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高等师范教育思想研究

梁尔铭

(井冈山大学 教育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刘佛年(1914—2001)，湖南醴陵人，武汉大学毕业后入学海书院学习，又赴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佛年先生参与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并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工作[1]247-251。在积极探索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刘佛年先生抓住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实质，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内外教育界有着较大影响。本文通过重温刘佛年先生的高等师范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试图为当今我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教育界各项事业渐入正轨。其时中央教育部对高等师范教育尤为重视，在1951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上提出，“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健全的师范学院一所”[2]。其实，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教育部就决定在南方筹办一所高水平的师范大学，以便与北方的北京师范大学相互呼应。为贯彻中央教育部的精神，华东大区教育部于1951年7月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并于同年8月设立了筹备委员会的办事处。刘佛年先生此时受命出任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办事处主任。

在刘佛年先生等委员的努力下，华东师范大学于1951年10月正式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适逢国内教育界开始学习苏联。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的刘佛年先生积极投身其中，带领广大师生开展了一系列诸如推行教研组活动、建立教育实习制度和修订教学计划等教育改革活动[1]23。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刘佛年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届教育实习总结中曾屡次提及[3]。但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刘佛年先生也发现其存在着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主张在“借鉴苏联教育模式的同时，也要学会变通，要联系中国的教育实践，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创新”[4]23，特别是“各科的教学只有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生产斗争的实际密切结合，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才不是片面的书本的知识，而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因此各科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联系实际”[5]。

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全国各地不但将许多此前曾撤销或停办的高等师范院校重新复办，还陆续新建了一批高等师范院校。1977年，全国仅有高等师范院校80余所，次年即猛增至150余所，到1980年全国已有高等师范院校170所[6]。此后，高等师范院校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基本上满足了我国当时中等教育发展对师资数量的需求。

无论办学规模抑或教育质量，这一时期我国高等师范教育都上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新高度。然而，在繁荣景象的背后，诸多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也逐渐显现。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到改革开放之初已历时30余年。由于教育界许多学者不太了解其他国家高等师范教育的真实发展状况，因此，对当时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应如何发展的问题缺乏认识。刘佛年先生为此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新的形式、新的需要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会不断发生。”[7]如果不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新环境，则高等师范教育的教育功能将难以有效发挥。

刘佛年先生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总结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中的规律也许并不怎么丰富，但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在我国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8]36。然而，当时我国教育界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的关系很少涉及”[8]36。而后来对苏联教育模式的批评，也没有完全解决苏联教育模式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广大教育工作者一致呼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刘佛年先生为此强调，“不仅要重申那些在我国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规律，还要研究和掌握新的规律”[8]38。

刘佛年先生呼吁高等师范教育一定要遵循教育规律，显然是以自身经历结合教育理论而提出的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刘佛年先生更强调对教育规律进行研究：“不论是研究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对其规律性的认识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这既是方法论的范畴，也是认识事物的必要环节。”[9]在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刘佛年先生也指出：“研究国外的东西无论如何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实际，要研究我们的实际情况，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如果不从我们的实际出发，照搬人家的东西，其结果总是不好的。”[10]这一点反映了刘佛年先生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刘佛年高等师范教育思想的要义。

刘佛年先生对教育科学素有研究，早在武汉大学就读时就选择了哲学教育为专业。在大学期间，刘佛年先生不但熟悉哲学方面的知识，“在教育方面也系统地读了些书，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盖兹的《教育概论》、坎德尔的《比较教育学》，以及桑戴克、苛勒等行为主义和完形主义的心理学”[1]7。后来在暨南大学工作期间，刘佛年先生又开设了教育哲学课程，并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材。在工作之余，刘佛年先生还积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先后发表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认识》《进步教育与民主政治》和《唯物论与教育》等多篇教育类学术论文[1]15-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刘佛年先生致力于教育理论联系实践问题的研究。刘佛年先生在研究教育理论方面，“始终同实践紧密联系”“早就悟出了教育学这门学科它有很强的实践性”“在从事学术研究和指导学生当中，非常注重要他们下到教育第一线去，要去了解教育第一线的情况，要去总结那些最优秀教师们的经验”[4]22。1957年1月，刘佛年先生就个性全面发展教育问题在《学术月刊》发表了相关文章。文章从学与思、知与行、一个真理与百家争鸣、社会需要与学生实际、集体与个人、全面发展与培养专长、需要与可能、独立性与联系性八个方面，对苏联教育模式的代表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反思[11]。同时，刘佛年先生还注意鼓励青年教师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的青年教师缺乏资深教师指导，刘佛年先生就带领他们一起阅读教育学经典书籍，“读那个《大教学论》，赫尔巴特的，杜威的，斯宾塞的，布卢姆的，每个星期读一次，每个星期谈一次，他每次都来，一来就是半天”[4]24。刘佛年先生带领青年教师读教育学著作主要是为了培养青年教师，却无形之中为后来编写《教育学》教材打下了基础。

1961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召集各高校举行了文科教材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编写一本《教育学》教材来取代当时国内普遍使用的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教材。按照文科教材座谈会的安排，刘佛年先生负责《教育学》的编写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奋斗，刘佛年先生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基本成型。虽然该书编成后并未正式出版，但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著的第一本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教材，基本满足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全国教育学科的教学需要，为日后高等师范院校各种《教育学》教材的编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教育界重新编写了一批《教育学》教材，基本都参考了刘佛年先生编著的《教育学》(讨论稿)的框架[12]。

在根据上级安排编写《教育学》教材的同时，刘佛年先生又积极呼吁高等师范院校开展教育科学研究。1962年2月，刘佛年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加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研究，指出“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应该走在教育实践的前面，对实践起一定的指导作用”[13]。刘佛年先生认为，其时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要做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首先要注重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资料工作，其次要把总结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提升为理论体系，最后要积极参加各种实验工作。以上三方面都需要理论作为指导，因此，刘佛年先生强调，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理论，是顺利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关键。

改革开放后，刘佛年先生先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和名誉校长，对高等师范教育需要研究教育科学的愿望终于有机会付诸实践。1979年5月，刘佛年先生在《文汇报》上发文表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教育事业需要有大的发展，教育质量要有大的提高。”“这就要进行改革，而任何改革离开科研都是不能顺利实现的。”[14]此外，刘佛年先生还指出：“我国过去也有过一些改革的尝试，有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则有始无终或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教育科研工作。”[15]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时我国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已经较发达国家有所落后，“只有通过学习吸收发达国家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先进的理论、方法，才能迎头赶上”[16]。刘佛年先生认为，“进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必然是重点”[4]27，希望师范大学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够突飞猛进，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刘佛年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华东师范大学于1980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教育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成立，打破了原来分割式的行政框架，构建了一个齐全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在组建教育科学学院的同时，刘佛年先生还多次建议从不同的专业来选拔人才，以便协同不同专业的人才来开展教育科学研究。1980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在刘佛年先生的支持下，率先举办了教育科学专业班。教育科学专业班从学校不同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中招募有志者，于四年级转入教育科学专业班，并在毕业时撰写教育科学方面的毕业论文，这批学生毕业后大多数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与教育管理的骨干人才[17]。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成立和教育科学专业班的举办，基本实现了刘佛年先生关于高等师范教育必须研究教育科学的构想。

起源于欧洲的师范教育至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师范性即是其鲜明特征。在未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之前，以师范性为鲜明特征并没有影响师范教育的发展。然而，师范教育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后，就出现了师范性与学术性之间的争论。清末新政后建立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这种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建立了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这种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以培养中学教师为目标，其课程设置也基本参考中学的课程设置，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建立之初，便引发了国内教育界关于高等师范教育的师范性与学术性之间关系的争论。1956年前后，国内高等师范教育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高等师范教育应该“面向中学”，另一种意见主张高等师范教育需要“向综合大学看齐”[18]。两种意见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甚至影响到高等师范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先后于1960年4月和1961年10月召开了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及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提出，要使高等师范院校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相当于综合大学的程度[19]；
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也认为，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各有不同的任务，不必过多争论关于高师与综合大学的比较问题[20]1 069。时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指出：“师范院校应把学生的专业学习质量提高，不能让学生只有理解高中教材的水平。”“师范院校在专业普通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的水平上，应该向综合大学看齐。”[21]3两次会议之后不久，刘佛年先生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就将学制改为五年，以解决高等师范学校师范性与学术性协调的问题。

经过两次师范教育相关会议，国内教育界关于高等师范教育师范性与学术性问题的争论曾暂告一段落，但随着改革开放后高等师范教育的迅猛发展，这一争论又重新在国内教育环境界出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佛年先生主张高等师范教育应该做到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他指出：“师范性与学术性应该是统一的，两者不应偏废，也不应割裂。”[22]68他强调说：“师范性是一个师范院校应当具备的特点，但是，不能把师范性同争取提高专业学术水平对立起来，两方面都要提高，哪一方面也不能降低。”[21]4他认为，高等师范院校需同时注意学生的师范性与学术性，既要使学生掌握一名教师必须具备的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又要培养学生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刘佛年先生的领导下，华东师范大学从1980年起，就一直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办学方向。

为了达到高等师范教育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刘佛年先生还建议“少数有条件的高等师范院校可以办五年，前四年主要学专业理论知识，也要搞些教育的训练”“后一年主要学习教育专业课程并在中学实习”[21]4。同时，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城乡普通教育、各种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刘佛年先生主张高等师范教育的设置也要多层次和多规格：“现在两年制师专培养初中师资，将来可以发展为师院来培养”“现在四年制师范学院培养高中师资，将来一部分师院可以改为五年制，四年进行大学某一专业学习，一年进行教育科学的训练”“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高师的师资”[23]243，而且高等师范教育的课程开设不能把注意力局限于中学里开设的几门课程，“发展师范教育要想得深远一些”[23]243。

除了高等师范院校外，刘佛年先生认为，综合大学和其他专科大学也可以参与师资培养工作，以后也需要开设教育学科。事实上，当时国内教育环境已渐行改变，有许多从综合大学和其他专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在从事着中学教育工作。这些毕业生在大学期间接受了较好的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教育，但往往因就读学校性质的问题而缺乏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方面的教育。这对从事中学教育事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所以，刘佛年先生认为今后综合大学也应该开设教育学科。同时，刘佛年先生还预料到日后高中教育阶段会出现大量的职业类学校。这些职业类学校的专业课师资难以由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来培养，“所以在专科大学中将来也会开设教育科学课程，或者设置培养中等专业学校师资的训练班。”“当然也可以像另一些国家的做法，设立技术师范学院。”[24]86

刘佛年先生主张高等师范教育要突破封闭体系，不但高等师范院校需要进行改革，其他综合大学和专科大学也需要进入培养师资的队伍中来。特别是关于职业类学校专业课师资培养的设想，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超前的想法，后来基本都实现了。这从侧面反映了刘佛年先生对高等师范教育体系有着充分认识，为高等师范教育突破封闭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佛年先生一直重视高等师范教育的办学质量，主张高等师范教育需要积极提升办学水平，认为掌握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高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的最有效的途径[25]。早在华东师范大学初建之时，刘佛年先生就以教务长的身份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并指导学校相关部门建立了教育见习和教育实习制度，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师范教育领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提升高等师范教育办学水平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刘佛年先生还要求加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认为应该从加强学生的学习指导，解决图书资料问题，加强对科学小组和学年作业的领导，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等方面入手[26]。刘佛年先生的主张，与当时教育行政部门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1961年10月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高等师范教育领域的建设。会议主张“高等师范院校必须进行科学研究”，认为“这是提高师范院校教学质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27]。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荣鑫也在会议总结中强调，高等师范教育“要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教师，还要搞其他方面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科学研究”[20]1 069。

改革开放初期，刘佛年先生继续探索提高高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的途径。当时，“不少地区的中等学校的师资，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要求，这就需要大力发展高等师范教育”[6]。刘佛年先生认为，在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重点高等师范院校比一般高等师范院校的要求更高，因此，应高度关注办学质量。他指出，相对于培养初中师资的师范专科学校和培养高中师资的一般师范学院而言，重点高等师范院校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主要是为一般师范学院和师范专科学校提供师资，因此，重点高等师范院校本身的质量就需要有较大的提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提高重点高等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重点高等师范院校生源质量有待提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教师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和重视，但“对于重点高师来说，明确它的培养目标，也会有助于吸收优秀学生”[6]。刘佛年先生认为，既然重点高等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一般师范学院和师范专科学校的师资，那么它的专业课程就不能仅仅比照中学课程来设置。同时，重点高等师范院校不能只办成教学中心，还应该以办成科研中心为发展目标。如果重点高等师范院校不搞科研，“就不能培养出胜任大学教学工作的毕业生，就不能办研究班”，而且科研任务和科研“也不能只限于与中学教学有关的方面”[6]。

刘佛年先生又提出，改革开放以后，许多高等师范院校过于强调专门化课程，导致挤占了教育训练的时间。不但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的课时比50年代大为减少，而且也不像50年代那样重视教育实习。除此以外，教育训练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学也脱离实际，教学法的课程内容则很琐碎。刘佛年先生指出，高等师范教育“应该多重视中学优秀教师的教学实践，并予以录音、录像，加以研究，将其精华吸收到教学法课程里来”“要增加教育实习的时间，以便巩固师范学生的专业思想，毕业后也可以较快地适应教育工作”[28]。高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并不限于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方面，教育学科的知识、技能以及从事教育的专业思想也要提高”[24]86。

为了解决高等师范院校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的困难，刘佛年先生还建议“可以在毕业后第一年的见习期内，认真加强对见习教师的辅导，把辅导的工作量计算在辅导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之内，对辅导工作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进行严格的检查”[24]87。同时，高等师范院校“也要派出教育学、教学法的教师巡回辅导，结合实际开讲座、组织讨论会、介绍优良经验，解决新教师经常遇到的问题”[24]87。对于那些已经在大学本科毕业而想去中学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则“在教育学院中进行一年的培训，其中大量时间是在中学实习，一边学理论，一边实践，考核合格才发给高中教师文凭”[24]87。

刘佛年先生提出要提升高等师范教育办学水平的主张，在当时高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有所下降的背景下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他所提出的提升高等师范教育办学质量的设想，都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这些主张和设想在当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后来都逐步付诸实施。实际上，刘佛年先生为提高高等师范教育办学水平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对我们今天的高等师范教育依然有着参考和借鉴意义。

刘佛年先生是一名伟大的教育学家，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高等师范教育面临着许多新形势下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刘佛年先生对如何发展高等师范教育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为这一时期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有着深入研究的教育学家，刘佛年先生有着高度的教育实践敏感性，能够对高等师范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细密的剖析，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高等师范教育应该遵循教育规律来办学，必须研究教育科学，打开封闭的培养体系和提升办学水平。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更要学习刘佛年先生的精神，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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