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烬》与马洛伊·山多尔的帝国言说

符 晓，卢心悦

(长春理工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22)

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1900年出生在匈牙利考绍一个显赫的资产阶级家庭，这使他一直恪守资产阶级的社会道德。然而因为他出生于正处世纪之交的奥匈帝国末期，成长环境受到中欧传统贵族家庭的影响与熏陶，自身也保留了一定的贵族气质，这种气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创作。《烛烬》(Embers,1942)是其作品中的典范代表。这部小说讲述的是1940年代初期，奥匈帝国贵族将军与老友康拉德多年后重逢彻夜长谈的故事。作者将叙事空间限定在一座城堡中，故事时间由蜡烛燃烧至熄灭，二人在烛光中追忆久远的往昔，怀念逝去的帝国，其间夹杂着对于友情、爱情和亲情的猜忌与博弈，暗含了作者对贵族道德和君子情义消逝的惋惜。《烛烬》看上去情节简单，但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文本张力，使之在有限的篇幅中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小说所讲述的时间是20世纪中期，但两位主人公追忆的是遥远的奥匈帝国时代，奥匈帝国背景成为小说的文本支点和逻辑起点，山多尔不惜笔墨地塑造了与小说背景、环境及与人物息息相关的帝国要素和帝国情境，通过帝国言说呈现出了人物的精神处境和文本的象征意义。

山多尔在《烛烬》中有意识地建构了一个还保留着贵族秩序的世界，维也纳成为秩序的中心，这个老帝国的首都既是故事发生的空间，又是帝国言说视域下重要的象征物。因此，小说中呈现了诸多帝国要素，例如贵族礼仪、巴洛克装饰、古典音乐等，它们作为一种贵族世界里约定俗成的“事件”，成为了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存留于社会的独特印记。这些帝国要素“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约束和形塑了共同体的生活节奏，它是一种在群体语境中实现自我身份标识的过程。它作为携带特定意义的、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实践，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1]。在《烛烬》中，帝国要素逐渐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集体记忆，体现着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

其一，小说塑造了奥匈帝国时期的贵族环境，其独特性集中体现在建筑装饰的贵族风格上。一是猎宫的修建。近卫官对猎宫的装修尤为重视，“壁炉前铺着四张熊皮，墙上挂满了雪白的绵羊皮，棕色带框的墙板上挂着武器：奥地利猎枪、英格兰猎刀和俄罗斯弹丸式长枪。那里备有所有打猎用的东西，还有在猎宫附近豢养的猎狗……”[2]14。这呈现出帝国时期贵族之间存在的传统狩猎习惯，具有十分典型的帝国风格。二是庄园装潢。“庄园里的墙上挂着浅色的法兰西丝绸幔帐，有浅蓝色的、浅绿色的、浅红色的，幔帐上的金线是在巴黎近郊一家织布厂里织入的。”[2]15女伯爵负责对庄园家具的挑选，她将外省的装修风格带入深林的庄园中，意图改变东欧原始的自然风光，让周身环境逐渐贵族化以符合她法国贵族的气质。三是维也纳的军校建筑的规整风格。“在拱券式的白色回廊上，在教室里，在食堂里，在寝室里，一切全都有条不紊，好像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终于将生活中的混乱与怠倦调整得井然有序的地方。”[2]28军校是帝国皇室秩序和威严的象征物，侧面反映出帝国统治下城市的井然有序，这些建筑装修是呈现帝国的要素之一，构成了小说的空间美学基础。

其二，《烛烬》对古典音乐的言说也将维也纳、贵族和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维也纳是欧洲古典乐的摇篮，蕴含着深厚的音乐底蕴，音乐对中欧也影响深远，山多尔甚至认为“维也纳不仅是座城市，还是一个声音”[2]83。《烛烬》中对“音乐”这一要素的表现见诸各章，音乐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帝国和贵族的形塑。比如，将军的母亲身份显赫，远嫁给匈牙利宫廷近卫官，她热衷于音乐，试图用音乐来提升生活的品位：“我用音乐驯服它们，就像俄耳甫斯那样让猛兽俯首帖耳。”[2]17音乐的存在是贵族们精神上的慰藉，他们追求感官享受，崇尚审美，日常交际也是流连于各式宴饮，“烛光、音乐、人声和体味在厅堂里交织流溢，仿佛生命该是某种凄凉、绝望的欢宴法则”[2]19。将军年轻显贵，更是徜徉于各种充斥着音乐的娱乐场所，“在城里，在近卫官的儿子度过那几年夜生活的地方，音乐是为了这些而演奏的”[2]51。而此时的帝国正处在由盛转衰之际，但贵族氛围却不减反增，音乐间接发挥一种催化的力量：“音乐实际是为了在世界上释放能量，这种能量能够改变和炸毁人类等级地位所精心掩藏的一切。……仿佛音乐让看不见的、传说中的神骏舞动一对火焰的翅膀，在世界上空的暴风雨中，在洪流之中，只有他俩用僵硬的身体和有力的双手拽着狂野不羁的缰绳。”[2]46可以说，在这种音乐氛围的渲染下，帝国末期呈现出一种虚幻的繁荣胜景。

山多尔之所以不惜笔墨以各种各样的风物和气质进行帝国言说，是打算营造出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背景，而其本质在于以此塑造作为帝国贵族典范的将军形象。受环境与家族的影响，将军天生带有一种贵族气质，他讲求餐桌礼仪，喜欢宴请宾客，需要仆人服侍左右，定期举行狩猎和化妆舞会。这些生活方式带给他的是一种尊贵而奢华的贵族优越感，这也致使41年后奥匈帝国早已物是人非、不复存在而将军依旧身居古堡，保持着他那过于考究的贵族生活习气，这些习惯已转化成一种固定的行为范式，也即一种记忆符号。“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3]这些贵族要素作为符号认证了一种集体性记忆，即旧王朝的贵族记忆。虽然作为旧世界的哈布斯堡王朝早已覆灭，但是将军的贵族记忆一直被这些特定的符号所存储，并时时被影响，身心都留有曾经帝国统治的印记。

小说中，将军和康拉德自小身处军校，时刻准备为帝国效忠。而实际上，康拉德与其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的差异也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折衷诞生下的哈布斯堡王朝显而易见的阶级差距。将军对于音乐的理解只建立在消遣层面上，除去音调简单的军乐以外，毫无欣赏音乐的能力，其母亲弹奏的肖邦钢琴曲在家中更是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相反，康拉德更具有艺术家气质，音乐是他的一个远离尘嚣、与众不同的精神家园，他独钟于肖邦的《波罗乃兹幻想曲》，肖邦的音乐之于康拉德的影响，在于肖邦对民族光复和斗争反叛精神的阐释，以此折射出康拉德对奥匈帝国的反叛意志。将军与康拉德不同的音乐品味，也间接呈现出帝国的两个走向：“军乐”代表着逐渐变得传统而单调的奥匈帝国，而艺术性强的“肖邦音乐”对审美的极致追求，则代表着摆脱没落的帝国影响，逐渐开辟新路的时代倾向。

山多尔对于建筑风格、音乐等帝国要素的呈现，实际上为小说营造了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贵族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他得以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及其性格。而在奥匈帝国的视域下，山多尔意在言说的是将军和康拉德以及克丽丝蒂娜三人的往昔回忆与感情羁绊。

《烛烬》的小说叙事是通过回忆建构的。所谓“回忆”，一方面是因为将军和康拉德在对话中回忆往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二人长谈时，奥匈帝国已经远去，在双重视域下，对帝国和旧时光的追忆既是祭奠也是告别。所谓“往昔”，更多的是使用一种充满含混和歧义的修辞呈现出将军、康拉德和克丽丝蒂娜的感情纠葛。“山多尔并不想讲述一个完整而饱满的故事，而是用散点的写法完成故事中大部分‘点’和‘线’的叙事，与其说看上去将军是在‘建构’一段关于往事的历史故事，毋宁说他是在用片段言说着某一段时光的切面。”[4]两位老友在分别41年后重逢，但是重逢的喜悦已然被发生在1899年的那场“狩猎”遮蔽，因为那不仅成为了二人分道扬镳的时间节点，还对他们的友情、爱情和亲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军和康拉德秉烛夜谈所追忆的往昔，是他们曾经的感情羁绊，也是对老帝国和旧时光的凄然感叹。

首先，《烛烬》对旧时光的呈现最重要的层面是将军和康拉德帝国时代的友情。从将军的长篇大论中，可以体悟到他对友情的重视，以此视角为出发点，他与康拉德是情同手足的挚友，“他俩就像母亲子宫里的一对单卵双胞胎”[2]30，并且他对这段友谊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的友谊就像传说中古代男性间的友谊。”[2]134实际上，将军重视友谊，反映出帝国时期贵族阶级注重道德伦理的传统品格，在他的观念里，友谊可以和荣誉等同，他对友谊的看重，体现在那场事关命运的“狩猎”中。一方面，当他隐约察觉到与自己一起狩猎麋鹿的朋友悄悄将枪口正对准自己，他在“求生”与友情的天平面前，自然而然地倾向了友情：“因为我们是神话式的朋友，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二十二年同甘共苦的伙伴，我们是友谊的理想化身。”[2]141他没有回头确证自己的直觉，是不想打破二十多年的亲密关系，变相地维护心中的荣誉感。另一方面，面对康拉德的不辞而别，他不计前嫌地去寻找其去向，当他发现妻子与朋友存在有染的嫌疑时，他不仅仅是感受到遭遇友谊的背叛，更多的是他对这种违背贵族道德伦理行为的不容忍。将军的时间停滞在那场狩猎中，他不断怀念着那段旧时光，怀念着与挚友一起为帝国效忠的年岁，而康拉德则客观而理智地否定了他：“我的家园已经灭亡了，解体了……把我和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我的家园，曾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被伤害了。”[2]90因此，他离开行将分裂的帝国，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途，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新世界。将军与康拉德“狩猎”后的反向人生，实际蕴含着深层次的意义。将军留在故土，固守贵族传统，在新现实的环境中无所适从，因此一直被旧日的猜忌和怀疑所折磨；
而康拉德出走他乡，感受异国风土，毅然走向与帝国往昔背道而驰的新世界。

其次，将军对与克丽丝蒂娜爱情的追忆，也存在着帝国爱情与现代爱情的断裂。将军以为自己处于一种理想的婚姻关系，但他的婚姻存在潜在的危机。将军对待婚姻的态度是“忠诚”，这是他自小作为贵族所培养的信念：“上帝对我和我周围一切的宽恕和恩赐，其实就是忠诚。”[2]132在将军看来，对婚姻忠贞是爱情的底线，而克丽丝蒂娜明显更倾向于追求自由爱情，为此也冲破了婚姻的束缚。虽然将军与克丽丝蒂娜表面维持着相敬如宾的婚姻关系，但将军认为彼此缺少心灵契合，“我第一次感到，克丽丝蒂娜并没有完全跟我一起，而是在远处，在非常远的地方”[2]167。他认为自己与克丽丝蒂娜是两类人，“跟她一起生活时，他仍感孤独，因为他们是两类人，两种秉性，两种生活节奏”[2]168。这表明，帝国时期的传统婚姻观已逐渐落伍，而现代的爱情观更加注重灵魂上的契合。

克丽丝蒂娜和康拉德更能保持灵魂的共鸣。他们热爱音乐，寻求其他生活样式的可能，二人甚至为追求爱情自由不惜牺牲掉稳定的友情和婚姻。两位朋友在有关情谊的博弈中，关于克丽丝蒂娜的倾慕所属占据主要内容，所以她的心之所向是一处关键点。在将军的回忆中，克丽丝蒂娜与康拉德的灵魂共鸣点在“音乐”上，“看起来音乐好像没有任何词语表达的功效，实际上很可能有另一种更危险的功效，既然音乐能够如此触动人心，那么这些人不仅根据对音乐的欣赏力，还根据血缘和命运凝聚在一起。”[2]173他们通过音乐达到了隐秘的情感交流，而这恰恰是将军所缺失的能力，随着友谊危机的到来，将军随之产生了婚姻危机，41年间，他被双重危机所折磨，面对老友的突然到访，他追忆三人的情感纠葛，迫切地寻找“事实”，意图打破自己认知的“真相”，而最终老友的缄默不语和克丽丝蒂娜日记的付之一炬，再次将“克丽丝蒂娜究竟爱谁？”这个问题推向未知。实际上，将军对过去情感的追究不是执着于复仇，其追忆的主要目的是对帝国爱情的怀念和向往。

此外，将军身处贵族家庭，表面看似风光荣耀的家庭，实际存在亲情间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将军和父亲同时对母亲的不理解。将军的母亲出身法国贵族，在远嫁途中便心有郁结，帝国生活的单调无聊，使她不得不将精力全部投身到庄园装潢、宾客宴饮中，她拥有独特的贵族品味，热爱音乐，将情感诉说寄于音乐演奏中，而这恰恰是出身军人的父子所困惑的，他们缺少对艺术的感知能力。相反，他们更沉迷于代表着传统贵族彰显勇气与力量的“狩猎”活动。将军曾这样形容亲情的关系：“我和父亲有着同样的性格和趣味，我母亲、你和克丽丝蒂娜站在对岸，我永远不能跨到那边……”[2]169实际上，这是对两种生活状态的呈现，将军和父亲始终保持着对于奥匈帝国王朝忠诚专一的贵族形象，而母亲和克丽丝蒂娜，她们试图摆脱旧王朝枯燥乏味生活的影响，打破传统贵族束缚，开始尝试新世界的事物，带有明显的新现实指向。

《烛烬》中的友情、爱情和亲情，都在哈布斯堡王朝背景下被形塑出来，将军41年间面对友情、爱情和亲情的困顿与焦虑，呈现出他对旧王朝和贵族往昔的追忆，“曾经有过一个我们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世界。这个世界灭亡了。新的世界与我无关。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2]90将军作为传统贵族和军人，他被时代浪潮推置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从小被培养出为帝国效忠的使命随着帝国的崩塌而消失殆尽，面对新世界的规则由于客观和主观因素而无法融入。在将军友情、爱情和亲情的问题中，对于往昔和如今的鲜明对比，其对新现实指向的表达，也侧面表明了旧时光的消逝。

《烛烬》中存在一些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意象和意象群，包括城堡、森林、猎物、武器、壁炉、庄园、音乐等，这些意象的核心都指向帝国，成为帝国的象征物。其中，蜡烛是最具隐喻意义的象征物，不但贯穿小说故事时间的始终，而且还出现在小说的题目中，更重要的是，作为象征物的蜡烛在将军和康拉德彻夜长谈的对话过程中呈现出一个逐渐燃尽的动态过程，与小说情节形成“复调”。《烛烬》从整体上说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美学形态文本，蜡烛燃尽从本质上说也与人和历史的悲剧暗合。这样一来，比之于其他象征物，“烛烬”就更具象征和隐喻意义。

“烛烬”象征着帝国的衰落。山多尔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还原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当时人的喜怒哀乐，一方面是在强调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在器物上的盛世繁华，一方面也是在言说王朝覆灭之后升平不再的变局，而这种没落是通过蜡烛的燃尽呈现出来的。小说中的维也纳就像是同时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魂断威尼斯》中的威尼斯一样处于两种“无法改变的极端”，“一种辉煌的、无可比拟的和光彩闪耀的创造性，以及一种悲惨的、曲折的、腐败的和深深堕落的历史”[5]。所以将军也自言：“新的世界秩序能够毁掉我与生俱来、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那股喧嚣鼎沸、具有攻击性的力量能够置我于死地，能够夺走我的自由和生命。”[2]10220世纪初期的欧洲实现了自我颠覆的变化：一方面，人类曾经的信仰被尼采“上帝死了”打破，西方遭遇了信仰危机，人类在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的同时，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也遭到冲击，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逐渐向非理性价值体系转变；
另一方面，战争与掠夺频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正式解体，此时的社会秩序逐渐复杂混乱，无论是贵族传统道德还是时代环境变化，都从各方面预示着帝国的没落和不可拯救。蜡烛的燃尽，对应的是将军和康拉德对帝国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感慨，其实也是对帝国衰落的感慨。在此，蜡烛成为帝国的象征，所谓“燃尽”象征的是奥匈帝国成为过去式，正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死于威尼斯》所使用的象征隐喻一般，《烛烬》也在一种“独特的精确和美”中呈现“对衰落的剖析、对告别的描写”[6]，只不过对象是奥匈帝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蜡烛燃尽不但象征着奥匈帝国的逐渐没落，甚至可以成为斯宾格勒所谓的“西方的没落”。

在帝国衰落的历史语境中，“烛烬”也象征着小说中英雄的迟暮。在将军的叙述中，41年前，一场内情不明的“狩猎”结束后，将军与挚友康拉德连同妻子克丽丝蒂娜三人在餐厅共享晚餐，之后三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从此形同陌路。而1940年，身居古堡的将军突然收到旧友康拉德将要到访的信，迫切想得知事实真相的将军，叮嘱乳娘妮妮还原了那场晚宴的场景布置，意图将多年前的那场狩猎角色重新置换。“他如释重负地眨了下眼，感觉自己像一位终于看到猎物掉进陷阱的猎人；
在此之前，猎物始终小心翼翼地围着陷阱转。现在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已各就各位。”[2]75而在将军不断的试探和质问中，康拉德始终缄默不语，两位老友在对话中谈及那段久远情谊的回忆，带着遗憾与猜忌，更多的是对于岁月逝去的感伤，蜡烛的燃烧象征着生命的燃烧，蜡烛燃尽象征着40多年时间里二人身体和精神的“陷落”。“我们已经不会活太久了。我们的重逢，将是我们的终结。生命的终结，一切的终结，至今为止赋予我们生命以内容和张力的所有的一切。”[2]99面对过去的真相，将军最终放弃了“复仇”，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二人早已年老体衰，追究过去的恩怨已经意义不大，二人都呈现出一种无力面对若干年前的爱恨情仇之态，颇有英雄迟暮之感。

无论是帝国衰落还是英雄迟暮，“烛烬”的最终指向都是逝去的时光。如前所述，无论是将军和康拉德彻夜长谈，还是他们在长谈中的回忆，都充满了对往昔的叹息，时光流转在二人的生命具有通约性。将军年复一年地守在古堡中，家中的陈设装潢并未改变，“几十年来，没有人在这个大厅里吃过饭，这里就像博物馆的一间展厅，保存着旧家具和用过的物品，陈列着一个逝去了的年代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2]80。古堡中的家具陈设，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将军的内心情感投向，根据法国空间理论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观点，空间已经不是传统认知中的空洞的幻象或静止的“容器”，而是审美主体对客体投射的意象，作为内心想象和精神感知的存在[7]。将军保留了古堡会客厅的陈设，企图挽留逝去的帝国时光，因此也构成了古堡内帝国生活的呈现与古堡外现代社会的发展两种反差，这种反差呈现出将军对贵族传统的眷恋。而蜡烛的摆设恰恰能使人回忆起过去的贵族生活方式和逝去的时光，它不仅蕴含着三人往日的深厚情谊，还代表着时光流转后将军与康拉德二人对旧日时光的回忆。此外，蜡烛本身便可以被看作是对时间的象征，在二人回忆往昔的过程中，其燃烧也就代表着时光的逐渐消逝，它的燃尽则象征着贵族生活和时光的远去。

马洛伊·山多尔是生活在匈牙利新旧时代之交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既存在古风时代的相对朴素的文学传统，又浸润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古今之争”所产生的独特性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就已经呈现出来。体现在《烛烬》中，是用一种意识流或内心独白的现代方式呈现传统道德观念。山多尔始终保持着对帝国时期传统道德的怀念：“悲剧的根源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时人们传统道德观念的动摇。”[8]面对奥匈帝国覆灭的事实，他在小说中进行了关于旧时光和旧感情的帝国言说，并且在呈现帝国的过程中表达了对贵族传统的怀念，无论是帝国视域下的外部环境对人格的形塑，还是帝国时代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最终都指向对历史的眷恋和对历史不再的感叹。蜡烛燃尽，帝国不再，物是人非，既是大时代中人物命运凋敝的象征，又是大时代本身衰落的象征，在象征深处，是遥远的帝国。

猜你喜欢 康拉德蒂娜贵族 康拉德小说中的真实焦虑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年1期)2022-10-26中外画家笔下的人与乐器乐器(2021年2期)2021-09-10挂在秋天的窗户思维与智慧·下半月(2021年4期)2021-04-29康拉德小说中“我们的一员”的文化含义辨析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1年2期)2021-02-16收藏家是真正的精神贵族艺术品鉴(2020年6期)2020-08-11约瑟夫·康拉德的悲观主义思想渊源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9年2期)2019-08-24贵族宝藏(2018年11期)2018-12-01失落中的真实：康拉德小说《阴影线》中的有机共同体思考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1期)2018-08-16北宋对党项贵族的赗赙之礼西夏研究(2017年1期)2017-07-10福尔摩斯·贵族单身汉（下）红领巾·成长(2016年4期)2016-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