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理性思考

文／陈培永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过程，因此也必然是会实现飞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作为重要课题。这一课题要回答的问题至少包括：飞跃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作出实现飞跃的宣告？实现新的飞跃的前提和条件是什么？评价实现飞跃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飞跃前后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实现飞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何启示？

从学理上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首先应该讲清楚究竟什么是飞跃？飞跃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飞跃无疑属于发展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飞跃应该是指关于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种状态，它不是难以觉察的渐进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而是明显可见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明显可见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和重大实践成果。

飞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显著变化，很容易被理解为与量变不同的质变。但如果质变等于事物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本身不再是其本身，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还不能完全理解为质变。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依然是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还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生的飞跃。无论如何讲飞跃，实现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能将飞跃等同为质变，夸大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事物本身根本性质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量变，即量的积累，这样体现不了飞跃作为变化发展的显著性，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有学者曾做过如此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变，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质变，而是马克思主义量变范围内所发生的部分质变，是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原质基础上实现的认识新质的增添和发展。”[1]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内部的质变，是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开辟了新境界的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的表述，可以追溯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2]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3]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4]2012年，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5]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将其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6]尽管从党的十七大到党的十九大，都没有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但这段时期基本形成共识的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作出新的概括，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有了新的权威表述，从“两次飞跃”发展为“三次飞跃”，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分别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学理上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还应搞清楚，为什么一定要作出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或实现新的飞跃的判断？适时宣告新的飞跃的意义何在？我们会发现，重视飞跃、适时宣告飞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观上的主张的，是符合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强调，无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领域，飞跃都是普遍存在的，事物的变化发展离不开飞跃这种形式。恩格斯曾指出：“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7]列宁也明确指出，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8]

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即对立统一关系，当统一占据主导性时，事物的发展会呈现出渐进的状态；
当对立占据主导地位，事物发展的渐进过程就有可能会发生中断。而且，统一是相对的，对立是绝对的，绝对的对立面的斗争，必然会使事物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事物发展发生飞跃的变化。这是唯物辩证法相对于其他发展观的一个根本不同。在列宁看来，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一种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一种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只有后一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9]

毛泽东更明确指出，事物内部具体的矛盾斗争状况不同，导致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不同：“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10]

唯物辩证法更强调的是，“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
‘渐进过程的中断’”，[11]事物本身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定的飞跃形式来完成。不能否定渐进性的或者缓慢进化的作用，但更不能忽视飞跃这一决定性转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人类社会领域，更应该把飞跃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环节，在具体实践中把握住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自觉主动地推进这种飞跃，及时中断渐进过程，实现革命性的变革。列宁曾谈到过“飞跃”在终结资本统治中的作用，“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12]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飞跃，适时宣告飞跃，显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这套学说旨在推动人类社会变革、人类历史进步的理论特质有关的。并不是所有的学说都讲飞跃的话题，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中西方学说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学说，是旨在洞察时代、引领时代的学说，这种理论特质决定了其本身必须重视飞跃，既重视人类社会发展的飞跃，又重视理论自身的飞跃。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变革更替，有渐进发展也有飞跃进步，如果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已经形成的经典文献和固有某些观点上，没有发展，没有飞跃，就无法起到引领时代、改变世界的作用。

宣告实现飞跃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的。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是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最成功的中国化必然是实现新的飞跃的中国化。只是渐进的变化发展而没有飞跃性的变化发展，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相适应的。党和国家的事业在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应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实现新的飞跃。

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也是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说一种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不只是确认这一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它还要求全党全国自觉拥护这一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高度认同这一理论成果，自觉地遵循这一思想指导，明确时代问题，凝聚社会共识，同心协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有利于牢固确立党的领导核心，明确党和国家接下来要走向何方、我们应该怎么走好，这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据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实践探索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但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从自觉追求到实现飞跃也还有一段距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付出了艰辛努力和探索，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成果，但可以被认定为实现了新的飞跃的成果并不多。这无疑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一种理论成果要实现飞跃，至少得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离不开特定的客观条件、时代背景的支撑。这里的客观条件应该包括世界形势、历史方位、历史任务、主要矛盾、时代课题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支撑三次飞跃的四个历史时期，也是三次飞跃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时代背景。我们习惯上用革命、建设、改革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简要称呼，“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建设”则包括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则指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时期不能包括在这三个关键词中，如果继续沿用革命、建设、改革这种叙述话语，应该用新的关键词来补充，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新时代可以叫强国时代，关键词是‘强国’，这与‘革命’‘建设’‘改革’几个关键词相对应。”[13]用简要称呼有助于人们更好把握时代背景，而且一旦有了约定俗成的表述，更容易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的认同。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每个历史时期的世情国情党情，都有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要直面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就历史任务而言，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
再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就主要矛盾而言，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
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再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理论来自于实践，飞跃性的成果来自于革命性的变革，倘若没有这些客观条件的根本变化，就很难产生实现飞跃的理论成果。

但如果只有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没有历史主体对客观条件和时代背景的洞察和把握，也实现不了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实现飞跃，还要有历史主体积极发挥能动性作用。道理就在于，时代背景已经产生了，没有人感受到这个背景的转换，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了，没有人把握住条件和机遇，重大历史事件已经发生了，没有人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刻洞察，总之，没有历史主体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没有去洞察这个时代、去引领这个时代，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历史的主体是能够自觉洞察这个时代的规律和走向并能自觉引领这个时代的人。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有必要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从历史的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所讲的，这个结论并不否定、反而认可党的领导核心、主要代表人物是实现飞跃的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党的领导核心使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成为现实，“党的领导核心是人民主体自觉创造历史的灵魂。因为只有这一核心的形成和确立，才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才是现实的”。[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密不可分，这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系，但并不是处于领导地位就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成果的创造者，“对领袖人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的缔造者的分析，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脱离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进程，单纯用权力来解释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创造者的‘权力决定’的看法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15]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时代的能力，与其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治国理政实践，与其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把握的视野密切相关。只有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定准时代课题，抓住主要矛盾，敢于并善于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解决时代问题，完成历史任务，才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这是一个重大判断，这个判断要被广泛认同，还需要讲清楚评判实现飞跃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讲清楚一种理论成果凭什么说就实现了飞跃。实现新的飞跃的依据和标准，在理论层面上应该体现为提出原创性的范畴、命题和重大判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如果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复论述，只是对经典文本进行了新的阐释，没有根据时代发展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就不能说实现了飞跃。

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最根本的应该体现在开辟出新的独特的道路，围绕这条道路形成逻辑清晰、观点鲜明、话语创新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探索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但又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出来的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一系列原创性范畴。

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还要有实践成果的检验和证明。只是在理论上具有原创性是不够的，必须产生实实在在的重大成就，推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才能称之为飞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新的飞跃，都在于其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线还讲到了“四个伟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四个伟大飞跃”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成果的飞跃，对应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其中前两个伟大飞跃，一般表述为“站起来”的飞跃，是毛泽东思想所实现的飞跃；
第三个伟大飞跃，一般表述为“富起来”的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实现的飞跃；
第四个伟大飞跃，迎来了“强起来”的飞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实现的飞跃。实际上，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曾经使用过“三个伟大飞跃”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马克思主义”和“化中国”相统一的过程，“化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中国具体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化中国”即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的过程。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也应该既包括理论成果的飞跃，又包括实践成果的飞跃，是理论成果飞跃与实践成果飞跃的统一。我们更多是从理论层面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的，但不能忽视实践层面实现的飞跃。两者存在着密切关系，如果没有理论成果的指导，没有理论成果的飞跃，也无法推动实践成果的飞跃；
如果没有实践成果的飞跃，也就不能证明理论成果的飞跃。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实现飞跃，可以说一个是理论的标准，一个是实践的标准，缺一不可。

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还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一脉相承、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的关系不能割裂，归根结底是因为其所立足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直接体现在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孕育于先前的理论成果之中，在其中生成并渐渐成熟，取得独立地位，实现新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孕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孕育出来的，是在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形成的，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且，毛泽东思想中已经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始终坚持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本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实践探索中才逐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理论形态，获得飞跃的理论地位。

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断丰富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次实现飞跃，其理论成果的内容都会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具体实践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尤其会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得以丰富发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个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不同理论成果所立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不同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所立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立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也包括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很多观点已经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特征和内涵，不仅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变化结合的结果，而且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是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时代的新内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境界。”[16]同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立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应该强调，实现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虽然继承发展了前一个理论成果，但不可能完全涵盖前一个理论成果的全部内容。应该避免有了新的飞跃就以为前一理论成果已经无法指导今天的实践，就不再需要学习前面的理论成果。前一个理论成果有相对于新的理论成果的独特内容，是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不能认为前一个理论成果因时代变化、因新的飞跃就过时了。它依然对当今时代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学习前一个理论成果的内容，既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又要深度思考其当代价值。比如，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应该仅仅将其作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理论，还应该重点挖掘其蕴含的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重点把握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建构思路，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总体而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飞跃，不是为了强调新的理论成果对前一个理论成果的超越，不是要以新的理论成果来否定之前的理论成果。强调实现新的飞跃，与强调继承发展并不冲突。飞跃不是割裂，不是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地发展。实现飞跃的前提条件是前期的积累，前一个理论成果直接成为新的理论成果的理论基础。新的理论成果的飞跃，是对前一个理论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明。

从学理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课题，应该落脚到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启示，落脚到如何推进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观念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该摆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与自己无关的想法，“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只是领袖们的事，只是少数高层领导的事，其他人毫无贡献，像马克思形容的其他人都只是张开口等着吃烤鸡的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中的是全党智慧，其中包括理论工作者的成果”[1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贡献密不可分，学者的学术观点通过公开发表、参与重要讲话稿和文件稿起草、提供决策咨询稿件等途径，实际上已经被吸收到实现新的飞跃的理论成果中，成为理论成果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国内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呢？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只能承担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任务，也就是把已经提出的新观点、新范畴、新论断讲清楚、讲深入就够了，不要试图有所创新更不要奢望有所创造。我们当然不应低估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应该同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更多人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就是要让更多人掌握与时俱进的党和国家指导思想，更好把握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作用不可谓不重要。但宣传阐释不是鹦鹉学舌，做传声筒，学界应该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围绕着实现飞跃的理论成果的基本范畴，比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提出自己的独立性观点，以助推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离不开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性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真正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实质，就应该具有原创性范畴意识。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新范畴意义重大，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原创性范畴讲清楚了中国式民主的特点，与西方民主理论有着鲜明区分，对系统构建中国式民主理论有重大作用，大大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重塑民主的思维和观念。受此启发，在很多长期被西方掌控话语权的论题上，比如在正义、自由、平等、治理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立足中国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根据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建构中国式正义论、自由论、平等论、治理论，提出具有标识性的原创性范畴，以此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舞台。

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需要自觉洞察时代，回答时代问题，不能做时代的旁观者，而要做时代的参与者融入其中。但仅就经典文本、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和阐释，是很难实现飞跃的，因为即使对经典文本、基本原理阐释得再清楚，也可能不会提出回答时代问题的新的重大范畴、重大命题和重大判断。当然，经典文本之所以经典，基本原理之所以是原理，也在于其能够穿透时代，为我们读懂今天提供学理支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放弃学术研究之所长，应坚持文本解读、基本原理阐释与回应时代问题相结合，以学术学理洞察时代，以时代问题生成思想，在洞察时代中创新观点、创造理论，自觉以独到的学术研究成果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

猜你喜欢 理论体系中国化成果 再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①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22年1期)2022-06-10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湘潮(上半月)(2021年11期)2022-01-15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试验鉴定理论体系研究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21年7期)2021-10-13《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概论》党员干部之友(2021年7期)2021-07-19验收成果小读者之友(2020年8期)2020-09-01数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成果中国报道(2019年8期)2019-08-292018数博会4大成果当代贵州(2018年21期)2018-08-29一张图看懂“论坛成果清单”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20期)2017-06-01《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再认识①——兼论“依经立义”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之关系西南学林(2016年2期)2016-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