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背景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姜 鹏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现存文献最早对《史记》作出系统性批评的是班彪。《后汉书·班彪传》载其论《史记》体例云：“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1)范晔：《班彪传》，《后汉书》卷四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这段文字首先是替司马迁总结一个“条例”，即何谓本纪、世家、列传；
其次，指出了《史记》四个“条例不经”的案例，即列入本纪的项羽、列入世家的陈涉、降为列传的淮南王刘长与刘安父子，以及刘长的另一个儿子衡山王刘赐。班彪的“条例”说影响很大，(2)如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就是班说的翻版，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在世家体例上，班说侧重于爵位的传承性。后世很多学者在讨论《史记·孔子世家》时，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着重在传承性上作文章，形成了解说《孔子世家》的第一条思路。(3)后世学者对“世家”的讨论，可参考杨燕起等汇辑的《史记集评》，《史记研究集成》第六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129～134页。

刘知幾《史通》讨论纪传体裁，基本上就是以班说为出发点。稍有不同的是，班彪尚未将《孔子世家》列入《史记》“条例不经”的范围，而刘知幾应该已经意识到，按班彪的标准，以孔子入世家也是失当的，故在《史通·世家》篇中，一方面追随班彪，强调世家主要适用于“开国承家”的诸侯，同时又增加了“世代相续”这一辅助标准，拓展了班说传承性特点的适用范围。有趣的是，在行文中刘知幾还是没有提《孔子世家》，仅仅批评了《史记》将陈胜列入世家的不合理性。清代释《史通》的浦起龙却受此启发，说道：

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按：指王安石，说详下)。愚谓《史记》乃从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叙后系独长，至十一传安国，而与己同时，继以子卬孙驩而止。厥后褒成、褒亭、宗圣、奉圣、崇圣、恭圣、绍圣、褒圣、衍圣之封，与世无极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唯孔氏颠扑不破。《史通》纠史，于孔子无缀词，其亦有会于斯欤？(4)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内篇·世家第五》，《史通通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39页。

其实刘知幾的暗示无需等浦起龙识辨，在唐代即有回响。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释《孔子世家》时都有刘说的影子。司马贞说孔氏家族“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继世象贤，诚可仰同列国”。张守节则云：“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5)《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第2297页。最近的研究指出，司马贞与张守节同师吴郡张嘉会受《史记》学，则两人在解释《孔子世家》时意见一致实有渊源。(6)王亚桥：《唐张守节与司马贞同为张嘉会弟子考》，《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另《历史文献研究》2021年第2辑苏芃教授主持了一期“张守节研究”专栏，刊载了熊少聪《张守节行实考》、高树伟《〈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新考》、周浩贤《唐代吴郡“史记学”研究三题》，有相同结论。几位唐代学者虽然是在维护《史记·孔子世家》的合理性，但事实上已落入班彪彀中。正因为班彪悬置了一个“条例”标准，他们才需要为《孔子世家》的“特殊性”辩护。这恰恰说明他们基本接受了班彪的标准。

后世学者中受班彪“条例”说影响，率先对《史记·孔子世家》提出质疑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孔子世家议》中说：

太史公敘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于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
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7)《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3～1284页。

王说第一句话照搬班彪，并认定这就是《史记》的“条例”。稍后李清臣批评《史记》“世家孔子而不为传，使孔子与陈项争列，欲尊大圣人而反小之”，是王安石最初的同调。(8)李清臣：《史论下》，《全宋文》卷一七一二，第7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之后争议蜂起。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明代郝敬的《史汉愚按》，都在此基础上变化行文，或重申或微调了王安石的观点。(9)黄震：《孔子世家》，《黄氏日抄》卷四十六，《全宋笔记》第十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365页。郝敬的观点原见《史汉愚按》卷三，转引自《史记集评》，第412页。然正如上文已指出的，无论是司马贞、张守节等人的辩护，还是王安石、李清臣等人的质疑，都是围绕传承性展开，区别在于这种传承性是否可以放宽到封疆列国之外。至清末学者刘光提出“唯德乃可以世其家”，也是传承性主张的分支。(10)刘光：《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转引自前揭《史记集评》，第132页。刘咸炘在《太史公书知意》中点评了不少前代关于《孔子世家》的议论，(11)前揭《史记集评》汇总历代关于《孔子世家》的评论，材料相对齐全，可资参考，见该书第410～420页。但其中有两个失误：一是第415页，录林伯桐《史记蠡测》有“潏水李氏乃谓所以称夫子者何其陋也”一语，“潏水李氏”乃宋代李复，编者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以证成之。按，林氏未检李氏原文，为错字本《困学纪闻》误导，《史记集评》编者于此似未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考史·〈史记〉正误》“《孔子世家》”条，全祖望认为文中“潏水李氏”之“潏”字为阎若璩误改，当据元刊本改订为“淇水李氏”(即李清臣)，说见栾保群等点校：《全校本困学纪闻》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0页。按，全说是，李清臣论《孔子世家》已见前引。二是第418页，挂在陆家春名下的那段文字，其实出自廖平《〈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陆氏《学古堂日记丛钞》卷六“《孔子世家》”条乃誊抄廖平之说。仍倾向于唐人的“代有贤哲，故为世家”说。(12)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五《世家》，“《孔子世家》”条，见《推十书》第2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1248页。

廖平的观点显得有点自相矛盾，他在《〈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中明确指出不能“据班氏以攻史公”，随后拈出“势”、“年”两字作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标准，认为《史记》是“揽势之大者谓之本纪，阅年之久者谓之世家”，故项羽得入本纪而孝惠并于吕后。(13)廖平：《〈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廖平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97～499页。其实，以“阅年之久”作为世家的标准，仍在唐人窠臼中，且仍然解释不了陈胜何以能入世家。廖平是清末民初新一轮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学兴起的宗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意识到了要突破《汉书》藩篱，却未将《史记》这一安排与他最熟悉的公羊学联系起来讨论。

阐释“世家”的第二条思路是强调贡献性与影响力的大小。这个模式可溯源至南宋学者林的《古今源流至论》。林说“子长以事之有大于列传，则系之世家”，在这一思路下分析了《孔子世家》、《陈胜世家》的合理性。林也注意到，汉初功臣中只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入世家，其他或有列传，或仅见于表，是因为萧、曹、张、陈“勋烈冠于群后，皆社稷之臣”。(14)林：《史学》，《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明嘉靖刻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第3页A-B。

现代学者中把这一观点申说周全的是徐复观。他在《论〈史记〉》一文的第五部分《〈史记〉构造之一：本纪、世家》中指出，要把《孔子世家》、《陈胜世家》乃至于《项羽本纪》，和汉初的萧、曹、张、陈、周五世家合在一起理解，并体味同为汉初重要功臣，为何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人只能入列传？徐复观认为，从对汉初功臣的安排看，入世家还是入列传，是一种基于历史影响力的价值判断。项羽入本纪，孔子、陈胜入世家，与此同理。(15)徐复观：《论〈史记〉》，《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笔者认为，这一思路跳出班彪“条例”说的影响，从《史记》本身理解《史记》，很有启发意义。但仍有可推进的空间。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孔子特殊的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价值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受经学研究发达的影响，清代学者中涌现出理解《孔子世家》的第三条思路。金俶基《读〈史记·孔子世家〉书后》云：“史有定例，有创例。凡公侯传国者曰‘世家’，定例也；
置孔子于‘世家’，创例也。此正子长史例之精。”(16)陈澧、金锡龄选编：《学海堂四集》卷十七，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4册，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启秀山房本影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50页。按，西汉经学中，公羊、谷梁两家解《春秋》均有“例”与“变例”之说，金俶基以“定例”、“创例”平衡《孔子世家》，或是受此影响。但以“公侯传国”定义“世家”，显然又是蹈袭班、王旧轨。

清代学者姜宸英、袁枚等人从“尊周”角度为《孔子世家》的成立作辩解。姜宸英排比《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述《晋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所作之由，发现司马迁都从“尊周”的角度对这几个诸侯国进行了肯定，而其序《孔子世家》也有“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以正”的说法，于是得出结论：“附孔子于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终为周之意……而尊周者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于本纪，而下亦不得夷为列传也。”(17)姜宸英：《读孔子世家》，《湛园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6～858页。这个观点得到袁枚的赞同。(18)袁枚：《释孔子世家》，《随园随笔》卷二，《袁枚全集新编》第1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29页。姜氏的观点是否契合司马迁原意，尚有疑问。首先，“尊周”并非作世家的必要条件，除《孔子世家》外，《史记》中先秦世家共十六篇，姜氏所举“尊周”例证仅六家。其次，姜氏认为“尊孔”仅仅是“尊周”的工具，是昧于《史记》写作的学术史背景。第三，这个逻辑无法解释同列世家的陈胜。

笔者认为，第三条思路中最值得重视的分支是从公羊学中寻找答案的观点。黄淳耀认为《孔子世家》有“据鲁亲周”之意，(19)黄淳耀：《史记论略·孔子世家》，《陶菴全集》卷四，乾隆二十六年刻本，第26页B。何焯也说：“论来孔子只合作列传，太史公自据素王之说。”(20)何焯：《史记上》，“《孔子世家》”条，《义门读书记》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3页。但黄、何两氏都没有作深入探讨，对《孔子世家》如何体现公羊学内涵语焉不详。最值得重视的是苏舆提出的，“史公尊孔子，立世家”是得自于董仲舒的说法。(21)董仲舒著，苏舆疏：《玉杯第二》，《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页。笔者认为此说最切要害，直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实为董仲舒一系公羊说影响下的产物。苏舆的观点散见于为《春秋繁露》各篇所作的疏解中，尚需进一步系统化整理。

本文打算在前有研究基础上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史记》所建构的孔子形象，其学理依据是什么？这与理解《孔子世家》有何关系？二是《孔子世家》和《陈胜世家》是相互独立、各具特殊性的吗？希望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司马迁为孔子作世家的深层逻辑。

正如朱维铮师所提醒，我们应当区分“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22)朱维铮：《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走出中世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239页。周予同先生说：“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而不是孔子的真相。”(23)周予同：《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笔者倾向于把“假的”替换成“建构”。《史记·孔子世家》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份孔子传记，上距孔子之殁近四百年，其中一定蕴含了大量的乃至系统性的建构。建构的依据分两个层面，一是史料，二是据以组织这些史料的理念，而后者尤为重要。《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两个重要面相：一是为修复礼乐奔走于当时的孔子；
一是超越时代限制，以思想影响于后世的孔子。孔子的后一种面相，是通过其晚年修订六经实现的，其中在《史记》中地位最特殊、最频繁地被提到的是“作《春秋》”。相较于其他经典的编订，《孔子世家》不仅对“作《春秋》”的介绍篇幅最多，而且行文上单独展开，不与其他五经相连，在孔子晚年生活中独居重要位置。此外，《史记》全书多处提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太史公自序》甚至含蓄地将《史记》写作比拟为“作《春秋》”。司马迁既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编纂《史记》的宗旨，其价值关怀必然也是超越时代的。通观《史记》可知，社会伦理、政治秩序，是这一关怀的核心部分。在《史记》处理过的历史人物中，能通过整理历史形成价值体系、表达政治理想，并为司马迁提供系统性思想养分的，唯有孔子。故司马迁试图将自己的写作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是有其逻辑的，《春秋》也因此在《史记》中拥有特殊地位。然而，与“作《春秋》”相关联的孔子形象是被建构出来的，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公羊学。(24)唯其是建构，故有不信孔子作《春秋》者，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论《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6页。详细总结参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23页。司马迁既然接受了“作《春秋》”的孔子，必然也受到了相应学理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从《史记》的《春秋》观入手以理解《史记》的孔子观，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壶遂关于《春秋》的对话，也有学者将这段对话视为司马迁“继《春秋》”之志的夫子自道。(25)陈文洁：《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问题是这里的《春秋》具体内涵何指？是《春秋》经文本身，还是某一家解释《春秋》的传文、师说，还是有其他更广泛的理解？历来异说纷纭，早在中古《史记》注家中既已体现出这种分歧。如对话中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裴骃《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裴骃随即反驳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26)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74、3976～3977页。裴骃解释得很清楚。司马迁这段话起首云“余闻董生曰”，自下“周道衰废”迄“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虽然也杂引其他典籍，但主题思想明显来自于《春秋》公羊学，言辞文句或与《公羊传》契符，或与《春秋繁露》相应。甚至壶遂问话中所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也是公羊学说特有而又最基本的内涵。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对这篇文字每句话的来源、含义都有详细注解，可资参考，文繁不举。(27)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79、71页。

唐代学者却又把裴骃已经解决的问题搅乱了。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小颜云‘史迁岂以《公羊传》为《春秋》乎’？又《春秋经》一万八千，亦足称数万，非字之误也。”(28)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74、3976～3977页。针对这一观点，吴忠匡说：“古人为学，贵师承，又汉人引据，往往经传不别。史公受《春秋公羊》说于董生，故《史记》称《春秋》，多指《公羊》。”在列举《史记·宋世家》、《淮南王列传》、《匈奴列传》三例，所云《春秋》皆指《公羊传》而言之后，吴氏又说：“不特史公，汉人著述中所举《春秋》亦多谓《公羊》。”如《淮南子·说林》、《汉书·陈汤传》者是。(29)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79、71页。

笔者认为裴骃、吴忠匡的解释是正确的。脱离传文与师说，文辞简奥的《春秋经》是无法得到理解的。进一步说，《春秋》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政治主张，本身就是由传文与师说建构的。故在汉代，根本不存在独立于传文与师说之外的《春秋》学。不唯《春秋》学如此，其他儒家经典都是这个情况。有学者总结道：“汉人之治经，实治传也。”(30)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7、252～272页。此说良是，盖舍传而经之意义不备。司马迁也必假传以通经，获得相应的观念体系。而在西汉前期，经学立于学官者少，宣帝之前除《诗经》以外皆一经一师，《春秋》唯有公羊师说，(31)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49页。故形成引据中经传不分的传统。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讲述《陈涉世家》撰述之由时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32)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9页。吕思勉注意到了这句话，认为“史公以《春秋》之作比汤武”。(33)吕思勉：《史通评·世家第五》，载氏著《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页。严格来讲，应该是以《春秋》之作比汤武之作，在这里《春秋》具有明显的拟人化特征。吕思勉关注的是上下两个分句间的对称，在这句话里还有另一种对称形式，即上分句中桀、纣与汤、武对，下分句中周与《春秋》对。“周”可以理解为周王朝，也可以理解为周朝的礼乐制度。无论将《春秋》人格化、拟王朝化，或将其视作可与周朝礼乐等量齐观的“一王之法”，都是《春秋》公羊学的专有特征，而且是来自董仲舒。(34)此说或渊源于孟子，《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以《春秋》承《诗》，不具有拟王朝化特征。参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2页。与《史记》时代相近的，则有《淮南子·氾论》“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之说。按，中华书局1989年版冯逸、乔华点校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三《氾论训》，将此句中的“春秋”作时代解，不打书名号，恐失文意，此篇上下文论制法、经义者甚多，参该书第431页。刘向《说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
商德不亡，周德不作；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与《史记》同为公羊说，参向宗鲁：《说苑校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页。

学者已指出，虽同为公羊学，但著于文本的《公羊传》与董仲舒学说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如孔子改制、以《春秋》当新王诸说，《公羊传》无明文。这些学说主要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尤为核心，如云：“《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因此要绌夏、新周、故宋，形成殷、周、《春秋》新三统，《春秋》继周道之弊而兴起，根据文质交替规律，需损周文而益殷质。(35)董仲舒著，苏舆疏：《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83～213页。这就是《春秋》拟王朝化的出处。然而《春秋》毕竟是一部著作，假以明道的事迹托付于鲁史，故必须“缘鲁而言王义”，又有“王鲁”之说。(36)董仲舒著，苏舆疏：《奉本第三十四》，《春秋繁露义证》卷九，第279页。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作《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依据。(37)《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第2340页。东汉末年何休作《公羊解诂》，将董仲舒的这些学说纳入对《公羊传》的解释中，丰富了《公羊传》的内容。(38)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7、252～272页。汉代经学家都尊奉孔子，但绝大多数采取为经典作传疏的形式阐明孔子某个具体理念，很难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孔子的人格形象。留下来的汉人传经文献中，唯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脱离经典文本，采用论说形式，这也更有利于刻画孔子的人格形象及其思想的系统性。综上所论，《史记》所运用的《春秋》学说，以及因“作《春秋》”而具有超时代思想史意义的孔子形象，主要就是来自于董仲舒。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羊学与谷梁学、《左传》做个对比。有学者总结道：“三传唯《公羊传》有‘孔子作《春秋》’之明文。”(39)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20页。按，在现存典籍中率先揭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故治经学史者多注重孟子与公羊学的关系，参同书第24～27页。至于东汉古文家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40)孔颖达《春秋正义》杜序疏引，参阮刻《重刊宋本左传注疏附校勘记》卷一，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学本，第22页B。是今古文纷争扰扰、师说混淆以后的事，非司马迁所能知。杜预亦托“或曰”云：“《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41)前揭阮刻《左传注疏》卷一，第22页A、第22页B。孔颖达指出一个问题，单就何休注《公羊传》文本而言，也是没有孔子作《春秋》明文的，“孔子之作《春秋》”明文见于另一个《公羊传》文本，即东晋时期的孔衍本。细按何注《公羊》哀十四年传文，的确没有直接给出“孔子作《春秋》”字样，但传文明确讨论了“君子曷为为《春秋》”的问题，作出“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解说，与《左传》、《谷梁传》哀十四年文下了无一字及于《春秋》者相去霄壤。(42)阮刻《重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记》卷二十八，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本，尤其注意其中第11页B～15页A。前揭阮刻《左传注疏》卷五十九，第13页A～14页A；
阮刻《重刊宋本谷梁注疏附校勘记》卷二十，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本，第15页A～16页B。更重要的是，董仲舒于此有明文，是司马迁见闻可及的文献。董仲舒对武帝第二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3)班固：《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9页。

在《史记》所述《春秋》是否包含了《左传》这一问题上，更容易引起解读混淆的，是《十二诸侯年表》这段序言：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49)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卷十四，第641～642页。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不仅仅来自公羊学，还受了《左传》的影响。(50)如徐复观：《论〈史记〉》，前揭《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206～208页；
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陈文洁：《司马迁之志》，第24～27页，等等。相关文献尚多，不一一列举。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全文具引，是想指出这段文字从文意上看，其实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鲁君子左丘明”之前，是第一个层面，讲孔子修《春秋》，典型的公羊说，“王道备，人事浹”更是直接袭用董仲舒的语言。(51)董仲舒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备。”见《玉杯第二》，《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32页。“鲁君子左丘明”以下是第二个层面。在此，《左氏春秋》(注意司马迁没有使用《左传》这个词)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是并列的，是与“史记旧闻”相关的各类衍生品，并不能说明司马迁相信《左传》是解《春秋》的，并从中获得了与公羊学不一样的《春秋》学理解。(52)徐仁甫信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并疑及《史记》这段文字，以为后人窜入，恐是过激之论。徐仁甫：《左传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页。故皮锡瑞云：“《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53)皮希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51页。虽然多数现代学者无法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但第一个建立《左传》与《春秋》之间联系的的确是刘歆，不能把它前挪至司马迁时代。(54)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173～180页。《汉书·刘歆传》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55)班固：《楚元王传附歆传》，《汉书》卷三十六，第1967页。至于《史记》是否采用了《左传》的内容，学者间仍有分歧。笔者认为可以退一步来看，如上文所举商获麟例，即便《史记》采用了《左氏春秋》的内容，也和《史记》捃摭其他“史记旧闻”一样，司马迁并不是经由《左传》理解《春秋》的政治学说以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的，且《左传》并未致力于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孔子形象。

故我们的结论是：(1)司马迁是透过公羊学理解《春秋》的，当《史记》以《春秋》学说为立论基础、发挥思想时，此《春秋》即是公羊学，这一点在学理上是可以锁定的，也是必须锁定的，否则会引起很多对《史记》的误解，也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中的孔子形象。(2)《史记》据以勾勒孔子生平的史料，有《论语》、《左氏春秋》、其他经传，以及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古史文献。而思想层面的孔子形象得以丰满，并被赋予超越时代的意义，是司马迁假借董仲舒的公羊学说达成的，即《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董仲舒。明乎此，苏舆所说的“史公尊孔子，立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才能找到落脚点，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史记·孔子世家》的成立，是遵循了怎样的体例与逻辑。

有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在写作体例上努力保持《孔子世家》与其他《世家》的一致性。如陈仁锡和李景星都注意到，《孔子世家》屡在孔子年龄下叙事，相当于诸侯纪年。(56)陈仁锡：《陈评史记》卷四十七，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十七，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46页；
李景星：《孔子世家》，《史汉评议》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0～141页。又，各诸侯《世家》往往在相应年份下记录其他诸侯国的重大事件，这一方法也被挪用到孔子身上。赵翼说：“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57)赵翼：《史记三》，《陔余丛考》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6页。笔者以为，这种错综互见的写法，其实是表的文字化。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也逐一记载了孔子的重大活动，虽不能独成一行，但待遇与列国相埒。善读《史记》者都知道，表是《史记》真正的纲领，我们往往能从本纪、世家和表之间的紧密配合，看出司马迁思虑的周全和《史记》结构的缜密。与列国《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呼应，体现出司马迁在安排《孔子世家》时，体例与逻辑是自洽的，关键是要找出这一安排的具体内涵。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碰到一个问题：孔子作为春秋后期人物，《孔子世家》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时序出现在春秋诸侯与战国诸侯之间，而是殿于先秦诸《世家》之后？紧接《孔子世家》的，是被中古史评家们批评得更厉害的《陈涉世家》。司马贞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历年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58)司马迁：《陈涉世家》，《史记》卷四十八，第2351页。司马贞一方面意识到了陈胜“首事”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却认为应将其降为列传。这说明司马贞根本没有意识到《陈涉世家》和上一篇《孔子世家》其实是一个组合，司马贞的这一“无意识”具有普遍性。清末学者陈玉树注意到，《史记》将孔子、陈胜排列在一起的，不仅是世家结构，还有《儒林列传》的序论，他说：“太史公既于《自序》见意，复于《儒林传序》畅述其旨，首叙孔子次《诗》《书》，次及秦季焚书，次及陈涉为王，诸儒委质，次及汉兴诸儒修经习礼，其大指已昭若发蒙，而司马贞不悟，犹云宜降为列传，何其谬哉！”(59)陈玉树：《〈史记·陈涉世家〉书后》，《后乐堂文钞》卷一，转引自《史记集评》，第422页；
《儒林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3759～3761页。

笔者认为，《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是一个不能拆分的组合，在整部《史记》中具有结构性意义。要明了这一点，首先需厘清公羊学对《史记》孔子形象的影响；
其次，要回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一动态大历史观中寻找孔子、陈胜的定位与价值，而不是相对静态地就孔子、陈胜本人的事迹讨论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将孔子、陈胜写入世家的意义。

公羊学为古今之变这一大历史中的孔子设计了一个角色，即以素王身份，通过“作《春秋》”为后世创制义法，皮锡瑞所谓“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60)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59页。在公羊学的设计中，《春秋》的目的是改革周道之弊，是继周道而兴的一王新法，所以有资格在王朝更替的三统循环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历史引进了一个新元素，原先夏(正黑统)、商(正白统)、周(正赤统)旧三统要发生变化，必须把夏朝挪出去，才能空出一个位置容纳《春秋》，此所谓“绌夏”；
接下来就形成了商(正白统)、周(正赤统)、《春秋》(正黑统)这新三统，或者说新三王。按董仲舒的设计，从三王中挪出的，归入五帝；
从五帝中挪出的，归入九皇；
从九皇中挪出的，归入六十四民。随着历史的发展，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的具体内涵都会发生变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周道未弊、《春秋》兴起之前，三王就是夏、商、周，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61)董仲舒著，苏舆疏：《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86～189、198～201页。《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紧接夏、商、周三代本纪，其实严格符合董仲舒的“三统”说推演，这也构成了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中的“古”。(62)因此，司马贞补《史记》，在《五帝本纪》之前加一篇《三皇本纪》，是不理解司马迁原著结构的学理依据。一定要补的话，也应该补《九皇本纪》。但九皇、六十四民，遥远幽邈，名愈高而份愈轻，作历史考察的意义不大，说见前揭《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以可以说，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端，体现的正是董仲舒的历史观。但历史的要害在“变”，是由“古”到“今”的过程。“今”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汉代，那么这个“变”主要就体现在由周向汉的过渡进程中。以司马迁所依据的公羊学来看，《春秋》的作用就是衔接周、汉。《公羊传》哀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63)前揭阮刻《公羊注疏》卷二十八，第13页B～15页B。《春秋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64)董仲舒著，苏舆疏：《春秋繁露义证》卷六，第158～159页。汉人心目中的“后圣”自然是汉帝，董仲舒又说：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65)班固：《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十六，第2504页。

这段话里，董仲舒明确地将秦朝排除出治道统绪。对于汉初知识分子来说，抛弃秦政是通识。司马迁大段抄录贾谊《过秦论》作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的评语，也是这个意思。(66)司马迁：《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史记》卷六、卷四十八，第345～354、2365～2368页。

孔子毕竟是有德无位的素王，他造的新法再好也需要人的行动来实现，所以需要有一套“革命”理论与之相配合。蒙文通说：

《齐诗》讲“革命”，《公羊》讲“素王”。但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孤立起来讲论的。很显然，如果没有“革命”来“易姓改代”，圣人如何能受命而王。故只讲“素王”而不讲“革命”，称王便失掉根据。反过来，如果没有“素王”的“一王大法”，“革命”便将无所归宿，故只讲“革命”而不讲“素王”，“革命”便失掉行动的目标。(67)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载氏著《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73～174页。按，蒙文通指出，汉代传《齐诗》的第一代学者辕固生，其先人因明《公羊春秋》而为秦博士。据蒙氏自注，这条材料出自《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张守节《正义》所引《陈留风俗传》，参前揭版本总第3097页。检核原书，张守节这条注是为说明商山四皓，蒙氏所谓的辕固先人即四皓中的园公，然张守节引文并未提及辕固，更未明言两者的关系，且这段引文有讹脱，颜师古已讥其为不经之臆说，未知蒙氏别有何据。实则不必如此迂曲，齐学内部会通可见诸经义。张守节这条《正义》在中华书局修订版《史记》中不取。

齐《诗》和公羊都是齐学，公羊学者董仲舒、刘向引《诗》多齐义，是齐学内部诸经间确有会通处。刘邦正是因“革命”而起的后圣。辕固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讨论汤武革命是否合理，辕固生的最后一问就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司马迁在讲完这段故事后补了一句：“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68)司马迁：《儒林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3767页。受命是公羊说，放杀是齐《诗》义，两者都源于《孟子》。(69)《孟子》提到孔子作《春秋》除前举《离娄下》之外，尚见于《滕文公下》，参前揭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第452、459页；
革命放杀义见《梁惠王下》，《孟子正义》卷五，第145～146页。

从孔子改制到刘邦受命，在历史发展的现实路径中，有秦、项、陈胜等因素需要正视。原始察终，尽其委曲的《史记》必须尊重这些事实并予以解释。(70)“原始察终”一语出自《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99页。《史记·太史公自序》论作《秦楚之际月表》曰：“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
八年之间，天下三嬗。”(71)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2页。而《秦楚之际月表》本文则说：“初作难，发于陈涉；
虐戾灭秦，自项氏；
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72)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史记》卷十六，第915页。观史公文意，《自序》中的“楚人”当即《月表》中的陈涉。所不同的是，《自序》作八年，《月表》作五年。陈胜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七月起兵；
二年(公元前208)六月楚怀王立；
汉元年(公元前206)十月子婴降、义帝立、项羽称西楚霸王；
汉五年(公元前202)杀项羽。若从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事算起，到刘邦称帝，首尾八年，与《自序》合，故梁玉绳以五年为非。(73)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5页。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74)田余庆：《说张楚》，《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2页。笔者以为，所谓三嬗，若作动态观，由秦至陈胜的张楚为一嬗，由张楚至项羽的西楚为二嬗，由西楚至汉为三嬗，此则八年之说为合。若用五年说，从秦朝尾声公元前206年算起，到刘邦称帝为五年，中间没有陈胜，三嬗当指秦、西楚、汉三个政权，说似在两可之间。

至于田余庆先生说，在安排《陈涉世家》时，“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笔者不能同意。田先生说：“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田先生忽略了一个细节，陈胜并没有彻底推翻秦王朝，在他去世的时候，秦的王号还在。推翻秦朝的是刘、项，所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系年是可以衔接的。若为陈胜立本纪，必插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之间，陈胜败而秦犹在，纪年如何衔接？《秦楚之际月表》也是旁行邪上以义帝元年续秦王子婴之末，以示纪年的可衔接性。(75)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史记》卷十六，第931页，注意表格的第一行。田先生又说：“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76)田余庆：《说张楚》，《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2页。这一方面是惑于班固、唐人对“世家”体例的误解，另一方面田先生没有通盘考虑本纪、世家与表的结构性关系，当然更没有注意到《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这对组合在公羊哲学历史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司马迁自己对“世家”的定义：“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77)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99页。司马迁并没有在这段话里强调传承的意义。二十八宿与北辰是拱卫关系，三十辐共一毂，形成合力滚滚向前，历史的动与静皆在其中。十六诸侯《世家》之所以以书传代，是因为周天子也在传代，相辅相成，形成对应。而书写谱系也是司马迁之前就有的传统，一些列传中也有谱系，并非说“世家”必须有谱系传承之意。

从《吴太伯世家》到《田敬仲完世家》十六篇周代诸侯世家，见证了周道兴起与衰弊的全过程。战国四《世家》虽然时代在孔子之后，却也是周朝的一部分。我们再把《太史公自序》中阐述战国四世家的写作理由汇总一下，“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78)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8～3989、3989页。四世家的成立完全与拱卫周朝有关，所以他们也和周朝一样属于“通古今之变”中“古”的部分。

孔子创制的义法正是承周道衰弊之后，以待后王，体现的是“古今之变”中的“变”，而要将“变”落实在具体的政治进程中，则有待于陈胜发难。因此，《孔子世家》在《史记》中的位置并不是孔子这个人物的历史时间坐标，而是象征着孔子所创制的义法在周、汉历史转变之际的位置。朱东润先生说：“史迁列孔子于世家，特以其立大经大法，为汉制作，虽身系周室之岁时，而功在汉家之社稷。”(79)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载氏著《史记考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14页。有了这些认识，再合观司马迁自述《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的写作理由：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80)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8～3989、3989页。

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看到了一段由周道衰弊走向秦亡汉兴的大历史，是“古今之变”的核心部分：孔子为汉制法是“变”的一面，体现今文经学中的“受命”义；
陈胜首难亡秦是“变”的另一面，是今文经学中的“革命”义，两者相辅而行，为“后圣”的到来开辟道路。朱东润先生论《史记》中的世家体裁：“求其本义，史公但言辅弼股肱，不及他端”，(81)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载氏著《史记考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14页。诚为解义。究其本质，孔子、陈胜虽非汉人，但都在古今变化之际起到辅弼汉兴的作用。前者诸侯辅弼的周朝时间长，他们的世家也可以在谱系中得到延续。孔子、陈胜处古今变幻之际，“变”的时期短，相应世家也未必要体现延绵不绝。总之，所谓传承延绵并非司马迁立世家这一体裁的本意。

另外，从司马贞到田余庆先生所主张的陈胜可以入列传的观点，也是忽略了《史记》中本纪、世家、表的三位一体性。如孔子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占有一席，陈胜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文本上，世家与本纪各篇独立，世家对本纪所起的辅弼股肱作用，最终是统合在表里得到体现的。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史记·孔子世家》是司马迁以公羊学说为背景，将孔子为汉制法的政治哲学历史化，《陈涉世家》则是体现齐《诗》“革命”说的重要一环，两者都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核心内容。通过塑造孔子、陈胜的历史形象，司马迁勾勒了从周向汉这一“古今之变”的具体过程与内容，《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作为一对组合，负责向读者阐述“古今之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方向应该在哪里。因为孔子、陈胜都不是事实上的号令天下的帝王，所以不可能升等到本纪，而泯入列传的话，又体现不出西汉早期经学为这一历史巨变设计的特殊内涵，更无法与《史记》中相应的“表”所要表达的思想构成一致性。在作这个安排时，司马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写作结构上，都是逻辑自洽的，并不像后世学者批评的那样思想混乱、体例不纯。以前不是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但很少有人予以系统梳理阐发，故笔者不揣浅陋，表而出之。

班彪与司马迁的分歧，其实有更深刻的学理背景，今古文之争以及通史与断代史不同的写作意图，都需要认真考虑，限于篇幅只能另文阐发。唐宋以后多数学者在《孔子世家》这一问题上失解，是与史学独立、公羊学衰微同步的。据皮锡瑞《经学历史》总结，南北朝以后措意于《公羊》、《谷梁》的学者就很少，唐代修《五经正义》，《春秋》取的是《左传》，《公羊》、《谷梁》作为小经有“殆将绝废”的危机，且当时风气重注疏而不重义理。(82)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120、130、148页。这是唐代学者如刘知幾、司马贞、张守节等人研究《史记》，却不知司马迁思想基础、学理依据的学术史背景。

朱东润先生说：“尚论古书，课其条例，抑扬迭作，其病有三。或本无是例，强为代立，倘有蹉跌，横肆讥诃，此强人以就我之病一也。或见后起之书，别定新例，追论古作，诋其未合，此强前人以就后人之病二也。”此说最明。所以我们研究《史记》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司马迁自己的思想，哪些不是，哪些是后来产生的思想理念被误挪到前代去了。但朱先生也批评了第三种毛病：“古人述作，但宏大体，至于枝叶，实未尽合，而即斑论豹，岂曰能贤，此强古人之阔略以就今人之文网。”(83)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载氏著《史记考索》，第10页。不知本文所述是否有强古人以就今人文网之嫌，诸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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