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青在唐至清代社会变迁中的功用和影响

⊙聂传平

海东青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且颇具神秘色彩的名贵猎鹰，在民族史和辽金史等研究领域受到较高的关注。学界对海东青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偏于探究海东青的自然属性，如海东青的种属、产地与分布等；
①参见张嘉鼎：《关于海东青》，《满族研究》1987 年第3 期；
徐学良、谷风：《海东青的分布与产地》，《黑河学刊》1988 年第1期；
张守生：《海东青考》，《理论观察》1996 年第5 期；
李璐璐：《海东青探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 年第4 期；
徐学良：《海东青是什么鸟》，《大自然》1994 年第4 期；
谭邦杰：《也谈海东青 兼话鹰雕隼》，《大自然》1994 年第6 期。二是以探讨海东青的社会属性为主，如讨论海东青在辽、宋、金三朝政局变动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北方游猎文化中的功用等。②参见王颋：《辽金元猎鹰“海东青”考》，《文史》2001 年第1 辑；
彭善国：《辽金元时期的海东青及猎鹰》，《北方文物》2002年第4 期；
夏连保：《海东青与辽宋金时期的社会政治》，《辽金史论集》第10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
聂传平：《海东青与辽灭金兴——以“鹰路斗争”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2014 年总第15 辑。本文拟结合海东青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考察唐至清代海东青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用，及其对人类社会变迁产生的微妙影响。

中国古代东北族群具有相当悠久的驯养猎鹰海东青的历史，只是囿于文献记载匮乏，具体起于何时则不得其详。唐代开元年间，史籍中出现关于东北族群向唐廷进贡“白鹰”的记载，玄宗朝宰相苏颋《双白鹰赞》曰：“开元乙卯岁（715 年），东夷君长自肃慎、扶余而贡白鹰一双，其一重三斤有四两，其一重三斤有二两，皆皓如练色，斑若彩章，积雪全映，飞花碎点，所谓金气之英，瑶光之精，高髻伟臆，长距秀颈，奋发而锐，坚刚则厉，摩天绝海，电击飚逝……实稀代之尤也。”③苏颋：《双白鹰赞》，《全唐文》卷256，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2594 页。从“白鹰”的体重、体色、神态及飞行姿态来看，均与后世所称的“海东青”（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矛隼”）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因而被有关学者认为是海东青。①参见彭善国：《辽金元时期的海东青及猎鹰》，《北方文物》2002 年第4 期。但由于是初次来贡，当时尚未有“海东青”之名，唐朝人依据该猎鹰的体色而直观地将其命名为“白鹰”。至于文中提及的“肃慎、扶余”则非实指，而是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东北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两个古老族群，隋唐时期已不见于史籍记载。《双白鹰赞》中所提及的“肃慎、扶余”应是以古代今，代指当时居于肃慎、扶余故地被认为是肃慎后裔的靺鞨人。

此次向唐廷进贡“白鹰”者极有可能是靺鞨的一支——粟末靺鞨。粟末靺鞨是靺鞨诸部中分布最南者，曾一度臣附于高句丽。总章元年（668 年）唐灭高句丽后，迁粟末靺鞨于营州（今辽宁朝阳市）。万岁通天元年（696 年），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趁“营州之乱”率部东奔，脱离唐朝控制。圣历元年（698 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建立政权，曾一度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并在天门岭之战中大败唐军。但根基尚浅的粟末靺鞨无力长期与唐朝为敌，故在神龙元年（705 年）接受唐廷招抚，大祚荣遣子入侍，表示臣服。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册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粟末靺鞨之名由是逐渐被“渤海国”（史书中有时也称“渤海靺鞨”）所取代。渤海国成为唐朝承认的属国，为了维系宗藩关系，“自是每岁遣使朝贡”。②《旧唐书》卷199《北狄·渤海靺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5360 页。据史书记载，仅在玄宗朝渤海国就向唐廷“朝献者二十九”。③《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6181 页。

在渤海国向唐廷进贡的方物中，“白鹰”应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新唐书》载：黑水靺鞨“土多貂鼠、白兔、白鹰”。④《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6178 页。虽仅言黑水靺鞨产“白鹰”，但与之毗邻且自然环境类似的粟末（渤海）靺鞨，应该也会产“白鹰”。有学者据《册府元龟》统计，仅开元十年（722 年）至元和十年（815 年）的90 余年间，渤海国贡鹰鹘于唐廷就有十多次。⑤魏国忠、朱国忱等：《渤海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390 页。靺鞨部落以出产“白鹰”闻名，是由于其向唐廷进贡“白鹰”而被载于史册的缘故。在“海东青”一名产生之前，“白鹰”是包括渤海国在内的靺鞨诸部向唐廷所贡驯化之矛隼的代称。

逮至唐末，因渤海国锐意学习中原文化和制度，文教渐盛，遂有“海东盛国”之誉称，贡自渤海国的物产则可被称作“海东物产”。矛隼的羽色有白色、杂色、青灰色等，在其分布纬度相对较低的中国东北地区以青灰色较为常见。因为中国古代向有将白色珍稀物种视作祥瑞的文化心理，而为迎合这种文化心理，渤海国在早期进贡中会有意识地选择数量稀少的白色矛隼（即唐代文献所称的“白鹰”），但随着进贡次数的增多，不可避免地会有青灰色即所谓“本色”的矛隼被进贡而来。中国古人常将隼科隼属猛禽称作“鹘”，因而在唐末，贡自“海东盛国”渤海国的驯化之矛隼遂被称为“海东青鹘”。⑥参见聂传平：《“海东青”之“海东”辨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 年3 月12 日，第6 版（《新华文摘》2020 年第12 期全文转载）。只是由于唐末战乱频仍，各类官私文献屡遭兵火所毁，记载“海东青鹘”一名的史籍随之湮没无闻。不过，产生于唐末的“海东青鹘”之名被辽代官方文献所承袭，《辽史》中出现的“海东青”均记作“海东青鹘”。而在宋代文献中，“海东青鹘”一名则演化为富有文学色彩、后世常用的“海东青”。

辽朝（契丹）崛起后，以海东青为贡品的朝贡格局发生变化。天赞五年（926 年），辽朝灭渤海国，并将渤海国大部分民众迁往辽朝内地，曾附属于渤海国的黑水靺鞨后裔——女真人也面临着被辽朝征服的困境。为寻求奥援，女真人在乾德元年（963 年）遣使向北宋“献海东青名鹰”，①《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5 页。但其后双方交往被辽朝武力所阻，女真诸部不得不归附于辽朝。②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728 页。女真诸部归附于辽后，海东青成为其向辽朝进贡的重要贡品。由于海东青矫捷俊健且数量稀少，深得辽朝皇帝的宠爱，成为御用猎鹰，普通官民不得畜养。如清宁七年（1061 年），辽道宗就曾下令“禁吏民畜海东青鹘”。③《辽史》卷21《道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258 页。畜养海东青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除辽朝皇帝和个别宠臣外，其他官民是被禁止畜养海东青的。

海东青不仅成为不同政权（或民族）之间政治交往的一条纽带，甚至在朝代更迭中发挥了助推剂的作用。因辽朝本土并不产海东青，辽朝皇帝为了获取海东青，故而迫使女真诸部进贡，进贡海东青也因此成为确立辽与女真服属关系的一个标志。女真诸部在进贡海东青及其他方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连接女真诸部与辽朝本土的重要交通通道——“鹰路”，辽朝亦借助鹰路羁縻沿途女真诸部。而位于鹰路交通要津的生女真完颜部依托有利的交通位置，以维持鹰路畅通为名获取辽朝扶植，成为辽朝在鹰路沿线的代理人，并以讨叛伐逆的名义逐渐统一了生女真诸部。④参见《金史》卷1《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5—6 页。羽翼渐丰的完颜部不甘再做辽朝的附庸，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巧妙地利用辽朝征索海东青为口实，将海东青塑造成辽朝压迫女真人的象征，以此进行反辽政治宣传，将原本分散的女真诸部聚拢起来，进而实现由辽朝扶植下的附庸到反辽领导者的身份转变。⑤参见聂传平：《海东青与辽灭金兴——以“鹰路斗争”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2014 年总第15 辑。最终在完颜部统领之下，女真人建立金朝，灭亡辽朝。辽朝的灭亡虽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因征索海东青所致，但海东青在女真完颜部崛起、整合女真诸部势力以及寻求反辽口实等方面发挥了微妙而不可低估的作用。

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本身就有驯养海东青的传统，因而其获取海东青与其他政权相比要更加便利。金朝在其早期都城会宁府所在的上京路按出虎水（今黑龙江阿什河）侧“有云锦亭，有临漪亭，为笼鹰之所”，⑥《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551 页。云锦亭和临漪亭应是驯养周边地区上贡的猎鹰（包括海东青）之所。《元史·地理志》载：海东青飞至努尔干后“土人罗之，以为土贡”。⑦《元史》卷59《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1400 页。元代法律规定，流放到东北边地的犯人，如果能够获海东青（进献给朝廷），“即动公文传驲而归，其罪赎矣”。⑧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234 页。明代成化元年（1465 年），抚控女真部落、治所在今黑龙江省富锦县西古城的弗提卫曾向明廷“进海青”。⑨查继佐：《明史（罪惟录）》帝纪卷之九《宪宗纯皇帝》，倪志云、刘天路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14 年，第161 页。清朝建立者满洲人作为女真人后裔，历来有驯养海东青的传统，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将进贡海东青制度化，“打鹰，流人役也。人岁输二鹰，以海青、秋黄为最。贡无定数，多不踰二十，常倍备之，以防道毙。艾浑、墨尔根各三十架，送卜魁将军汇选之”，⑩方式济：《龙沙纪略》，《龙江三纪》，董惠敏标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207 页。对贡鹰的数量与品类均有规定和要求。

要之，唐至清代历朝均有关于东北族群（或地方政权）贡海东青的记载，海东青亦成为中央王朝与东北族群（或地方政权）政治交往乃至建立宗藩关系的媒介物。总的来看，辽、金、元、清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海东青需求量大，海东青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持续的“土贡”。而对于宋、明等内地汉人所建王朝而言，海东青则不是急需品，关于海东青的进贡并不稳定，次数与数量均较为有限。

作为猎鹰，海东青何以成为一种深受历代帝王青睐的重要贡品？原因即在于海东青非寻常猎鹰可比，它是一种“俊健”异常且相对稀有的猎鹰名品。人类驯养猎鹰是因为其有用性，而猎鹰对人类而言最直接的用处就是可以辅助狩猎。海东青作为一类猛禽，十分善于猎捕其他飞禽以及小型兽类，经过人类驯养之后，可以成为人类狩猎的好助手。

古代东北地区的族群驯养海东青是为了辅助狩猎，只不过史书中并不会记载普通民众利用海东青狩猎的情形。而作为特殊贡品，海东青受到历朝皇帝珍视，在皇家狩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功用。唐玄宗时，渤海国开始向唐廷进贡“白鹰”（海东青），而唐玄宗本人酷爱驰马射猎，“白鹰”也受到玄宗特殊的“宠爱”。开元四年（716 年），源乾曜为京兆尹时，有一只“白鹰”（从玄宗的重视程度来看，此“白鹰”很可能就是此前一年苏颋所言的“东夷君长”进贡之“白鹰”）在纵放时不知所踪，唐玄宗督责京兆官员收捕，然而在野外发现它时，已经挂树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后由源乾曜面奏“失旨之罪”，方免于玄宗责罚。①《旧唐书》卷98《源乾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3071 页。此外，玄宗朝诗人郑繇、李白分别作有《失白鹰》《观放白鹰二首》等以“白鹰”为题材的诗篇，应是作者作为侍从文人在目睹了皇家狩猎时使用“白鹰”而作的应制诗。

而在辽代，海东青更是皇家狩猎中不可或缺的御用猎鹰。辽代的统治者——契丹族崛起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大漠之间，自然环境决定了其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经济生产形态。如《辽史·营卫志中》载：“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②《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373 页。在长期游牧与狩猎的生产活动基础上，形成了独具草原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四时捺钵”制度。辽朝皇帝一年的活动始于“春捺钵”，辽代前期春捺钵的地点主要是在南京（今北京）附近的延芳淀（今北京通县）。每值春季，辽朝皇帝都要带领大批臣僚、侍从、斡鲁朵户等到此进行春捺钵活动，而春捺钵中的重头戏就是纵海东青捕鹅雁。《辽史·地理志四》记载：

漷阴县。本汉泉山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鹘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③《辽史》卷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496 页。

海东青是春捺钵中捕猎天鹅的“主角”，捕天鹅时须由辽朝皇帝亲自纵放，海东青擒下天鹅时，会得到天鹅脑作为奖赏。辽代后期，为加强对叛服无常的女真诸部的控制，春捺钵地点改在长春州（今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塔虎城）附近的鸭子河泺，该地区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各类水禽，十分适宜渔猎。

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网钩，春尽乃还。①《辽史》卷32《营卫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373—374 页。

这段出自《辽史·营卫志中》的记载，颇为细致地描述了春捺钵时海东青捕鹅雁的情景。在春捺钵中海东青捕下头鹅是一件备受瞩目的事，辽朝皇帝要亲自以头鹅“荐庙”，而且还要举行盛大的“头鹅宴”，君臣欢饮，相互致贺语，随从人员也会得到赏赐。可以说，辽朝君臣的这种欢愉很大程度上是由海东青带来的。辽朝君臣之所以热衷于使用海东青捕天鹅，是因为海东青体型虽不大，但是具有极强的飞翔能力和捕猎技巧，善于从高空俯冲而下擒捕天鹅。《日下旧闻考》引《燕山丛录》曰：“海东青大仅如鹊，既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歘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鹅惊鸣，相持殒地。”②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110《京畿·通州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1837 页。这种以小制大、由高空俯冲捕猎的刺激场面十分具有观赏性，成为辽朝君臣乐此不疲的一项娱乐活动。正是因为海东青矫健善猎的特性，使其成为皇家狩猎的御用猎鹰，在春捺钵捕猎时须由皇帝亲自纵放，具有很强的仪式感。

女真完颜部起自山林，建金代辽后，亦承袭了辽代皇帝春水行猎的传统。由于驯养海东青是女真人的传统，金代皇帝狩猎时自然也离不开海东青。金代著名文士赵秉文常侍从皇帝狩猎，作《春水行》一诗曰：“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径延十里风毛腥。”③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3《春水行》，孙德华点校，北京：科学出版社，第56 页。该诗生动再现了金朝皇帝使用海东青狩猎的场景。元代蒙古族作为草原民族更是酷爱射猎打围，元朝皇帝常率大批亲贵、侍从，携海东青等猎鹰出猎。据学者考证，著名的宫廷画《元世祖出猎图》中，狩猎骑士手中所擎猎鹰即为海东青。④参见陈晓伟：《海青擒天鹅：北族行国政治的图像学研究》，《美术研究》2015 年第3 期。《马可波罗行纪》则称元世祖行猎时，“携最良之海（东）青十二头”，发现猎物时，“取其最宠之海青放之。此鸟数捕物于大汗前，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⑤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233 页。女真后裔满族人延续了其祖先使用海东青狩猎的传统。满清皇帝在狩猎时，海东青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猎鹰，康熙皇帝曾赋诗夸赞海东青的优异特性，诗曰：“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⑥故宫博物院编：《皇清文颖》卷首五《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海东青》，《故宫珍本集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172 页。

海东青因体态“神俊”，并具有高超的飞翔能力和捕猎技巧，被文人誉为“羽中之虎”。⑦白珽《续演雅十诗》（《湛渊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曰：“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后世文人多用“羽中虎”“羽中之虎”代指海东青。作为最优异的猎鹰，自然应由最具权势的帝王使用，因之海东青被赋予尊宠的地位，成为皇家的御用猎鹰。

海东青是猎鹰中的名品，十分珍稀、名贵，那么海东青是如何由自然界的猛禽——矛隼，变为人类的猎鹰——海东青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海东青是如何被捕获和驯养的。

需要说明的是，海东青虽是矛隼，但并不能简单地将矛隼等同于海东青。海东青是中国古代先民活动范围内观察到并猎捕和驯养的矛隼，而非自然状态下分布的野生矛隼。关于古人如何猎捕海东青，早期文献记载较为疏略笼统。如《东都事略》卷一二四《契丹附录》载“女真有俊禽，曰海东青……（延禧）喜此二禽善捕天鹅，命女真国人过海，诣深山穷谷搜取以献”，①王称：《东都事略》，《中国野史集成》第7 册，巴蜀书社影印光绪淮南书局刊本，1993 年，第478 页。是指女真人渡海之后到深山穷谷“搜取”而来，至于如何搜取则不得其详。而《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云“海东青者，出五国……（辽朝）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余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②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20—21 页。则称是到海东青的巢穴中捕获的，若从“巢穴”捕捉则很可能是幼鸟。但是上述记载均出于南宋文人之手，而南宋统治区域内并不产海东青，南宋文人大抵无缘接触海东青，他们对于海东青的记述均应得自传闻，具有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的成分，因而上述关于猎捕海东青方式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

《辽史·萧乐音奴传》记载：辽兴宗时，贵族萧乐音奴“监障海东青鹘，获白花者十三，赐榾柮犀并玉吐鹘”。③《辽史》卷96《萧乐音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1402 页。萧乐音奴获取海东青的方式是“障”，“障”有遮蔽之义，此处可引申为以网遮蔽。也就是说，萧乐音奴是通过监督部属用网捕获海东青的，萧乐音奴所辖负责捕捉海东青的部属则很可能来自于稍瓦部。辽初，统治者“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稍瓦石烈。‘稍瓦’，鹰坊也，居辽水东，掌罗捕飞鸟。圣宗以户口蕃息置部”。④《辽史》卷33《营卫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389 页。稍瓦部的职责即为 “罗捕飞鸟”，其中“罗”是指“张网捕捉”，可见稍瓦部应是用网捕捉可用于驯化为猎鹰的猛禽，而深受辽朝皇帝青睐的海东青自然也包括在内。只不过稍瓦部需要到生女真境内捕猎海东青，由此引发了辽与女真的纠纷与冲突。

后世文献提供了关于捕猎海东青的更详实记载。如清代康熙时人杨宾所撰《柳边记略》载：清政府在辽东宁古塔设有鹰把式十八名，每年十月后捕鹰（“打鹰”），以得海东青为主。鹰把式在实践中掌握了相当专业的捕鹰技术，“凡鹰生山谷林樾间，率有常处。善打鹰者，以物为记，岁岁往，无不遇。视其出入之所，系长绳，张大网，昼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则惊去”。⑤杨宾：《柳边纪略》卷3，《龙江三纪》，周诚望标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90—91 页。此则史料对于捕鹰（海东青）方式的记载较详，因撰者杨宾之父犯事流徙宁古塔，杨宾侍父而往，采访当地风土人情，据其所见所闻而著《柳边纪略》，故其文有较强的纪实性和可信性。鹰把式即专业捕鹰人，其捕捉海东青的时间是在每年10 月，在海东青经常栖息的山谷、密林中，据其行踪暗地张一只大网，鹰把式则昼夜潜伏在“草莽中”，待海东青进入埋伏时以网捕之。

捕捉海东青不易，驯养亦难。海东青性猛鸷、善飞翔，欲使其驯顺地服从人类指令，则需一番十分用心而细致的驯养。捕鹰之后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熬鹰”，即先将海东青关在室内，并拴住其足，为了防止磨坏海东青的脚爪，要在上面垫一层软皮，其间不给海东青饮食，不让其睡眠，并给其带上笼帽、蒙住眼睛，这就是俗称的“熬鹰”，五七天可熬掉海东青的野性。⑥参见张守生：《海东青考》，《理论观察》1996 年第5 期；
李露露：《海东青探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 年第4 期。“熬鹰”以后是驯育阶段。海东青喜冷畏热，因而常使海东青立在大玉石上栖息，以降温而保持爪冷，而不至于得病。冬寒之时，则使海东青站立在金丝刺绣的“香墩”上，夜晚减少其睡眠。海东青替毛时，通过观察它的“粪条”，并依据鹰体“肥瘠”，以增加或减少海东青的进食。在室内驯熟之后再转至室外，通过“跑绳”“过拳”“蹲杠”等环节，使其能够服从人类指挥而擒捕猎物，经过这些环节后，驯养海东青即告成功，“若欲纵放，则解而纵之。横飞而直上，可薄云霄”。①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234 页。

唐以降，历代王朝多设有管理和养护海东青的专职机构。唐代设五坊，分别为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负责驯养各类鹰犬，“以供时狩”。②《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1218 页。显然，东北族群进贡而来的海东青归五坊管理和养护，只是难以确定具体归于鹰坊还是鹘坊。辽、宋因袭唐制，亦设有管理鹰犬的五坊。辽代负责掌管海东青的机构很可能是五坊中的子机构——鹰坊。大康元年（1075 年），辽道宗在大鱼泺因用海东青捕获天鹅，“加鹰坊使耶律杨六为工部尚书”。③《辽史》卷23《道宗本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276 页。金代殿前都点检司下设子机构——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④《金史》卷56《百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1256 页。而五坊则未见相关记载，可能唐、宋、辽时期五坊的大部分职能在金代已被其原来的子机构鹰坊所取代。其后，元、明、清各朝也都设有鹰坊，虽具体名称或有不同，⑤如元武宗曾将鹰坊改为“仁虞院”，明代则称之为“鹰坊司”。但其职能都是掌管和养护海东青等各类猎鹰。

海东青之野生种——矛隼在中国境内是一种冬候鸟，即在每年秋末从北极附近迁徙到中国东北地区过冬，春季返回北极地区，其栖息于中国境内的种群数量本身就比较有限。东北族群在历史上对海东青的长期猎捕、驯养和进贡，不可避免地会对海东青种群延续造成不利影响，在猎捕、驯养以及使用海东青狩猎时均可能造成海东青受伤或死亡。加之清末东北解禁后移民大量涌入后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以及近代沙俄侵吞大片中国东北领土等因素影响，矛隼在中国境内的种群数量与栖息范围均呈萎缩趋势。清季徐宗亮之《黑龙江述略》记载：“旧贡尚有海东青一种，为打鹰流人供役，岁由将军选进，今无之，不知何时奉旨饬停也。”⑥徐宗亮等：《黑龙江述略（外六种）》卷4《贡赋》，李兴盛、张杰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53 页。“奉旨饬停”的原因可能源于进贡海东青越来越难以持续。而停贡海东青则会使东北族群捕捉、驯养海东青的需求大大减弱，从而加速了驯养海东青习俗的衰败。

海东青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名贵、最负盛名的猎鹰，因东北族群向中原王朝进贡而始见于史书记载。作为一种独特的贡品，海东青成为不同政权间交往的媒介物，宗主国与藩属国借助朝贡海东青确立双方的服属关系。海东青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作为名贵贡品受到历朝皇帝的珍视，并成为皇家狩猎中的御用猎鹰，使用海东青狩猎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辽金鼎革之际，生女真完颜部之所以能够以抗征海东青的名义反辽、灭辽，是因为完颜部首领刻意将海东青“打扮”成辽朝压迫女真的象征物。由于海东青生物特性及其对生存环境较高的要求，对海东青的捕捉与驯养都殊为不易，这也对海东青种群的延续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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