区位集合,最终整个样本共有27466 个观测值。

本文以2009 年为海外投资样本收集起始年(样本基期为2008 至2017 年)主要有两点原因:1)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还处在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海外经营企业具有巨大冲击;2)CSMAR 数据库对团队层面政治关系统计从2008 年开始。

2.2 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对外投资区位选择(locationchoice,LC)。在样本时间范围内,企业共到31 个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当该国家为企业当年所选的投资区位时,被解释变量区位则取值为1,其余30 个国家对应的区位取值为0。

(2)解释变量:制度差异(institutionaldifference,ID)。现有的研究对制度差异大小的测量主要是基于①全球治理指数包括民主议政、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环境和腐败控制六个维度进行测量[12];②基于全球权威的评价指标之一即广泛的制度概念的经济自由指数进行测量,包括政府诚信、政府开支、税收负担、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财产权和劳动自由十个维度,数值越高表示制度环境越好[57]。而对制度差异方向(institutionaldifferencedirection,IDD)的判别主要基于因子分析法,对全球治理指数六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①计算东道国公因子1 与中国公因子1 的落差值;②计算其因子得分,东道国的因子得分与中国的因子得分的落差值,若大于0,则为制度顺差(positiveinstitutionaldistance,PID),若小于 0,则为制度逆差(negativeinstitutionaldistance,NID)[4,12,57]。基于此,本文对全球治理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以公因子1 进行制度差异方向的判断,另外基于经济自由指数参考Kogut 和Singh[58]的方法对制度差异大小进行测量,计算公式:

其中,Iih代表第h个东道国的第i个制度维度,Iic代表中国的第i个制度维度,Vi是第i维度的方差。

(3)中介变量:社会关系网络。①华商关系网络(overseaschinesenetwork,OCN)。海外华侨人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海外侨情观察》《世界侨情报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与国家侨情观察》和《侨务统计年报》,对于有缺失值的国家则采用均值插补的方法进行补充。此外,借鉴Rauch 和Trindade[59]和梁育填等[60]的方法,用第t 年居住在i 国的华人华侨人口占i 国总人口的比例与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进行测度华商关系网络的密切程度。即一国华人华侨的比例越大,该国华人华侨之间联系越密切。并以各东道国华人华侨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61]作为稳健性检验。②政治关系网络(political relationshipnetwork,PRN)。本文所界定的政治关系网络为企业与母国政府间的所建立的联系。而对于政治关系网络的测量,则参考宋铁波等[62]的做法,采用对董事会成员所在的政府机构的最高级别加1 取自然对数来衡量政治关系网络的强度(取连续型变量),其中在国家级机构任职取值5,在省级机构取值4,在市级机构取值3、在县级机构取值2、在乡镇及以下机构取值1、无任职取0。在稳健性检验中,则进一步限定有政治背景人员的范围,即该人员要在董事会中任职且为高层管理者,那么其所在的政府机构最高级别即为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强度[63]。数据主要来源CSMAR 和巨潮资讯网。

(4)控制变量:本文涵盖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的测量方式及参考文献,如表1 所示。

表1 控制变量的测量方式与参考来源Table 1 The measurement and references of control variables

2.3 模型设计

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文设置了面板数据的混合Logit 回归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借鉴MacKinnon[68]、刘红云等[69]和方杰等[70]对因变量为分类变量时中介效应的分析步骤,进行Sobel 检验。主要原因在于:相比Boostrap检验[71],若Sobel 检验支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时,其所得到的结果相对更保守(consevative)[72]。基于此,本文需要设置以下模型:

①模型1 为因变量与控制变量间的混合Logit 回归;②模型2 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的混合Logit 回归,得到c的估计值及对应的标准误SEc的估计值;③模型3、5、7、9为中介变量与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的线性回归,得到a 的估计值及对应的标准误SEa;④模型4、6、8、10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的混合Logit 回归,得到b和c′的估计值及其对应的标准误SEb和SEc′。但在非线性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尤其是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只能判断解释变量是否能够预测被解释变量,而并不能直接反映两者间关系,所以为更好地诠释回归结果,讨论边际效应更具意义[4,73]。因此,本文对混合Logit回归结果的分析均为边际效应。

在实证分析前,为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对数据在1%水平上缩尾处理。②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各模型的VIF 均值约为2.30 至5.10 间且各变量VIF 值几乎均小于10,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较小。③为避免面板数据可能存在时间序列、截面相关、异方差以及因遗漏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本文使用Stata15.0 并借鉴Hernández 等[4]的方法,采用混合Logit 模型进行非线性回归,并以面板为聚类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规避出现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扰动项自相关的问题[74]。此外,借鉴宋铁波等[62]的方法,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并采用Driscoll-Kraay 标准误进行估计,以规避出现低估标准误差的问题。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为本文的回归结果及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制度顺差的均值为1.462,而其方差较大,代表制度顺差东道国的制度差异大小相差较大;而制度逆差的均值为1.043,方差较小,代表制度逆差的东道国的制度差异大小较为集中。华商关系网络均值为0.299,政治关系网络均值为1.152,代表中国企业的政治关系网络强度往往高于其华商关系网络强度。

表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3.2 多元回归分析

(1)制度顺差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

首先,进行控制效应的阐述。表3 中的模型1 是包含控制变量的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预测模型,其中制度差异大小(β=-0.001,p>0.1)、东道国资源禀赋(β=-0.001,p>0.1)、政府效率(β=0.005,p>0.1)、高管异质性(β=0.001,p>0.1)与区位选择无显著性关系;而制度差异方向(β=-0.017,p<0.01)、地理距离(β=-0.008,p<0.05)、文化距离(β=-0.009,p<0.01)、东道国经济稳定性(β=-0.001,p<0.01)与区位选择显著负相关;东道国市场规模(β=0.020,p<0.01)、东道国市场潜能(β=0.003,p<0.01)、东道国开放度(β=0.002,p<0.01)、东道国技术资产(β=0.000,p<0.05)、信息披露程度(β=0.004,p<0.01)与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其次,主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2 中,制度差异大小∗制度差异方向(β=0.016,p<0.1,c=0.016,SEc=0.009)与区位选择显著相关,代表着制度差异大小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与制度差异方向有关。此外,本文还需考虑制度差异大小在不同值时的边际效应,以判断制度顺差、制度逆差究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如图2 的边际效应图所示,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可能性随着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增加而减小,则支持H1a、H1b。接着,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3 中,进行华商关系网络与制度顺差的线性回归,制度顺差(β=0.068,p<0.01,a=0.068,SEa=0.019)与华商关系网络显著正相关。模型4 中,区位与制度顺差、华商关系网络及控制变量进行混合Logit 回归,制度顺差(β=-0.018,p<0.1,c′=-0.018,SEc′=0.010),华商关系网络(β=0.110,p<0.01,b=0.110,SEb=0.037)。由于模型2、3 和4 中的回归系数不可比,所以在计算中介效应前需要对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各模型的系数的量尺与标准化的预测变量的单位相一致[75]。标准化的计算步骤及公式如下:

图2 制度差异大小的边际效应图Figure 2 The Marginal effect graph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表3 制度顺差、制度逆差相关分析的回归结果表Table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positiv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and negativ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第一步,计算自变量(X)、中介变量(M)、Y′和Y″的标准差、方差以及X 和M 的协方差。

第二步,标准化回归系数。

第三步,计算中介效应。

基于此,在制度顺差时,华商关系网络中介效应对应的系数乘积及标准误为:

abstd==0.006,SE(abstd)==0.003,Sobel 检验Z== 2,2>1.96,说明制度顺差通过华商关系网络所建立的商业资源优势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间接作用。同理,可求得政治关系网络中介效应对应的系数乘积及标准误为:abstd=0.000009,SE(abstd)=0.00014,∗∗Z=0.642<1.96,说明制度顺差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并未有显著的间接作用,则支持H2a。

(2)制度逆差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

表3 的模型7 中,进行华商关系网络与制度逆差的线性回归,制度逆差(β=0.269,p<0.01,a=0.269,SEa=0.039)与华商关系网络显著正相关。模型8 中,区位与制度逆差、华商关系网络及控制变量进行混合Logit 回归,制度逆差(β=-0.017,p>0.1,c′=-0.017,SEc′=0.028),华商关系网络(β=0.015,p<0.1,b=0.015,SEb=0.009)。模型9 中,制度逆差(β=-1.228,p<0.01,a=-1.228,SEa=0.206)与政治关系网络显著相关,模型10 中,制度逆差(β=-0.013,p>0.1,c′=-0.013,SEc′=0.009),政治关系网络(β=0.004,p<0.05,b=0.004,SEb=0.002)。基于公式3 至15 可得,华商关系网络中介效应对应的系数乘积及标准误为abstd=0.001,SE(abstd)=0.0007,Z=1.619<1.96,说明制度逆差通过华商关系网络所建立的商业资源优势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无显著的间接作用;政治关系网络中介效应对应的系数乘积及标准误为abstd=-0.002,SE(abstd)=0.001,|Z|=|-2.018|>1.96,说明制度逆差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间接作用,则支持H2b。

3.3 进一步检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得到了更多潜在的跨国投资机会。但由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76]、资源能力获取、交易风险及不确定性等多方面的差异程度较大[62],所以本文认为当企业所有权性质不同时,制度差异方向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也不同。具体表现为:第一,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当进入制度顺差国家,国有企业与政府间密切的关系网络,更易使得国有企业遭受来源国劣势、身份歧视等。其对外投资的动机更易遭受东道国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质疑[77],为促进国有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制度顺差国家投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进入该东道国进行投资。一方面,华商关系网络可以削弱国有企业自身政治基因的影响,使得国有企业更易获得合法性,进而削弱外来者劣势。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华商关系网络获取多样化的消费者、供应商等市场信息,以参与到公平的市场竞争中。

第二,当进入制度逆差国家,由于当地制度环境的易变性,政府政策难以预测等问题,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以克服不熟悉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等。一方面,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纽带使得跨国企业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与中国政府间的政治关系网络可以向制度逆差国家政府或利益相关者传达企业良好社会身份等信号,使得制度逆差国家政府及利益相关者更容易接受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更容易获取合法性。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会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关系网络优势,以发挥母国的制度优势,扎根于东道国。故本文以企业所有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探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制度差异与政治关系网络、华商关系网络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78]对前端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设立如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公式16 中制度差异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以及公式6 中华商关系网络或者政治关系网络的系数显著时,则调节中介效应成立[78]。实证结果显示(如表3 所示),进一步检验中,制度顺差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交乘项(β=0.012,p<0.05)正向显著,模型4 中华商关系网络(β=0.110,p<0.01)正向显著,即当制度顺差越小时,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国家进行投资。制度逆差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交乘项(β=0.144,p>0.1)正向但不显著,模型10 中政治关系网络(β=0.004,p<0.05)正向显著,即企业所有权性质对政治关系网络的中介效应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所以制度逆差越小,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国家进行投资。总体而言,进一步检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3.4 内生性检验

个体、组织的经济活动、市场的要素发展及经济的增长均会受到制度的约束[79],且多数学者证明,制度在此过程中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不同国家的制度选择是内生决定的[80]。所以,本文中制度差异大小、制度差异方向、制度顺差、制度逆差可能为内生变量。为解决混合Logit 模型中所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相关研究[81,82,83,84]以及对工具变量选取的标准、步骤及建议[74],本文主要选择了①遗传距离(genetic distance,GEND)和制度差异大小滞后3 期(ID_3)作为制度差异大小的工具变量;②遗传距离方向(GENDD)作为制度差异方向的工具变量;③遗传距离∗遗传距离方向(GEND∗GENDD)和制度差异大小滞后3 期∗遗传距离方向(ID_3∗GENDD)作为制度差异大小∗制度差异方向交乘项(即制度顺差、制度逆差)的工具变量。对遗传距离的测量主要借鉴如下计算公式[81]:

其中,WNeii,j为国家i与国家j间的遗传距离,si,p表示i国中民族p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j,q表示j国民族q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dp,q表示民族p与q之间的遗传距离。此外,以遗传距离均值为划分标准,将遗传距离方向分为高遗传距离国家和低遗传距离国家[83]。若中国跨国企业所到的东道国处于高遗传距离国家,则编码为1;若中国跨国企业所到的东道国处于低遗传距离国家,则编码为0。鉴于民族人口数据的难以界定性与不确定性,为降低测量误差,本文测算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遗传距离以及判断高遗传距离和低遗传距离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黄新飞等[83]的研究。此数据发表于《经济学(季刊)》,并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引用,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认可度。

此外,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应用工具变量方法中,probit模型具有相对成熟的估算程序(ivprobit 模型)。基于此,本文借鉴骆永民等[85]的步骤以及袁微[86]的操作命令进行检验:第一,使用probit 模型,考察混合logit 模型的稳健性。第二,初始工具变量检验。第三,过度识别检验,判断工具变量是否为外生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第四,弱工具变量检验,判断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87]。结果如表4 所示,首先,probit 模型回归与混合logit 模型回归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回归结果稳健。即制度顺差、逆差越小,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到该国投资。其次,对上述工具变量分别进行初始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时,发现GEND、ID_3、GENDD、GEND∗GENDD、ID_3∗GENDD未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即所选的工具变量存在过度识别的可能。基于此,本文最终选取GEND、GENDD、ID_3∗GENDD三个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ivprobit 模型的初始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发现,Wald 卡方统计量显著(chi2(3)=69.86,p<0.01),即在1%的显著水平上认为制度差异大小、制度差异方向、制度差异大小与制度差异方向交乘项为内生解释变量,所以有必要进行工具变量分析。首先,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遗传距离(GEND)、遗传距离方向(GENDD)、制度差异大小滞后3期与遗传距离方向交乘项(ID_3∗GENDD)分别与制度差异大小(ID)、制度差异方向(IDD)、制度差异大小与制度差异方向交乘项(ID∗IDD)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且弱工具变量检验中AR、Wald 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则表明所选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中,由于内生变量数等于工具变量数,则无需进行检验[112]。其次,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相较于一般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iv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中的效应值更高,其中制度差异大小与制度差异方向的交乘项与跨国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β=1.851,p<0.01),制度差异方向与跨国区位选择显著负相关(β=-1.769,p<0.01)。说明若不考虑内生性,原有模型会低估制度差异方向、制度顺差大小、制度逆差大小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

表4 制度顺差、制度逆差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内生性检验结果Table 4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and location choice in OFDI

本文从Bootstrap 中介检验、更改华商关系网络和政治关系网络测量方式及制度差异滞后期数两方面进行检验。

4.1 Bootstrap 中介检验

受限于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产能过剩等挑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陷于困局中,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塑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88]。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更倾向于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基于此,中国跨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特定年份和特定行业可能会干扰本文的研究结论[77]。所以,与混合Logit 模型考虑年份、行业虚拟变量不同,本文设定年份、行业两个分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年份、行业的影响。①年份分组变量,以“一带一路”倡议签订的年份为划分界线,若在2009—2013 年间(Yr=1),2014—2018 年间(Yr=0)[77];②行业分组变量,区分为非制造业(Inds=1)和制造业(Inds=0)[89]。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一,考虑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77]。第二,Hayes 认为在Bootstrap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以虚拟变量还是二分变量对多分类变量进行表示,本质上,效果是一致的,采取哪种方式取决于研究目的[90]。基于此,本文主要考虑特定年份区间、特定行业等控制变量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 进行重复性抽样检验,进一步验证华商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中介效应的稳健性。其中,置信区间设置为95%,重复抽样5000次,若置信区间不包括0,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71,90]。如表5所示,华商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含0,意味着考虑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效应依旧显著,支持了本文的主要结论。

表5 社会关系网络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5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s

4.2 更换社会关系网络的测量方式及制度差异滞后期数

为进一步检验社会关系网络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进行Sobel 检验。一方面,更换华商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的测量方式,以削弱测量误差的影响。另一方面,改变制度差异大小的滞后期数(滞后2 期),进一步验证制度差异大小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以削弱反向因果性和测量误差等影响。基于此,与主分析检验中介效应的步骤相一致,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在制度顺差层面,华商关系网络在制度顺差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间的中介效应在95%的置信区间中显著;在制度逆差层面,政治关系网络在制度逆差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间的中介效应在90%的置信区间中显著。即制度顺差、制度逆差与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间相关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前文结果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表6 更换社会关系网络测量方式及制度差异滞后期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Table 6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for replacing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5.1 研究结论

基于2009 至2018 年564 家中国沪深上市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884 次海外投资的样本数据,本文结合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实证分析了华商关系网络和政治关系网络在制度差异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制度差异与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负相关,验证了制度理论预测。即制度顺差/逆差越大时,企业到该东道国进行对外投资的概率越小。②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制度差异方向与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关系的中介机制不同。相比于政治关系网络,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以进入制度顺差国家。相比于华商关系网络,企业越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以进入制度逆差国家。③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制度顺差情境下,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小的国家进行投资。而在制度逆差情境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小的国家进行投资。

5.2 研究贡献

相比于现有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现有研究难以诠释制度差异为什么重要以及难以说明跨国企业如何克服外来者劣势而做出不同的决策行为。本文不仅打开了制度差异方向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的“黑匣子”,还进一步发现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类型的中介机制不同。首先,与现有研究所认为的相一致,即若跨国企业能够成功建立一个或多个网络以构建企业间、政企间的信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外来者劣势[19],以促使跨国企业快速进入国外市场。本文发现政治关系网络和华商关系网络确实能够克服制度差异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问题而促使中国跨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其次,与主要关注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或单维度社会网络的文献不同[36,60],本文的贡献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跨国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多种多样,本文主要对中国跨国企业最常见的两类社会关系网络作用即政治关系网络和华商关系网络是如何克服制度顺差和逆差所带来不同的外来者劣势问题,这更具有微观基础意义[22]。第二,结合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打开了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关键的组织因素是如何塑造和引导制度差异影响跨国区位选择的“黑匣子”,这与现有研究的呼吁相呼应[5]。即对组织因素在制度与区位选择间的调节作用与中介作用的脱节使得关注组织因素的中介效应成为未来研究重点。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在制度差异与跨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起中介作用,且企业在不同的制度差异方向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用倾向性不同。在制度顺差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发挥华商关系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而在制度逆差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发挥政治关系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以克服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等外来者劣势而进入相匹配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这进一步拓展了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

(2)区分了制度差异方向,既弥补了现有研究忽略不同制度质量国家特征的异质性问题[4-5,12],还将异质性制度环境进行了构念化并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拓展了制度差异相关研究成果。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制度差异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的影响机制问题[6-7],但是现有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差异不仅仅包括制度差异大小这一维度,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而言,制度差异方向这一重要维度不容忽视[4,12,14]。另一方面,尽管也有研究阐明制度差异方向会影响区位选择[4],但是却没有明确制度差异方向究竟是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5]?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如何克服进入不同制度差异方向国家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制度顺差、制度逆差是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中介机制来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所带来的外来者劣势,而影响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处于制度顺差时,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到制度顺差国家进行投资。处于制度逆差时,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到制度逆差国家进行投资。此外,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利用华商关系网络的优势到制度顺差国家投资,而到制度逆差国家投资时,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倾向于利用政治关系网络优势。这进一步拓展了制度差异维度划分及其与不同社会关系网络间关系间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

(3)扩展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证研究结果。在“一带一路”倡议情境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制度较完善的国家,也包括经济发展滞后和制度风险较大的国家。这“天然”的差异,使得投资决策异常复杂,而更具实证检验意义。与简单界定“一带一路”倡议概念内涵[53]及仅以中国跨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事件为样本,进行主效应以及调节效应的研究不同[36,60],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情境,探究不同制度差异方向与企业区位选择间的中介机制。这拓展了在“一带一路”情境下对制度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相关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跨国企业如何抓住“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机遇,克服不同制度差异方向的外来者劣势,进而选择合适的投资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5.3 实践启示

其一,对企业的启示。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到制度顺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更倾向于利用华商关系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而到制度逆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则更倾向于利用政治关系网络的信息资源优势以克服外来者劣势。意味着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不仅需判别两国间的制度差异大小,还需识别制度差异方向,以充分调动企业的异质性资源及能力如政治关系网络和华商关系网络,使得企业对外投资更具效率,以便更好地抓住“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要的对外投资机遇。尤其是国有企业,要更注重异质性关系网络的培养,以扩大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范围。其二,对政府的启示。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差异小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基于此,政府可以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进行针对性顶层设计,强化相关的支持性政策和资源如两国间公开透明的沟通平台等,以削弱制度差异给中国跨国企业所带来的合法性、信息不对称等外来者劣势。此外,政府可以发挥“规划者”的角色,优化跨国企业发挥网络优势的环境。如一方面,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华商关系网络进入制度顺差国家。所以政府需重视海外华侨网络的发展,搭建侨民间沟通的平台与相关政策,以促进中国跨国企业更快地识别华商关系网络并参与华人商会等协会,充分发挥华商关系网络族群的优势以构建更透明、更宽容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关系网络进入制度逆差国家。因此,政府可以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包括税率、融资等,充分调动企业到制度逆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海外投资的积极性。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存在两点不足:①在样本选取方面。整体而言,中国跨国企业到制度逆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样本量较少,对论文模型的稳健性要求较高。本文研究结果相对稳健,但未来的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层面的变量,具体包括高管团队管理者的特征、对外投资经验、行业竞争性等对不同关系网络类型中介作用机制的调节作用,以进一步打开制度差异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间的“黑匣子”,对跨国企业如何更好地培养和利用自身关系网络以及资源优势,以克服外来者劣势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②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仅考虑制度差异对区位选择间的前向研究,并没有考虑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到不同制度差异大小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未来研究可基于进一步优化样本量的基础上,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到特定东道国投资获得高绩效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进而提升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运营效率。

猜你喜欢顺差跨国企业华商大型跨国企业每年逃税885亿美元环球时报(2022-11-16)2022-11-16前三季度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双双保持顺差现代经济信息(2022年31期)2022-02-24旅澳华商苗庆：八年游子路 几多故乡情华人时刊(2020年23期)2020-04-13从研发看企业的“走出去”与“请进来”中国信息化周报(2019年19期)2019-06-25古润金的华商中国梦知识经济·中国直销(2018年10期)2018-11-06《华商启示录》后创业时代 看华商如何弄潮大众电视(蓝天下)(2018年8期)2018-10-26匈牙利华商误入“鞋”途的故事海峡姐妹(2017年1期)2017-02-27形成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原因分析市场周刊(2016年8期)2016-12-30跨国企业组织与文化创新问题研究①中国商论(2016年32期)2016-07-15在华跨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对员工关系的影响分析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1期)2015-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