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景观（HUL）视角下1949年后城市地标公共文化价值多维度识别*——以重庆为例

肖 竞 张晴晴 吕思维 杨亚林 曹 珂

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将城乡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到城乡建设发展动态过程中施行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拓展了我国城乡遗产对象的价值内涵与时空谱系[1]，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1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城市历史景观（HUL）的建议书》（下文简称《建议书》）中“广泛承认在社会、文化和经济进程中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空间对象的遗产价值”和“将历史城区的维护、管理及发展纳入地方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2]的理念相吻合，指明了当前我国城乡遗产保护工作以多元价值识别和文化活态传承为主旨的实践探索方向。在此背景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关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地段逐渐被纳入到体现中华文化连续文明进程的遗产时空谱系中，成为新时期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公共文化资产。为此，本文以1949年后我国城市标志性建筑、地段为研究对象，结合城市历史景观（HUL）关联性、整体性、历时性视角，建构城市地标公共价值的多维度识别框架，并以重庆市79处地标样本为例，解析其在相应历史时期中的属性特征和公共文化价值演变，以为我国1949年后建成的城乡遗产对象的价值识别与保护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城市地标”是城市中具有方向导引、形态统辖、价值象征、历史纪念等时空间标识意义的意象要素①[3]。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城市规划学者K·林奇、意大建筑师A·罗西和美国建筑评论家C·詹克斯分别在《城市意象》《城市建筑学》和《符号建筑》等著作中对“地标”的公共价值与文化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林奇将其作为主体认知城市意象的五要素之一，提出了基于认知地图分析的城市地标意象研究路径[4]；
罗西将其视作与城市“基质建筑”（matrix）相对应的空间要素，建构了基于原型分析的“类推性”（analogical）地标文脉研究方法[5]；
詹克斯将地标视作传递其建造者话语的符号表达，拓展出基于语言学分析的地标符号研究方向[6]。在此之后，国内外学者关于地标认知、设计、保护的相关研究基本围绕上述方向展开[7-12]。但受研究对象与学科视野局限，既有研究多从空间形态和建筑设计的本位视角出发，解析地标的建筑史学、美学特征，较少从更加广域、公共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思考地标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整体关联。为此，本文将城市地标视作一种城市历史景观，藉由城市历史景观关联性、整体性、历时性视角[13]，审视其除建筑本体美学与符号价值外，在见证、记录和影响城市社会变迁的公共文化层面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图1）。

1.1 关联性视角：从形态特征到多维价值

《建议书》将城市历史景观定义为“地域自然、经济、人文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景观产物”，认为构成城市结构的空间要素与城市经济社会背景之间存在广泛关联[2]。以此视角审视城市地标，除去美学与设计层面的形态范式意义外，其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多维属性亦承载着广泛的文化价值，梳理相应“特征要素”与“价值线索”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全面识别地标文化意义的关键。并且，此种“特征—价值”关联性分析不仅只局限于设计师赋予和使用者认知层面，还应涵盖更广泛的公共文化传播影响，由此便涉及地标价值认知的“整体性”研究。

1.2 整体性视角：从建筑本体到城市关系

《建议书》中提出了从与城市整体关系的角度认知要素特征、价值的遗产识别、评价原则[2]，拓展了就对象论对象的传统遗产价值认知思维。这一视角将遗产特征与价值识别视野从“对象本体”层面拓展到“对象与城市关系”的层面。相较普通建筑而言，城市地标与城市发展背景的价值关联更加广泛，故其特征要素、价值线索的梳理和识别，应从地标在城市整体空间、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意义与文化影响出发，剖析地标之于城市的公共文化价值。同时，该分析思路下，地标价值识别的空间尺度从建筑本体上升到城市整体层面，故其分析的时间跨度亦需相应拓展，进而涉及地标价值认知的“历时性”研究。

1.3 历时性视角：从静态范式到动态规律

最后，《建议书》中把城市历史景观视作各种城市营造观念与营建活动的层积产物[2]，由此形成了城市历史景观的“历时性”分析框架：从动态历时过程出发，通过对同一或同类景观对象不同时期特征、价值变化的比对分析，凝练其“层积规律”。对于城市地标公共文化价值的讨论而言，“历时性”视角无疑是与“整体性”视角相匹配的重要思维工具。唯有将城市庞大的物质与价值系统从时间维度线性展开才能准确辨识和把握各类要素对象在具体时空关系中的“相对特征”和“历史影响”[14]。因此，城市地标价值研究还须与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结合，从静态范式到动态过程，根据相应时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识别辨析地标特征、价值的流变规律。

基于关联性、整体性、历时性解析框架，本节进一步从特征识别要素、价值解析线索、演变分析阶段三方面建构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城市地标特征与公共价值的多维度识别方法（图1）。

图1 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城市地标研究维度、要素与方法Fig.1 landmark research dimension and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historical landscape

2.1 关联性视角下多维特征识别

传统地标特征研究聚焦于地标规模大小、形体轮廓、色彩材质、装饰风格等物质形态表征要素。然而，其在城市空间、功能、产权和文化系统中的区位特征、功能类别、权属关系和称谓方式也分别承载了相应时期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信息，可视作其特征识别的分析要素：第一，以中心、边缘、新区、旧城等与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位置关系判别个体地标的区位特征[14]；
通过核密度分析识别特定时期城市地标的整体分布特征。第二，以政治、商贸、文教、交通以及公营、私营、外资、股份等不同类别划分作为地标功能和权属特征识别因子。第三，从前述规模、形体、色彩、材质、装饰等方面对地标建筑进行常规形体特征识别；
从规制、有机、简雅、繁复等主题角度对地标形体特征进行表征属性识别和统计分析。第四，从具体表述和象征意象出发进行地标个案称谓特征识别；
从规训、生动、质朴、写实、写意等属性范畴对地标称谓的总体特征进行规律总结。

2.2 整体性视角下公共价值解析

2.3 历时性视角下演变过程梳理

最后，将对地标特征、价值的研究纳入城市衍化的整体时空框架中进行解析，则必然涉及对城市发展与地标演变的时段划分和相应时段要素特征的比对分析。在此方面，既有研究视域多局限于建筑史学层面的设计源流考证，以“生命周期法”②对地标建筑风格与价值衍化阶段进行划分[15-16]。基于本文研究分析逻辑，文章拟将城市历史纪年的客观时轴作为地标演变分析的时间界域，以城市宏观历史周期和大事件作为地标演变时段划定依据，将地标的衍化时轴、时距锚定于时代变化的广域坐标系统中，探寻其特征与意义流变。

根据前文建构理论、方法，本节以重庆市中心城区1949—2019年地标样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城市发展历史进程划分出西南大区、改革开放、直辖国际化、后城市化转型四个典型时段③，分阶段梳理城市发展与地标特征衍化规律（表1）。

表1 1949—2019年重庆城市地标不同时期建造主旨、特征类型与典型案例Tab.1 themes, types and typical samples of urban landmark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t various stages during 1949-2019

3.1 西南大区时期政治立场宣示（1949—1966年）

1949年，重庆解放，随即并入西南大区；
至1966年，均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军政委员会管理。在此阶段，城市建设围绕凝聚人心、维护邦交、树立自信等目标孕育出人民大礼堂、红岩革命纪念馆、苏军烈士墓、嘉陵江大桥等公共文化、纪念和工程类地标。第一，为纪念革命胜利、强化社会认同，完成了歌乐山烈士陵园、枇杷山红星亭、红岩革命纪念馆等革命纪念地标建设，并将“抗战胜利纪念碑”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第二，为宣示政府民主政治理念，建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大礼堂、大田湾体育场、山城电影院、西南博物院等群众文体活动场馆和民主议政会堂[17]。第三，为宣喻邦交友谊，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兴建了苏军烈士墓、和平公寓、友谊商店等外交公共建筑。第四，为奋进发展，先后建成了上清寺工业展览馆、鹅岭七孔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菜园坝火车站、朝天门港客运大楼等技术标准高、施工难度大的工程类地标。

3.2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助力（1978—1996年）

1966—1976年，重庆城市发展进入停滞期。之后，跟随国家改革开放大势开启时代发展新篇章，先后于1983、1992年成为全国计划单列市和首批沿江开放城市，进而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轨道，围绕招商引资、外贸管理、市场培育和资本融聚等目标建造了雾都宾馆、江北海关、大都会广场、工贸大厦等经贸属性鲜明的地标建筑。第一，建成会仙楼、雾都宾馆、扬子江假日饭店等涉外星级酒店，成为城市招商引资的公关名片。第二，建成江北机场、朝天门港运新楼、红旗河沟海关等区域交通与关贸管理地标，并在意大利援建下建成急救中心大楼，见证、加速了重庆对外开放的步伐。第三，相继建成朝天门、储奇门批发市场，重百新楼、大都会广场购物商城以及解放碑、观音桥步行商业街，全面促进了城市的商品经济活动。第四，建成大坪电信大楼、南坪工贸大厦、江北外经贸大厦等经贸办公大楼，促进了城市对外贸易的发展。

3.3 直辖国际化时期城市品牌营销（1997—2010年）

1997年，重庆“直辖”，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2010年，重庆两江新区设立，成为内陆首个国家级开发新区。城市战略格局的调整使重庆获得了更多资本关注与经济自宰权，进入到以巨型工程建设吸聚全球资本的城市营销时代[18]，建造出三峡博物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重庆大剧院等大型公共地标。第一，完成了朝天门广场、南山金鹰、红岩革命纪念馆新馆、一棵树观景台和奥体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园博园等重要工程，以响应重庆直辖、建党80周年等历史大事件和承接亚洲杯足球赛、APEC峰会、园博会等大型洲际会议。第二，斥巨资邀请国内外知名设计师与工程团队设计、建造了三峡博物馆、重庆大剧院、国泰艺术中心等大型公共文化建筑，以服务城市营销战略[19]。第三，建成了纽约纽约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喜来登国际酒店、时代天街等摩天楼、五星酒店和商业巨构建筑，完成了跨境资本的落地与汇集。此外，上述大型工程与资本地标也全面带动了江北新城、两江新区建设和渝中、南岸、大坪等片区的城市更新，成为重庆城市空间拓展与重构的重要触媒和引擎。

3.4 后城市化时期流量孵化促引（2010—2019年）

进入2010年，随着扩张性空间生产逐渐达到增长极限，重庆城市建设转向以存量更新为基调的“后城市化时期”。同时，我国迈入移动互联时代④。在此背景下，虚实空间相结合的“流量生产”成为重庆城市空间生产的新范式，鹅岭文创园、南之山书店、华生园蛋糕城堡、李子坝轻轨站等网红地标随之被推送到大众视野中[20]。第一，罗中立美术馆、南之山书店Origin等先锋文旅建筑与鹅岭贰厂文创园、远山有窑、法国水师兵营等由老旧厂房、工坊、历史建筑更新而来的创意时尚空间被打造为网络时代城市的“营销IP”。第二，洋人街、重庆天地、民国街、华生园蛋糕城堡等参照异域、地域、年代、奇幻经典原型复刻的“幕景式地标”成为空间生产者为特定粉丝群体订制的“场景商品”。第三，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站、皇冠扶梯等淹没于本地人熟识但却潜藏城市形态基因的地域景观则经由新媒体的发掘、推介，成为大众文娱的“解构素材”，升级为城市“注意力经济”促长的“新兴地标”。

在完成基本空间事实梳理的基础上，本节进一步结合前述研究框架提出的特征、价值要素，对不同时期重庆城市地标的特征与价值流变进行解析。

根据 Ari（2005）［12］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本文将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划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4.1 区位变化与目标导向转换

1949—2019年，重庆新增地标分布呈现出从旧城、新区、新城到新旧城区交错的变化规律，反映出城市不同时期的差异化发展导向。第一，“一五”“二五”期间，大型公共与工程类地标集中建设于渝中区两路口、上清寺和江北、大石杨、沙坪坝等组团，体现了彼时城市发展的“大分散、小集中”原则。第二，改革开放后，星级涉外酒店与办公金融地标陆续在解放碑、两路口和观音桥、南坪、石桥铺等城市组团中心建成，反映出城市组团发展与新区拓建相结合的思路。第三，直辖国际化时期，环球金融中心、国金中心、重庆大剧院、园博园、悦来会议中心分别在解放碑、江北嘴CBD和“两江四岸”滨江地段建成，成为带动城市新区拓展的引擎，映射出城市的扩张态势。第四，后城市化时期，时尚地标、商业综合体散布于新、旧城区，反映出城市“包容更新”的多元发展导向（图2）。

图2 1949—2019年重庆城市地标区位分布变化Fig.2 location changes of urban landmark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t various stages during 1949-2019

4.2 类属变化与权力话语更迭

功能与权属方面，重庆地标的特征变化呈现出城市建设从行政话语到市场话语、资本话语，再到网络话语的权力机制变迁轨迹。第一，西南大区时期，以公共服务、公共纪念与市政工程类建筑为主，主要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决策、拨款建造[17]，体现出政府意志的主导。第二，改革开放后，以商贸、接待和金融类建筑为代表，产权与运营关系出现中外合资与公私合营成分，反映出市场力量的发育。第三，直辖后，以大型文体场馆和摩天楼为演变方向，建造运营主体转变为政府平台公司和境内外资本财团，反映出官僚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对城市建设的全面宰制。第四，后城市化时期，网红地标与巨构建筑交相辉映，反映出后现代空间生产格局中多元资本力量的博弈竞争与利益平衡（表2）。

表2 1949—2019年重庆城市地标功能类别、权属及其关联信息演化Tab.2 the category，ownership and related informations of urban landmark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t various stages during 1949-2019

4.3 形态变化与审美风尚流变

形态方面，四阶段重庆地标在建筑构形、规模、高度、装饰与材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图3-4），响应和影响着相应时期社会的审美风尚。第一，西南大区时期，人民大礼堂、红星亭、文化宫（大门和电影院）、山城电影院立面构图均衡对称、高宽比例厚重端庄，以苏式柱廊、琉璃瓦顶为装饰，形体塑造手法融合了新民族风格与苏式古典风格，折射出质朴敦厚的民族审美取向和激昂奋进的社会主义时代审美风尚。第二，改革开放时期，汇仙楼宾馆、扬子江饭店、工贸大厦、急救中心通过建筑体量收分塑造形体美感，体现了现代主义极简、纯粹的审美逻辑；
同时，旋转餐厅、钟面装饰、单元韵律重复等典型要素与形体语汇则展示出消费文化、时间观念、个体意识等市场经济价值观影响下的审美逻辑。第三，国际接轨期，国泰艺术中心、重庆大剧院依托现代建造技术完成对山城意象的抽象表达，反映出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审美潮流；
同时，摩天楼地标中广泛应用的玻璃幕墙与自由曲面也体现了“权力透明性”与“资本流动性”的价值隐喻。第四，后城市化时期，鹅岭文创园、华生园蛋糕城堡、罗中立美术馆等地标在形体塑造上采取元素拼贴与符号堆砌方式，反映出城市公共审美的“新、奇、异、趣”导向和为迎合网络传播的空间审美“平面化”趋势。

图3 1949—2019年重庆城市地标规模与高度变化分析Fig.3 volume and height changes of urban landmark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t various stages during 1949-2019

4.4 称谓变化与社会思潮演替

最后，1949—2019年重庆地标命名方式的阶段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时期城市社会思潮的演替（表3）。第一，西南大区时期，宫、馆、碑、堂等古典称谓与人民、劳动、和平、友谊等政治语汇的结合，反映出“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相融合的文化思潮⑤。第二，改革开放时期，雾都、三峡、会仙楼、扬子江等地域人文景观意象与大都会、金巴黎等时尚舶来词汇成为地标常用命名题材，反映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力量博弈。第三，直辖国际化时期，龙湖地产的“天街”系列与喜来登、希尔顿等国际酒店品牌成为民众观念中的地标代名词，反映出城市空间生产的品牌意识觉醒。同时，大剧院、国泰艺术中心、一棵树观景台、来福士广场被唤作“大坦克、筷子楼、陀螺楼、变形金刚”等坊间昵称，则反映出国际化营销与民众日常生活脱节，以及精英文化与大众审美的认知鸿沟加剧。第四，后城市化时期，远山有窑、重庆天地、山鬼、原美术馆、喜蓝台、北仓、南之山书店Origin等地标命名方式分别体现出印象派、解构主义、超现实、极简主义、达达主义、朋克、拼贴等个性化特征，反映出网络时代多元分异的文化价值导向。

表3 1949—2019年重庆城市地标称谓与社会思潮变化Tab.3 appellation and social attitudes changes of urban landmark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in various stages during 1949-2019

图4 1949—2019年重庆城市地标形态特征演变Fig.4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mark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at various stages during 1949-2019

在我国城乡遗产类型与时空谱系拓展的背景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关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地段是中华文化连续文明传承见证的重要载体，对相关时期城市地标特征及其公共文化价值的识别研究对我国城乡遗产保护传承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城市地标作为城市历史景观（HUL）构成要素，基于对地标多维度特征演变的关联分析，解读其公共文化价值，主要研究贡献如下。第一，基于城市历史景观关联性、整体性、历时性视角，结合城市地标意象、文脉、符号研究三大源流，拓展了城市地标研究的理论内容，将聚焦地标本体及其形态特征的传统研究范畴拓展至查考地标与城市发展关联关系的公共文化价值研究领域，并以历时过程思维优化了静态范式思维，建立了更加广域和多维的城市地标研究理论框架。第二，基于地标与城市的广泛关联，提出了区位关系、功能权属、形态特征、称谓方式四重特征分析维度和目标导向、权力话语、审美风尚、社会思潮四项价值解析线索，并建构出基于年代断代研究的城市地标多维特征与公共文化意义演变规律分析方法。第三，以重庆1949—2019年79处城市地标样本为研究对象，以西南大区、改革开放、直辖国际化、后城市化时期为分析时段，分时段、分要素解析了重庆地标多维特征与公共价值的演变过程，揭示出上述阶段重庆乃至全国城市建设与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内在关联逻辑。相关分析结论与方法可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优秀历史建筑的普查筛选与保护实践提供判别、指导依据和为我国当代城市建成环境文脉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注释：

① 在城市建成环境中, 自然景观、建构筑物或人文雕塑均可视作“城市地标”。本文研究主要以与城市发展建设活动关联密切的“人工地标”为研究对象, 围绕其与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关系展开讨论。

② “生命周期法”即以生命生、长、盛、衰周期作为演变时段划分依据的方法。此种方法在时段划定上具有主观性, 适用于分析对象衍化周期较长和形态活性较低的情况（如历史城镇）。

③ 在通过问卷调查、文献梳理、专家咨询等手段综合梳理获得文章研究的79处样本地标基础上, 对各地标建设（改建）年代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上述四阶段划分结果。

④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调查报告, 2014年中国手机网民达到5.27亿, 首次超越传统PC网民规模, 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⑤ “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是斯大林1925年提出的苏联文艺创作方针。即以无产阶级文化、大众精神风貌为创作主题, 以地域、民族手法为表现形式。上述思想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被我国广泛借鉴、运用到城市建设与文化生活的各领域。

图片来源：

图1-4：作者绘制

表1-3：作者绘制

猜你喜欢 重庆特征价值 根据方程特征选解法中学生数理化·中考版(2022年9期)2022-10-25重庆客APP环球人文地理(2022年8期)2022-09-21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与数字特征中学生数理化(高中版.高考数学)(2022年3期)2022-04-26重庆人为什么爱吃花意林·全彩Color(2019年11期)2019-12-30不忠诚的四个特征当代陕西(2019年10期)2019-06-03视觉重庆城市地理(2016年12期)2017-11-03在这里看重庆今日重庆(2017年5期)2017-07-05一粒米的价值文理导航·科普童话(2016年7期)2017-02-04“给”的价值小天使·四年级语数英综合(2016年11期)2016-11-29小黑羊的价值学苑创造·A版(2009年6期)2009-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