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术”理念的学术差异及文艺研究实践的意义
时间：2023-01-25 11:4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盛 梅
【导 读】“大国学术” 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学术界提出的重要命题。
杨义先生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术家。
在杨义先生看来,“大国学术” 的建构首先是一种理念, 这种理念既包括“文化姿态”、 对学术资源的自信与保护性开发, 也包括还原性分析、学术的世界关怀和人类文明关怀, 以及体现学术格局与境界的重要方法论和学术研究途径。
“大国学术”的概念,气魄宏大,时代感强,中国特色明显,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学术界提出的重要命题,包含着与中国文化自信相关的重要理论和理念。杨义先生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学术家。这一概念初兴于21世纪头十年初期,既与政治范畴内的“大国崛起”理念相通,又有明确的学术内涵。杨义先生提出“大国学术”概念,是以他对中国学术的独特理解和深切体验为基础的,因而需要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出该理念的深厚理论底蕴及丰富的学术意义,特别是就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研究而言。举例来说,中国民族歌剧研究所遇到的许多学术问题,都可以从“大国学术”的理论框架中寻求解决的途径。
按照杨义先生等提出的“大国学术”概念的原本想法,结合这一概念在十年前出现的时代背景,应该将其定义为中国应有的学术气派、学术风度、学术格局和学术成就,它以本民族自身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资源为主。因此,对这样的资源应当进行保护性的开发和负责任的使用,其研究应当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保持理性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与此同时,也应当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将其所取得的成就视为世界学术文明共同的成就和共享的成果。当然,不同的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对“大国学术”所做出的论证有所不同。虽未形成论证的局面,但确实存在着参差的现象。不过无论怎样的参差,都表明了学者们关注“大国学术”、建立“大国学术”的热心。
“大国学术”理念经过十年左右的酝酿、讨论,已经成为学术界并不陌生的学术话题。不过如何理解“大国学术”,学术界见仁见智,议论可以说有些庞杂。徐以骅的《“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一文认为:“‘大国学术’ 是大国综合学术能力的统称。”“‘大国学术’ 的基本条件或标准是所谓理想型和动态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世界只有少数学术强国才能达到。因此,‘大国学术’可以说是 ‘学术强国’ 的代名词。”[1]这样的理解将“大国学术”的重心放在“学术强国”的意义上,显然是非常准确的,是与时代理性同步的学术阐述,道出了“大国学术”的精粹精神。不过这还不够全面,因为既然是“学术强国”,就不可能只是体现在一种“综合学术能力”方面,更应该体现在学术的内涵,学术研究的对象以及这种研究所体现的精神质量上,用杨义先生的概括,便是要在学术内容和学术目标方面“还原”学术大国的文化之根:“任何一个现代大国对其文化根子,都应该进行深度的富有生命力的还原。”[2]10杨义实际上更看重“大国学术”中的学术内容,那就是回复或者说还原民族文化的根性,体现民族文化和文化传统中的生命价值,从而彰显大国的人文风范和学术风采。
徐以骅是从“基督教中国化”这样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切入对“大国学术”的思考的,具有明显的学术针对性。目前出现的关于“大国学术”研讨的论文,大多从作者各自的学术范围出发提出这样的命题论证。林超然的《文学理论与大国学术》一文指出,“大国学术”在文艺理论上的体现,便应该是呼唤“锋利思想”以及“穿透厚度”[3]而不在于理论批评数量的繁多。这样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把准了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脉搏,即数量占据明显优势,但理论创新度不够。这是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角度切入“大国学术”讨论的一个必然的观察,也是非常敏锐、非常准确的分析。可以说,林超然从文学理论角度论述“大国学术”,达到了较深的思想深度和较新颖的学术阐述。不过,思想上的创建和具有穿透力的学术论证并不一定定位为“大国学术”的典范,学术的锐气和创造精神也许是各个文化背景下都会提倡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价值。从这一方面说,以这样的一种学术精神要求和价值要求作为“大国学术”的标志,理论把握上其实有些偏差。既然是所有国度所有文化背景下的学术都应该提倡的东西,就未必一定要在“大国学术”的范畴内予以强调。
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学术”的“大国气派”不仅在于思想的“锋利”和具有“穿透力”的学术发现,更在于在学术资源上保持完整性、原真性,以及在学术观念上保持与传统的理性联系。换言之,“大国学术”的思想并非一味地反传统,也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创新而进行学术研究。这就是杨义先生在提倡和论述“大国学术”时提出的,“绝不可使自己的文化之根长期遭遇‘碎片化’ 和‘空心化’ 的处置”[2]10。这才是“大国学术”必须建立的规范与秩序,是“大国学术”应有的气度与格局。当然,林超然先生所提出的“大国学术”具有“锋利思想”和“穿透厚度”的质量,并不意味着牺牲了相关研究与学术传统的“理性联系”,也不意味着以偏执和偏激的反传统为代价,更不意味着“剑走偏锋”“技出绝招”式的出奇制胜的学术方法。“大国学术”意义上的创新和思想锋利,必须与稳健的、厚重的学术风格联系在一起,能够保护性地开发学术资源,并能够有一种系统性、全面性的学术观照。这就是杨义先生提出的防止“碎片化”“空心化”的问题。一般而言,偏激的反传统思路,剑走偏锋、技出绝招式的研究和批评更能够收获思想锋利、穿透厚度的效果。但这不是“大国学术”应有的格局与风范。
“大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词显然是“大国”。大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责任就是要有全球担当。同样,“大国学术”也应该从学术上对于人类文明有所担当,这就要求有传统的理性精神,有建立普遍性学术规范和稳健性创新模式的意识,而不是单纯的片面的创新。从学术选题到研究方法,“大国学术”都应该体现“大国”文化的厚重的传统,都应该对大国文化所包含的所有学术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整体性分析,以历史的和理性的方式认真对待。因此,“大国学术”关心的是学术资源的整体与全部,特别在学术方法上注意其普遍性和广泛的适用性。一段时间,人们对文学研究中的开口小、选题小而论证详细密集的学术风格倍加赞赏,对文本细读甚至是文本误读的学术成果倍加推崇,但是这些都不是“大国学术”应有之义。“大国学术”应具有整体性、传统性、稳健性和普遍性的特性,特别需要在普遍性意义上理解“大国学术”; 而作为“大国学术”的理念,需要反映“大国”的学术风范和学术气魄,必须体现出普遍性的价值以及覆盖面。正是因此,杨义在探讨“大国学术”问题时,并没有从自己的研究范围出发,而是尽可能体现出普遍性价值以及较大范围的覆盖面,这也正体现了姚中秋先生在《构建大国学术》一文中提出的“大国学术”应该具有普遍性理论成果,并且能够面向整个世界的概括,杨义先生的学术实践和姚中秋先生的学术概括,应该是“大国学术”的最中肯恰当的批注。[4]
作为“大国学术”理念的倡导者和论证者,杨义先生是从国家的文化根性及其有秩序的“还原”意义上考察“大国学术”的根本要义。
杨义先生首先确认,“大国学术”是一种“文化姿态”,是对大国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源负责任,体现出一种还原的使命感的学术态度。“当代中国学人都应检讨一下自己的文化姿态,切不可随波逐流或顽冥不化。任何一个现代大国对其文化根子,都应该进行深度的富有生命力的还原,还原出其发生学的真实过程,还原出其本有的生命活力以及进入现代依然可以启动的生命活力……”[2]10这是杨义先生近十多年来专心致志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学术还原和生命还原的基本思想动力,他所进行的诸子还原,还有《屈子楚辞还原》、兵家还原等系列研究,在思想史研究、文献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和先秦文史研究方面建立了功勋。如此,他所定义的“大国学术”就不是局限在一种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是要调整“大国学者”的文化姿态和学术态度,对大国学术资源中的生命力和原生态负责,并承担起发扬光大的义务。
在杨义先生看来,“大国学术”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大国”文化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的复杂性、悠久性不仅已经积淀为本民族和本国的重要精神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和重要精神财富。因此,“大国学术”不仅需要对本国的学术资源也就是杨义先生所说的“文化根子”负责任,更重要的是要担负起对于人类文明以及相应的学术的责任。“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一个关键,在于从实质意义上振奋和提高对自身文化根子的原创性解释能力,从而使我们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解释既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说服力、生命力、学理魅力,可以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的共识; 也可以在愈益丰富的层面和范围上,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为全人类的思想智慧库藏增添属于中国原创的珍宝。”[2]14许多“大国学术”的研究者和倡导者都注意到“大国学术”必须面向世界文明,要在世界学术的格局中彰显“大国”的精神风采,但很少人像杨义先生这样,从“大国学术”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资源意义及“文化根子”的重要性的角度论证这个问题,这就从逻辑上说清了“大国学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世界文明负起责任的道理。
在这样的基础上,杨义先生仍旧回到“大国学术”的文化姿态问题,因为正确的和学术的文化姿态才可能对大国学术资源和文化根子进行根本性的研究。因此,“要以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姿态,直接面对中国文化的特性,去对世界文化和智慧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能让世界也能听到来自我们这个充满智慧的国度的声音”[5]。这是“大国学术”应有的气派——面对世界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因为“大国学术”拥有无与伦比的学术资源和文化根子,对这种学术资源的开发,对这种文化根子的还原,就是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国学术”必然具有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自己重要贡献的功能,因此身处于“大国”之中的研究者必须树立“大国学术”的意识,必须确立“大国学术”的文化姿态。
当然,具有资源优势的“大国学术”不仅需要确立正确的文化姿态,在理念上确立世界视野和人类文明视野,以及建立与民族文化自信有关的种种学术信念,还要贡献出适合于自身学术资源特性的特有方法论和学术思路。杨义先生认为,从“大国学术”的典范人物如钱锺书那里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大国学术”在方法论和研究思路上的建树,主要体现为钱锺书式的学术“会通境界”(“以剀切犀利的眼光,牵来作家、注家和原始经典的多重智慧相对撞,激活自己颖悟深思、会通多端的能力,并且在持续性研究中”),学术“慧悟境界”(“慧悟是解开精神奥妙的中国智慧之结或中国文化范畴的学术思想方式”),再有就是学术的“创化境界”。[6]这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大国学术”的格局与理想状态所做的学术总结。这样的总结,其意义令人联想到王国维的“学诗三境”。这样的概括是否完全吻合钱锺书等人的学术实际、是否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还有待商榷,但一个“大国学术”的倡导者确实应该总结出“大国学术”应有的境界、格局和方法,以彰显自身的完整性与说服力。
“大国学术”的建构首先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在杨义先生的阐述中既包括“文化姿态”、对学术资源的自信与保护性开发,也包括还原性分析、学术的世界关怀和人类文明关怀,以及体现学术格局与境界的重要方法论和学术研究途径。杨义先生以自己丰富精深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量的经典还原,实践着这样的“大国学术”理念,在学术实践中做出了卓越的表率。
杨义先生虽然是在研究先秦经典还原、研究中国传统诗学和东方叙事学、研究鲁迅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坚实的学术基础上提出“大国学术”理念的,但他的“大国学术”理念与方法论构想并不仅仅适用于上述研究范畴,而更是富有普遍启发性的学术思路。与其他“大国学术”倡导者的理论相比,杨义先生的倡导更能够跳出自己的研究框架,挣脱自己学术研究的窠臼,从广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现代学问体系中建立“大国学术”的学术文化。基于自己的研究范围,甚至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倡导“大国学术”的言论出现较多,如有学者认为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就应该有这方面的“大国学术”意识:“比如国际关系学者,不仅要有文明史以及全球地区史的视野,还应借助一切走出去的机会,深入研究当地的社会政治、历史文明,同时为我们 ‘走出去’ 的企业或其他主体提供具有实操价值的研究报告。”并认为这样才是具有儒家“天下观”的大国国际关系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7]
似乎也只有杨义先生的“大国学术”理念不是仅从自己学术研究的格局和框架出发提出的。他最先强调的“大国学术”是一种文化姿态。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学科的考虑,更加超越了一些具体研究课题的框定。在这里,杨义先生追求的是一种“大国”的文化姿态,是对“大国”文化的根子进行生命还原的一种思考与倡导。如此,他的“大国学术”理念就完全具有“大国”学术文化的气派,也就是一种文化建设而不仅仅是学术建设,是一种文化倡导而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倡导,是一种文化生命及其创造性的考究而不是某些具体学术问题的考究。
具有学术文化的超越性特征,杨义先生的“大国学术”就能够对许多学科的研究产生有效率的启发意义。我们甚至可以从杨义先生很少涉及的中国歌剧艺术的历史和学术研究的角度,论述他的“大国学术”理念的学术普遍性意义。
歌剧是舶来品,来自西方传统的艺术,于1596年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同年的1月16日,澳门圣保罗学院在学院门前公演了一场自我创作的且有中文对白的歌剧,以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殉教的故事为题材。这应该是中国土地上最早的中文创作歌剧演出的记载。不过此后一直以西方歌剧作为典范,直到延安时期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功演出,才改变了中国歌剧“西方化”的艺术局面。周扬等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在《白毛女》的创作排演中所持的艺术观点非常明确,要创作“民族歌剧”。《白毛女》的民族歌剧传统在后来的革命歌剧如《江姐》《刘胡兰》《洪湖赤卫队》等经典作品中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歌剧的民族特色。但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并非所有人都能清晰地认识到民族歌剧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往往以西洋歌剧的经典作为典范。无论是演出还是学术研究,都以西洋歌剧的典范作为参照。而借助“大国学术”理念便可以清楚地判断,歌剧艺术的西方化其实就是片面认同西方标准的结果。其主要根源便在于我们在理论上和学术上缺少“大国学术”的格局。一个大国的歌剧,应该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资源、音乐资源和文化根底进行研究,也就是从本民族戏剧文化之根、音乐艺术之根、中国故事和中国情感的本源意义上将其置于“我们的精神谱系”与艺术谱系。这样才能厘清“现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文化因素、文化脉络和文化DNA”[8]及其在歌剧中的体现。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中国民族歌剧的文化精神起源、血脉、流向和构成,才能通向建立本民族歌剧研究的“大国”风范。
“大国学术”的理念可以促进大国学术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在学术上增强文化自信,更有利于在许多学科领域建立“大国”的学术自信,从而在学术资源的开发和文化根子的还原意义上确立独立自主的学术规范,使得学术研究都在寻找并还原自己民族的“精神谱系”的链接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徐以骅.“大国学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督教中国化[J]. 宗教与美国社会,2018(1).
[2]杨义.学术自述[A].寻找大国学术风范[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林超然. 文学理论与大国学术[J].文艺争鸣,2012(6).
[4]姚中秋.构建大国学术[N].人民日报,2021 -4 -2.
[5]杨义,袁盛勇.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杨义访谈录[A].杨义.读书的启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14.
[6]杨义. 钱锺书与现代中国学术[A].读书的启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77 -479.
[7]谢茂松.“大国之道”需要“大国学术”支撑[DB/OL].环球网,2018-2-13.
[8]杨义. 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与新旧体诗[A].文学哲思录[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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