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何谓：学校体育的关键认知
时间：2023-01-26 12:2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迟志勇,吕思泓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学校体育不仅关系到个人身体的强健，也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关联，对国家、社会、个人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美、俄、英、日等国在今天仍着力于提升青少年体质[1]，这也是学校体育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903年体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确立起，我国学校体育已绵延发展百余年。但差强人意的是，百年前毛泽东感叹的“日趋轻细”的国民体质，今天在广大学子身上依然存在。在多数研究者对学校体育政策提出种种质疑和批判，或从微观层面关注课程模式等问题之时，笔者认为在学校体育开展过程中，个人、学校、社会等利益相关方均存在对学校体育认识的偏差，由此呼吁其各自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教学一线深感体制内体育教育相对于社会体育服务的活力之不足、效率之低下，感受到学生、教师、学校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存在的过分个人主义的“散漫”，而这种散漫受教育体制“保护”又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欲使广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切实的提升，在制定种种规章制度、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之外，需要行动过程参与者对之有根本性的认知并将这种“集体认同”付诸行动。我们认为，这种学校体育中身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是集体认同的核心内容。因此，笔者通过对学校体育关键问题的提炼、重组和反思，呼吁学校体育相关者(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正确认识学校体育过程中自由的限度，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汇聚强身健体的正能量。
在我国教育体制之下，行政推行始终是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方式，然而“国家需求与学生体育兴趣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凸显。实质上，学校体育不仅关系到个人身体的强健，也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关联，对国家、社会、个人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贯穿着从个人身体出发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体育逻辑。从陈独秀感慨于我国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而力倡“兽性主义”的体育教育，到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对“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天下之忧，都充分说明政治精英对于学生和国民身体的关注。从“增强体质论”，到“扬州会议”提出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再到今天力倡的“健康第一”，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学校体育的高度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强制性渐弱，“人性化”的特征日渐突出。
综观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是以学校体育教学为中心展开的“渐进调适”[2]，展现出其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的一致性。“一般来说，文件制定者为保证改革过程平稳有序，通常会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及可能产生的种种社会反应，并尽可能在文件中避免提出极端观点与过激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文件常常是妥协的产物。”[3]其实，国家为学校体育预留了较大的空间，使置身其中者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
“体育”作为清末西风东渐中的舶来品进入我国校园百年以来，已与政治、经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但囿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体育在学校的地位始终没能提高到欧美国家的境地。在国家富强、人人自由度获得巨大提升的同时，以散漫为本质的“自由”充斥校园，严重影响了学校体育目标的实现。
2.1 学校对体育的边缘化
与国家对于学校体育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级学校似乎更倾向于“文件归文件，实践归实践”，因此，体育长久以来被当作“副科”对待，体育、体育教师、体育部门成为“边缘”的代名词。何以至此？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从现实利益观察更有利于避免将问题简单化。体育(尤其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身体活动)是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保障，具有长时性和非功利性的特征。相形之下，学校和学生的利益选择却往往以“短视性”与“功利性”为主[5]。在生存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对大多数人来说，体育并不能为其直接提升财富、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厚植个人社会资本。这使人们更倾向于将精力投向与提升生存资本直接相关的事业，这是体育边缘化的主观因素。客观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教育功利化、市场化[6]的背景下，社会分工的细化为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机遇，构建了一个使更多人能够找到自身位置的社会网络。相比之下，我国体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远未成熟。体育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其提供的社会阶梯少而狭窄。如果没有一定天赋和超人的毅力，成功胜算极小。在中小学，体育因“影响升学”而被搁置；
在大学，因体育对科研、教学贡献甚微，其生存与发展空间也极为有限。如此，体育边缘化成为必然。因为学校体育的行政推行与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当事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不吻合，所以学校体育开展在遭遇“弱者抵抗”(斯考特语)中必然面临推行之难。
2.2 教师的自由及其表现
体育教学可以看作教师为学生提供服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体育发展的专业力与活力根本在于教师”[7]。但遗憾的是，当前很难实现教师教学水平的实质提升。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其运转机制与市场存在巨大差异：市场具有残酷、高效的淘汰机制，而学校则成为很多“在编人员”在体制内避免被淘汰的“温室”。以旨在改变传统教学模式的俱乐部制教学改革为例。虽然这种教学模式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面向全体、团队学习”，其设计和运作模式为体育教学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蓝图，但反观其推行，不少学校进行的俱乐部教学改革中途夭折，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高校坚持实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的抵制。他们不愿为学生做出利益让渡，如利用晚上时间上课、接受培训以适应学生对新兴项目的需求等。课程教学内容上，武术教学“老三样”一用就是数十年，极少有人愿意花费气力研究教学内容、进行方法的创新。质言之，教师的这种“自由”实为体制保护下的“任性”。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教学水平提升的“第一推动力”如何产生？这是一个涉及国家教育改革的根本性、普遍性问题。体育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仅仅依靠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各种“督导”“评估”，往往沦为隔靴搔痒的例行公事。没有真正激发教师主动学习积极性的实质性、根本性变革，一切方法、策略都是空谈。对绝大多数教师而言，“地位与利益是影响教师教育改革的两个重要制约因素”[3]，如果他们认为提升教学水平并不能增加自己的切身利益，就不会积极参与，哪怕这种提升对学生具有莫大的好处。在吴康宁看来，此类根本性的变革需要利益群体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要从“优势群体”开始，可以理解为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这不能寄希望于人们高尚地主动放弃眼前利益，而是有赖于学校教育大环境的变革。以此推论，教师核心素养的提升尚需时日，教师的教学行为多数将仍因循事业单位的制度伦理。
2.3 学生自由限度的扩大
随着国家、社会需求的变化，“健康”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目标，“健康体质测试”成为促进学生体质提升的手段之一。尽管健康体质测试并不完美[8]，但从历史来看，“健康第一”相对于“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劳卫制学校体育”等，在具体锻炼项目的选择上给予了学生足够的自由，体现了行政干预的弱化和学校体育人本主义思想的凸显。然而，身处日渐宽松的学校体育环境，学生却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体育课不穿运动服且屡教不改、上课玩手机争分夺秒、女生“小姐病”式的排斥锻炼等现象比比皆是。
“学生不喜欢体育课”成为学校体育的痼疾，其中固然有体育知识获取途径日益多元、“娱乐至死”时风的影响等原因[9]，但学生中潜在的“力图摆脱一切外在的权威和强制性束缚”的个人主义思想同样值得重视。这种观点认为，个人的强大是多元的。在国家已然富强的今天，一个人从事其事业的基础应是身体的健康，而非强壮。所谓“养乎生，乐乎心”而已。身体得到养护，心情愉悦，便具备了为国家服务和谋人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人有喜动者，有喜静者，将后者集于操场之上，以“天行健”之名迫其运动，其后果自然是阳奉阴违。如此观之，学生体育参与或否的自由意志不应受到来自外力的强制。这种观点直接对学校体育(尤其是作为必修内容)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教育批判家阿普尔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谁的知识最有价值”[10]。阿普尔之问启示我们：置身于复杂场域中的学校体育，其教育的目标指向是个人还是国家？换句话说，学校体育的天平如何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3.1 改革应试教育的体制之困
体育习惯的养成应是渐进的系统工程，仅仅在学生学校生涯末端的大学进行补救，效果自然不会理想。虽然体育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已被屡次强调，然因应试教育“考试”这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于面前，中小学体育学时少、放羊式教学、国家政策要求完全得不到贯彻，顺理成章成为真实的常态。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也往往是“到小六就中止，到初三就叫停，到高二就下马”[11]。与中小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没有“鲤鱼跳龙门”式的升学目标，考试的达摩克斯剑从学生头上移除，这为学校体育的作为留出了空间。因此，国家政策制定者将大学作为学校体育的最后一道防线，从体育必修课、课外活动、体育竞赛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详尽规定。“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成为悬挂于锻炼场所的醒目口号，大有抢回学生在中小学失去的体育锻炼时间之势。而现实情况是，大学公共体育课上学生上课玩手机、树荫下聊天成为普遍现象，其中固然有教师管理不善、不力等原因，但也反映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较差。可这仅仅是大学体育教育的问题吗？不能不说，在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空间被严重压缩的情况下，学生步入成年进入大学之后很难重塑锻炼习惯是主因之一。因此，高校体育教学种种措施，对那些众多并无锻炼习惯的学生来说，可谓典型的“终端治疗”方法。尽管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小学与大学体育教育的衔接问题，但在笔者看来，中小学与大学体育的衔接自然是学生体育习惯养成的良策，但这种衔接却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3.2 重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一个人从事体育锻炼，根本在于对体育的文化认同。体育教学是“授技育人”之道。它不仅是动作技能的传授，更是体育文化的熏陶。
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一，校园体育文化的形成不是朝夕之事，需要长期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所谓“无体育，不清华”是从民国时期就形成的传统。学校领导首先要对体育有深刻的认知并躬身实践，以鼓励广大师生积极从事体育锻炼。如此经历数代积淀和传承才能形成具有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其二，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应积极研究和吸取西方经验。英国伊顿公学、美国常春藤联盟高校等，都是校园体育文化浓厚且特色鲜明的学校。借鉴国际体育特色名校的成功经验，可以开阔视野，避免走低水平建设的弯路。其三，作为直接面对学生言传身教的阵地，体育课的教学不应局限于技能传授，体育与历史、文化、社会交互形成的“人文大体育”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体育课时的分配应兼顾技术和理论，使学生对体育实现从身体感知到心理共鸣，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探索的转变。
3.3 市场法则的有益启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问题时指出：现代性社会在时空分离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脱域”特质，使得社会成员相互交往方式由在场转化到缺场。[12]随着现代社会知识的大众化、通讯和运输系统的发展，学校体育的“脱域”表现为体育教育从业者的非专业化、体育教育资源的大众化以及体育知识获取渠道的多元化。随着国家体育产业政策的向好，社会体育机构服务的优质、高效、便捷与学校体育改革的迟滞形成巨大反差，学校体育面临着来自学校外部的巨大冲击。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面是校外健身俱乐部、道馆人满为患，另一面是学校体育课上学生玩手机、心不在焉的无聊和散漫。
尽管不能以此断言“学生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但校内外体育教学的冰火两重天提示我们，教育需要拒绝功利化、市场化的侵蚀，而某些方面也需要充分学习市场的逻辑与法则。“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学校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外在推动力”[13]，但当学校体育发展滞后于学校外部的体育社会化进程的时候，这种“推动力”就会变成阻力。在新自由主义的竞争理念中，竞争有着这样的一层含义，即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出现，“潜在的进行知识创造的场所越来越多，不再仅仅是大学和学院”[14]。非传统教育提供者的出现，剥夺了学校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垄断地位。因此，竞争的压力不仅来自于政府在教育体系内制造的“准市场”系统，而且也来自于教育机构与其他替代者的竞争。“依靠国家政策来驱动的学校体育发展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可能使学校体育从根本上得到发展。”[14]因此，学校体育应充分吸收体育教育市场化的有益经验，以多元化的体育项目对接学生多元化的兴趣需求。
学校体育需以认同为行动的起点，而其中的核心问题便是利益相关者(学校、学生、家长等)对个人身体自由与社会责任关系的认识。在国家日渐富强的今天，我们在学校体育中拥有更多自由的同时，仍需反思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教育无法游离于政治之外，这是由教育本身的公共产品属性所决定了的。”[15]回顾百年学校体育发展，学生身体经历了由国家规训到个人价值凸显的过程[16]，政治、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但学校体育身体自由度的提升绝非意味着无限制自由时代的到来，而是与社会责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关联。对学校体育中身体自由与社会责任关系的理性认知，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学校体育利益相关者“认同缺失”的问题，有利于学校体育改革取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具体实践中，学校体育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有赖于教育体制大环境的变革，需要充分借鉴外部经验打造校园体育文化，更需要跳出体制束缚吸收市场化思维和运作方法。
体育是人类获得技能、娱乐身心、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对学生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的学校、教师应以空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确认识、主动承担学校体育的社会责任，为学校体育注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使体育运动成为学生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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