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研究三十年变迁：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文献计量与定性分析方法

陆 婷

从1964年下半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新中国在内陆开展了一场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1)说明：
1. “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
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 三线建设(指大三线建设)涉及“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11个省区，小三线建设涉及除西藏(未建成)和台湾以外的全国28个省市区。，初步建成了我国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研究横跨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军事学、社会学、民族学、城乡规划学和建筑学等多个学科，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由此突显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研究者从多学科视角展开诸多研究，涌现出较为丰富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形成了一批专业化和有影响力的核心作者及研究团队。

三线建设，曾经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字眼，涉及国防机密和国家安全，相关档案资料长期秘不示人。而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间，三线建设是如何从冷门转变成中国当代史的热门领域(2)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至2022年9月，全国有近80个“关于三线建设研究”的基金项目立项(指立项标题中有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等主题词的项目)，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个、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个，还有地方政府和大专院校等项目。？目前的研究进展如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研究方向是什么？本文以文献计量方法为基础，充分利用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运用CiteSpace V软件绘制作者、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同时，为克服文献计量分析的缺陷，不迷信于数据的表象，结合研究者的口述资料与数据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力求更加准确、形象地反映出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热点前沿和演化趋势，从而对回答上述问题更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并为三线建设研究者提供更客观的参考和有益的借鉴。

(一) 研究方法选择

文献计量方法是目前文献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CiteSpace软件通过可视化手段得到的科学知识图谱，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能够直观和准确地展示一个学科或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动向，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应用于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工具。近几年，在历史学领域，此研究方法也开始被关注。本文运用此软件来呈现过去30年三线建设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和趋势动向。

诚然，CiteSpace可视化软件是一个能够帮助研究者从海量文献中提炼研究领域的趋势和规律的高效软件，但因数据来源的选取、参数设置的不同以及软件本身的技术局限等原因而导致最终结果可能会有所偏差，故不能完全单纯依赖数据本身。若要突破繁杂的表层沉潜至深层的本质，则需进一步结合定性的研究方法。学界对三线建设学术史的梳理目前已取得较丰富的成果(3)详见董颖《近20年三线建设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3期；
段娟《近20年来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述评》，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张勇《近三十年国内三线建设及相关问题研究概述》，载《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4年第2期；
徐有威、杨华国《“全国第二届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载《史林》2014年第3期；
汪红娟《三线建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0—2016)》，载《开发研究》2017年第4期；
徐有威、周升起《近五年来三线建设研究述评》，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徐有威、张程程《2019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载《三线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20年第3期；
张勇《回溯与前瞻：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述评》，载《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秦颖、刘合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1期；
徐有威、张程程《2020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徐有威、张程程《2021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徐有威、张程程、喻双全《“第三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从总体上初步构筑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大厦。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对部分主要研究者的口述采访等资料(4)主要有：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为收录三线建设研究者的自述专辑；
笔者于2021年10月23-24日在四川绵阳参加“第三届全国三线建设研讨会”期间对徐有威、周明长、张勇等作者进行了相关采访，会后20天中，还多次通过电话对徐有威、周明长等作了进一步采访和交流。来验证数据的可靠性，以避免“只见数据不见人”的缺憾，借此弥补计量分析的单薄，以绘制出更为准确和清晰的三线建设研究全景式学术地图。

(二) 文献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的质量和学术价值，本文选取CNKI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作为本文的文献数据来源。在文献数据收集过程中，先通过高级检索设定文献类型为“期刊”，将“三线建设”设定为检索主题，设定时间为“1992—2022年”，期刊来源=CSSCI+核心期刊，检索条件=精确，共获得相关文献413篇(检索时间截至2022年5月1日)。同时，人工剔除出版信息、书籍简介、工作记录、会议综述、论点摘编、单位简介等，以及与主题明显不相符的文献，得到366条有效数据。同上，将“小三线建设”(5)因近年来小三线建设研究更趋活跃，成果显著，发展势头强劲，故本文在分析三线建设研究总体脉络之际，特将小三线建设单独进行可视化研究，以期获得新知。设定为检索主题，其他条件不变，得到35条有效数据。

(一) 总体发展趋势脉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文献档案的公开与出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都有力推动了三线建设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在近10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国内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文献自1992年起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波动，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92—1999年是萌芽期，此阶段发文量较少，共28篇，平均每年约4篇。2000—2010年为起步期，2000年突然达到一个高潮，从1999年的6篇激增至34篇(因“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占文献总量的9.3%，随后慢慢回落，发文量共128篇，平均每年约12篇，比前一时期增加100篇。2011年以后三线建设研究的发文量呈现出稳定的攀升态势，进入全面发展期，发文量共210篇，平均每年为18篇。根据笔者所掌握的基本情况看，未来仍会稳定保持这种增速，这无疑表明学界对三线建设的关注程度和研究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学界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发端于三线建设研究的起步期，在2013年后开始进入全面发展期。2018年发文量为6篇，占同年三线建设研究总发文量的31.58%，这就说明随着三线建设愈来愈成为研究热点，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小三线建设也步入研究者的主视野。

(二) 核心作者分析

运行CiteSpace V软件，网络节点选择“Author”，设置适当阈值“Threshold”，生成三线建设领域的核心研究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下页图1)，节点大小表示该研究者发文量的多少，连线的粗细表示合作关系的强弱。图1中节点较大的有徐有威、陈东林、周明长、张勇、王毅、崔一楠等人，作者之间连线较少，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是单独著文。

图1 1992—2022年三线建设研究核心作者与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通过图1可以看出，这些核心作者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三线建设研究的进展。徐有威主要涉猎的领域涵括三线建设述评、小三线建设研究等(6)徐有威、杨华国《政府让利与企业自主：20世纪80年代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盈与亏》，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徐有威、张志军《得失之间：江西小三线“军转民”问题研究》，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等等。，是小三线建设研究领域中成就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7辑)》是对小三线建设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的重要出版物。陈东林是该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其《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是第一部三线建设研究专著，被奉为研究三线建设的“必读书”。在其所发表文章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基于四川、重庆三线建设的调研》(《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除此之外，陈东林还在三线建设与西部开发的关系、三线建设的决策和调整改造方面发表过高质量成果(7)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陈东林《评价毛泽东三线建设决策的三个新视角》，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
等等。。周明长率先对三线建设与三线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深耕三线建设城市发展领域并取得一系列成果(8)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周明长《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与重点区域城市发展》，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周明长《三线建设与贵州省城市化》，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2期；
周明长《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宁夏城市化》，载《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周明长《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以四川德阳为中心》，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陈超(著)、周明长(译)《标签化的族群：一个三线企业中的社会结构》，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周明长《铁路网建设与三线城市体系研究》，载《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周明长《嵌入式运作：东北对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支援》，载《江淮论坛》2022第1期；
等等。。张勇被引频次最高的为《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主要贡献是拓展了三线建设的研究路径，将社会史、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运用于三线建设研究(9)张勇《三线建设移民的内迁、去留与身份认同——以重庆地区移民为重点》，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张勇《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载《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等等。。王毅被引频次最高的是《三线企业的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以重庆的工资、物价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主要关注三线建设在川渝地区的布局和对川渝地区发展的影响等问题(10)王毅《三线建设中重庆化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初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
王毅《三线建设与川渝地区城市发展》，载《理论月刊》2017年第9期；
王毅《四川三线建设企业布局与工业发展刍议》，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王毅、钟谟智《川渝地区三线建设企业区位选择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以军工、化工、机械三类工业企业为例》，载《军事历史研究》2021年第2期；
等等。。崔一楠、李彩华、刘洋等分别从工农关系、调整改造、科研机构布局等角度开拓我国三线建设研究的新主题(11)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助：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李彩华《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刘洋、张藜《备战压力下科研机构布局——以中国科学院对三线建设的早期应对为例》，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4期；
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线建设研究的核心作者基本上都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李彩华主持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与党的区域发展理念研究(2007—2012)”(07BDJ002)和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支援三线建设研究”(18BDJ056)、徐有威主持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3&ZD097)、张勇主持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三线建设单位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14XZS022)、崔一楠主持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线建设与西南地区城市发展研究(1964—1990)”(16CZS023)、王毅主持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三线建设与西南地区工业布局研究”(19CZS073)、周明长主持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北地区三线建设城市发展史研究”(20XZS021)。由此观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者同核心作者成果的产出、质量和影响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

上页图1显示共有103节点、22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4 2，若仅从图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线建设领域中的研究力量较为分散，很多学者处在孤军奋战的状态，当然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是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是只有合作发文这一种表现方式，而且由于数据源的限制，也无法呈现相对完整的合作发文网络。结合相关口述资料深入探究后，笔者发现，该领域中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是相当紧密的。图1中虽然陈东林与徐有威之间没有连线，但他们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徐有威于2013年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与陈东林有具体的合作并受其帮助，他们还共同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1-7辑)》《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等。陈东林也特别指出，徐有威是“我研究三线建设的第一个合作者”，“我和他，有一个自然分工，我致力于中央高层三线建设决策档案，他致力于小三线档案”(12)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G].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50.。

在此还需特别提及的是王春才(13)王春才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四川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基建规划处长、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规划二局局长、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出版有《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苍凉巴山蜀水情》《巴山蜀水“三线”情》《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三线建设铸丰碑》等，任《三线风云(第1-4辑)》编委会主任。，他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领导者和研究者，尽管图1中并没有他。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三线建设的研究者，有力地推动了三线建设研究向纵深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宣传三线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但自己写三线，报社的记者、学者采访我，我也主动向他们宣传三线，支持他们写三线的文章，拍三线的电视和电影”。同时，王春才还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多渠道筹集研究会资金，全力推动和成立重庆市、四川省等三线建设研究会。陈东林在研究过程中也深受王春才的支持和帮助，他说，“遇到王老，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三线建设研究工作，是我的幸运”。李彩华也曾说王春才老师是“引领我真正走进三线历史、使之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的“引路导师”。图1中节点较大但没有连线的核心作者还有周明长与崔一楠，他们其实也是有内在联系与合作的，崔一楠在绵阳市档案馆查阅关于三线建设的资料时，工作人员向他提及周明长也曾来此查阅相关资料。崔一楠说，“我早就拜读过周教授的论著，于是就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便于日后请教。没过几天，周教授电话联系我，让我十分欣喜，与他畅谈了近一个小时，让我深受启发。自此之后，我每遇问题，便会电话请教周教授。”三线建设研究者还非常有意识地打造学术共同体，以推动三线建设的跨学科研究。张勇曾于2019年6月在江西南昌举行的“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会议上“呼吁学界通力合作，全方位地推动三线建设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张勇创建“三线建设研究中青年学者群”，“此后在徐有威教授等人的推动下，不断有研究者加入。目前，这个团体已初具规模，囊括了国内大部分从事三线建设研究的学者，搭建起了彼此间交流甚至合作的平台”(14)同①：13-281.。

单从发文合作关系来看，其中发文数量相对较多、合作相对突出的有陈东林-段娟-郑有贵，徐有威-张勇，王毅-万黎明等。作者合作一般基于“学缘”或“志缘”的关系(15)“学缘”一般指互为同学、师生、校友、同事的关系，“志缘”一般是指以共同志趣为纽带而进行人际交往的关系。，以上这几组关系多为同事间的“学缘”关系，如陈东林、段娟和郑有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同事。徐有威和张勇相识于2013年11月重庆大学的一场学术研讨会，因学术旨趣相投，都对三线建设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后便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需要指出的是，在该研究领域中，因“志缘”的合作关系并不少见。

与此同时，可以明显发现，以“小三线建设”为主题的核心作者合作知识图谱(见图2)与图1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状态，图1是点状的分散分布状态，而图2是以中心点向外发散的，这意味着小三线建设研究已形成了以徐有威为核心的成熟研究团队。小三线建设研究发文量共35篇，有34位作者，徐有威发文18篇，占总发文量的51.4%。其余33位作者中与徐有威有合作关系的共13位。图2共有34节点、24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42 8，反映出小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力量紧密，合作相对突出的有徐有威-李云、徐有威-周升起、徐有威-陈熙、徐有威-杨帅、徐有威-张志军、徐有威-张胜等，这些合作关系都基于“学缘”关系，李云、周升起、杨帅、张胜和张志军等均是徐有威的博士生、硕士生或博士后。陈熙-徐有威的合作关系始于徐有威义务指导并参加陈熙博士论文答辩的全过程，徐有威为陈熙提供了海量档案资料来丰富和深化陈熙的研究，而后二者进行大量合作。徐有威不仅与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和自己的学生进行合作，甚至对素未谋面的青年学者都会提供无私的帮助。《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一书中，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党校邹富敏、西南科技大学崔一楠、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袁世超、兰州大学硕士生方锦波、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朱焘等人在自述中都有提及(16)详见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469页。。

图2 1992—2022年小三线建设研究核心作者与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之所以能够形成徐有威领衔的成熟研究团队，笔者结合相关文献初步总结如下：1. 徐有威团队在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小三线建设历史档案资料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由于小三线的特殊性和保密性，从档案馆获取相关档案资料就非常有限。徐老师天生就有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不辞辛劳，经常到全国各地追寻小三线的足迹，或旧厂房遗址，或深入企业挖掘企业档案资料”，并且慷慨无私地将辛苦收集到的资料分享给研究同仁(17)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G].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295-545.。目前在档案资料方面出版了《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1-7辑)》《新中国小三线建设档案文献整理汇编·第1辑(全8册)》《安徽池州地区上海小三线档案报刊资料选编》(内部资料)。除档案文献资料，徐有威团队还收集整理了丰富的口述资料，出版了《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与中共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合作主编了《安徽池州地区上海小三线口述史资料汇编》。另外，在《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1-7辑均收录了宝贵的口述资料，后续还会继续出版各辑。2. 高屋建瓴地谋划全国三线建设研究的顶层设计和学科建设。如将在2022年出版《三线建设研究四十讲》，为下一步在高校、党校开设三线建设课程，将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推向更大的服务范围奠定基础。3. 搭建学术平台，打造三线建设学术共同体。连续举办第一、二、三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2012年、2013年、2021年)，其间还举办“首届中国三线建设研究工作坊”(2019年)、“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2019年)两次小规模会议，为学界提供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全国三线建设研究的协同发展。在徐有威的持续推动下，第四届全国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将于2023年上半年由宜宾学院举办。4. 惠泽学林，奖掖后学。徐有威作为小三线建设研究的开拓者和研究专家，不断奔走、激励、帮助众多青年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学习与研究工作，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三线建设学术研究队伍，促进了该领域不断开枝散叶。“一般人很难想象，在中国当代史下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旁支学科，在十年时间中几乎是从零开始，会如此的异军突起。”(18)徐有威.小三线大格局：从事小三线建设研究八载忆述[J].经济学茶座，2021(3)：27-33.

(三) 核心研究机构分析

从三线建设的研究机构发文量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21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8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8篇)是三线建设研究的第一主力军团。同时，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19篇)(19)此为将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改名前的社会学系、社会与法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改名前的社会科学部计入在内后的该大学发文总量。、上海大学历史系(15篇)、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和宜宾学院(11篇)(20)将周明长教授在两所高校工作期间发文计入在内。、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8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6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6篇)和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7篇)(21)将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改名前的政治学院计入在内。，都是发文量较高的具有强大学术能力和研究实力的研究机构和高校，成为推动全国三线建设研究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学科属性来看，以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同时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以地域分布观之，若将二级部门归总至同一个机构，发文量靠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以及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和宜宾学院，分别处于北京、重庆、上海和四川。这就较为充分地表明：(1) 地处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地区、原三线重点地区和上海小三线地区的研究活跃度高，可依托区域优势深入研究；
(2) 从总体上看，高校正在取代或者已经取代了国家级、省级社科院对三线建设研究的优势地位。

以“绪论”章节课程资源建设为例，双击进入“绪论”群组编辑窗口，拖动一个“交互”图标到流程线上，命名为“背景”，插入背景图片。在“交互”图标右侧拖入6个“计算”图标，可分别命名为：大纲、教案、课件、动画、视频、课后习题、返回。例如：在属性面板中输入函数 GoTo(IconID@"教学大纲")，将函数中跳转的位置，即双引号中的内容改为对应的位置即可，课程资源建设操作界面和“绪论”章节大纲如图8和图9所示。

在小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机构中，上海大学历史系共发18篇，是国内最高产的研究机构。究其原因，一是有校方的大力支持，上海大学成立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为研究提供平台和资金的稳定保障；
二是有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撑；
三是有三线建设领域的权威学者徐有威教授的开疆拓土。小三线建设研究机构形成了上海-江西南昌、上海-安徽淮北、上海-浙江湖州等较稳定的跨地区合作关系。在全国小三线建设研究中，上海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上海是全国各省市区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22)徐有威.中国地方档案馆和企业档案馆小三线建设藏档的状况与价值[J].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1)：156-170.的后方工业基地，有大量可供研究的档案资料，同时也更因有核心作者的推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强力支撑。

(四) 核心期刊分析

366篇文献的期刊载文量在5篇及5篇以上的期刊共11个，这些期刊的发文量为118篇，占比32.24%，分别是《当代中国史研究》(35篇)、《贵州社会科学》(15篇)、《宁夏社会科学》(13篇)、《中国经济史研究》(11篇)、《中共党史研究》(9篇)、《毛泽东思想研究》(8篇)、《开放时代》(6篇)、《江西社会科学》(6篇)、《党的文献》(5篇)、《理论导刊》(5篇)、《开发研究》(5篇)。可见这些期刊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和主要的学术阵地。居于榜首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当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所发成果不仅水平较高，而且易受关注。以上这11种期刊以当代史、经济史、中共党史类为主，也有《贵州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且这三个期刊都专门开设了“三线建设研究”专栏。依此论之，原三线建设重要区域的地方学术期刊对三线建设的关注度更高，正如《贵州社会科学》在专栏中如此介绍：“贵州曾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与评估，作为贵州的学术期刊有责任引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

在35篇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文献中，载文量在2篇及2篇以上的期刊共有8个，这些期刊的发文量为23篇，占比65.71%，分别是《当代中国史研究》(5篇)、《江西社会科学》(4篇)、《安徽史学》(4篇)、《史林》(2篇)、《工业建筑》(2篇)、《开放时代》(2篇)、《贵州社会科学》(2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篇)。除延续该领域的主流学科历史类期刊，还有《工业建筑》等建筑工程类期刊，这标志着小三线建设研究已经向着更加多元和广阔的视角发展。《江西社会科学》《安徽史学》《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登的基本是上海支援安徽和江西的小三线建设内容(23)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徐峰华《东至化工区建设述论——上海皖南“小三线”的个案研究》，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2期；
李云、杨帅、徐有威《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关系研究》，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李云、张胜、徐有威《安徽小三线建设述论》，载《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
朱荫贵《上海在三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皖南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分析》，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张志军、徐有威《成为后方：江西小三线的创设及其初步影响》，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足见地方学术刊物对刊发当地小三线建设研究文章更具倾向性。

(一)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中心性、突现性等均可以反映出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状况。运行CiteSpace V软件，网络节点选择“Keyword”，设置适当阈值“Threshold”，生成三线建设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3)。其共现频次大于或等于5且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有8个，分别是“三线建设”(24)将“三线建设”与“‘三线’建设”合并。“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毛泽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军工企业”，这些关键词形成了三线建设研究中的主要论域。

图3 1992—2022年三线建设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笔者尝试抓取三线建设研究中的某些特点：第一，三线建设研究在客观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困难环境”。如图3中有一个节点较小的关键词“文化大革命”，而“三线建设与‘文化大革命’时间重叠度较高，由于此类档案查阅的限制，给课题组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25)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6辑[G].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208.。由于资料档案的限制，三线建设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凝滞状态并难以取得新突破。如《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三线建设研究》于2003年、2004年出版之后近20年里，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三线建设研究学术专著。第二，目前研究的重点有三个大方向。(1) 由“工业化”“重工业”“国防工业”“工业布局”“工业遗产”等关键词组成的工业方向。这无疑彰显出三线建设“是一场大规模推进西部工业化的运动”(26)柯尚哲.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J].开放时代，2018(2)：49-68.，“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核心”(27)周明长.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1964—1980年)[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1)：142-151.，对工业布局进行大规模调整和规划建设并“促使内地工业迅速崛起”(28)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4)：81-92.，进而对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和新中国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29)详见范肇臻《三线建设与西部工业化研究》，载《长白学刊》2011年第5期；
黄巍《东北亚局势视域下新中国三次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第1期。等建设效应。然而，对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研究中则存有较多的批评，这也在客观上反映出三线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之际所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有鉴于此，有学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如段伟对天水三线企业选址研究后认为其选址具有相当的合理性(30)段伟.甘肃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探析[J].开发研究，2014(6)：156-160.；
张勇以彭县三家企业为例，论述三线企业选址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但在中央部门、三线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之下也获得了局部性合理微调(31)张勇，肖彦.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7(5)：148-155.。这种对具体三线项目布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微观视角，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启发性，也可以继续应用于该子领域中相关工业项目的布局研究。(2) 由“‘一五’计划”“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区域发展”“城市化”等关键词聚焦的地区经济发展方向，从长时段上阐明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继“一五”计划后对西部的第二次大规模开发(32)详见董志凯、吴江《我国三次西部开发的回顾与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陈东林《党的三次西部开发战略及指导思想的探索发展》，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是西部大开发的先行，为西部开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由此可见，三线建设初步奠定了西部重要的工业基础，改善了交通落后的状况，带动了资源开发，促进了西部新兴城市的兴起(33)陈晋.三线建设战略与西部梦想[J].党的文献，2015(4)：96-102.，扭转了内地城市的落后状态，所以“总体上是成功的，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保障了国家安全”(34)姜长青.1949年至1978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研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1)：52-61.。(3) 由“小三线”“小三线建设”“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上海小三线”等关键词组成的小三线建设方向。第三，“多维视角”“口述史”“亲历者”“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等关键词鲜明地展现了以社会学为主的多学科结合等研究方法，这对研究三线建设有天然的学科优势，能较为深刻地诠释三线人与三线社会之间多向互动的历史情境。

以“小三线建设”为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在图4中呈现出相对孤立的状态，与图3密集发散的结构不同，三线建设领域中多以个案等微观研究为主。其频次大于或等于2且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有8个，分别是“小三线建设”“小三线”“三线建设”“皖南”“上海小三线”“后小三线建设时代”“亲历者”“安徽”，勾勒出小三线建设研究的主要领域。目前小三线建设研究的方向有：一是“前进机器厂”“新光厂”“新风机械厂”等小三线企业微观视角的研究方向(35)详见温权、牛一凡《山西小三线建设始末——以山西前进机器厂为中心(1965—1992)》，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徐有威、李云《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载《开发研究》2014年第6期；
黄巍《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三线调整——以辽宁新风机械厂(1965—1999)为例》，载《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二是小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在“上海”“安徽”“福建”“皖南”“地方经济”等关键词(36)详见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李云、杨帅、徐有威《上海小三线与皖南地方关系研究》，载《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朱荫贵《上海在三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皖南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分析》，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李云、徐有威《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与地方经济——以安徽池州为例》，载《学术界》2022年第1期。。三是小三线“工业遗产”的开发及改造的经验总结和教训吸取(37)徐有威，张胜.小三线工业遗产开发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安徽霍山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20(11)：138-145.。四是小三线的“民生”“环保”等问题(38)详见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徐有威、杨帅《为了祖国的青山绿水：小三线企业的环境危机与应对》，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五是突破以往研究时段的范式，提出了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研究命题(39)徐有威.开拓后小三线建设的国史研究新领域[J].浙江学刊，2022(2)：204-211.。

图4 1992—2022年小三线建设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二) 关键词时区图谱分析

图5 1992—2022年三线建设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同时，由小三线建设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见下页图6)可见，小三线建设研究在2012年之后开始获得井喷式的发展。从2012年的节点来看，小三线建设在研究初期就注重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并收集口述资料。2014—2015年节点较大的关键词是“上海”“皖南”，反映出小三线建设领域对上海小三线研究的起步较早；
2016年重点关注的是生态环保问题；
2018年出现4个较大节点，分别是“工业遗产”“建筑”“区域发展”“体制转型”。2020年以后出现的关键词确证了学者在小三线建设研究所运用的视角和方法更加多元化，如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图6 1992—2022年小三线建设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中，除继续重点研究三线建设的决策原因、实施过程、建设成效和历史评价等宏观方面外，也开始关注三线建设的中观和微观方面，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重心持续下移、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有力地提升了三线建设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三线建设(包括小三线建设)研究之所以能够由冷转热、由浅入深和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这既是三线建设研究者对时代和人文的积极关照，又是其自身历史意识和学术自觉的主动感召。

但是，相对于三线建设对中国，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深远历史影响而言，三线建设研究无论广度上还是高度上都尚显不足，仍有广阔的学术讨论余地和诸多新的研究空间。未来的研究应朝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在丰富研究的理论方法之际，需要致力于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跨度大、地区涉及广、社会影响深远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重大战略，既对全国的国防、政治、经济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社会、文化、民族、民生和生态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目前的三线建设研究已呈现出多学科发展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克服了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不够的问题，而是应超越学科畛域，在多学科之间建立一种广泛和立体的有机联系，充分发挥多学科协同研究的整体优势。一方面，通过互相借鉴并取长补短，将政治学、管理学、档案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文物学(文化遗产学)、民族学、文化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战略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三线建设研究上来；
另一方面，在多学科适度交叉融合并厚植史学底色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拓展史料且多角度利用史料为途径，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多元的研究范式、更充分的学术对话为导向，由此提升三线建设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层次，从而进一步增强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性、时代性、理论性和价值性。唯有如此，三线建设研究之未来方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二是在拓宽研究主题之际，需要注重以点引线、以线带面、以面构体，实现点、线、面、体的有机结合。我国著名思想家潘光旦曾提出社会学“点、线、面、体”的概念(40)潘乃谷，潘乃和.潘光旦选集：第3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478.，对我们今天研究三线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潘光旦认为“点”是指个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人的社会与文化”，每一个三线人都是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三线人的考察来导引三线建设研究的“线”，有助于加深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理解。笔者尝试对三线建设研究做“线”性梳理，第一条线是由重工业、沿海工业、内地工业、国防工业、工业布局、工业化、工业题材、工业遗产和工业文化等关键词串联起来的“工业线”；
第二条线是由国民经济、计划经济、西部开发、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战略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等关键词串联起来的“经济与区域线”；
第三条线是由小三线、小三线建设、皖南、江西、军转民、调整、民生问题等关键词串联起来的“小三线线”。通过对三线建设研究中三条主线的耙梳来带“面”，力求在三线建设研究中观层“面”上实现突破，以达到“面的累积就是体”，三线建设研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学科方法、什么样的研究视域，最终还是要置放在长时段历史的大框架、大脉络里去阐释。这要求我们对三线建设研究始终要保持大历史观和整体观，才不会偏离历史演进及其价值判断的重心，防止研究中的简单化和单一化等倾向。在三线建设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对三线建设的决策原因、建设成效、经验教训和历史评价等关键问题的研究，至今依然谨慎或“自觉”地限定在已有定论的框架内，这仍是未来研究的难点和焦点所在。仅就三线建设的原因、成效、评价等问题而论，无论是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式，还是“以人为主”的新文化史研究方式，乃至由中段向两端推展的“中层理论”的研究方式，都很可能难以切实找寻出新的突破口。如此一来，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前提下，采用“以点引线、以线带面、以面构体”及可进行多元逆向化的综合性研究思路，正确运用扎实史料并通过国内外比较研究的路径，去展开实证性和理论性兼具的系列化问题探析，才有可能打破此类研究困境，从而有效推进三线建设的立体化研究。

三是深化三线建设各主要问题研究之际，需要提升三线建设研究的人性温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动员下，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汇聚在深山峡谷、戈壁沙滩之中，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要从现实中的个人及其活动出发去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提出对待历史要“抱有温情和敬意”。毋庸置疑，三线建设研究过去关注更多的是主要决策者，而对数以万计普通三线人和一系列三线典型人物(包括三线英雄人物)的研究仍不足。我们应多利用口述史学、人类学、人口学等研究方法，让三线建设研究闪耀人性的温度。当然，我们在保持温度的同时，还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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