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蒙古国情报系统改革的走向及影响*

祁治业 范丽君

(1.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兰州 730030；
2.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10)

以1992年2月12日《蒙古国宪法》开始生效为标志，蒙古国全面转向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该国民主化改革始于1990年3月，在转型伊始，蒙古国情报机构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期(1924年11月至1992年2月，下文统称为蒙古国)，该国情报机构脱胎于苏联“克格勃”(KGB)。转型33年来，蒙古国情报系统也在实践之中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或许是因为其国家小、影响力有限，中国学术界对蒙古国情报系统鲜有公开论著。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邻国，有必要对冷战后蒙古国情报系统的改革进展和成效有所了解，厘清其组织结构和最新动向，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可以说，在1990年之前，蒙古国情报系统是依照苏联模式而建的。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党(MPP)成立同时组建了人民革命军，由人民党创始人之一苏赫巴托尔担任党的领导人和总司令，紧接着他于3月21日效仿苏俄红军的情报机构在军事部成立了军事情报局并亲自领导。1921年7月，在苏俄支持下人民党宣布外蒙古独立(在蒙古国称之为“人民民主革命”)。1922年7月3日，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组建了新的情报机关，此后从1922—1933年为国家安全部，1933—1936年改为国家安全总局，1936—1955年属内务部，1955—1959年隶属于军事与公安部。在1959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蒙古国也将公安部与军队分开，由公安部主管情报、警察、边防部队、消防和监狱等。

1989年的“苏东剧变”也深刻影响了蒙古国，该国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危机，最终导致了“民主革命”。1990年蒙古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西方模式的“民主体制”转型。蒙古国的民主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首先从国家组织机构开始，按照美国“设计师”规划的蓝图建立“三权分立”的西式民主制度，国家机构裁、减、合，职能和权责重新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蒙古国情报系统也未能幸免。

在1990年蒙古国的“民主化运动”中，时任公安部部长扎姆斯兰贾布领导的情报机构发挥了几个关键性作用。首先，情报部门为执政党人民党(时称人民革命党)的高层官员提供当时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民主革命”方面的最新动向和深度分析(包括苏联和中国)。其次，扎姆斯兰贾布主张：不对那些参加抗议示威游行、支持政治经济自由化的普通民众使用武力。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时任人民党总书记姜巴·巴特蒙赫的支持，而其他人则主张镇压示威者。再次，当时蒙古国内务部的军事单位(主要是内卫部队)以及一些陆军部队在“民主革命”期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最后，与其他安全机构一样，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对当时正在发生的政治动荡保持中立，并限制情报机关公务员参与示威游行和政治活动。需要强调的是，公安部的核心机构是情报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是当时蒙古国体系最复杂、网络遍布各地的安全机构。到20世纪80年代末，情报机关已经是人民党高层在国内外事务上唯一可靠的信源。

蒙古国情报机构的改革始于1990年4月，在执政党人民党和民主党派领导人达成协议后，当时的部长会议(政府内阁会议)第191号令撤销了由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察、边防和内务部队以及司法警察组成的公安部。原公安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边防局合并，成立了国家安全总局。在当时以“民主改革”为主基调的社会环境下，反对派(民主派)风头正劲，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以至于该机构被缩编，100多名员工被裁减并转入警察局工作，数十名已经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了20多年的老员工被迫下岗、退休，许多人因此失业、面临严峻财务危机。这种情况导致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中断、业务系统遭到破坏，组织能力减弱，员工信心丧失。

从1990年起，蒙古国情报机关几经更名：国家安全总局(1990—1994年)、中央情报局(1994—1996年)、国家安全部(1996—2000年)，2000 年再次更名为国家情报总局(Gene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Mongolia，简称GIA)后保持至今再无变动。其中1993年边防局从国家安全总局中独立出去成立了边防总局，使情报机关更加聚焦主课主业。

2.1 情报系统的法制与法治化提升

蒙古国情报系统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尤其重视加快“法制化”和“法治化”建设，通过建章立制，依法保护国家安全，同时保障情报系统的稳定运行。1992年新版《宪法》颁布实施后，蒙古国议会(国家大呼拉尔)又通过了《保护国家安全法》，这是该国第一部规范情报组织活动的法律。

目前，蒙古国在有关情报与安全方面的法律主要有：《国家安全战略构想》(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Mongolia)，于1994年6月30日由蒙古国议会通过，2010年修订更新。《情报活动法》(Law on Intelligence Activity)，1998年12月19日通过。《情报组织法》(Law o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1999年7月8日通过，从2000—2022年议会对该法进行了15次修订。《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Law)，2001年12月27日通过，从2004—2021年议会对该法进行了8次修订。《国家保密法》(Law on State and Official Secrets)，2016年12月1日通过，从2020—2022年议会对该法进行了6次修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法》，2019年10月10日通过，从2020—2021年议会对该法进行了2次修订。《网络安全法》，2021年12月17日通过，于2022年5月1日正式生效。

蒙古国转型30多年来，该国情报系统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改革优化内部组织架构，加强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持续完善相关立法工作，以便依法开展国际合作，通过与世界接轨，进一步提升情报系统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水平。

2.2 情报系统的机构配置更加全面

21世纪以来，蒙古国情报系统进行了3次重要的机构调整，使其职能分工更加明确，实现业务全覆盖。

第一次是2001年12月27日，蒙古国议会对《情报组织法》进行了修订，在国家情报总局内新设立了边防情报局。边防情报局负责向蒙古国边防总局局长(兼边防军总司令)提供边境地区的情报信息，其规章制度由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和边防总局局长共同审核批准。边防情报局负责预防和制止侵犯边境、边境地区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公众骚乱、武装侵略或其他违反边境制度的行为，逮捕肇事者，并为边防军及其附属单位提供所需的边境保护信息。

第二次是2004年4月23日，蒙古国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并依法成立了蒙古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简称国家反恐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兼职委员会(即协调委员会)，由国家情报总局局长领导，共由22个国家机构组成，在21个省份设有分支机构、各省省长担任分支机构领导；
国家反恐委员会常设机构为秘书处，秘书长为办公室主任，下设3个部门：信息分析与合作部，战备、联合行动与培训部，制裁执行部。2019年10月10日，蒙古国议会通过了新的《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法》，同时废除了《反恐怖主义法》，但不影响“国家反恐委员会”的运作。国家反恐委员会依旧按照《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并在新的反恐法框架下开展工作、保障国家安全，确保涉恐信息传递交换的速度与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
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和分析来自国内外的相关信息，并将汇总后的信息上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的成员，以便领导和整合国家反恐工作。

第三次是2022年4月15日，蒙古国议会通过《情报组织法修正案》再次进行了机构调整。这一次，军事情报局从国家情报总局中脱离出来成为蒙古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一个下设部门，不再是国家情报总局的下属单位，换句话说，军事情报机关不再受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文官控制。原因是，过去蒙古国武装部队没有专门的军事情报机构，相当于没有眼睛和耳朵，国家安全、主权将面临威胁，多年来专业军事情报人才也在流失。根据新规，军事情报局局长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任命并通报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军事情报局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和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共同审议批准。军事情报局负责向蒙古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提供军事政治和军事战略信息，主要研究国际和地区军事、政治形势以及潜在的军事威胁，预防和避免可能对蒙古国造成的危害与威胁。

2.3 情报系统的领导权限更加明确

目前的国家情报总局(GIA)属于蒙古国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是该国各种情报部门的统一领导机构，负责向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国家安全威胁的情报评估和预测。国家情报总局局长由总理在征得总统同意后任命，任期6年；
设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一名，由国家情报总局局长提名、政府总理任命，任期也是6年；
当国家情报总局局长缺位时，由副局长代理局长的所有权力。

现在国家情报总局的具体业务部门包括：对外情报局、反间谍局、边境情报局、经济情报局、情报分析局、特别调查局、网络安全局、特殊档案局、国家反恐委员会和国家情报学院(见图1)。此外，还有下属的后勤保障单位、内部警卫、特殊训练单位以及康复中心等服务性部门。国家情报总局除了在外交、经济安全、反间谍、反恐、边境等领域发挥情报职能以外，还包括政府官员和高级领导人的安保工作以及保护国家机密和通信系统的安全等。除了传统的情报收集和交换外，国家情报总局还承担打击叛国罪、极端主义、走私以及洗钱等犯罪行为。

图1 蒙古国情报系统结构图

国家情报学院成立于1997年，是主要负责对新员工的培训和情报学研究的专业机构，以及对一线谍报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等。该学院提供外国情报、反间谍、军事情报、边境情报、情报分析和刑事调查方面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2016年，根据蒙古国教育文化与科学技术部的命令，国家情报学院成立了博士学位委员会(设了博士点)，此前只有本科和硕士课程教育。2019年6月28日，该学位委员会通过了第1号决议，授予蒙古国第21任总理林钦尼亚木·阿玛尔扎尔嘎勒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是“经济安全”，主要分析了蒙古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确定了该国的发展战略，并解决了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重要国家安全问题。现在，蒙古国有很大比例的情报人员是国家情报学院的毕业生，该学院在人才培养中十分重视借鉴西方的课程体系和经验。

总体而言，现在蒙古国的情报系统由三部分构成：a.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议长(国家大呼拉尔主席)和总理组成，总统兼任国安委主席，由总统任命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b.国家情报总局，为政府组成部门，由总理任命国家情报总局局长。c.军事情报局，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下属部门，军事情报局局长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任命。简而言之，政府和军方的两个情报体系分别由总理和总统掌握，但最终都将汇总到总统跟前。不过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当总统和总理属于同一政党时(如当前的人民党集总统、议长和总理“三权统揽”)，政令统一；
但当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政党时，便会出现权力斗争和互相掣肘的现象，也可能利用情报机构实现政治目的。

如前文所述，蒙古国依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完备的情报系统。在冷战时期，蒙古国向北不设防、向南设防。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和中蒙关系回暖后，客观上中蒙苏三国的安全环境均得到彻底改善。但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彻底转向了“西方式民主”道路，彼时的蒙古国仰慕西方，也开启了情报系统改革的序幕。

3.1 失去苏联靠山后蒙古国寻求美国援助

在苏联时代，可以说蒙古国情报机构相当于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翻版。大部分蒙古国情报官员都曾在苏联接受教育；
另一部分则在乌兰巴托接受苏式课程的培训。但随着苏联解体和蒙古国的“民主化”转型，俄罗斯停止了与蒙古国的情报合作。一方面，苏蒙同盟关系已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俄蒙两国的情报机构此时需要相互监视[1]。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蒙古国在转型过渡期的制度改革造成了情报系统的混乱局面，导致情报人才大量流失，待其国内政局稳定之后急需培训情报专业人才，这给美国渗入蒙古国情报系统提供了机会，美国最初便是以帮助蒙古国培训军事情报人才为契机开展军事合作的。

1991年蒙古国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巴特尔(Jaalkhuu Baatar)曾表示，蒙古国过去一直同苏联克格勃合作，但现在希望同美国加强合作[2]。当时蒙美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诉求一致(为了防范中俄)，因此双方一拍即合。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从1992年开始对蒙古国提供军事援助，作为世界上军事一家独大的美国，迫不及待地想要填补苏联在蒙古国留下的权力真空。从1992—2000年，美国向蒙古国提供的军事援助都是以“国际军事教育培训”(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名义进行的，援助规模并不大(见图2)，蒙古国的军事情报局可以通过该渠道培训一部分军事情报人员。1992—1996年是蒙美两国军事关系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是蒙古人民党(MPP)执政且传统上“亲俄”，所以美国对蒙政策的进取心仍有所克制。但是1996年“亲美”的“民主联盟”上台执政后，从1997年起美国明显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

图2 1992—2019年美国对蒙军事援助情况

1996年6月26日，美蒙两国签署《美蒙政府间军事交流与访问协定》，为两国进一步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军人互访交流、国防教育培训、使用对方军事设施等奠定了法律基础。于是，从1996年起美国开始接受蒙古国军人赴美学习培训，同时也开始在蒙古国举办针对特种部队的“联合军事交流培训”(Joint/Combined Exchange Training，简称JCET)。该项目旨在为美国特种部队提供在国外的训练或演习机会，并为东道国军队提供培训机会，其最终目的是为未来有一天美军可能会在该国开展军事行动做准备。该项目在蒙古国举行的训练活动被命名为“平衡魔术”。1996年蒙美两军在蒙古国举行的首次联合演习是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训练，1997年增加了医疗培训，1998年又增加了空降先遣作战分队和空降训练，1999年则包括医疗交叉培训和医疗民事行动计划(MEDCAP)以及搜救、生存和空中补给训练等。

从2000年起，美国又新增了一项“对外军事资助计划”(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该项目属于纯粹的军事财政援助；
同年，两国签订《2001—2007年美蒙长期军事合作协议》，所以此后美国对蒙军援金额迅速攀升(见图2)。自2003年起，先前的美蒙“平衡魔术”联合军事培训逐步向联合作战的方向发展。2003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蒙古国军队首次举行代号为“可汗探索-2003”的联合实弹军事演习，成为1991年美蒙开始军事合作以来两国举行的最大规模联合军演，此后固定为每年夏季举行的双边军演。2006年起“可汗探索”由双边军演扩展为多国联合军演，演习内容也由兵棋推演向实战演习转变。2006年8月11-24日，蒙古国、美国、泰国、印度、孟加拉国、汤加、斐济7国的1000多名官兵在乌兰巴托郊外的塔温陶勒盖蒙古武装力量训练中心举行代号为“可汗探索-2006”的维和与反恐联合演习。同时，蒙古国还邀请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等国驻蒙古武官观摩演习。这也为下一阶段蒙古国向北约逐渐靠拢做足了铺垫。

另外，在美国对外侵略战争方面，蒙古国给予了美国实实在在的支持。2003年4月蒙古国决定向伊拉克派兵执行“维和任务”，由此成为世界上第35个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国家；
2003年9月接受了4个月集训的首批173名蒙古国军人抵达伊拉克，蒙古国成为第19个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而在这些派往伊拉克参加“维和行动”的军人中，就有40多名军事情报人员。蒙古国从2003—2018年，累计向阿富汗派遣4 500名军事人员，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从2003—2009年，蒙古国还向伊拉克共派出10批1 200多名军人参加美国的“反恐战争”，负责维护伊拉克的社会治安。2005年12月到2007年3月，蒙古国还派出2批72名军人参加北约框架内的科索沃行动。蒙古国派军支持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侵略行动长达18年之久，直到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蒙古国也结束了在阿富汗的“维和任务”。通过这些军事合作，蒙古国军事情报人员得到了实战训练。

3.2 蒙古国借助美国参与北约的情报网络

从1992—2012年，蒙美关系最大的突破要数蒙古国成为北约“准同盟”。额勒贝格道尔吉对此功不可没，他担任蒙古国总统期间(2009—2017年)在外交上更加“亲西方”并努力向北约靠拢。在美国的主导下，2012年3月，蒙古国与北约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第31个“和平伙伴关系国”，这也意味着蒙古国“一只脚已经踏入北约”。

此后，蒙古国为北约提供了军事训练基地，将塔温陶勒盖蒙古武装力量训练中心(也称为五山训练营，Five Hills)改造成北约标准。五山训练营位于乌兰巴托以西65公里的盆地，四周是山，占地面积406平方公里。从2003年开始，美国世界维和倡议基金会出资1000万美元对该训练营进行了建设和完善。这里不仅培训蒙古国维和人员，还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训练班以及蒙军与外军进行双边军事交流的重要基地。在美国的打造下，此处已扩大为亚洲地区维和训练中心，是北约第29个“合作伙伴培训中心”，也是北约在“和平伙伴关系国”建立的第一个此类军事训练基地。

另外，在北约的支持下，蒙古国通过一项北约框架下的“国防教育增强计划”(Defence Education Enhancement Programme)完成了对其军事教育培训体系的现代化改革。2013—2017年，蒙古国国防大学采用了针对军事参谋人员的新课程体系，更新了教学方法，加强了对英语和其他外语的教学。2019年应蒙古国国防部要求，“国防教育增强计划”再次续签，现在还纳入了士官培训课程[3]。

蒙古国还参与北约的“和平与安全科技援助项目”(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Programme)，其中包括：前军事基地的环境恢复、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安全项目等。2017—2020年，在“和平与安全科技援助项目”框架下，蒙古国武装部队和北约通信与信息局(NATO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gency)合作帮助蒙古国军队发展网络防御能力。通过该项目为蒙古国建立了一个“网络安全中心”，包括提供设备、培训和技术支持等，为蒙古国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提升了网络攻击事件的应对能力。

蒙古国早在2008—2009年时就曾有过不实指控：“蒙古国政府机构的369个网页被黑客破坏，这些黑客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4]。2012年3月，蒙古国国家情报总局在原国家通信局的基础上新成立了网络安全局。2014年12月，由网络安全局牵头与国家反恐委员会、国家数据中心、国家信息技术园联合组织了一场“网络安全培训暨反网络攻击演习”(Cyber Exercise-2014)，来自蒙古国62个政府机构的75名专业人士参加此次大会[5]。2022年5月5日，韩国国家情报院宣布已正式加入“北约网络防御中心”(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er of Excellence)，该组织除北约27个成员国外，还有瑞典、瑞士、芬兰、奥地利等4个中立国。韩国此次加入，标志着首个非欧美、非中立国家的正式参与。有鉴于此，未来美国极有可能积极拉拢蒙古国让其效仿韩国加入“北约网络战组织”。

3.3 蒙古国协助美印探测中国军事情报

实际上蒙古国对美国来说，最大的用处(或者说战略意义)在于，可以利用反恐合作为借口趁机在蒙古国立足，并以此作为据点开展针对中国的监听和军事侦察活动。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曾指出，美国之所以寻求扩大与蒙古国的国防情报合作，正是看中其地理位置使蒙古国成为监听美国对手的理想地点和监测站[6]。

实际上早在2003年，美国就开始在蒙古国设立对华监听站，由美国提供设备，这些设施的主要用途在于，可以从蒙古国西部的中蒙边境地区监视中国的核试验、航天发射、导弹试验等军事活动。

美国开此先河之后，印度也效仿美国开展与蒙古国的国防情报合作。2004年1月，时任蒙古国总理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访问印度，签署了《印蒙太空科技合作协议》，包括卫星通信遥感、卫星地面站、卫星发射训练设施以及科技人员交流等内容。该协议也成为此后两国在太空科技领域开展合作的“幌子”，印度由此在蒙古国南部靠近中国的地方设立了预警雷达(印媒称为监听站)，从而能够监视中国在西部地区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以及航天发射等军事活动[7]。

3.4 蒙古国与印度合作提升边境情报能力

印蒙两国并不接壤，因此双方开展边防合作便显得更有深意，主要是印度想借助与蒙古国边防情报局开展合作之机，掌握中国的战略动向。

2015年5月，莫迪在印蒙建交60周年之际历史性地访问蒙古国，成为第一位访蒙的印度总理，此访也将两国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自此，蒙古国将印度称为“精神邻国”，也是除美国之外，另一个可以用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重要“第三邻国”[8]。而加强在中国周边邻国的“战略存在”，成为近些年面对“龙象竞争”时，印度在外交领域积极进取的新表现。在莫迪访蒙期间，印蒙两国签署14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边境防控合作备忘录和印蒙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备忘录。为落实此访成果，2015年8月印度边境安全部队总干事帕塔克随及访问蒙古国洽谈边防合作事宜。

实际上，印度准军事武装力量“边境安全部队”(Border Security Force，简称BSF)和蒙古国边防总局(Mongolian General Authority for Border Protection，简称GABP)在边境巡逻相关领域的合作已经持续了8年多。在2015年莫迪访蒙期间，双方通过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联合指导委员会”。2016年12月，印度边境安全部队总司令夏尔马访蒙，出席首届“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和蒙古国边防总局联合工作会议”。2017年10月，夏尔马再次访蒙。2018年10月28-30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代表团访蒙，双方就进一步提升合作进行了商讨，包括BSF向GABP提供120万美元翻新GABP指挥中心(于2021年9月正式落成)[9]。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后，蒙古国更加意识到小国在国家安全和主权方面的脆弱性，以及建立完备的军事情报系统已经迫在眉睫，这也促使蒙古国议会紧急将此提上议事日程。4月15日，蒙古国议会通过了《情报组织法修正案》，将军事情报局从国家情报总局划归总参谋部，使军队有了专门的军事情报机构，补齐了长期以来军方缺少耳目的短板。

毋庸讳言，蒙古国从俄乌战争中得到的启示是“要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在蒙古国与邻国之间”，具体针对谁自不必明言。除了美国之外，正在崛起中的印度也越来越成为蒙古国可以仰仗的强权力量。2022年9月5-7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访问蒙古国，这也是印度国防部长时隔16年再次访蒙，双方商谈在国防、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会见辛格时提出印蒙两国可以将“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言下之意是“印度对蒙古国的重要性可比肩中俄两大邻国”。另外，日本作为最大的长期对蒙援助国之一，也早就与蒙古国开展深度情报合作。2017年3月，日蒙两国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双方国防部联合在蒙古国设立一个“特别办公室”，名义上是“防止朝鲜乃至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10]。颇具讽刺意味的是，30年前1987年苏联刚开始从蒙古国撤军时，当时蒙方最担忧的却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不断升级的军事存在和日本自卫队的扩张”[11]。

2022年8月28-30日，韩国外交部长朴镇访蒙商讨稀土合作事宜(这是韩国外长2014年以来时隔8年再次到访蒙古国)，并表态支持由蒙古国提出的建立“蒙韩美三方对话机制”的倡议。另外，“美日蒙三方机制”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东京举行了第5次会议，并且未来有可能将会议规格从目前的副部长级提升为部长级。如果再加上“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当这些由美国牵头的多边机制最终合流，将形成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亚洲版“北约”，或者“美英澳加新+日韩印蒙”组建“9眼联盟”等。毕竟在对蒙援助(情报渗透)方面，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共同发力，这也足见大国之间微妙的竞争与平衡。一言蔽之，在当前中美、中印、中日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以及俄乌战争背景下俄美、俄欧、俄日之间的军事对抗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夹在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国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交换涉华、涉俄情报的国际交换站。

在2011年修订的《蒙古国外交政策构想》中将美国、日本、欧盟、印度、韩国、土耳其等明确称为“第三邻国”。按照蒙古国的解释，“第三邻国”主要是指那些一贯支持蒙古国“民主改革”的国家，它们并非地理上接壤，而是拥有共同的西方式民主价值观，比如：美国是“政治邻国”、日本是“经济邻国”、印度是“精神邻国”。2022年，蒙古国议会准备再次修订《外交政策构想》，以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其中的变化值得关注。

综上所述，未来这些大国将从不同方向吸引和拉拢蒙古国，这也考验着蒙古国的“大国平衡术”，更突显出蒙古国在东北亚的特殊地位——尽管国家不大但牵动着大国博弈的心弦。同样，美国对蒙古国只能拉拢而不能像对待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塞尔维亚那样施加霸凌和侵略，也是因为蒙古国背靠中俄两大邻国，任何国家都无法绕过中俄对蒙古国实施威胁或侵略。至于蒙古国最担忧的国家安全问题，只要蒙古国不成为美国(北约)遏制中俄的跳板，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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