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闫丽娟 谢 芝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为解决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路径选择。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五位一体”总要求的重要支撑，通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既可实现乡村生态全面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又可最终达到建设美丽中国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的。学界在探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时，着眼于分析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和意义、乡村生态问题和解决路径、特定乡村空间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等，以及将乡村“三生空间”关系置于国土空间规划层面的探讨。实际上，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空间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乡村振兴战略与生态文明理念相契合的核心纽带。乡村三生空间是一种由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所建构的包涵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社会空间体系。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视域，重新认识乡村三生空间生产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互嵌机理，反思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现象，进一步探讨营造美丽乡村空间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之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对当下乡村振兴实践有所裨益。

乡村“三生空间”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其具有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与资源利用集约三方面内涵。(1)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地理学报》2013年第8期，第1019-1028页。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优化“三生空间”的目的是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本文讨论的“三生空间”，立足于乡村场域，其空间结构实则是一种以生态空间为核心的空间关系——人与自然共同体，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所和生活世界，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三生空间”生产

本文所指“空间”，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空间社会学理论认为，空间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是空间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在其名著《空间的生产》中指出，人类的生产实践使得空间呈现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两种形态，其中自然空间是人类社会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对自然空间不断改造的产物，是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的融合。在他看来，“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社会空间，而是许多社会空间，是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数的社会空间集合，我们一般称之为‘社会空间’”(2)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1991，p.86.。同时，空间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场所与对象，也是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
不仅是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建构的结果，也是能够被感知的实在的生活空间，是蕴含着人的精神意识的物质存在。(3)孙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学理论流派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现象进行批判，主张空间生产非生态化是城市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对空间资源过度消耗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生产方式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在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导致了乡村生态危机与空间关系失衡。基于此，本文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视角，阐释乡村振兴中的三生空间关系和生态价值。

乡村空间是一个相对于城市空间而言的低人口密度的动态发展空间，它既包括地理区位的山林水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自然空间，也包括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密切关联的社会空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场域。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乡村空间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要“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打造集约高效生产空间，营造宜居适度生活空间，保护山清水秀生态空间，延续人和自然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2022年9月15日。。其中，“乡村生态空间是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
乡村生产空间是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兼具生态功能；
乡村生活空间是以农村居民点为主体、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国土空间”(5)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9月26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2022年9月15日。。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者之间具有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关系，即乡村生态空间是乡村生产生活的前提条件，起到基础支撑的作用，为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提供自然资源；
乡村生产空间是渠道和手段，起到桥梁的联结作用，以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资料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
乡村生活空间是最终目标，起到激励作用，调动人们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奋斗的积极性。三者按照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宜居的关系一环紧扣一环，形成一个紧密关联、密不可分的循环发展系统，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只有生产出一个合适的空间，才能使生活方式和社会得到改变。”(6)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1991，p.190.概言之，对乡村空间的优化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所在。

图1 三生空间关系图

(二)空间生产的生态意蕴

乡村场域既具有空间属性，又蕴含生态文明的价值诉求。一方面，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有内在的互嵌机理：“生态”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相契合的核心纽带；
“生产”是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渠道；
“生活”是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的共同诉求和目标。(7)王海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及路径选择——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为例》，《社科纵横》2019年第12期，第40-46页。另一方面，乡村空间结构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和功能意义。生态空间是乡村空间的重要维度，生态空间环境质量决定生产和生活的品质，并对乡村社会的运行和整体发展发挥着重要功能。良好的生态环境，决定空间关系的和谐、空间生产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及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
而对自然空间的过度消费，致使乡村空间生产失序、空间关系失衡和乡村的衰落。因此，乡村振兴语境中的空间生产必须以生态振兴为前提。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兼具空间属性与生态属性，它是空间生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载体，其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是否公正合理，对空间资源的分配和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8)张佳：《论空间正义的生态维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0-47页。作为优化国土空间之重要场域，乡村“三生空间”的重构不仅是新空间形态的生成过程，也是乡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重组的过程。

综上，乡村振兴，维系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乡村振兴中空间生产的本质是保护好生态环境，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属，为人们提供优质空间产品和宜居的生存环境。乡村振兴行动不能以破坏自然空间环境为代价，三生空间生产“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6页。。因此，需要合理配置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让生态文明建设赋能乡村发展。

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非生态化的批判角度发展出“空间生产”的生态批判理论形态，指出空间生产非生态化是人们对自然空间过度开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的结果。他认为“自然与空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因为它不依靠外力的中介，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神圣的”(10)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1991，pp.172-173.。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城市化运动的加速运行，带来了许多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生态困境之中，并且空间生产非生态化趋势导致自然空间人化、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因此，他主张空间生产和生态是二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空间生产破坏了生态，另一方面生态危机的出现促使人们对空间生产进行反思，两者密切关联、相互影响。

近年来，编队控制问题逐渐成为多智能体协同控制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1,2].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编队控制问题的研究在通信信道噪声[3]、拓扑切换[4]、非线性模型[5]以及异步算法[6]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协同控制技术在军事[7]等方面的应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非生态化行为的无序扩张，乡村社会同样面临空间生产非生态化问题。乡村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原料产地和垃圾处理站，其空间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污染，乡村三生空间的协调发展陷入困境，阻碍了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步伐。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的生态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自然空间破坏性人化

自然空间人化指的是人类利用自身实践活动，不断对自然进行改造让自然空间带有社会意义。列斐伏尔指出，人类社会必须要依赖自然空间和自然资源，而自然空间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使自然空间转换为社会空间，以更适合人的生存需要。(11)孙全胜：《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形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30页。实质上，社会空间即是改造过的人化自然空间，纯粹的自然空间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日渐被社会空间所遮掩，自然空间不断人化，包括保护性人化和破坏性人化两种。保护性人化指的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建立相关的政策措施对自然进行保护和修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如保护生物多样性、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修复湿地、荒漠化防治等；
破坏性人化指的是人类利用技术手段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改造和掠夺，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自然看作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例如乱捕滥猎、乱砍滥伐、毁林造田等。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遭受到破坏性人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乡村生态空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生态空间的破坏。

第一，对乡村生态空间资源的过度开发。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土空间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耕地面积减少(以南方水田的减少为主)，一方面大量耕地面积被城市扩张占用(以东南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势平坦地区为主，东北和西北出现大面积开垦的趋势)，其中城乡建设占用优质耕地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突出特征。(12)参见匡文慧：《新时代国土空间格局变化和美丽愿景规划实施的若干问题探讨》，《资源科学》2019年第1期，第23-32页；
刘纪远、张增祥、徐新良，等：《21世纪初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驱动力分析》，《地理学报》2009第12期，第1411-1420页。如表1所示，从2014—2019年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4.99万平方公里增加至5.6万平方公里，征地面积由0.14万平方公里增加至0.2万平方公里，而全国耕地面积则从135万平方公里逐渐减少至127.9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的日渐减少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扩张致使农村生产生活空间不断压缩，人们被动进行大面积开垦，不断将自然空间改造为社会空间，最终导致破坏性人化逐渐加剧、生态危机逐步加重，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严重失衡。

表1 2014—2019年我国土地状况统计表(单位：万平方公里)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许多无序建设工程的实施，不断地破坏乡村自然生态系统，使得自然灾害频发、生态危机加剧。一方面，一些乡村盲目仿照现代城市建设方式，通过大规模开山挖土、填池平地等方式进行广场、公园、绿化带等场所的修建，对自然空间肆意侵占；
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以利益最大化为主大量开发和引进矿业、煤业等高污染、高能耗、高破坏的工程项目，对自然资源进行无止境剥夺。诸如上述一系列的非生态行为，不仅破坏自然空间、污染生态环境，还引发了塌方、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最终导致乡村水体污染严重、土地肥力下降、耕地面积日渐萎缩、农作物减产等后果。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垦荒，形成了新一轮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治理难度极大。

第二，对乡村生态空间资源的过度消费。自然资源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财富，其具有不可再生性，需要进行合理分配使用。当前，乡村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是乡村生态危机的重要方面之一。其中，过度旅游是乡村资源过度消费的重要表现之一。乡村旅游作为国家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政策，曾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被提及(13)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
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它为乡村产业结构、文化要素、人力资源、公共治理、生态环境等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同时，也为乡村生态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带来了挑战。过度旅游主要包括过度旅游引导、开发、经营和对自然景观的过度消费等内容。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开发旅游项目，造成资本过度渗入而影响村民的合法权益并带来空间使用的不平等性，投资商往往只看经济效益而不顾生态环境，结果往往是过度消耗乡村生态空间资源、超负荷接待游客。这种短期性的获利行为，既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破坏了乡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如贵州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景区，由于旅游公司的盈利性质，一些传统建筑为旅游业让路，寨子外围的稻田也被侵占用于修建各种旅游业附加设施，如各类民宿、商铺、酒吧、KTV、咖啡厅等，加之超负荷接待游客，致使苗寨自然空间被挤压、空间生态资源被过度消耗、村民和旅游公司矛盾凸显。

乡村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还体现在土地、水源、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的开采上。以贵州省为例，该省是我国煤炭资源大省之一，其煤炭资源主要分为西部(六盘水煤田)、中部(黔北煤田、织纳煤田、兴义煤田和黔南煤田)和东部(贵阳煤田、黔东北煤田和黔东南煤田)三个大区。人们依靠采煤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在开采过程中存在资源严重浪费和过度开采现象。贵州煤层形态较多、厚度变化较大且分布比较零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大中型矿井，以前多以村民钻探的粗放式小窑煤为主，零星散布各地的小煤窑普遍存在“采富弃贫”“吃肥丢瘦”等现象，不仅污染和破坏了当地的大气、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还引发了滑坡、崩塌等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

(二)生态危机

“自然实际上在没有任何‘第二自然’生产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非人的土地上，被遗忘了。”(14)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1991，p.376.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揭示了空间生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一方面空间生产让人们获取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空间生产也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逼退了自然环境、引起严重的生态问题。具体而言，当下乡村生态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枯竭。对乡村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耗导致自然资源枯竭。人们在对自然资源开发和使用中，为了满足自身欲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而对其毫无节制的剥夺，导致绿水青山日渐消退、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大量垦荒带来了森林面积减少、草场退化和水土流失。以若尔盖地区的草地沙化为例，人们对草场的过度使用(草地超载放牧、草地变耕地等)和对冬虫夏草、红蒿天等野生中药材的滥采行为，导致若尔盖地区的沼泽干化、草场退化、湖水收缩变浅和泉源减少变干等，使得当地的草地质量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草地沙化加重。若尔盖草地的沙化并不是特例，从青藏高原的虫草过度采挖带来的草地沙化到云贵高原植被过度破坏带来的土地石漠化，从北方的过度放牧带来的土地沙漠化到南方的污水排放带来的水体富营养化，这一系列的人为行动均导致自然资源不断枯竭、自然空间不断压缩。

第二，乡村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农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三类。一是农业污染。主要包括化肥污染、农药污染、畜禽粪便污染、水产体污染等，其来源于农业耕种和水产养殖中不合理、不科学的生产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用化肥使用量从2015年的6022.6万吨，下降至2021年的5191.26万吨；
农药使用量从2015年的178.3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139.17万吨。两者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农用化肥、农药用量仍高于平均水平。农业生产中因缺乏测土配方等科技手段，施肥盲目、过量，使农作物不能完全吸收；
大量化肥与农药残留物渗入土壤、水体，直接导致土质层变薄、土壤酸化、肥力下降及水体发黑变臭，致使农产品质量下降，粮食安全受到威胁。(15)赵保海、郑远：《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农业经济》2021年第5期，第29-31页。

二是生活污染。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生活污水排放和生活垃圾处理是造成乡村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厕所污水、衣物洗涤水、洗澡水等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污水中包含的氮、磷、酸、碱、盐等杂质及其他一些有毒物质严重破坏水资源，导致农村水质变差、地下水硬度升高、水质富营养化污染、土壤盐碱化等生态问题；
另一方面，塑料垃圾、电池垃圾、餐厨垃圾、金属垃圾等任意丢弃、掩埋、焚烧等不科学的处理方式，致使农村的土质受到破坏、影响动植物生长，地下水受到污染、水质下降，有害气体直接排放，空气遭到污染。

三是工业污染。在乡村工业生产中，由于缺乏科学的处理技术，工厂生产的各种废水、废气、废料和残渣等不同类型废物，在没有经过科学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放，导致农村的土壤、水源和大气受到严重污染，雾霾、酸雨等天气频繁。随着乡村环境污染的加剧，动植物生存的环境越来越恶劣,生存空间日渐萎缩，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
同时，乡村环境的污染也带来了淡水危机、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生态问题。

综上，如同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生产非生态化导致的生态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空间生产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空间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日益密切。自然空间的破坏性人化，即生产空间对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挤占致使耕地面积锐减、生态系统失衡、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因此，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乡村空间关系就成为当务之急。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已深入人心。新形势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空间生产视角，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皆在解决自然空间破坏性人化导致的乡村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营造美丽的乡村空间关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空间需求，确保人们共享空间发展成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需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用人道主义方法使用乡村空间资源，消解人与空间的冲突，促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

(一)乡村自然空间保护性人化的推进

自然空间保护性人化，实际上是空间生产的生态化践行，它“不仅是人的理念，而且是人的特殊实践行动”(16)孙全胜：《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及其实现路径》，《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1-18页。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坚持总体性的生态理念，对人们的实践活动进行规约，通过政策干预，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环境污染治理，以实现乡村空间生态价值的最优化。

第一，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为抓手，加大农村生态保护和修复。乡村生态治理，需要树立和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统筹兼顾各生态要素，推动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视野做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17)2020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印发推行，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都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其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存。因此在尊重自然规律、利用各地资源禀赋的基础上，以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为主线，以此作为生态修复的重要抓手。从国家层面，我们先后出台了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及对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具体规定，对作为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等，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乡村空间场域层面，因地制宜，“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双管齐下。在生态自然恢复方面，以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禁牧休牧、封育保护区、建立防护林等方式为主。如在我国西南地区，为了守护山林，设立村落护林员一职守护林区(一般情况为“一村一护林员”)。广西安县板榄镇龙纳村护林员覃重建，每个月至少巡山20天，阻止山地用火，宣传国家禁止打猎、乱砍滥伐等政策，守护大山里的6000多亩森林。(18)张爱林：《山村护林员：守护树木年轮 圆梦青山绿水》，2022年3月21日，http://www.news.cn/photo/2022-03/21/c_1128490177.htm，2022年9月20日。在生态人工修复方面，包括对土地、河流、森林、草原生态修复等。如我国西北地区防沙治沙，从甘肃民勤的草网格状双眉式沙障、稻草集束直立式沙障、尼龙网沙障，到宁夏中卫麦草方格固沙、生物工程治沙，人们因地制宜实施一系列的防沙治沙措施使得当地的防风固沙体系不断完善，同时通过充分利用乔、灌、草的生物特性对地方自然植被进行生态修复，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第二，以改善人居环境为重点，加大村庄环境污染治理。因地制宜，从生态与生产、生态与生活层面对农业面污染、人居环境污染、工业污染进行治理。在生态和生产层面，“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加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因地制宜地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生态农业、绿色产业的发展道路，既是农业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举措，又是改善和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的混合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为例，该地区的桑基鱼塘农业是当地人民因地制宜的产物。当地人民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位过高、洪涝频繁的低洼地带的改造，将低洼地挖深成池塘、新挖泥土堆成塘基，利用池塘和塘基进行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既增加了土壤肥力又解决了水旱调蓄的问题。桑基鱼塘利用基面和池塘形成水路交互作用的农业系统，将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和加工业三者相结合形成生态型农业。在桑基鱼塘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种桑养蚕剩余的蚕沙和蚕蛹为鱼提供饲料，鱼的粪便经过发酵成为塘泥，塘泥为种桑提供优质有机肥，三者之间密切关联、循环利用，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19)王思远、廖森泰、邹宇晓，等：《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蚕业科学》2019第6期，第909-914页。

在生态和生活层面，“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营造生活宜居的美丽家园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面向之一，人的诗意栖居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方面，2018年和2021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18个部门分别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各乡村因地制宜推进沼气池使用、厕所革命、污水处理、垃圾分类处理等，人居环境质量得到提升。如西藏自治区自2021年以来，实现农村厕所改造4.66万座、全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总数达到31.66万座、普及率达到58%；
全区1631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建立垃圾兑换超市117个、5283个村庄拥有垃圾集中收集点、2080个村庄建立起收运体系、479个村庄建设有集中式和分散式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1749个村庄生活垃圾问题得到管控、新创建自治区级美丽宜居示范村155个，全区农村人居环境得到较好改善，农牧区美景随处可见。(20)李梅英：《让乡村更美更宜居：我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掠影》，《西藏日报》2022年3月25日，第1版。

(二)乡村场域传统生态知识的再利用

传统生态知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生态智慧，中华文明传承5000多年，各民族在千百年实践中通过对生存方式的探究、对生活规律的总结及对生命意义的领悟，所形成的“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物我同类”的价值观、“共生共存”的生活观等地方性知识(21)夏文利、刘松涛、杜乐秀：《民族地方性知识蕴含的生态哲学及其当代价值》，2021年5月6日，http://www.cssn.cn/mzx/jjst/202105/t20210506_5331440.shtml，2022年9月15日。，蕴含着丰富而多元化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从空间生产视角看，基于不同区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生成的“一切本土生态知识都是特定民族文化在世代调适与积累中发育起来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都系统地包容在特定族群的文化之中，本土性生态知识的本质在于对生态环境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22)罗康隆：《地方性生态知识对区域生态资源维护与利用的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43-48页。。然而，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史无前例，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环境风险防范形势严峻，需要新的认知和探索，以科学的行动力量，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进行再利用，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和修复。

西南地区苗族、瑶族、布依族治理石漠化生态知识及实践也具有典型性。该区域的石漠化主要是由于山体倒塌后大量的岩石在坡面无序堆积，覆盖原有土层所形成的乱石堆积层，并不是水土流失造成的结果；
因此，这里的土壤仍然具有肥力，只要不被掩埋即有植物生长。面对此情况，当地的苗族、瑶族、布依族利用传统知识的磨合推进原则、最小改动原则、弥补缺环原则及现代技术对石漠化进行治理，通过人为恢复生态系统的方式，将当地的石漠化改造为“原生性的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有效地治理了当地石漠化问题。(23)罗康隆：《传统知识与生态灾变救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12期，第496-499页。类似的案例还有广西龙脊壮族地方性生态防灾减灾知识(24)付广华：《气候灾变与乡土应对：龙脊壮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84-92页。、云南藏族神山崇拜意识与国家林业政策相结合的国有林地保护举措(25)郭家骥：《生态环境与云南藏族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48-57+107-108页。、贵州黔东南侗族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稻田立体化利用模式(26)付广华：《论传统生态知识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机理》，《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32-36页。等。由此可见，“作为人与生态系统互动制衡而积累起来的各民族传统生态知识，更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可利用价值”(27)吴合显、李玮：《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51页。，它既能为人类社会的稳态延续提供指引，又能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支撑。所以，作为适应区域生态环境和特定民族文化产物的传统生态知识，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有其独特的价值，需要将其与现代科技相融合进行再利用，从人与自然间的磨合、试错，最终达到和谐共生的目标。

综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建构了整个生活世界。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是人类实践存在的基本形式，并构成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总体面貌”(28)刘燕：《论“三生空间”的逻辑结构、制衡机制和发展原则》，《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5-9页。。人类的空间生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有协调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平衡的能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利用好传统的生态智慧，更需要科学的行动力量，推进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营造人与自然融合共生的乡村空间关系，最终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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