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衍不遇原因考辨

吴从祥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

冯衍是两汉之际重要的文学家，其对汉代辞赋及后世骈文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冯衍颇具才华，却仕途坎坷，一生滞于下层官吏。后世文人多叹其困顿，哀其不幸，以至“‘冯衍’这个姓名，几乎是古代文士怀才不遇的代名词”[1]。对于冯衍不遇的原因，学者们多有论说。《后汉书·冯衍传》将冯衍的“不遇”归于外在人为原因，如怨其“不时至”[2]976“以谗毁”[2]977“共排间”[2]977“以前过”[2]985“多短”[2]1002等。后世学者多受其影响，将冯衍不遇，或归为光武帝之量狭，或归为冯衍之忠义。事实是否如此呢？细加考察便可发现，冯衍不遇的一生，不仅缘于外在的社会原因，其主观因素更是造成其不遇的重要原因。

众多资料记载，冯衍为冯野王之孙。《后汉书·冯衍传》：“祖野王。”注引《东观记》：“野王生座，袭父爵为关内侯，座生衍”[2]962。《汉书·冯野王传》：“野王嗣父爵为关内侯……子座嗣爵，至孙坐中山太后事绝。”[3]3305班氏父子上距冯野王不过数十年，《东观汉记》为东汉学者刘珍等人所编撰，故此说当为可信。

西汉中后期，繁荣稳定的政局，造就了较多官宦世族，京兆杜陵冯氏便是其中之一。冯奉世以军功官至右将军，封关内侯，其子冯野王、冯逡、冯立、冯参等皆至大官。冯奉世长女冯媛为元帝昭仪，曾以身当熊救夫君。外戚身份，给冯氏带来不少好处，也为冯氏衰微埋下了隐患。

成帝待冯氏甚厚，甚至想传位于其弟中山孝王刘兴。为了维护自己权势，王氏不惜对冯氏大加打击。成帝时，京兆尹王章荐冯野王代王凤辅政。成帝迫于王太后胁迫，诛王章。冯野王惧，遂称病。王凤使人弹劾之，杜钦为之说情，王凤不听，于是罢免冯野王。冯野王的罢免，完全是王凤陷害的结果，于是冯氏与王氏结怨。哀帝时，哀帝祖母傅太后为了报当年争宠之恨，对冯太后及其家族大加打击。受傅太后陷害，中山冯太后自杀，冯氏男女多受连坐，“死者数十人”[3]4006。冯媛这一辈及下一辈，几无幸存者。冯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哀帝崩后，中山王刘衎(冯太后之孙)即位，是为平帝。平帝即位，使得冯氏家族看到再起的希望。即位次年(1年)，平帝便赐女弟四人，号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其中包括冯弁(冯参女)与中山王刘兴所生二女。平帝时，王莽掌管朝政。为了维护王氏地位，王莽极力排斥平帝外族冯氏和卫氏。《汉书·王莽传上》：“于是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3]4065《后汉书·申屠刚传》：“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2]1011这样，平帝即位后，冯氏家族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并且被完全隔绝于政治之外，这无疑加剧了冯氏与王氏之间的矛盾。当然，如果平帝不死，以后恩惠自然会波及冯氏家族。惜在位仅五年，平帝崩。当时有王莽毒死平帝的传闻，“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3]4087。这一传闻不甚可信。但不管怎么说，冯氏家族都会将这些算在王氏身上。这样，冯氏与王氏之间的恩怨更深。

王莽篡位后，不少忠节之士不仕新朝，“退仕、不仕成了王莽秉政期间士大夫群中一股可见的潮流”[4]271。以病免官或去官不仕者甚多，“他们树立起了颇为后来称道的不事二主的政治道德”[4]271。《后汉书·冯衍传》云：“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2]962冯衍不肯仕王莽，当源于冯氏与王氏之间的家族恩怨。天下兵起后，冯衍仕于王莽手下更始将军廉丹(也可能是冯衍游说于廉丹，后廉丹辟之)，或另有想法。果然，后冯衍两次劝廉丹背王莽而自立。更始帝立后，冯衍主动游说尚书仆射鲍永，鲍永重之，以其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由此可以看出，冯衍不仅不肯仕于王莽，甚至有着强烈的反莽倾向，这显然不是缘于不事二主的忠贞(西汉时其未曾出仕)，更多的应是缘于家族间的恩怨和对王氏的仇视。

两汉之际，因家族恩怨而被动卷入政治斗争的士人，除了冯衍之外，还有班氏家族的班稚等。班况之女为成帝婕妤，成帝“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3]4205。哀、平之时，班稚陈恩谢罪，入补延陵园郎，食故禄终身，“由是班氏不显莽朝，亦不罹咎”[3]4204。可见，冯衍不仕新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体现了一代士人的政治困境。

王莽败亡，天下群雄争霸，刘玄、刘盆子先后为帝，隗嚣、公孙述盘踞西北。名声不显的刘秀趁乱而起，凭借谶纬之助而甚得民心，迅速壮大起来。称帝之时(25)，刘秀实力不甚强大。当此之际，光武帝虚心下士，唯能是用。光武帝一直比较务实，如早年其兄好侠养士，而他则用心田业；
后奖罚军吏，以胜负衡量；
不欲劳民，封卢芳为代王等[5]。争夺天下之际，光武帝用人非常强调实能与实效。邓晨是光武帝妹夫，曾被更始任为常山太守。光武帝击邯郸时，邓晨间行从之，光武帝曰：“伟卿(邓晨)以一身从我，不如以郡为我北道主人。”[2]583在光武帝看来，带来更多的实惠比无用的忠心更为重要。

对于归降之人，光武帝不论先后与尊卑，唯能是用，论功升迁。杜诗，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建武元年(25)为侍御史，杀贼有功，拜成皋令。视事三岁，举政尤异，再迁为沛郡都尉。七年(31)，迁南阳太守。郭丹，更始征为谏议大夫。更始败，独保平氏不下，为更始发丧，衰绖尽哀。十三年(37)，大司马吴汉辟举高才，再迁并州牧。有清平称，迁右冯翊，后为司徒。鲍永初为更始尚书仆射。更始败，上印绶，悉罢兵，乃携客百余人降。光武帝甚不悦。后拜其为谏议大夫，前往说降河内太守。说降有功，迁鲁郡太守；
破贼有功，封为关内侯，迁杨州牧。反之，如功业不建，可能长期滞于小吏。桓谭，哀、平时为郎，王莽时为掌乐大夫。光武帝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拜议郎给事中，晚年出为六安郡丞。班彪，建武十二年(36)随窦融归洛阳，拜徐令，以病免。后在洛阳呆了十余年，至卒(52)前不久，方迁为望郡长。

建武二年(26)，冯衍归顺光武帝。光武怨其不时至，故未马上予以任用。光武对冯衍未马上加以任用，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劝勉和警示其他人罢了。如果积极与不积极同等对待，谁还会冒着一定的风险积极归顺呢？建武二年，光武帝实力尚弱，征伐不断，正值用人之际，故不久冯衍被任为曲阳令。曲阳，今属河北保定市。为曲阳令时，“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2]977。冯衍为曲阳令时降贼五千，在光武看来不过是赎罪，故未加以封赏。可见，“赏不行”是缘于将功赎罪，而不是因为“谗毁”。

《东观汉记》载：“建武初，为扬化大将军掾，辟邓禹府，数奏记与禹，陈政言事。”[6]《后汉书·坚镡传》载：“世祖即位，拜(坚)镡为扬化将军。”[2]783建武三年(27)四月，光武帝亲征邓奉，“以坚镡为左曹，常从征伐”[1]783。冯衍为扬化将军掾当在此前。冯衍《说邓禹书》一文中称邓禹为“将军”。建武三年(27)闰二月，大司徒邓禹免，数月，拜右将军。汉代无辟在职官吏为掾之惯例。故可推知，因赏不行，故冯衍辞曲阳令。约建武三年初，冯衍辟为扬化将军坚镡掾。本年四月，“帝征南阳，击破(董)、(邓)奉，以镡为左曹，常从征战”。[2]783故冯衍免。数月后，邓禹为右将军，开府。冯衍作《诣邓禹笺》，云：“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7]196。冯衍，字敬通。在文中，冯衍以“雨蓑”喻隐居，以“上堂”喻为官。“蓑之不御”，暗指自己希望得到任用。后邓禹辟之。自为右将军之后，邓禹较少征战，于是冯衍少有表现机会和升迁机遇。不甘寂寞的冯衍于建武六年(30)上书陈八事，欲得到光武帝任用。冯衍所言八事大多平淡无奇，故本传不录，典籍不载。时天下未定，隗嚣、公孙述盘踞西北，各地叛乱时有，以征战统一天下依然是当前首要工作。冯衍上书的具体内容今不可知，从现存纲目来看，其所言多为平定天下之后的治理工作，如显文德、褒武烈、修旧功、简法令、抚边境等。这些“超前”言论，自然不为忧心征伐的光武帝所赏识(1)何焯《义门读书记》：(范晔)作敬通传，当是本其自叙。何氏所言甚是。如文中“(阴氏兄弟)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等，皆似冯衍自叙之语。《后汉书·冯衍》多言冯衍不遇原因，如“以谗毁，故赏不行”“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犹以前过不用”“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等。笔者认为，这些可能源于冯衍自叙之言，不尽可信。。《后汉书·邓禹传》：“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2]605于是冯衍作《说邓禹书》，盛赞邓禹之功：“圣朝享尧、舜之荣，将军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7]197自建武三年初以来，邓禹一直任右将军，直至十三年(37)四月，“罢左右将军官”[2]62。于是冯衍再次失官。冯衍此后数年任职，今不可考。冯衍《上疏自陈》和《显志赋序》皆言“食禄二十余年”，《显志赋》言“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7]190，可见自归顺光武之后，冯衍虽不受重用，但一直还是有一官半职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归顺以来，冯衍一直滞于小官吏，二十余年不遇。这种不遇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功业不显、职务多变等，是造成冯衍不遇的外在客观原因；
言行不合时宜，“雅好辞说”[8]，给人华而不实之感等，是造成其不遇的主观原因。光武帝用人重实能实效，而冯衍功业不建，这是冯衍不遇于光武的重要时代原因。

春秋时期，君权式微，养士成风，门客盛行。秦汉之际，门客制度依然余绪尚存。“客非官职”，“乃是士在正式的官吏结构之外的一种身份状态”[4]35，他们往往效忠于主子，与中央皇权有着一定的隔膜。正因如此，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门客制度往往成为打击的对象。西汉武帝强化了大一统集权，结束了游士时期，也消除了门客制度。两汉之交，天下大乱，门客再现。光武帝前期，制度未立，门客犹存，诸侯王与外戚权贵皆多宾客。

刘秀于更始元年(23)六月纳阴氏。更始二年(24)春，刘秀方纳郭氏。建武二年(26)，立郭氏为皇后。建武十七年(41)，光武帝废郭氏，立阴氏为皇后，阴氏始贵。十九年(43)六月，废皇太子彊，立阴后长子阳为皇太子，改名为庄，即后来的明帝。滞于微官的冯衍不甘寂寞，于是结好于外戚阴氏。《后汉书·冯衍传》：“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2]978据《后汉书·阴识传》，阴兴于建武十九年(43)“拜卫尉，亦辅导皇太子”[2]1131，于二十三年(47)卒。冯衍交结阴氏当在此数年间。

阴氏兄弟二人性格迥异。阴兴“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2]1130，有大肚，能荐有用之人，不荐华而少实之人，“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以财，终不为言”[2]1131。明帝时，人短冯衍“文过其实”[2]1002。冯衍《上疏自陈》云：“(阴)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之。”注云：“欲遗其财，为立基本生业也。”[2]984可见，阴兴亦认为冯衍“华而少实”，故对其仅有物质资助，并无举荐之意。阴就与其兄阴兴形成鲜明对比，“(阴)就善谈论，朝臣莫及，然性刚慠，不得众誉”[2]1132。阴就不仅多养门客，而且门下多侠客。诸王不能致井丹，阴就“别使人要劫之”[2]2765。阴就门下甚至有一些奸盗之徒。《后汉书·虞延传》载：“明年(48)，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虞)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篣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2]1152可见阴就气焰之嚣张。正因如此，他才“不得众誉”。

阴兴不愿举荐他，于是冯衍遂求其次，作书阴就，想请其推荐。《与阴就书》言：“侧闻东平、山阳王壮当之国，择除官属，衍不自量，愿侯白以衍备门卫。”[7]197东平王刘苍乃阴后之次子，山阳王刘荆乃阴后之三子，二人皆为明帝之同母弟。建武十七年(41)十月，光武帝废郭后，立十子为王，于是诸王开府。明帝刘庄生于建武四年(28)，至43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仅16岁。此时，其母弟刘苍约14岁，刘荆约12岁，二人离壮年尚早，明帝另外两位同母弟年龄则更小。自建武十七年立王以来，诸王一直居于京师，直至二十八年(52)郭后卒后，诸王方离京，归各自封国。可见，冯衍所谓“壮当之国，择除官属”不过是一种客套说法。此表明冯衍颇想仕于东平王府或山阳王府。阴后长子刘庄立为太子，其同母弟地位当有所提升，府员当有所增加，于是冯衍作书阴就，请其举荐自己。由此可知，冯衍此书当作于建武十九年(43)。书中言：“衍年老被病”[7]197。冯衍时年五十余(2)《后汉书·冯衍传》：“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此表明王莽称帝(9)之时，冯衍已经年满二十。故知，冯衍当生于成帝元延二年(前11)左右。，言“年老”无不可；
言“被病”，可能是假托之言。“不念旧恶，名贤所高。负责之臣，欲言不敢”[7]197，指光武帝曾责其不及时归顺，故不敢上书自陈。如今无从知道，阴就是否举荐了冯衍。但无论如何，阴氏的善待，给冯衍带来了更大名誉，“由是为诸王所聘请”[2]978。

诸王，即当时居于北宫的五王。“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2]2765其中最为嚣张不法的当属沛献王刘辅。沛献王刘辅为郭后次子，约生于建武三年(27)(3)据《后汉书·皇后纪上·郭后纪》记载，郭后长子刘彊生于建武元年(25)，故知其次子刘辅当生于建武三年(27)左右。，长于皇太子刘庄。郭后无罪而废，出于“对郭后之体恤歉疚”[9]，光武帝对郭后兄弟及郭后所生诸子都较为优待。次子刘辅被封以大国，“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2]403正因如此，刘辅较为嚣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沛献王辅传》：“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2]1427五王好宾客，颇好交游的冯衍自然成为诸王常客。冯衍结交于诸王，当始于建武二十年(44)左右。

与诸王交往，果然给冯衍带来好运，“寻为司隶从事”[2]978。司隶校尉官品不高，秩仅比二千石，但权力颇大，“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2]3613，故能与御史中丞、尚书令合称“三独坐”[2]927。司隶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2]3614，其地位当高于地方令长。建武二十二年(46)七月，司隶校尉苏邺下狱死。苏邺死后，不久朝廷当任命新的司隶校尉。新司隶校尉开府，当征辟幕僚，故冯衍入其府，为司隶从事。故知冯衍为司隶校尉从事当在建武二十二年。

结好阴氏兄弟，给冯衍带来了好运，但不久也给他带来了噩运。《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彊、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2]80此事的导火线是刘恭事件。《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沛献王辅传》：“寿光侯刘鲤，更始子也，得幸于辅。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2]1427对于此类事，马援早有预料。马援曾说：“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2]851

在大捕诸王宾客时，外戚宾客亦成为大捕对象。肃宗初立(76)，第五伦上疏曰：“……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2]1398此语出于臣子奏疏，且上距建武末不过二十余年，其说当为可信。可见大捕诸王宾客时，外戚阴氏兄弟宾客亦遭大捕。《后汉书·冯衍传》：“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罪，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2]978冯衍《上疏自陈》仅解释与阴兴交往原因：“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2]984这些都表明，冯衍曾结好于阴兴，为阴兴宾客，故获罪。《后汉纪》卷8：“于是吕种、王砻、冯衍皆以诸王宾客下狱。……衍被赦出，毁废于家。”[10]《后汉纪》所记显然误。

冯衍《又与阴就书》：“闻诏捕诸王宾客，惶恐诣阙，冀先事自归……即日束手诣洛阳诏狱。”[2]198在《又与阴就书》中，冯衍说自己是因“诏捕诸王宾客”而获罪，显然是碍于阴就面子而说的。书信末尾云：“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马之惠，赠以秦穆骏马之恩，使长有依归，以效忠心。”[2]198显然，获罪将归，冯衍希望阴就能够给予他财物资助。阴兴在世时，“数欲本业之”[2]984。由此可见，冯衍在财物方面颇依赖于阴氏资助。时外戚宾客，“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2]978。冯衍自系洛阳狱，光武帝诏赦勿问。光武帝对冯衍赦而不问，可谓宽容。光武帝对冯衍虽不加罪，但后亦不予任用。到了明帝时，冯衍年近七十，故不为任用。可见，为诸侯、权贵宾客，既是捷径，也是歧途。光武帝后期，冯衍成于为宾客，也败于为宾客。

冯衍不遇的一生，是两汉之际多变政治、多种因素合力的必然结果。被动卷入家族与政治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不仕王莽，甚至充满仇莽情结。功业不立、职务多变、善言不实，使得他不可能受到尚功利的光武帝重用。汲汲富贵、躁动短视，使得他入为外戚宾客，也使他因此而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一句话，冯衍的不遇，既是历史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体的悲剧，更是生不逢时的典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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