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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特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时间:2023-03-01 09:0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何香梅 ,沙龙滨 ,李加林,2* ,艾顺毅 ,倪梦娇

    (1.宁波大学 土木工程与地理环境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 东海战略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乡村振兴是推动乡村快速发展、转变乡村功能、活化乡村资源的重大决策,可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缓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新农村建设在我国具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程,2005 年党提出新农村建设,为“三农”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基础.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着乡村脱贫攻坚任务取得良好成效,浙江省根据中央农村会议关于再次做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示,编制了《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为活动场景、乡村风光为旅游资源开展的一种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开展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加速美丽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因此,研究浙江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对二者发展现状的把控以及未来的协同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地位的不断凸显,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已成为政府、学者的一个研究热点,对乡村旅游的研究也随之增加.在乡村振兴发展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发展模式[2-4];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引导[5-6];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影响[7-8];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路径优化[9];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之间的相互影响[10];乡村建设[11]、乡村复兴[12]与乡村变迁[13]等内容.现有的有关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机制研究,大多以某一省做整体性评价,或者以某一具有代表性县市为例[14-16],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时间为研究尺度分析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也有部分学者选择就近一年以空间尺度进行空间差异分析,采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子分析[17].在两大系统的关系方面,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影响、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以及乡村发展路径等方面[18-19],这对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解决乡村发展现存问题意义重大.

    综上,虽然关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聚焦于乡村振兴对乡村经济的贡献以及以年为尺度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研究,对其空间尺度研究成果较少,且耦合协调发展路径、耦合机制有待深化.

    本文以浙江省及其所辖的11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探讨2011—2020 年浙江省及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程度的发展变化,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随时间的关联发展情况,分析耦合协调程度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旅游资源丰度之间的联系和空间差异;同时,根据各指标分析其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为浙江省实施乡村发展战略、优化乡村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美丽乡村建设有法可依,浙江省强化制度供给,通过制订《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1—2015 年)》、发布《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以及修订《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村建设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推进标准体系的创建.根据上述文件的具体内容,在参考有关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研究基础上[20-21],结合指标数据的科学性以及可获得性进行指标选择,构建本研究的指标体系(表1).

    表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评价指标体系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自《中国旅游年鉴》《浙江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EPS 数据平台(http://olap.epsnet.com.cn/),个别缺失数据根据已有数据进行数值拟合计算获得.

    为了便于对比,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式中:xi和yi表示指标原始值;Xi和Yi表示指标标准化后值.

    1.3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根据熵值法[22]和线性加权法[23]计算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f(x))以及乡村旅游综合评价指数(g(y)),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ai和bi是两大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

    1.4 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C)可以表示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或依赖程度,两个不同要素相关性越强,联系越紧密,其耦合协调程度越高[24],计算公式为: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25],耦合协调度更有利于客观合理地评价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T为两大系统的综合协调函数;D为耦合协调度;m和n均取0.5.

    耦合度能有效评估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但对两大系统的综合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准确评估,还需借助耦合协调模型[26].根据相关研究成果[27-29],本文将D划分为10 个等级(表2).

    表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模型

    2.1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

    2.1.1 综合发展水平时间格局

    根据浙江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将其发展水平按照由高到低顺序划分为以下几类[30]:f(x)和g(y)∈[0.75,0.90]表示高发展水平;f(x)和g(y)∈[0.60,0.75)表示较高发展水平;f(x)和g(y)∈[0.45,0.60)表示一般发展水平;f(x)和g(y)∈[0.30,0.45)表示较低发展水平;f(x)和g(y)∈[0.15,0.30)表示低发展水平.浙江省2011—2020 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高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表3).

    表3 浙江省2011—2020 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

    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相比,乡村旅游前期发展相对滞后,但后期发展速度加快,总体上处于持续增长状态.2006年浙江省启动旅游“十百千”工程,促进了乡村旅游业规范化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浙江省政府在2010 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有关农家乐发展意见,为浙江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浙江乡村旅游发展水平2011 年为0.176 9,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但后期以2 年为一个梯度,至2017 年达到了0.676 4,正式进入较高水平发展阶段,且后期持续提高.2013—2014 年是浙江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稳步提高的转折阶段,由较低水平过渡到一般水平,最终达到较高水平阶段.自浙江省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以来,省政府着手大力扶持城乡企业,促进乡村产业升级,乡村经济发展虽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在发展之初,高质量发展欠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农工技术短板问题频发,加之经济管理经验不足,导致政府扶持资金下放受阻、资金运转效率低下、乡村发展动力不足,始终处在较低水平发展阶段.2014 年浙江省出台了“十二五”农业与农村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鼓励各地级市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以科技支撑乡村建设,此举在乡村振兴发展中成效显著.2017年浙江省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提出“万村景区化”模式,制定了《浙江省万村景区化五年行动计划(2017—2021)年》,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实现了乡村旅游较高水平发展,2017 年综合水平值达到0.754 8,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但就两大系统单项举措的落实,对二者协调发展贡献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政府应进一步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统筹协调乡村各方面产业互助发展.

    综上,2011—2020 年浙江省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情况较差,需采取相应对策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带动能力.与此同时,浙江省乡村旅游虽在近几年取得了优异成绩,但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经济带动能力有限、商业运营能力弱、对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贡献不足等,一直是浙江省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2 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2011—2020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乡村旅游(图1 和图2).在乡村振兴方面,杭州市、温州市、宁波市、嘉兴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与其他市相比相对较高,其中杭州市历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值高达0.7;衢州市、丽水市、舟山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其中,衢州市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值仅为0.2.在乡村旅游方面,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杭州市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为0.7.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各市资源条件发挥能力是发展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主要因素.杭州市、宁波市以及温州市城市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且市内有著名的杭州西湖、千岛湖、天一阁等5A 级景区,同时其科教文卫、社会服务等职能较好,因此具有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雄厚的资源优势;舟山市的渔业、旅游业以及衢州市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较好,但主要职能并不明显,发展水平较低;台州市、金华市等发展水平一般,处于波动状态.由此可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浙江省应当积极补齐各市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加强各市景区之间的联动机制.

    图1 浙江省2011—2020 年11 个地级市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图2 浙江省2011—2020 年11 个地级市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2.2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分析

    2.2.1 时序协调度分析

    浙江省2011—2020 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程度趋势向好(表4).

    表4 浙江省2011—2020 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

    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分为3 个阶段(表4):(1)2011—2013 年,C∈ (0.2,0.5),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初步过渡为濒临失调,虽然综合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处于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较低;(2)2014—2016 年,C∈ [0.5,0.7),两大系统开始初步进入协调阶段,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阶段;(3)2017—2020 年,C∈ [0.7,0.9),两大系统由初级协调逐步过渡到中级协调阶段,并于2020 年初步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表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且2018 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提升较大.这主要得益于2018 年是浙江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浙江省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综合来看,浙江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2019年以来不断趋于良好耦合,尽管2020 年受疫情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速度减缓,但两者的协调程度仍达到了良好耦合协调阶段,两大系统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并非完全呈正相关关系,仍存在波动现象,因此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仍需要不断磨合发展.浙江省乡村旅游发展虽在近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乡村旅游发展较为粗放,对乡村经济带动作用较差,存在旅游产品特色和乡村文化挖掘不足等问题,造成乡村旅游滞后,因此应完善乡村旅游发展措施,不断提高乡村振兴对乡村旅游的带动作用,提高二者耦合协调程度.

    2.2.2 空间协调度分析

    浙江省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具有不同的区域性特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较为明显(图3),D值处于0.30~0.86 之间,各市耦合协调度均存在不同尺度间的波动.根据最终结果,将浙江省各地级市综合发展水平分为6 类:

    图3 浙江省2011—2020 年11 个地级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空间分布

    (1)良好协调型(杭州市): 杭州市作为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相关人才的积极献计献策,加之资本的大量投入,2011—2020 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小幅波动,均值为0.83,两大系统协调度经历了中级协调与良好协调.

    (2)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过渡型(宁波市和温州市): 宁波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较其他二三线城市具有一定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两大系统的发展不平衡情况加以弥补,总体协调程度为中级协调.温州市2011—2020 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小幅下降,其原因是前期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处于较高与高发展水平,后期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协调程度较差.

    (3)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过渡型(台州市、嘉兴市、绍兴市): 各市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为平稳,与温州市相比,台州市和绍兴市2011—2020年耦合协调程度相对稳定,发展态势为先提高后下降,后期维持在初级协调阶段.绍兴市历史文化悠久.台州市是我国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地级市之一,作为全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富集区和示范区,二者都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基础,但存在文化底蕴流失、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较为粗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4)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型(湖州市、金华市、舟山市).湖州市和金华市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均于2012 年达到勉强协调发展水平,后期均呈现先提高后下降态势,但总体由濒临失调成功过渡至勉强协调.舟山市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发展较为平稳,由2017 年稳步迈向勉强协调发展阶段,总体协调情况由2011 年的0.39 提高至2020 年的0.59.

    (5)濒临失调型(丽水市).丽水市两大系统协调程度有所下降,由2011 年的0.50 波动下降为2020年的0.41,由勉强协调过渡为濒临失调.其原因是旅游市场开发不足,市场参与意识较低,旅游景点在经营过程中的服务意识不足,景区运营管理方面存在欠缺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丽水市乡村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6)轻度失调向濒临失调过渡型(衢州市).衢州市政府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只针对乡村发展的单一业态出台了相关政策,乡村发展缺乏全面的政府层面规划,农村自发进行相关产业发展的能力较弱,难以形成规模化发展,两大系统协调程度在轻度失调与濒临失调之间来回波动,发展进程缓慢.

    总体来看,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主要影响因素有浙江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资源挖掘深度、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合理规划以及旅游资源丰度等.此外,浙江省虽然有部分一线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进入良好协调阶段,但大部分仍处于初级、勉强协调甚至是失调层面,这导致大部分地级市两大系统仍处于抗拒耦合阶段,表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虽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乡村振兴对乡村旅游的带动性较差,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拉力不均衡等问题.政府应当明确出台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相关规划,以促进两大系统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不断趋于耦合,逐步向优质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测算浙江省2011—2020 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以及浙江省各地级市2011—2020 年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得出如下结论:

    (1)浙江省两大系统具有耦合关系.耦合协调水平与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密切联系,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水平向良性协调趋近.

    (2)浙江省整体两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1—2020 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逐步由轻度失调发展至中级协调阶段,并于2020 年演化至良好协调,说明浙江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初步形成较好合力,但想要继续维持良好协调,并且进一步向优质协调发展,还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3)浙江省各地级市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旅游资源丰度的不同以及政策性的差异使各地级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发展耦合协调度均具有较大差异.因此,想要提高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度,需要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以及相关政策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采取相关策略,持续推动各地级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合力.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虽然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2011—2020 年二者的耦合机制协调度较差,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的年度提高或者下降趋势对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影响较小,二者并未形成良好关联,对两大系统如何实现优质协调的相关对策以及二者之间复杂耦合机制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乡村的发展并不是单一乡村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乡村振兴产业的开发以及乡村旅游资源挖掘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固有差异性,在进行乡村产业链融合、乡村振兴产业形态与乡村旅游业态规模化相互关联、乡村产业数字化等方面难以进行精确定量化分析,进而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规划的精准制定.

    此外,关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有关研究归根结底多集中于通过拉动乡村经济收益的不断提高来缓解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而乡村的发展要求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乡村发展缺乏科学性.因此,如何科学建立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机制以及耦合发展模式,是当下乡村发展研究面临的难点,而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子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与阶段特点、两大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两大系统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集聚与优化,以及与之相关产业类型的细化等则是乡村发展未来的研究重点.同时,为保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更加注重与乡村原有发展业态保持逻辑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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