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希望的可能——双雪涛小说中的死亡书写
时间：2023-02-15 16:5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懿潼/文
对“死亡”主题的书写是文学的传统，也是文学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双雪涛作为极具个人特色的80后作家，他笔下所呈现的死亡具有独特性。他在叙事中反复出现对“生与死”问题的描写，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一代人面对生活困境的绝望感，以及个体在时代的浪潮之下丧失理想的悲剧事实。本文以双雪涛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试从生理死亡、精神信仰崩塌、及死后的新生三个层面对双雪涛笔下的死亡书写进行探讨。
黄平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一文中，将“新东北作家群”定义为“概指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一批近年来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1]”这批青年作家的崛起，不仅仅代表着“东北文学”的变化，同时也是80后文学的革新与突破。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死亡”是人们不可逃离的必然性结局，从早期的《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猎人》，双雪涛用一个个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与对“生与死”问题的不断思索。他不仅将目光聚焦在人的生理性死亡的悲剧场面上，更是关注人的精神层面，将理想、愿望、诗意的消逝纳入表现“死亡”的书写范围之中，力求全方位地探讨“被压抑”“被遗忘”的人生困境。但双雪涛并没有止步于死亡本身，而是进一步思考死亡带给他者的意义，即死后的新生与救赎。
死亡是双雪涛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命题，无论是以还原凶案为内容的小说，还是记录普通往事，或是带有传奇性质的短篇小说都伴随着人物的死亡离场。但是，他在作品中对于死亡的呈现很少直接描写血腥惨烈的场面，或是运用大段的追忆与抒情，而是用接近于“零度叙事”的写法表达出作者对于人性生存的哲学思考。作为叙述主体的“我”，对死亡悲剧的发生时常表现出漠然的态度。
这种写法在短篇小说《剧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剧场》一文里，主人公“我”作为一名刚毕业不久，屈居于麻木平淡生活里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片迷茫的人生荒原之中，这使得“我”在讲述自己的回忆时，常常带着漠然的态度。在这种“零度叙事”的模式下，“我”在讲述父母住处“筒子楼”起火，烧死十二人，重伤十人的悲剧时，也只是冷静地道来。“我”甚至还能通过想象去还原当时的情景，来描述给读者听，对于父亲母亲在火灾里逃生情景的叙述“两人最终没有被困在屋内，而是从四楼翻下，在紧要关头，他们离弃了住所，在空中飞了一会，我的父亲手里还拿着我母亲的老花镜。[1]”“我”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仅仅是惊异而再无其他。
在对待陌生人、邻居、亲戚甚至是父母的死亡时，叙述主体的“我”通常不是第一现场的目睹者，而是通过记忆去追溯和还原，将叙述的时间距离拉长，以此表现出对待意外死亡与自然死亡的冷漠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雪涛的很多小说中，叙述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与生活疏离的状态，这也构成了其对待死亡所产生态度的背后原因。《剧场》中“我”主动地与生活疏离——处于一种毫无社会参与感的，边缘人位置的生命状态；
与家庭疏离——并没有浓烈的血亲之情，对于亲人的不幸无动于衷；
与讲述的故事疏离——作为旁观者，他人的死亡只是旁观的对象，并不构成值得关注的事件；
与读者疏离——叙述主体并不期望让故事听众窥探记忆，还原死亡与悲剧的原貌已经不再重要，它们只作为叙述中遥远而模糊的所在。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中，死亡本身不再有意义，只是生理上的必然现象。当读者阅读时，不再对死亡充满恐惧与痛苦，而是排除其背后隐含的情感等因素，将视角聚焦在生命本身。
在近于“零度叙事”冷静客观的笔触下，双雪涛通过书写死亡实则想表达的是，在枷锁束缚的普通人的生活里，他人的死亡只构成自己日常生活的听闻，无论是忙忙碌碌或是无所事事，人们最终的归宿只有顺从地走向死亡。这种“零度叙事”下的死亡书写，包含的并不是作者对待生命的漠然态度，双雪涛意图告诉读者要把目光聚焦在复杂生活本身。面对茫然无望的人生，活着远远比死亡更复杂。
在双雪涛笔下，死亡成为一种稀松平常的事物。死亡并不局限于生理上的死亡，它在更深层面蕴含的是普通人精神上的绝望感以及这种绝望感所引发的生命强力的消退与冲动渴望的丧失。除了生理上的死亡外，理想与诗意的“精神之死”成为了双雪涛在小说中经常表现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东北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双雪涛小说中所描写的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在现实的裹挟下，他们心中的理想与浪漫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与灭亡。双雪涛在描写死亡时，不只是对特定环境下人的生存境遇的探讨，更多的是超越生理死亡之外的精神庙宇的瓦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双雪涛是在写发生在东北大地上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在双雪涛笔下，与现实平行之处，存在着“乌托邦”性质的精神殿堂，这种理想的庙宇成为了普通人对抗无望生活的心灵庇护所。但随着年龄与际遇的改变，这些精神庙宇不可避免地坍塌，最后消失在现实世界中，成为灰烬。“死亡，是哲学的，是诗性的。唯有诗描摹生命的荒谬于万一，也构成了荒谬的核心。[2]”《长眠》是一个极具诗意与魔幻色彩的故事。作品中，老萧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诗”的化身。小说中老萧创作三首诗《苹果河》《回去》与《长眠》，代表着“对诗意的追寻”“坚守诗意对抗现实”“面对诗意的瓦解选择走向死亡归宿”的过程。这三首诗歌背后不仅暗示着老萧的人生轨迹，更是隐喻了村落淹没于海，信仰崩塌的发展走向。
精神殿堂的毁灭不仅是诗意的瓦解，同样也代表着自我个性的损坏。双雪涛小说中反复出现对死亡的描写，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一代人面对生活困境的绝望感，以及个体在时代浪潮之下不得不丧失理想和独特性的悲剧事实。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一文里，主人公安德烈是一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拒绝接受外界社会的驯化的“怪人”，最后因为研究朝鲜间谍走火入魔，被送进疯人院。在安德烈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一生中理想不断破灭的过程。精神的离去，灵魂的剥离使得安德烈不再有生命力，在不被社会所容后，安德烈走向癫狂的行为是理想之死、灵魂之死的无声呐喊。
这种对于人本身个性以及生命力的抹杀更为明显地体现在青春题材的小说之中。《聋哑时代》以“聋哑”为名，正是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青少年在迷茫的成长时期，面对生活无所适从，即使想发出叫喊也无济于事的心态的体现。《聋哑时代》中的安娜与《天吾手记》中的安歌在人物的性格塑造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样作为“后进生”，两者却有着敏锐的艺术天赋，但在唯成绩论的校园里，两者都是处于边缘的个体。在原生家庭与学校的双重压迫之下，适于迷茫阶段的安娜尝试割腕自杀，安歌选择离家出走后生死未卜。在现实中，两者的精神已经找不到可以栖息的地方，死亡与逃跑成为了对抗生活牢笼的方式。“我”对着门缝喊安娜：“你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要自杀？”并未得到确切的答案。
双雪涛笔下的“死亡”被赋予了象征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年轻个体处于丧失自我的迷茫状态下的冲动，与其试图打破生活原状的尝试。当理想沦为泡沫，艺术受到排挤，爱与关怀成为奢望之时，他们不得不通过死亡的冲动行为换得安慰和解脱。以《聋哑时代》为代表的学生群体，他们自身存在着时代影响下个性的缺失，双雪涛笔下的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试图实现自我的追寻和与人生的和解。
双雪涛对于死亡的叙述不仅仅停留在生理死亡，或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死亡层面，他将笔触延伸，伸向死亡背后，即死亡最终指向是——普通人对于自我的救赎。“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是双雪涛笔下反复表达的精神主题，他用审视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并从中发现希望的可能。
双雪涛在写死亡所引发的悲剧时，有意将侧重点放在描写幸存者或是他人产生愧疚感后，通过行动补救以获得内心救赎的行为上。在小说《剧场》中曹西雪的父亲由于实验失误，引燃了筒子楼，致使发生火灾，小说中对于死亡本身的描写很简单，但其真正指向是悲剧背后，主人公“我”与曹西雪如何实现心灵救赎的过程。“剧场”不只作为一个地点，更是精神世界的依托，承载着主人公面对死亡悲剧的心理救赎。对于曹西雪来说，剧场的意义便是她走出现实，救赎自我的途径。剧场中每一场剧目的演出，其实都是另一个层面的生活，她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重新书写生活，参与生活，这是她面对过往走向新生的选择。
同样，在《飞行家》中，面对父亲的死亡，主人公以自己的方式从中获得新生的力量。父亲临死前留下的只言片语在李明奇的内心深处种下了较之一般人更为强烈的,对死亡的反抗意识。这里的死亡不只是生理上生命终结,还是一种伟大的梦想的消逝。李明奇的一生中做过许多买卖,仍然没有放弃制造飞行器，他以这种方式来反抗走不出的生命循环，为理想找到寄托和救赎。《天吾手记》中，正在“淡化消失”的小久是李天吾的精神向导，她在生命的一点点流逝中，最终指引李天吾找到了所谓的“教堂”。李天吾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生与死的问题中做出了选择。在这里，双雪涛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自我价值的推崇，也将死亡带来的救赎归结于自我完善与追寻。
一个好的世界并不是没有死亡与暴力的成分，而是所有个体在自己该在的位置，各得其所。双雪涛用客观冷漠甚至带有颓废反叛的态度书写死亡，实质上是在表述，死亡并不是没有温度的、冷冰冰的事实，肉体死亡也好，精神死亡也罢，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点，它背后承载的不应该是彻头彻尾的绝望，作为普通平凡的个体，我们要为自己创造一个理想的可能。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死亡、暴力和人性之恶，不仅包含他们对国家民族心理的认知，也包含着他们对文化的反思以和对文学现代化的实践。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去书写中国的历史，去批判现实、解剖人性的黑暗。双雪涛在采访中坦言“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具有道德感的人，希望文学无处不在的道德感能感染我，让我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美好。[3]”书写死亡是他探寻人生境遇与精神困境的途径，他用文字一边审视着自己的生活，一边回顾着被掩埋的历史。文学虽然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但作为一名作家，始终以严肃态度对待生命的要求是不变的。双雪涛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前行。生与死的哲学问题并没有答案，但面对幽深未知的前方，双雪涛无疑是坚定又专注的，他对文学的热爱与赤诚足以抵抗外界的嘈杂，支持他走向光明广阔的远方。■
引用
[1] 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174-182+223.
[2] 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J].文艺争鸣,2019(7):35-39.
[3] 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纵即逝的光芒[J].野草,2015(3):19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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