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民稳步增收的困境与对策
时间：2023-02-15 14:3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严 倩，夏从亚
要使乡村振兴工作的持续推进得到保障，就必须对其根本进行深入分析，即“三农”问题，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都展现了对其高度重视的态度。2022年2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自21世纪至今中央发布的第19 个对“三农”工作的指导文件。文件指出乡村振兴工作需坚守两条底线、三项重点，所谓两条底线是指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以及已实现小康的居民不会规模性地发生返贫情况，三个重点则是指乡村的发展、建设以及治理三项工作。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工作稳步进行，我国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取得了傲人的战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上半年提出“党中央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然后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我国目前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离不开近年来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特别是202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2］，党和国家对于不断变化的时局进行密切关注，拟定并不断完善战略政策，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趋势，使局势得到控制，社会经济开始缓慢恢复和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增长值由负值转变为正值的国家，到了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居民的收入情况已全面得到改善，已由负收入转变为正收入，并且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情况与城市居民相比还要高出一个百分点；
从全年的角度上来看，乡村居民全年的收入与去年相比增长了3.8%，与城市居民相比多至2.6%［3］。
目前，“十四五”阶段的到来，标志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中。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当贯彻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需要提升到更高的重视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鉴于此背景，对于当下限制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进行深入分，科学解剖，也成了当下最为艰巨也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内涵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盘活农村各要素，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农民富、农村美、农业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将维护全体人民群众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达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满足感；
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通过解决“三农”问题，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缩短城乡差距，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之，乡村振兴是一项长达三十多年的长期战略任务，具有渐进性、持久性和综合性，通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来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从而提升农村稳定脱贫能力，减少返贫现象，使农民需求转变为追求共同富裕［5］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乡村振兴工作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乡村中实现与城市相同的现代化、科技化建设，依照党和国家的要求，该工作应在2020 年时取得使乡村的制度和政策基本完善的重要进展，在2035年能够达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实现以及到2050年顺利达成农村生活环境优美、农业生产力发达以及农民生活富裕的新局面。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目标以及任务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二十字”方针的大前提下，实现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细分这五个目标，可以发现随着乡村人民产业的不断转变，传统农耕生活的收入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第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如旅游、农家乐、生态小镇等产业的崛起，使乡村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也正是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基本条件，从而实现乡村居民“产业兴旺”。
根据现有资料，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部分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63.77元，而西部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相比相差甚远，仅有7 284.47 元。且东西各省市间情况相差甚远，2021 年，其差距已超10 000 多元①笔者根据中国经济网2022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这是西部地区仍处于落后阶段的重要证明，农民的收入如何增长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6］。
（一）农民增收难、收入水平偏低
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2021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是3 510 元，而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差距达11 019元，并且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从增速来看，西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7 284元增长至2021年的15 421元，年均增长9.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2016年后西部地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拉大①笔者根据中国经济网2022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
表1 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①笔者根据中国经济网2022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单位：元）
（二）农民转移净收入低
农民转移净收入主要来源是政策补贴，如林业补贴、种粮补贴、最低保障等方面。随着西部地区城镇化步伐加快，国家给予的财政支持加大，农民转移净收入逐年增长，2014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仅1 715.75 元，2020 年达到了3 311.04 元，2014 至2020 年期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1.6%，是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增长率的1.3 倍。但从整体来看西部地区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仍远低于城镇居民，2020 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2 倍，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19.9%，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23.8%。②笔者根据中国经济网2022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
图1 西部地区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情况③笔者根据中国经济网2022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
（三）农民财产净收入来源少
2014至2020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逐年增长，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5%，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16.1%，但城乡居民的财产净收入差距依然很大，2020 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2 730.58 元，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为352.83 元，城乡比高达7.7①笔者根据中国经济网2022年数据整理而来。，并且这种差距将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持续拉大，农民财产净收入增加的幅度逐渐降低［7］。
（四）农民收入分化加剧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民获得的收入产生了分化，大多数农民不再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来获得收入，还通过进城务工来获得收入，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的变化。农民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差距逐渐变大。从家庭层面来看，农民家庭拥有的土地较少，则会选择外出务工，获取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而拥有较多土地的家庭受限于耕作，获得的收益相对较低，没有时间从事其他工作。从人力资本层面来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具备某种技能经验的农民，向城市发展的意愿更强，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更高。从社会资本层面来看，社会资本随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扩大而增多，动员社会资本能力更强，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8］。但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对非农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胜任力弱，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总体上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自从我国在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居民的收入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而着眼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偏远地区，这些地区农村居民因其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且在历史发展中一直无法与东部地区一样，始终落后于东部地区，导致其农民收入问题仍较为严重，这一发展现状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在实施过程中的重点难点，而这一发展现状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一）自然条件制约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存在矛盾
面对地理位置偏远，生态条件复杂的西部偏远地区，实现农民增收仍任重而道远。虽然从大环境上看，西部地区未开发用地面积相比东部地区有着先天的优势，但基于其自然条件过于恶劣，气候复杂多变的性质，使得可开采用地面积少之又少，总体上土地利用率远低于东部各省。西部地势以山川丘陵居多，对农业生产机械化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而这一难题无法得到解决，则使西部地区农民生产效率长期处于低效水平，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并且交通、电力以及水利等工程的难以注入，也使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条件非常艰难，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9］。
从另一角度来看，西部地区的森林、水电、矿产等资源非常丰富，但随着“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使这些曾经为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逐渐开始萎缩，西部地区部分贫困区与自然保护区在地理位置上相重叠，区域内的人口对于绿水青山的依赖性较强，并且随着近年来各种珍稀名贵资材的价格飙升，使得多数地区内非法开采，乱采滥挖等问题日益严重，对农村生态环境和持续发展均造成危害。而随着今年生态治理工程的推进，农村生态建设转移的资金补助与其实际需求相差较大，政府财政资助不足、地方财政支持有限，造成西部地区面临着生态保护和政策补偿不均衡的突出矛盾［10］。
（二）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农业生产结构单一
西部地区人民的教育问题一直以来也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但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西部地区人民的普遍文化水平一直难以提升，尤其是乡村居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对新事物的理解能力较差，因此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普及存在一定误解，大部分农民仍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生产理念，缺乏市场竞争意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西部地区农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较低，在集约化的发展进程中无法熟练运用科学知识与技能，也无法依据市场的需要合理化的安排农业生产，因此无法适应其发展需要。许多农业生产者个人心理素质较低，对于长远的或集体的利益不给予重视，只关心眼前的或个人的得失，因此不具有承担风险的能力，阻碍个人和整体的经济发展［10］。
由于西部地区农民种植理念仍保持传统的小农经济，因此在种植上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了粮食作物的种植上，对于经济作物缺乏重视，使其农业生产结构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另外，西部地区地势环境复杂，农田的连续性很低，还是属于个体的管理制度，政府很难进行集约化的管理，使得农业资源无法实现交流互通，限制农业发展速度，减缓了农民收入［11］。
（三）西部地区未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农业产业化发展被遏制
一直以来，西部各省都是我国传统农业大省，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西部地区在土地征用和买卖问题上产生了许多不合理因素，这些因素使农民权益严重受损，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加之西部地区城镇普遍规模较小，现代化程度较低，并且产业发展一直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未能形成具有规模的产业系统，更没有形成将农业、工业、商业相结合，农学、科学相辅相成的经营模式。使得农业生产的生态优势和文化特色未能得到体现，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的发展交融不足［10］。
鉴于我国目前西部地区大量农村居民仍秉持传统的农业种植生产理念，其经营方式仍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独立经营，这样的经营模式导致了农民之间无法做到信息的交互流通，各家只管各家自己的事，导致集约式、规模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无法被建立，甚至于一个村庄里各家的经营模式都毫无沟通、相互学习借鉴的趋势。这使得这些农民无法了解当下市场最需求的产品是什么，也无法为自身种植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为市场需求进行加工，农产品的附加值无法彰显，导致有货却卖不出价，产品严重滞销，遏制农民收入同时又打击农民的积极性［11］。
（四）政策不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导致人才流失
人才培养一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但是，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乡村发展受到制约的最主要问题仍然是人才匮乏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各省份都在不断加大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但到目前仍存在政策不完善、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使广大农民无法享受到政策扶持的优惠条件，使得西部农村地区资金大量外流，分配不均，导致乡村发展缺乏动力支持，政府财政投入有限，使西部地区普遍财力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9-11］。
同时，西部地区的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仍然缓慢，农民的教育、户籍、养老和医疗保险等问题均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西部乡村，没有专业化的医疗、教育机构，仅有的部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也只是受过基础教育的非专业人士，而政府下派的多数支援乡村的人员在服务年限到期后也没能将其留下，同时，随着农民的收入没有得到提升，医疗、教育等除政策补助外所需费用对于农民来说较高，导致出现乡村居民“有病靠抗”以及对接受教育毫无热情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使得西部地区人才大量流失，劳动力输出量大，青壮年农业技术人才“背井离乡”的情况仍然普遍，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西部农村“无人耕种”的现象变得普遍起来。
（一）将生态与农业生产相融合
习总书记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应始终秉持这一理念，利用自身生态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势，在生态保护的红线之上，宜农则农、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将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相融合，实现经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为达到融合生态地位与农业生产的目的，需先转变乡村生态振兴的总体思路。西部地区客观条件复杂，要做好脱贫攻坚，提高农民收入，应立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让乡村居民在振兴工作中紧随政府的引导，并且加强市场在乡村的资源配置工作，使振兴工作可以从产业与生态共同发展，治理与振兴协同进步，观念和制度相辅相成等角度进行统筹规划，使“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这一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同时发挥生态以及资源优势，做好“生态+产业”的文章，将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政府在实施生态环保工程时可以让了解当地实际地理环境、地势构造状况的本地人参与进来，并发放工资，聘用当地居民在生态环境保护站工作，并且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如建立农家乐，养生小镇等方式让农民可以实现第二、三产业的增收。让贫困群众也可在“金山银山”脚下实现增收致富。
（二）加强农民就业创业帮扶
一是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利用大数据基础设施优势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加强与职业院校合作，大力扶持农村合作社，促进输出输入地劳务对接，结合市场需求开展劳务培训和协作，增强技能培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现代农民工人，从而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二是鼓励农民积极创业。降低农民创业门槛，鼓励“村官”、返乡青年、农民工开发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特色农业项目，在资金、税收方面给予支持，吸引优质创业资源流入农村，加大对农村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为涉农创业群体提供全方位的指导，避免盲目创业。三是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根据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产业分布特征以及农民需求，给予针对性的技术指导，培养符合岗位需求的技能型职业农民以及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服务型职业农民，建设一支掌握专业技术、懂经营管理的农民队伍。四是鼓励企业投资农村发展。引导企业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农民就近务工，从而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同时，鼓励农户利用土地经营权参股，促使企业与农民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企业发展中获得红利，确保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三）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社会、市场、农民，必须充分认识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把握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政府主导并不适应乡村振兴对多元主体的需求，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的主体。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型，科学界定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职责与边界，激活市场、社会资源的“造血”功能，摒弃“父爱式扶贫”，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之间的有效联动［12］。政府不仅要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基础设施，还要做好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服务供给，为引进外部资源奠定基础，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二是推动乡村内源式发展，摒弃过度依赖行政资源的单一中心思维，强化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作用。这就要求不断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通过组织和制度化层面的赋权赋能，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三是激活乡村公共权威和公共资源。当前我国面临着农民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村空心化严重、农业副业化加重的形势，这就需要积极扶持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努力激发公共资源活力［13］。同时加强乡村公共空间建设，为农民提供广阔的交流空间，并利用乡贤权威制定合理的村规民约，提升农民的自我认同感，实现行政资源“输血”与市场社会资源“造血”发展机制的有效衔接。
（四）完善政策制度体系
一方面，针对基础资源良好的西部传统农业地区，应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机制，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联结城乡优势资源，以城带乡，积极引导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农民提供创业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针对西部脱贫摘帽的贫困地区，应要保持现有工作机制和帮扶政策的稳定性，同时加强后续帮扶力度，补齐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板，巩固脱贫成果，着重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14］。另一方面，加强机制体制现代化建设，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一是需要加强基础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充分发挥其组织凝聚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推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为农民稳步增收提供保障；
二是沿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解决贫困问题长效机制；
三是将脱贫攻坚财政投入机制、资金监管机制转向乡村振兴财政投入机制，完善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构建“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15］。
（五）构建产业扶贫体系
产业扶贫是持续脱贫、预防返贫的根本策略，因此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必须基于现有扶贫产业，不断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扩大乡村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短平快产业向可持续发展产业转变，实现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16］。一方面，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打造一套业态融合模式，积极发展新型农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创新合作，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将农业增值收益留给农民，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提高农民收入及其稳定性。同时，还要从形式、空间、内容等方面对西部地区乡村资源进行凝集与优化，打造独具产业特色与地方特色的魅力乡村，充分挖掘与整合乡村和农业特色资源，进一步稳固乡村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扩大农村产业规模。尽管产业扶贫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就业，但这些扶贫产业仍旧规模小、基础弱、链条短，亟需整合产业资源优势，发展富民产业，提升产业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因此需要加强财政资金引导，灵活运用财政手段调整收支结构，提升资金管配效能，促进社会资本参与；
拓宽资金来源，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助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吸引更多金融资本流入农村；
引导工商资本注入农村与农业，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项目。
（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党和国家开始将战略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实现农民稳步增收。为此，要将乡村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重构乡村发展的主体性。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乡村发展严重滞后城市发展，独立主体资格逐渐丧失，而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必须使乡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者，使其不再依附于城市发展［17］。这就需要将西部地区农村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格局转变为农村要素与城市要素双向流动，打破农村要素的输出依附于城市的格局，引导城市要素通过市场机制流入农村，从而使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不再以牺牲乡村为代价，而是通过城乡融合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同时，西部地区还要重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从根源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助力农民增收。在长期遵循城市优先发展的原则下，西部地区乡村主体性地位被弱化、乡村价值被矮化，乡村发展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的现象普遍存在，城乡发展差距明显［18］。因此，脱贫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后，必须积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补齐农村在公共基础设施、教育与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短板，将提升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纳入民生工程，促进城乡一体化融合改革，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低收入农户持续增收。
（七）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最直接、最稳定的收入来源。西部地区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延长产业链，通过利润返还、订单生产、产销联动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使农民获得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农民稳步增收［19］。一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引入附加值高、效益好的品种，改良传统优势产品，利用科技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产品品质及市场竞争力；
加大对山地畜牧业的建设，开发适合山地种养的畜牧品种，提升农民经营生产收入。二是利用大数据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将大数据技术融入山地生态农业产业链，打造生产性服务体系，提供农资供应服务、农机作业及维修服务、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农产品加工及营销服务等；
基于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农业生产环节、实现精准作业，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及质量；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减少销售与购买的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三是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利用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选择合适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打造休闲农业、现代食品加工、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加快农业与旅游、生态的融合，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拓展农村休闲、旅游、康养功能，提升农村产业链价值，从而促进农民增收。
（八）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稳步增收的重要前提条件。西部地区必须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积极落实农业扶持与改革政策，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民稳步增收的机制体制，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赋予农民增收新动能。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业共营制，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从而增加农户股权分配收益，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二是积极推进农业改革。通过民主议定将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以其他方式承包，或收回以股份合作的形式经营，提升乡村集体经济收入；
大力防治病虫害，建立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粮食安全；
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适度放活土地经营权、农民房屋使用权，促使西部地区农村闲置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实施存量宅基地有偿退出；
积极推广农村改革试点区经验成果，在土地经营权入股、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取得集体宅基地使用权等改革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三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农民生活保障制度，提高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失业救助体系；
健全农业服务补贴政策、农业经营者补贴制度、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确保农民生产补贴收入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