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1925-1936∗

吴稌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江苏无锡 214122)

刘国钧揭橥的新图书馆运动宗旨、路径和方法,是在梁启超揭橥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旗帜后展开的。

1916年下半年,沈祖荣从美国学成归国[1]。1917年春,在韦棣华的支持下,沈祖荣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总干事余日章的协助下,开始赴全国各地大力演讲图书馆事业,“从而揭开了中国图书馆史上抨击传统藏书楼之陋习,倡导建立新式图书馆的‘新图书馆运动’的序幕”[2]。新图书馆运动初期,其核心内容是大力介绍、宣传欧美图书馆事业,引进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创建出美国式的图书馆为己任,导致中国学术界图书馆观念大变,成为我国图书馆界从步武日本转而步武美国之转折点。在大力宣传美国式图书馆的氛围中,美国式图书馆之观念开始靡布全国。1923年,刘国钧发表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一文,十分深入、理性地介绍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是文对我国知识界了解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现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并对图书馆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以致孔敏中在《鲍博士与公共图书馆》一文中给予热情的推荐:“美国之所以有今日,人们多承认是由于国里的教育发达,那么公共图书馆与美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推想而知;它的实在情形,可从新教育第七卷第一期刘衡如先生的那篇《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得知其大概”[3]。是年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鲍士伟来华考察图书馆,大力宣扬美国图书馆,使人们进一步了解美国图书馆状况。

从推崇美国式图书馆之时起,我国学界(主要是图书馆界)就对我国是否完全按照美国图书馆情形办理中国图书馆这一问题,产生疑虑。这种疑虑,开始时即由留美学习者提出。最早提出者是沈祖荣,他在留美期间,发表了两篇文章,其题目即是《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中国图书馆员的困难问题》[4],开始了中国图书馆界是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还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之历史之问。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图书馆教育组积极参会,议决案有8条,如《各校应添设教导用图书方法案》《呈请教育部推广学校图书馆案》《拟呈请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筹拨相当款项建设京师国立图书馆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案》等,开始就我国整体层面上考虑建设我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问题。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支持下,迅速成立了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图书馆学研究组织,下设图书馆行政与管理、征集中国图书、分类编目研究、图书审查四组,标志着图书馆界整体性开始结合我国国情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理论。随后出版的《图书馆简论》(蔡莹著,1924年)《阅书室概论》(高尔松、高尔柏著,1925年)等,即是针对我国图书馆而作,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的论说适合于中国国情。此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走什么路”的问题已到了必须揭示和解决的历史关键时刻。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5]。协会成立之初,如何开展图书馆学研究活动,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拟先从‘分类’‘编目’‘索引’‘出版’‘教育’五组入手”[6],通过上述五组委员会,积极推进图书馆事业。

一种事业,一种运动,必须要有一面旗帜,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新图书馆运动呢?时值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机,梁启超在大会上揭起了新图书馆运动的旗帜,这一旗帜即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中华图书馆协会所应负的责任主要有两:第一,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第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梁启超认为办理图书馆最重要的要素是“读者”和“读物”。在近代的中国,文盲率在80%以上,图书馆的主要读者群,“实以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为中坚,而其感觉有图书馆之必要最痛切者,尤在各校之教授及研究某种专门学术之学者,这些人在社会上很是少数”[7]。就馆藏图书现状而言,主体是面向知识分子的,适合占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劳动者阅读的图书,少之又少,“所以现在要办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叫我推荐读物,以我的固陋,只怕连十部也举不出来!”[8]如此国情,要在中国现状下立刻大力兴办美国式的图书馆,则是一条难以行通之道。如何能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的图书馆之康庄大道?“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底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来”[9]。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评判”精神的指导下,“我反对多设‘阅书报社式’的群众图书馆”[10],在民众还没有条件利用图书馆之时,却要勉强全力建设面向民众的公共图书馆,只能是徒花冤枉钱。这种在当时大力举办美国式图书馆的舆论氛围下,只有梁启超这种学界旗帜式的人物才能提出不同意见。

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新图书馆运动中明确揭示出标志核心理念的旗帜,以及实现高举旗帜之路径与方法的过程,与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十分相似。新文化运动开始于“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的创刊,大力宣扬“民主”与“科学”,随后陈独秀等人凝练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民主与科学,并以此高举起大旗,大力推进新文化运动:“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1]。随后,由胡适提出了创造新文化(再造文明)的路径与方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2]。

新图书馆运动的过程与之类似。最初由沈祖荣等在全国大力宣传美国式的图书馆,所不同的是,新图书馆运动最初发起者,还没有条件采用创刊新杂志而大力宣传之,而是采用携带实物演讲于各地,其艰辛程度要强于采用杂志报刊宣传之形式。他们通过形象的演讲和直接的解答、互动,在宣传效果上可以好于以报刊为阵地者,但是其宣传范围和受众人数却又大大逊色于利用媒体的宣传。他们力争扩大宣传范围,尽量通过媒体对宣传活动的报导,以及通过报刊等媒体刊载演讲,以达到扩大宣传之目的。我国图书馆事业在新图书馆运动初期发展相对较缓,直至1925年才由梁启超提出建设图书馆的核心理念和目标,即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并以此为旗帜。翌年,梁启超进一步阐述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问题,刘国钧则阐明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宗旨、路径与方法。

一门学科的权威学术期刊的创刊,尤其是一个学科的学会所创办的具有会刊性质的学术期刊,通常代表了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并成为重要的理论研究平台,其发刊辞代表着该刊物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向。通常,发刊辞由该刊主编或该学科中的学术权威人士所作。大概正是如此,2010年出版的《袁同礼文集》中,收录了实际由梁启超所作的《〈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成了图书馆界的一个学术误会,以致学界不得不及时加以澄清[13]。从中也深深地揭示了图书馆界在当时还缺少权威的领军人物。

《图书馆学季刊》的“发刊辞”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都是梁启超之手笔,两篇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文章实为姊妹篇,不同的是“发刊辞”更加精炼,而核心内容不变。“发刊辞”从历史的角度,简洁地阐明我国目录事业的攸久历史及藏书楼是“不适于善群之具”,由此而指出《图书馆学季刊》所担负的两点重大要务:其一,普及图书馆学知识,“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智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之资?此国人所宜努力者一也”[14]。其二,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各国的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图书馆学之原理原则,虽各国所从同,然中国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向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庋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如何而能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此国人所宜努力者又一也”[15]。《图书馆学季刊》发刊之时,即由主编阐明其宗旨及研究范畴,确定了研究内容与方向。宗旨与发刊辞融合一体,将新图书馆运动初期建设“美国式的图书馆”理念,经过引进新理念后,通过消化吸收,彻底转变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道路上。

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旗帜已举,必须要确立实现之宗旨、路径和方法,《图书馆学季刊》以研究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为己任,全面推进和深化新图书馆运动,因此,刘国钧及时阐明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宗旨、路径和方法:“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6]。要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只有通过大力引进并消化吸收欧美先进的图书馆学理念、理论、方法,通过对我国古今图书学、目录学、校雠学等的整理,吸收其精华,两者比翼双飞,相得益彰,进而才能创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图书馆学季刊》的《发刊辞》及《本刊宗旨及范围》三者实为三位一体之果。既揭示了新图书馆运动全面转向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此可视为正式高举起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大旗之时,同时又揭示了实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路径和方法,这一路径和方法即是:研究问题,输入新知,整理文献,创建中学(即中国图书馆学)。我国图书馆(学)在初创之时,具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中,设置“图书馆教育组”(1920年)。在1922年该会召开第一届年会时,又决定成立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下设图书馆行政与管理、征集中国图书、分类编目研究、图书审查四组,即是当时图书馆界共认的急需研究的主要问题。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时,所成立的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分类委员会、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出版委员会,以及以后成立的编纂委员会、检字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版片调查委员会、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等,即是共认的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刘国钧在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进程中的历史贡献除了揭示出上述新图书馆运动的宗旨、路径和方法外,还有以下若干点:

2.1 研究问题,输入新知

在《图书馆学季刊》研究范围的第一条即明确宣示:“提出关于图书学及图书馆种种问题并研究其解决方法,尤注重于本国图书馆之历史、现状及改进之方法”[17],研究问题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起点。“输入新知”,主要是“参酌欧美之成规”,通过大力译介国外图书馆学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使中国图书馆学在建设过程中,始终能了解和掌握国际上图书馆学的先进思想,以利我国学者消化吸收,使中国图书馆学既具有国际的先进性和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特色。

刘国钧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视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的介绍和引进,并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都有对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很有影响的译作。这一时期,刘国钧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大力引进和介绍国外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其一,主编的《图书馆学季刊》,重视发表相关译文。《图书馆学季刊》创刊于1926年,停刊于1937年,共计出版11卷,42期。因有多次2期合刊,故共出有38本。主要根据论著栏目统计,在11卷中,“共刊载翻译或编译文章44篇,在整个非文摘报道性文章中(427篇)占10.35%,相对于现今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来说,所占比重甚大”[18]。一方面,说明主编刘国钧十分重视引入国外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据统计,这些译文中,“译自欧美的文献共有19篇,占43%;译自日本的文献共有7篇,占16%;另有18篇文献未注明原文的著者和出处,占41%”[19]。所介绍的内容,主要有图书分类、编目、建筑、管理、各类型图书馆、图书馆史、经费预算、文献学内容、印刷等,这些内容对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的建设都很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图书馆学初创阶段不够成熟的体现。译作是一个学科知识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的“编译”作品,更能说明我国图书馆界,已不仅仅满足于全部通过翻译介绍的方式,而是更加重视在翻译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来介绍的引入方式,既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界在吸收国外知识方面越来越强烈的“评价”和选择思想,又反映出了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重任与意识越来越强烈。

其二,身先示范,大力译介、引进大量的国外图书馆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在他主编的《图书馆学季刊》上,通过摘译形式,介绍的国外论著达40余篇,其主要内容包括:(1)国外图书馆协会信息与活动,(2)美国图书馆学教育,(3)图书馆建筑,(4)巡回图书馆与各类图书馆介绍,(5)图书馆宣传工作,(6)分类编目工作的介绍,(7)馆员素质及读书指导。

这些内容的介绍,对我国扩大建设图书馆眼界,了解和掌握国外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方向,追赶国外图书馆的服务理念、思想、实践等,都起到了极好的参考作用。如巡回图书馆与各类图书馆的介绍。20年代后期,乡村建设、民众图书馆运动逐步在我国发展,至30年代初,已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刘国钧及时介绍国外的巡回图书馆、汽车图书馆,以资我国借鉴。“据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之经验则巡回之图书汽车在城市之图书馆中亦有极大之功用而所费亦不大”[20]。该馆从1928年7月起开展此项工作,汽车上载有儿童图书和成人图书约650种,汽车图书馆由该馆推广部负责,按时巡回于纽约市内各服务点。汽车图书馆“极受欢迎,此于车到时,等候者之多可见也。借书者以儿童为多,近则成人亦用之”[21]。1930年,该汽车图书馆即借出图书62474册。在一些交通不便之处设立汽车图书馆,其效果更加显著:“弗锐谢尔之面积约一万六千方里,人口约四万人,山河交错,交通颇不便。人民从事于养牛养鸡及小规模之果园业”[22]。卡内基基金会选择该地作为汽车图书馆之试验点,从1930年8月起运行,“不意大受欢迎,至十一月间登录借书者,已有七千五百人,借出之书达四万二千四百十三册。故在数处地方,已有设置寄存所或分办事处之需要”[23]。为普及阅读率,一些大学也利用自身资源,加入到汽车图书馆服务队伍中。加拿大沿海各州一直苦于图书供给之不便,“近始由政府经议会之许可委托亚克地亚大学办理巡回书库。备书车二辆,分巡各地,出借各书,颇受当地人士之欢迎”[24]。这种与时俱进的服务理念的及时引进,促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刘国钧通过《图书馆学季刊》,对“研究问题,输入新知”作出了贡献。

2.2 整理文献

做好“整理文献”之工作与理论研究,这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所必然的要求。我国文化历史悠久,图书历史甚长,在图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大量的与欧美不同之处,面对浩如烟海之古籍,必须用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和原则去整理它,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的智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25]。中国图书馆学的种种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深入“研究其解决方法,尤注重于本国图书馆之历史,现状,及改进之方法”[26]。

图书馆界亦承担有整理文献之重要责任。在新的时代,学术研究要求图书馆对其保存之文献资料,以近代图书馆学之知识对其进行科学的整理与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季刊》以评判之精神,刊载有许多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内容之文章,在它刊载的学术论文中,文献学研究占载文量的24.7%,目录学研究占研究论文载文总量的12.78%[27],较有代表意义的如《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上之位置》(梁启超,1926)《清代私家藏书概略》(袁同礼,1926)《明代私家藏书概略》(袁同礼,1927)《宋代私家藏书概略》(袁同礼,1928)《清代藏书家考》(洪有丰,1926)《江苏藏书家小史》(吴春晗,1934)《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1928)《中国史籍分类之沿革及其得失》(傅振伦,1930)《校雠新论》(傅振伦,1931)等。作者都用一个评判的态度,对其所研究之问题指出其价值,并对其研究课题来一番整理而成一系统。如“《图书馆学季刊》经始,同人责启超属文”[28]。梁启超夙好治佛学史,因而撰文而投之。梁启超通过长期静心之研究,对经录颇有体会,并与普通目录相比较而认为经录实有5大特点:历史观念甚发达,辨别真伪甚严,比较甚审,搜采遗逸甚勤,分类极复杂而周备[29]。此乃通过对经录之整理,并与普通目录学相比较后,评判出其真价值之举,实乃整理文献之真谛。这一成果,对刘国钧以后研究经录很有启发,他撰写出《后汉译经录》《三国佛典录》《西晋佛典录》等重要的系列文章。此时期图书馆界在整理文献方面取得较大的成绩。例如在校雠学、目录学方面,产生出多部很有特色的系统之作,如《续校雠通义》(刘咸炘,1928)《校雠述林》(1930)《校雠学》(胡朴安,胡道静,1931)《校雠学史》(蒋元卿,1935)等。

在藏书楼时期,对于校雠学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可说是清代大儒章学诚所著的《校雠通义》。“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30]。章学诚整理校雠学说,“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厘别,知言群子,或有取于斯焉”[31]。至新图书馆运动高潮之时,对于包括校雠学在内之古籍所载知识,又必须用新的时代精神和眼光,对其加以评判。章学诚之《校雠通义》,在当时仍然有用,因为罗经认为:“读了之后,觉得很有帮助我们整理国学的地方:关于整理的法子,我且不说,即整理时所应持之的态度已很可给我们的效法了”[32]。可见,整理国故的方法和态度,已被当时学界十分关注。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杜定友所著《校雠新义》(1930)应时势而生。该书在评价《校雠通义》之基础上补其不足:“自汉以来我国已积累了较多的目录知识,清儒章学诚乃折衷诸家作《校雠通义》,究其源委,勒成一家。然仍不免于门户之见,是非得失未能厘别”[33]。此乃时代之局限。近代欧美图书馆学东渐,“图书之学成为专门取其成法融会而贯通之,亦我国言校雠者之责也。窃本夫子述而不作之旨,成《校雠新义》十卷,世之达者,幸董正之”[34]。由此可见,杜定友以现代的眼光,以图书馆学的原则和方法,对校雠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引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其目的即是:“新义之篇,原欲条其流别,使阅者可以沿涂以进,然后学有专门,则我国目录之学庶有继起而光大者乎”[35]。另有《校雠学史》(蒋元卿,1935)。该书之动机主要有二:其一,阐明校雠学是一种学术:“将过去关于校雠之事变,和其演变及趋势,供献在读者的面前,证明以所谓校雠学者,乃是我国固有的治书之学,尤必须合校勘、目录、版本三者,始可称为完全之学术”[36]。其二,校雠学虽在我国历史悠久,但是却还没有一部关于校雠学史的专著,由此“以平日抄积之史料,融会而贯通之,写成非中非西式的《校雠学史》。用提纲絜要之方法,将许多有名之校雠学家,特别叙出,以引起读者之注意”[37]。如此,通过对校雠学历史的整理,产生出新的学问。

此时期,更多的是通过研究和整理,产生出较多的有关分类编目及目录学的理论与知识,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是刘国钧著的《四库分类法研究》《图书目录略说》。新图书馆运动兴起,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快速在我国传播,图书分类成为关注和迫切需要与时俱进之一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文化之特色,四库分类法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存市场。然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现代分类趋势日渐显明,而在我国其阻力仍然十分强大。为在思想、理论上彻底排除阻力而加快现代图书分类理论建设之步伐,产生出了《四库分类法之研究》的代表性理论研究文章。是文从理论上分析研究了四库分类的历史流变,指出其长期成为我国图书分类的主流之因,以及其不足,尤其是分析、指出了当时已失去时代性,缺乏继续成为分类主流的土壤。当时对于使用四库法之态度和实践存在着三种主要方法:用新旧并用之方法,继续采用之;对四库法加以类目变更,以容纳新书;完全不采用而另选新图书分类法[38]。刘国钧通过对四库法历史的梳理,十分清楚地整理出了四库法之流变历史,指出其本质特征之缺点已形成致命之弱点:“四库类目之大弊在于原理不明,分类根据不确定。既存道统之观念,复采义体之分别。循至凌乱杂沓,牵强附会”[39]。此乃四库法不适用现代图书分类之根本。并提出现代分类法之根本观念是:“夫类例所以治书籍,非以书籍就类例。书为主,类例为客。学术之内容变,书籍之种类增,则类例自宜因之而异”[40]。此乃明确指出图书分类法乃是一种工具,是为类分图书服务的。在时代进化过程中,图书分类法所设类目必须根据图书内容体系的变化而变化,而决不是相反。刘国钧通过对四库法使用的历史整理,指出了近现代图书分类必弃四库法之原因。这一成果,成为图书馆学分类理论方面的重要文献之一,为他创造出以后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国钧阐明了中国需要新的图书分类法问题后,紧接着又进一步探讨、阐明创建古今中外图书一体分类标引之图书分类法问题,实际上阐明我国图书分类法的研究使用之方向。在外文图书增长迅速之时代,如何处理好中外图书统一分类问题,已成为现实中的极重要问题,我国图书馆界“在外国文较多之图书馆中往往分中外二部。其分类、编目、储藏、出纳均各别为之”[41]。刘国钧则认为宜统一分编为好,无论对何种外文的处理,“故简单办法,似以与中文图书合庋为宜”[42]。这一点在我国古代目录学中具有明显的优点:“中国昔日之图书分类有一甚佳之现象,即除一二私人外,均依四库成例也。此种办法之优点,即故能不需处处学习特别之分类法,故能有整齐统一之效,而亦可省审阅之劳”[43]。可见,刘国钧对“国故”审慎的评判,坚持着实事求是之态度,着力在评判出国故中具有的真价值。如何产生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分类法,“质言之,即合作两字而已”[44]。此乃编制图书分类法之总目标与总要求。刘国钧指出的这一目标与要求,以后在我国编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得到充分展示。

整理旧有文献,需要对其条理系统化,从中分析出学术思想之流变与影响,从而用科学的方法作考证,弄清其意义,在此基础上,还其历史上本来之面目,评价出其实有之价值。刘国钧的《图书目录略说》,则又是我国整理目录学术思想的代表之作。编目问题,是我国图书馆界在20年代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当时我国图书馆界重分类轻编目思想严重,甚至“有的人是反对的。他们觉得编目是虚耗金钱,耽误时日的一桩事”[45]。欲解决好现代编目问题,必须厘清编目思想及功用。目录是供读者查检藏书用的:“编制目录,是把馆内所有图书用一种极明了极便捷的模式,陈列在读者面前,供读者随意检阅,免得多费时光,减少找书的繁难”[46]。此思想,尤其在新图书馆运动中迅速树立。刘国钧正是从目录“便于检查”入手,追溯古时目录功用之主流,用现代目录学思想,考镜厘清目录之形式与目的,及现代对目录之要求,厘清了古典目录之真价值。

我国古代目录的主流思想不在“便于检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以致后世形成古代目录之主流制度,“此已明示目录非为稽检而设矣”[47]。对于古典目录学理论有重大贡献者郑樵著《通志》,“又特撰《校雠略》,披陈其对求书、校书、分类、编目之意见”[48]。章学诚撰《校雠通义》,继承和发展了宋代郑樵的目录学理论,明确提出目录的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倡图书编目应用辅助著录法,“互著与别裁”,主张编制索引。刘国钧通过梳理,其结论为:“然则目录之功用在辨章学术,条别源流,固可视为目录学家之定论矣”[49]。然而,我国自古以来目录之流变有多种,目录原以记载书籍为目的,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任务,则以书中所反映的思想为对象,其重在学术而非书籍本身。然目录便于检查之功能,古时亦有流变,“宋元以来之书目,四库谓有有解题与无解题二体。今试考其书,显分两类,一则簿录藏书,一则泛载一切。前者重在所藏之书;后者则但注意世上曾否有此一书而已”[50]。其书目有详有简,刘国钧则引入新学,以新思想新方法考察分辨古时书目,欲判断古目录在现时之真价值。“夫目录原以纪载书籍为目的”[51],郑章之述则实为学术史之一部分,如此郑章之目录任务实已超出现代目录之范畴,目录则又有两种不同类型,其一,对所藏图书,撮录其名目,以便于查阅有无者,则为藏书目录;其二,除摘其名目,还要考其历史,究其版本。三者尽管关系密切,但决不能混为相同。我国向来没有这类专有名词,刘国钧引入西学加以确定之:“今译Catalogue为‘书目’,Bibliography为‘书 志’,Literary history为 著 述史”[52],由此而明确:书目为藏书记载者,书志则以记载书籍本身的历史特征或表著其内容为目的,著述史则以书籍内容,着眼于学术发展,其已脱离书籍特征本身。刘韵《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区别何在?“由今观之,班氏删刘氏之《七略》以为《艺文志》,其宗旨在说明学术之源流而非一书之得失,乃著述史之类,非图书志也。《别录》今不传,就其佚文而论,殆所谓书志乎。刘班之别,盖在于斯”[53]。后人不觉其不同,以编著述史方法编书志,即难有成效。刘国钧通过梳理,区分出书目、书志和著述史的不同,这是对近代图书馆学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贡献。以此,即可较易确定我国编目理论之方向,并通过欧美图书馆学家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书、书志间的不同,进而引入卡特(Cutter,C.A.)编制目录之思想和著录项目,“夫此八者一一咸备,实即书之小传,不如此,或不是以资应用,故图书馆之书目,其目的虽在检阅,其方法固宜以编书志之法行之也”[54]。

2.3 创建中国图书馆学

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是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研究与解决的基础上而逐步累积形成的,它的途径即是引入新知,整理文献,从中找出所要研究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从师法日本转到师法美国,而合两者潮流者之代表作是杨昭悊编著的《图书馆学》(上下两册)。该书全面阐述了图书馆学的问题。但是,它主要是以国外图书馆学理论为主体,针对我国国情者仅及一二。在构建中国图书馆学过程中最早的系统著作是蔡莹编的《图书馆简说》一书。是书在绪言中十分简明地阐述了图书馆学理论,指出了图书馆定义、图书馆的目的与宗旨:“其唯一之目的,在供公众之研究。不徒以庋藏为能事,而以应用为急务者也”[55]。是书“有叙述无说明,简单殊甚。然图书馆初步之事务。略具于此”[56]。全书共12章,仅37页,尤其适合我国图书馆(学)初创之时,因而是书1922年初版,很快又在1924再版,至1935年4月出至8版。

目前被界内公认的初步较系统地构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著作是洪有丰所著《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由于这部著作第一次超越了前人图书馆学著作的‘编译’痕迹,它被后人高度评价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女作”[57]。是书宗旨是:“中国图书馆庋藏,当以中籍为多。而晚近译自欧美,或采及东邻者,所述法,未必尽适用于中籍。本编力矫舍本逐末之弊,于中籍处理方法,叙述尤详,期可有实际之应用也”[58]。随后,又有《图书馆学概论》(杜定友,1928)《现代图书馆序说》(马宗荣,1928)《图书馆学ABC》(沈学植,1928)等著作问世。综观这些著作,主要的共同点是以实用为主,以强调图书馆管理、工作方法为主,以理论为辅。这一时期代表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是刘国钧所编之《图书馆学要旨》。“这本小书,目的在说明图书馆学的原理,所以偏重理论的阐发。实际方法只摘要略讲,所以名为要旨”[59]。是书是近代我国研究图书馆学理论最深入的一部著作,它阐明了图书馆学意义、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特征、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学构成体系、图书馆学和其他科学关系等核心内容。最具代表意义者为用要素的方法论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

近代有关图书馆学体系的阐述,杨昭悊之作最先系统地加以阐明,这是根据欧美成规而成之作。又有文华图书科的图书馆学课程体系,这也是根据美国成规而成者。刘国钧所构建的图书馆学体系,则完全是一种创造,他将图书馆划分为四大要素:图书、人员、设备、方法,这是对具体的图书馆的组成所进行的抽象概括,本身即具有深厚的哲理思想,四者密切相关而形成一整体:“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些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乃是储藏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络针。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60]。这一体系中的各研究范畴大致是:(一)图书。包括(1)研究其形式、制作、原料等。如图书史、印刷术、装订术、纸、墨、颜料等,这些需要了解其浅近之知识。(2)图书之内容研究,如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3)藏书史研究,如藏书制度、藏书家等的研究。(二)人员,主要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养成。研究内容包括(1)图书馆教育;(2)图书馆学课程内容等;(3)图书馆人员资格标准,如标准之制度、人员业务等级的区分等。(三)设备,包括建筑。主要分为(1)器具,(2)房屋。(四)方法。主要是图书馆的管理方法研究,包括(1)行政,(2)采访,(3)整理,(4)使用四个方面的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在四个要素下,又可分为若干子要素,子要素下又可细分。如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体系。刘国钧成为我国图书馆学要素学说的集大成者,构建出了以要素为特征的完整的图书馆学体系,“在理论上已经超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多数西方图书馆学家,可与此时美国巴特勒的理论并列”[61]。这是刘国钧在我国创建中国图书馆学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

2.4 创建近代最适合国情的图书分类法

图书分类问题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界要解决的难点和必须要尽早解决之关键点之一。历经了一个引进、继承、融合、创新的过程。最终具有时代意义的图书分类法的代表作正式诞生,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体系中亮丽的标志之一。在创建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法过程中,20世纪上半叶,我国发表图书分类论(译)文共达236篇,出版图书分类专著(含译著)10余部,编制图书分类法90余部[62]。在90余部图书分类法中,“最有影响者是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及索引》”[63]。用现代图书分类法的要求审视,一部分类法的成功与否,最根本的一条是既要以哲理为基础,又要能实用。在当时之情形下,还要能很好地解决我国古籍的类分问题,核心是如何处理好经部。以此要点为主要分析对象,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显然是处理最佳者。

国际上采用学科分类最早的是1548年德裔瑞士学者格斯纳(Gessner,K.)的《世界书目》,这部书目分有21个大类,“它第一次用一条原则来组织图书,也就是第一次使学科分类同图书分类结合了起来”[64]。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往往采用培根的知识体系作为图书分类的基础[65]。以后图书分类法则进入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理论体系,另一则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用体系。在我国近代的图书分类法中,大量的分类法不是关注理论指导问题,而是主要关注实用性。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初版)是我国首部从理论上阐述类目大纲知识序列的分类法,通过先意识、后物质之顺序,反映出各大类各学科知识间的内在联系[66]。刘国钧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指导原则是“图书分类原为供研究学术而作,故宜以学科分类(即理论的分别)为准”[67]。因此,该分类法的类目以论理的关系为主,它采用的是知识进化的哲学理论,总部最先,哲学为学术之本原,宗教为先民最初之信仰,自然现象为先,社会现象在后,史地、语文、美术又随后。刘法在分类法中亦引入新知,成为分类法中整理文献最具代表性者。它采用大量的新学科、新知识、新名词,采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勃朗克特之分类法、美国森材学会之林学图书分类法及孟芳图书馆书目、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等,采自我国古代书目,诸如《汉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典》,焦竤《国史经籍志》,张之洞《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黄立猷之金石书目等[68]。刘法彻底将古籍较好地融入现代分类体系中,基本实现了将新旧、中外图书统一于一法的理想,“《中国图书分类法》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在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69]。

2.5 创建首部系统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

图书目录,历史悠久,中外如此。在我国,春秋之时,孔子删定典籍,加上新的标题和解释,以现代观点而言,则是为书作序。序则成为以后图书著录时提要项之雏形,此可说为我国文献著录之萌芽。至汉代,刘歆之《七略》,最先确立我国图书著录的事项和格式,并开始运用互见、别裁、附注等著录方法[70]。至18世纪,我国清代著名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字庆增)著有《藏书纪要》,是书成为我国全面论述藏书技术的第一部专著,刘国钧认为:“我国自来论编目者,殆以孙庆增《藏书纪要》为最”[71]。由于我国图书整理长期重分类轻编目,重实践轻理论,直至新图书馆运动初期,我国仍然只有编目方法而无编目规则(条例),在转变重藏轻用、倡导图书馆向公共、公开、免费的近代图书馆发展的进程中,将图书馆目录功能彻底从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能中解放出来,从而彻底转向重视目录检索揭示功能,成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中重要的一环。由此,时势要求编目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产生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重大变革。此亦是追踪国际潮流之一的重要问题。

自1927年起,这一问题受到图书馆学界前所未有之重视。是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编目委员会主任李小缘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刊发关于征集编目条例的意见书,并申明此乃编目委员会要做的第一急务:“考吾国近代图书馆之进步甚速。固而对于编目方法之要求亦大。惜尚无书籍可解决此项问题。故为求实用及功效普遍计,个人以为本委员会之责,以编制各种普通图书编目条例为第一急务”[72]。同时将编制中文旧籍条例作为第二急务,并将编制中文书籍参考书目和编印目录卡片出售两项作为“要务”工作,“急务者如今必求以最短时间达最佳之目的。要务者则事虽关重要而时间上可略缓者也[73]。可见,创制中文图书编目条例之任务已急不可缓。

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召开,会上针对编制中文编目条例之事,会员向大会共递交了7份提案,包括:《规定中国图书编目规则案》(文华图书科)《规定标准编目条例案》(李小缘)《协会应积极进行制定汉文卡片编目法案》(黄星辉)《请协会统一编目案》(吕光渭)《图书馆编目最为困难请示讨论划一办法以利进行案》(秦毓钧)《编目应如何改良进行案》(秦毓钧)《编目中文书目方法案》(杨昭悊)。此7案后经大会合并修正后议决通过,即《由协会编订中文编目条例案》,并决定由编目委员会编订条例,于下届年会发表[74]。因时势所急,刘国钧发表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因为“今中华图书馆协会有征求编目条例之举,遂假季刊之纸幅以献之,且以求明哲之教正”[75]。据刘国钧所述“盖五年于此矣。稿凡数易”可知,此条例自刘国钧1925年下半年留美归国后,即通过金陵大学图书馆这一平台,开始这一工作。这一工作的过程,也充分显示出了“研究问题,引入新知,整理文献,创建中学”之理念与途径方法。这一过程即是“紬绎宋元以来之公私著录,抉其通例,征之于西方目录家学之规定,而略为变通,笔之于纸”[76]。这一充分接中文图书编目地气之作,“试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再试于河南图书馆,又试于国立图书馆。以施行之结果,迭有改易”[77]。

这一条例之诞生,具有重要意义:(1)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世界首部编目条例产生于1841年:“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安东尼·潘尼兹和他的助手于一八四一年出版的世界第一部正式的编目条例《九十一条编目条例》,被称为世界目录学史上的‘大宪章’,现代编目法的开端”[78]。刘国钧则克服中国图书的复杂性而率先编制出中文图书编目条例,在中国图书馆学建设进程中,亦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编目法的开端,其成果,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示范意义重大。该成果成为我国以后中文编目条例中的范本以及其他中文编目条例产生之基础。1936年任职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的毛裕良、毛裕芳,根据馆藏方志,编纂《中国方志编目条例草案》,并发表于《图书馆学季刊》,“稿经三易,复承刘衡如洪范五周鄤君诸先生,及本馆主任沈勉后先生,多所指正,始成此帙”[79]。该条例草案即以刘国钧之条例草案为蓝本而成,并融入进刘国钧编的中文编目条例系统:“本条例暂以编制书本式分类目录为主,其他未规定事项,得适用刘氏《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之规定”[80]。1936年《国立中央图书馆暂行期刊编目条例》的著录项,亦与刘氏条例雷同[81]。我国解放后诞生的有关中文编目条例,无不是在刘氏条例基础上而成者。(3)系统较为完善。在中文图书编目历史上,编目方法较详尽且实用者,首推孙庆增之《藏书纪要》,如以现代编目原理分析,其著录项目有9项:书名、著者、版本、版次、书形、标题、附注、提要、索书号[82]。刘国钧以《藏书纪要》中著录内容为基础,将其各项内容与西方编目理论与条例相比较,并运用欧美之编目原则与理论,最终完成一个系统较为完善的中文图书著录条例。刘国钧以通则统括条例精神,以此指导及规范图书编目实践思想,将著录事项归纳为6大项:(1)书名项,包括书名及卷数。(2)著者项,包括著者姓名时代及著述种类及注释人等。(3)版本项,包括出版时、出版人、出版地、版刻及版次等。(4)稽核项,包括册数、图表、纸张、初印、后印等。(5)附注项,这是内容较多的一项。(6)索书号。在各项的规定前,都首先作原则概述,此外还阐述了标题、参照、别出、互见、注释笺证校勘之书、附刻合订、丛书、官书及机关团体所发行之书、译书、期刊等的著录内容、范畴与方法等规则。张遵俭评价刘氏条例:“编目法可得而言者甚详,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之参酌两法编订印行者,有刘国钧氏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及裘开明氏中国图书编目法等书,均称完善”[83]。

人们在研究阮冈纳赞对编目理论作出的贡献时,认为阮氏分析了印度及穆斯林人名的结构,提供了最准确的著录规范,规定了图书外部特征的描述项和款目的排列次序,“还解决了单卷图书、专著、零散文献、多卷图书和期刊的编目问题及笔名责任者和机关团体责任者的编目问题”[84]。其实,阮氏对编目理论的这些贡献,刘国钧于1929年时就已作出,而且由于解决的中国图书问题更复杂,解决方法更深入且切合中国特色,其贡献则应更大。

能在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进程中,创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具代表意义的图书馆学体系;能用哲学的原理创建出破除四库桎梏、容古今中外书籍且实用的代表性分类法;能融古今中外编目思想为一体,构建出我国首部中文图书编目条例,此三者同时具备者,前无古人,后来者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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