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祛魅与反思——艾伦·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观评析

冯旺舟

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重要的话题，并且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文化、艺术、建筑等各个领域。在这一学术风潮中，涌现出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Francois Lyotard)、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一大批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颇具特色的分析和批判，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的“星丛”。在这些后现代主义批判家中，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1942—2016)(以下简称伍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观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政治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先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盖伊·博伊斯(Guy Bois，又被译为吉·布瓦)于1978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批判布伦纳在《欧洲前工业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对历史解释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回应。由于人们普遍低估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因此他在自己的历史解读中注入了强烈的阶级斗争的成分。我不是质疑这种回应背后的动机，而是质疑其方式的草率性和纯意识形态性。它相当于一种唯意识论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阶级斗争脱离了所有其他客观偶然事件，首先脱离了特定生产方式所展现的发展规律”[1]。但是盖伊·博伊斯对布伦纳有严重的误解，后来伍德、布伦纳、科米奈尔等人都沿用了这个术语来标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政治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相互碰撞、融合和竞争的产物。“历史特殊性、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构成了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政治维度做出了重要深化”[2]。

伍德出生在美国，曾长期担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曾是国际重要左派杂志《新左派评论》和《每月评论》的编辑，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的起源》《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阶级的退却》《资本的帝国》《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农民—公民与奴隶》《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两卷)等。她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伍德依据“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核心范畴，深刻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背景下，科学分析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

伍德指出，在消费主义、新技术革命兴起的背景下，随着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经济规则的全球扩张，西方社会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普遍被认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传统知识体系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伍德的理解中，不存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根本区别，其内在逻辑和方法是一致的，都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某种反映。“对于支持者来说，后现代主义替代了战前处于鼎盛期的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更加进步；
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日渐衰落的现代主义最后的苟延残喘罢了”[3]。

虽然后现代主义提出了颇多新颖的观点，俨然已经成为解释当代社会的标准学术话语，但是后现代主义已经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因此，伍德认为，需要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知识学的考古，进行理论层面的祛魅，澄清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伍德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既是对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相关观点的回应，也是其“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后现代主义绝对地否定一切，怀疑一切。虽然后现代主义声称与过去彻底决裂，但是其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问题，只是一味地否定一切，极端地怀疑一切，并且持续对普遍真理和价值进行攻击，对自我认同进行质疑。“更具体地说，后现代的时代新奇感依赖于忽视或否认一个巨大的历史现实：20世纪所有的历史断裂已经通过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内在矛盾以单一的历史统一体形式连接在一起”[4]228。后现代主义对于现存一切的普遍质疑，既否定了现实的社会存在，也否定了基本的理论和价值体系，最终走向了否定自身的价值旨趣和意义确证，陷入到相对主义之中。

第二，后现代主义虽然强调时代差异和特性，但其自身陷入二元对立之中。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本身以及启蒙运动的价值，强调了所谓的二元对立，不断消解对事物的总体性认识。“相反，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谈论差异、多元性、异质性，但是它经常带着十分严格的二元对立，带着‘差异’‘多元性’以及相关联的术语进行操作，哲学术语作为明白无误的肯定大胆地排列在理论围栏的一边，而它们的对立面(整体、同一、总体性、普遍性)，无论是什么，则邪恶地分布在另外一边”[5]33。虽然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很新颖和时髦，但这毕竟是对时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回应，也表现出其对所有其他学术观点的拒斥与差异。在这种拒斥中，后现代主义陷入到自身理论的陷阱中。

第三，后现代主义否定宏大叙事，否定结构性的存在或结构联系以及因果分析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话语强调结构和因果关系，但是现在结构和因果关系已经被碎片化和偶然性代替。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现实中只存在许多不同的权力、压迫、身份和话语。“我们不仅要拒绝古老的‘宏大的叙事’，如启蒙进步的概念；
我们必须放弃任何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和因果关系，当然，还有‘创造历史’的想法。人类的知识(或者必须假设的是，人类的行为)不存在可以理解的结构化过程。只有无政府主义的、无关联的和无法解释的差异”[4]229。因此，后现代主义否定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历史性，否定因果关系，主张无秩序的、不连贯的和无法解释的差异，他们坚持“差异”、现实本质和人类知识的碎片化。

第四，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对历史的观察往往陷入唯心主义或虚无主义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世界的图景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被遮蔽，无法真正显现其内在的逻辑和运行机制。因此，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总体统治，后现代左派必须采取新的对策。伍德指出，后现代左派(伍德广泛使用这个术语来涵盖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学术和政治趋势，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注的主题包括多个方面：“关注语言、文化和话语(我们通过语言了解世界，没有其他的途径)；
对左派关注的传统经济主义的排斥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旧的偏见；
排斥总体性的知识和普遍主义的价值(包括西方的‘理性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彻底解放观)，侧重强调‘差异’，关于性别、种族、民族、性取向等不同的特殊身份，关于各种特定的和独立的压迫和斗争；
一种坚持人类自身的流动性和碎片性(去中心化)，这使得我们的身份如此多变、不确定、脆弱，很难想象我们怎样才能发展出那种建立在共同的社会认同基础上的团结和集体行动的意识(如阶级)，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兴趣——庆祝‘边缘’，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如西方的进步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4]230这些主题都集中在对“本质主义”的否定上，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的否定上。按照这种否定方式，后现代主义往往将人类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单化，使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决定因素与其他“身份”对立起来，使“经济”或“物质”决定因素与现实的“话语建构”对立起来。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否定，不仅包括对世界的单一化和简单化的解释，而且包括对任何类别的因果分析的否定。

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拒斥总体性，否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其强调差异和碎片化的世界图景中，同话语政治联系起来。后现代主义有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一方面，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观点，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什么总体性和体系的存在，因此，任何集体力量的反抗和普遍性的人类解放都是不可能的，只会是一些特殊和独立的反抗。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否定的这种政治悲观主义源于对资本主义繁荣和可能性的相当乐观的看法，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会终止，反而会永远延续下去。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统一体系，要反抗资本主义必须进行总体性的反抗和斗争，但是由于现实中的人的碎片化的存在，要实现这种反抗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反抗资本主义的机会被严重地限制。另一些人似乎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改变甚至理解这个体系(或者甚至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考虑)，并且如果我们没做或没有批判这个体系的有利立场，更别说反对它，我们不妨躺下来享受它”[4]229。后现代主义试图在惊恐和惊奇中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图谋，但是相比现代技术的奇迹和消费资本主义的财富来说，它的独特性并不重要。

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和人类知识的碎片化，以及不可能有任何基于“总体”视角的解放政治。即使是反资本主义政治，也过于“总体”或“普遍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总体体系在后现代话语中根本不存在，甚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被排除在外。事实上，任何政治都与阶级或国家的支配权力和对它们的反对相关，而这些被有效地排除在外，让位于“身份政治”甚至是“个人政治”的碎片化斗争。“它们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径。在此，后现代主义的破裂性和偶然性与最终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6]。

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不仅拒绝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而且拒绝一切具有普遍性的解放政治，甚至连同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也一并予以否定。“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7]。后现代主义否定本质主义、总体性和普遍主义的做法，使得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成为虚无，这也意味着人类的自由解放是不可能的，任何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努力也是徒劳的。

通过取消人类解放的阶级政治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将阶级政治转变为话语政治，认为人们追求的不是自身真正彻底的自由解放，而是追求表面化的所谓反对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斗争。他们甚至认为在目前碎片化的世界中，应该和资本主义妥协，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严重，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发生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甚至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操控，基本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和力量。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同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他们的观点十分明确，即‘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带来民主，而革命的主体也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民主力量。因此，西方不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今后的革命是‘激进的民主革命’”[8]。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当代世界是被符号、图像和“大众传播”所支配的世界，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全球资本主义在广告文化中实现对符号和图像的操纵，在这种文化中，“媒体”塑造了我们自己的大多数个人经历，有时甚至使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真实，政治的运行越来越受到资本最直接的方式的限制，知识和交流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企业巨头手中。

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设想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而历史唯物主义同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和消费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要反对资本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要深刻洞察后现代主义所遮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制，要将文化从商品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后现代主义却用一种扭曲的方式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图景。“后现代主义是种消极的、彻头彻尾的‘整体化’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排斥了一系列批判性思想和谋求解放的策略——其思想僵化是确凿无疑、难以否认的，其认识论使其拒批评于千里之外，听不进批评，成了一种最为僵化的教条”[9]16。后现代主义不仅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诊断和批判，反而自身已经陷入了难以救治的疾病之中。

伍德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有着某种联系，后现代主义对于任何进步和普遍主义的拒斥恰恰是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基本价值观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反而走向了反面，这就成为后现代主义拒斥启蒙，在启蒙衰败的藤蔓上嫁接错误的原则和价值观。“我基本上把后现代主义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欧洲启蒙运动所衍生出来的理性化、现代化的一个持续的、扩张性的批判。……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到处充满了对启蒙思想的负面评价,后者被认为是造成近代以来各种不幸的罪魁祸首”[10]。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最基本的价值观是关于进步的观念。对比安东尼·尼古拉斯·孔多塞(Antoine-Nicolas de Condorcet)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关于进步的观点，能够清楚地了解进步的构成因素。孔多塞总结了人类进步的目标，他认为人类的未来有三个重要方面：消除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每个国家的平等，人类真正的完美。孔多塞明确指出，社会艺术的最终结束是真正的平等。“调查我们在非洲或亚洲的定居点和商业活动的历史，你会看到我们的贸易垄断，我们的背叛，我们对另一种肤色或信仰的人种的诽谤，我们的篡权、阴谋或我们夸大我们神父的宗教热情，已经破坏了因为我们知识的优越和商业利益首先获得的尊重和信誉”[11]。他认为人类思想进步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普遍幸福，必须把导致两性权利不平等的偏见彻底消除，这种不平等甚至对它所支持的政党也是致命的。同孔多塞对资本主义的进步观念持批评态度相比，洛克则代表了一种建设性的观点。洛克指出，美国代表着人类不断发展的原始状态，它提供了一个判断更先进的条件的标准。他认为最早的、自然存在的土地实际上是“荒废”的，人类有神圣的义务使土地摆脱荒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洛克衡量进步或生产力的标准是“利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优势，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而只是作为交易价值或商业收益。洛克认为资本主义对生产主义、利润最大化、对人类和资源的开发是其基本政策。洛克强调对“无主地”的占有，认为这也是一种占有“荒废”土地的授权，也是定居者“种植园”的授权。洛克的生产力原则甚至可以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础。“如果说孔多塞的目标是人类的改良，那么洛克的目标是财产的‘改良’。人类的进步从属于，或至少被纳入生产力和利润的提升”[12]。

伍德进一步指出，孔多塞和洛克区分先进者与未开发的人类状态的标准各有不同。对孔多塞来说，它是理性与无知和迷信，平等与不平等的较量；
对洛克来说，它是利润与浪费的较量。洛克认为理性是一种优越的条件，但是对于孔多塞来说，理性的进步与平等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洛克来说，理性与“勤奋”相伴，很难与生产力和利润分离。传统观点认为所有人都是天生平等的，但是洛克把这些生产力和利润的原则变成了一种新的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验证。

伍德认为后现代主义一味拒斥启蒙的普遍主义，但是忽视了启蒙运动的批判意义。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确实有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表现，但同样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普遍忘记了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以及使欧洲知识、欧洲权威和欧洲文化受到比任何其他更尖锐的批判之间的联系，甚至进步的概念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精髓，具有反帝国主义的含义。“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象”[13]。这就是知识的启蒙，通过理性认识世界，让人从宗教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实现对自然和他者的统治。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观强调了启蒙运动的重要价值，他们认为启蒙运动推动了哲学和人类社会的进步。“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14]。启蒙运动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理性的价值，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启蒙确立了人的理性的独立地位，彰显了人的特性和存在的意义，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题中之意。但是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启蒙走向了极权主义，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运动不仅摧毁了任何符号，而且也摧毁了一般概念。这样人类会利用所谓的理性增强对权力的欲望，同时也必须承担忍受权力不断异化的代价。

伍德指出，作为人类思想和知识的进步概念显示了知识的进步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和工程，即使不是无限的，至少也会投射到无限的未来。“当然，这一概念意味着，在某个时刻，如果不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某些真理是可以被发现的；
它还意味着一些文化更先进，优于其他文化”[4]237。但这也意味着，既然知识是可以质疑的，那么所有的权威都会受到质疑，没有人能垄断真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占有肯定会表现出一种深远的傲慢，但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却在僭越历史，同时也在承担着人类易犯错误和人类罪恶的整个黑暗历史的责任。深刻的悲观主义永远都离启蒙乐观主义不远。事实上，它正好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如果知识的启蒙概念和进步的概念建立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基础上，那么这就是一种意味着开放、灵活、怀疑的普遍主义。

虽然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存在着走向自身反面的趋向，但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为解放计划提供了比后现代主义者所能设计的更有效的理论基础。进步的概念彰显了人类为了知识和思想的进步所作出的努力，这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不能达到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否定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性，理由是启蒙运动否认人类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群体的多样性；
然而这种以谋求解放、维护多样性为由而否定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性是自相矛盾、事与愿违的。我们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对反对压迫斗争多重性的正确态度是不应摒弃全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在鼎盛时期一直遵从这些价值观，不应放弃人类解放观”[9]13-14。因此，伍德强调，孔多塞在认真对待启蒙运动的解放逻辑上不具典型性，但它说明了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以及今天许多批评的空虚化，“即这一最典型的启蒙乐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例子也是最明确地抨击了今天批评人士认为启蒙运动是乐观主义的罪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帝国主义”[4]237。这也不是偶然或矛盾的，孔多塞的普遍性和他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他对平等的承诺以及对其他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尊重、对帝国主义的抨击的基础之上的。

伍德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点，解蔽了后现代主义与话语政治、启蒙运动等的关系，她将后现代主义批判同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对于否定非历史主义的解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都有着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既是一种哲学批判，也是一种社会批判，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诊断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从哲学批判的角度看，伍德首先将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变体，二者都有消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叙事的特点，因此，从这个哲学批判角度，伍德实际上想通过批判后现代主义来捍卫并重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从社会批判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反对普遍化、总体化、同一性、等级体系、本质论、基础论和表象论，肯定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非中心、零散化、不确定性、流动性等。虽然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总体性和革命的宏大叙事有着本质差异，但是这毕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反思，是力图超越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其实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总体异化的新的反思。虽然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股复杂的思潮，但是其涉及的理论问题对当代中国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信仰迷失、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其实都是后现代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种折射或反映，因此，当前进一步将对后现代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以及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资本扩张，但是没有出现所谓的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历史转变。伍德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 资本主义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不仅仅是就其全球化的发展而言, 也不仅仅是指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成分( 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最远的外围) 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运转, 而且其规律——包括积累、利润最大化、竞争等——已经渗透到了几乎人类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所有方面, 其方式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三十年前所不能比拟的”[15]。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使很多西方左派学者误认为资本主义还有很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是历史的终结，但是伍德指出，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不仅没有显示出其生命力和成功，反而使得其内在矛盾更加严重并扩张到全球。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并不代表出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期，也不能说是现代性的终结，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在当代新的发展变化。

第三，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碎片化的解构式的历史观，无法真正揭示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否定普遍真理和同一性，否定资本主义有某种起源，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某个历史节点存在，并且会自然发展。后现代主义还认为资本主义会永恒存在，任何社会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都不能实现，进而又否定历史的因果联系，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碎片化的存在，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在历史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否定结构就意味着主张无因果的历史，也就是否认存在可分析、可预测、可捉摸的历史发展，只有无序、不连贯、原因不明的历史变化。人类在历史发展面前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变成了消极被动的顺从客体”[16]。后现代主义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认识，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根本变化，传统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丧失意义，工人阶级也丧失了革命主体地位，必须到资本主义内部寻找反抗空间，这些反抗空间就包括话语、文本、身份政治和文化等，但是这种不诉诸于资本主义的总体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而强调某种话语政治、新社会运动的反抗途径是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批判和全面超越的。正如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和贝斯特(Steven Best)早已指出的，后现代理论拒斥总体化的宏观理论，认同微观理论。“后现代理论还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赞成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确定性。此外，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大多数现代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赞成被社会和语言非中心化了的破碎的主体”[17]。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无法找到批判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主体，陷入了理论的自戕中。

第四，后现代主义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但自身就是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的产物，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谬误。后现代主义一方面认为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没有普遍性，要彻底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由启蒙运动开创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后现代主义崇拜资本主义，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但认为要超越现代性的桎梏。后现代主义拒绝人类解放等宏大叙事，但是自身也是这种宏大叙事的体现。实际上，启蒙运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让人类认识到理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充分展示理性光芒的过程中会嵌入一些非理性的东西。“也许启蒙运动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既不是神，又不是从外面来巡视世界的卫兵，我们是从世界当中来说话的男男女女，必须鼓起勇气来争辩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18]。

伍德对后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这个时代的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向着“普遍的人类之善”方面发展，反而越来越显露出其非正义性和矛盾性。后现代主义妄图用话语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拒绝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变革，虽然迎合了部分西方左派学者的看法，但是这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话语体系最终只是一种僵化的教条主义，阻碍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伍德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与特点，但是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伍德虽然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是忽视了后现代主义内在的批判功能。后现代主义不断解构和批判传统的知识体系，具有非理性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特点，但是后现代主义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关注现代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等带来的人类发展危机，其勇于批判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反思资本主义发展命运、反思现代化过程的利弊，以及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正确与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19]。后现代主义看似拒绝宏大叙事，但是它以批判现代主义为核心，深刻反思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带来的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等问题，也揭示了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危机。

第二，伍德对于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等的关系并没有进行全面和准确的解释。在伍德的阐释中，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具有某种相同观点的思想流派，但是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涉及的理论主题更广泛，其本质上是西方社会思潮和文化形式的一部分，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5]1。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从其诞生之始就具有西方左派理论的特性，从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当代资本主义有着较为新颖的分析，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
而后现代性则兼具历史时期和思想风格的特点，同后现代主义具有紧密联系，但是更加侧重于思想观念层面的变化。“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觉醒中出现的一种理论视角，正如早些时候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它是反观自身并估价其力量和弱点的现代主义”[20]。因此，对于这些问题，伍德并没有进行详细地论述，这就导致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遮蔽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人的主体性、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关系问题等。

第三，伍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存在着重视文化价值观批判，忽视探索超越后现代主义的革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伍德依据其“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分离条件下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伍德揭示出后现代主义实质上走向了没落，但是她并没有从全球化角度，深刻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流变，也没有将批判后现代主义同探寻革命路径有机结合起来，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结果，也是资本逻辑全球空间扩张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反映，如果不深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生产模式中就无法揭示人的生存境遇和受资本宰制的现实，也无法探寻一条超越后现代主义的解放之路。

第四，伍德实际上并没有建构一个完整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伍德更多地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消极一面——预先排斥了批判的思想和解放性政治，后现代主义排斥了对我们的历史时期的系统性理解、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评和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已经沦为纯粹的教条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扭曲的形式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状态，伍德也试图澄清这种状态，并对其做出历史的解释，而且也试图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后现代主义所涉及的问题，但伍德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分析上，对于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土壤及其消解的具体路径并没有做出全面和准确的分析，这就弱化了其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作用，也就无法完成其强调的复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功能的历史重任。

总之，对伍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观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批判西方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凸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代价值，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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