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漫卷》：迟子建小说的城市书写
时间：2023-01-21 08:4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孙彦峰 ，钟昕妍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故乡经验作为迟子建文学肌体中最不可撼动的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她的文学根柢。在寻根的过程中，故乡经验与故乡图景贯穿于迟子建的整体创作，从迟子建的处女作《沉睡的大固其固》到新篇《烟火漫卷》，这一特征得到了赓续。在享有“远东莫斯科”美称的哈尔滨久居三十余年后，迟子建收获了新的创作灵感，哈尔滨的城与人共同搭建了小说的主体结构，尘俗烟火中人的悲与喜，生与死以及城的发展与变迁共同形成了该作品的中枢。《烟火漫卷》中的城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迟子建笔下得到一次巨大转变，文本中呈现的不是对立冲突，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储存着苦难的记忆的城与生活在其中的凡人共同经历了历史震荡、文化渗入、时代嬗变，在当下共同点燃了人间烟火。在作品中，哈尔滨不仅作为叙事空间，还作为叙事对象而存在，城与人共同成为叙事目标和表现对象。在城市书写的坐标轴中，《烟火漫卷》通过民间叙事、空间叙事、反思叙事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城与人之间相互转化、相互指涉的紧密关系，作为“世界”的城和作为“此在”的人共同丰富了文本内涵，并且显现出迟子建相较于其他作家的特殊性。
陈思和认为:“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的欲望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P12)《烟火漫卷》中哈尔滨与哈尔滨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哈尔滨养育着哈尔滨人，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哈尔滨人完成了生、老、病、死的人生之旅。哈尔滨人反哺着哈尔滨，他们将哈尔滨的风俗民情、地域文化传承、发扬、更新。
我们可以从城市的民俗性中提炼城市的历史，使城市显现出厚重的底蕴。迟子建擅于写民俗、乐于写民俗，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不吝笔墨地讲述了哈尔滨的节日风俗、婚丧风俗、饮食风俗等等。在迟子建的创作中民俗既是维系人与城关系的重要纽带，又是对世俗人生的认同和对民间精神的发扬。《烟火漫卷》中，“进入腊月，年关之际，人们想到的都是短缺了什么，年夕赶紧补齐和偿付，以免有灾殃。除了吃的用的，欠人钱的要还钱,欠人情的要还情。”[2](P283)哈尔滨人沿袭了“年”、“夕”的传统，一到年关之际，就开始办置新衣新寝具，添置新碗筷，采买年货的，买春联宫灯的，买纸钱祭奠故人……除了这些习俗，作品中还呈现了哈尔滨其他独具特色的年俗，如：一进腊月陈秀就做了两盏冰灯放在大门两侧、熏煮或是卤煮猪肉和鸡鸭来备办年菜。黄娥在大年三十贴窗花、包酸菜饺子，初七要吃过“人日子”的面条。迟子建对哈尔滨的地方风俗和民间生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捕捉，为《烟火漫卷》增添了极大的地域特色，显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
迟子建坚守的民间立场，使她的作品中十分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作品中的小人物不仅不为历史洪流所淹没，还展现了特定的时代精神内涵。
“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灵”。[2](P3)生活在哈尔滨这座城市中的“生灵”，在季节更替，朝暮更迭中生生不息，迟子建扎根于民间,驻足于民间诗学，谱写了一首大地生灵命运交响乐。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烟火气息共同构成作品血脉，作品上半部的开端就陆续出现了蔬菜市场批发商、环卫工人、经营早点的人、送奶员和送外卖的小哥、哈欠连天的业主、早班公交司机和出租车司机、晨练者……一组俗世中努力生活的底层人物群像，署名了哈尔滨的早晨。下半部则用大泼的笔墨描摹了灯火照亮的夜晚，不绝的车流，涌动的人群，热闹的餐桌，休闲的夜生活，忙碌的夜工者共同落下了哈尔滨夜晚的帷幕。这种传统的自然纪时记录方式正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时光不停，生活不停，步履不停，意在告诉读者，关于哈尔滨的叙事是从城市的边边角角，生活的细枝末节，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中表现出来的。这座融汇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冰雪之城告诉所有人，最平凡的就是最真实的。
迟子建在谈到关于《烟火漫卷》的创作时提到：“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2](P311)苦难经常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作家作品中的每个人物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虽然他们各自主导自己的生命活动，但却无力摆脱了命运的安排。即便现实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他们依旧不放弃生活之光，选择成为逆流而上的溯洄者。刘光复在罹患癌症后仍挂心自己的城市，费心推广东北城市纪录片，仍然想着去松花江上游一回，珍惜生活的美好与自然的馈赠；
刘建国在知青时期意外遗失铜锤，于是选择了司机这一适合寻人的职业，在寻找铜锤的路上一走就是五十余年；
大秦小米面临小米婆婆陈秀的刁难，经济上的窘困，为了爱情还是义无反顾的结合在一起；
意外撞伤黄娥的马车夫家境贫寒，但他并没有逃避责任，主动提出若黄娥出事了便承担起抚养杂拌儿的义务……城市中的每个灵魂都是城市主体的创造者，如此看来，《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不是单纯的小千世界，文本中迟子建关于哈尔滨人世间的书写，不仅注重客观真实的再现，而且还体现了文学的本质，作家写出了大千世界普遍性的生存境遇——无论人生命途多舛，都要踏开世间不平路。
《烟火漫卷》体现了迟子建城市书写的能力，她既关注民间生活，重视对原生态生活面貌的描写，又关注作为全体的人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关于哈尔滨人间烟火中人与城的相互建构，正基于她的民间立场和对底层的关注，再上升到人性和更为普遍的生存境地，迟子建通过小人物和世俗生活呈现城市风貌的叙事策略，在存在哲学和现世价值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超越。
迟子建的创作总是以民间视角来观照底层民众的人生百态。值得注意的是，《烟火漫卷》虽然使用了民间视角，但其叙事内容大多置于城市这一空间视域下。《烟火漫卷》的空间叙事之所以富有历史感、层次感就具体体现在哈尔滨这一都市空间中设置了多重空间。迟子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设置了一个多维空间，书写具有烟火气息的市井生活，勾勒具有地方色彩的城市建筑，同时又将哈尔滨的人文景观收藏于文本中，展演了历史文化的内蕴，几代人的际遇联袂呈现了一部全面的、完整的哈尔滨地方志。
首先体现在历史情境下设置的紧密贴合的人物关系。城市的建构和历史文化，与人的养成有着深厚的关系。哈尔滨在时间洪流中书写了一部帝国侵略史、反法西斯战争史及难民流亡史，迟子建跟随着历史留下的印记，找到了哈尔滨的城与人的互动关系。
“如今我们在谈及城市传记的书写时，多处于一种试图勾连当下与历史的姿态。城市传记既书写城市历史，也包括与城市历史相关的记忆。”[3](P8)在偌大的哈尔滨中，聚集了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等族群，每个族群都能够在哈尔滨找到归属，都有资格讲述自己与冰城的故事。《烟火漫卷》带领读者认识哈尔滨的人物并非是城市中身世平凡，毫无牵连的人。针对哈尔滨族群混杂多样的特性，迟子建将讲述哈尔滨故事的资格证发给了历经帝国扩张、抗战救亡、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特殊人群及其后裔。小说所选择的说故事的人为读者重现了哈尔滨命途多舛的历史，交代了哈尔滨族群混杂的原因，明确了哈尔滨的城市性质。在哈尔滨城这一物理空间，各族群通过经济往来、军事控制、殖民入侵、文化交融、婚恋养育等形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刘建国是被俄语翻译家刘鼎初收养的日本遗孤，其亲生父母为日本开拓团成员和关东军随军护士；
于大卫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血儿，其父于民生是中国人，其母谢普莲娜是犹太人；
卢木头是蒙古人，因此杂拌儿身上同样流着蒙人的血脉。《烟火漫卷》并不落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之窠臼，以血脉亲情相关的日常生活叙事连起了哈尔滨的城与人的归属关系，赋予哈尔滨这一空间独特的历史感。
其次，《烟火漫卷》中的历史时间与精神空间为哈尔滨的城与人提供了一个对照的时空。小说叙事的主要人物通常都被并置于哈尔滨这一物理空间，但在精神维度上，他们的生命轨迹都沿着不同的历史时间设置的路线行进着，并且这一路线包孕的文化内涵及象征的时代印记在不同人物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这种条件下，城与人就形成了在同一场域中既辅车相依又单孑独立的复杂关系。以黄娥为例，她是一个野性、自由的存在，是逡巡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典型。她生活于未经现代化浸礼的七码头，并且未经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未经过现代文明的开化，也不具备任何现代生活经验，由于与现代保持着相当距离，黄娥在进入现代城市之后，游走于城市与乡土的边缘，在相当长的一段文本时间中，黄娥都在复魅自然性神性的基础上努力平衡本我与自我的精神天平，但是在哈尔滨的救赎下，她的灵魂重获自由，不再困囿于误杀丈夫的负罪感中，并且再次觅得爱情，从而实现人与城的真正和谐。小说另一重要人物刘建国，在哈尔滨度过的岁月已逾花甲，但自丢失铜锤后，刘建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就停摆了，他的精神之表和生命之钟停留在铜锤被拐的那一刻，虽然努力地生活着，但却失去了生活的本色。由铜锤丢失而展开的于大卫的家族之谱则在历史时间中纵向延伸，引出了以谢普莲娜为核心的波折起伏的家族故事，既是个人的，又是城市的。既为其家族史添上了沧桑的年轮，也为哈尔滨这座城市镀上历史光辉。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身处于相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但精神维度都各不相同，这种参差让文本充满了张力，人物的形象更为立体。迟子建独具匠心地设置了不同的空间来表现人物不同的精神维度，这典型体现在时间空间化的处理上。迟子建通过悉心设计犹太墓园、七码头、榆樱院、中央大街、小剧场等具有不同文化底蕴的文学空间，在实际空间上刻上历史时间的度量。迟子建在介绍榆樱院的时候，埋下了这样的暗示，“据说主楼最早是中国人开的戏园，后来成为俄国一个马戏团的住所，再后来被一个日本商人看上，做了日货专卖店，院中那棵枝干遒劲的樱花树，是主楼的日本商人战败前夕栽下的。”[2](P57)通过这样暗示性的描写，梳理出“闯关东们”发展建设哈尔滨——日俄战争后满洲国的被俄化——日本将东北作为侵华的第一站——东北实现光复这样一条真实的历史线索。犹太墓园在作品中出现了数次。谢普林娜的墓碑与众不同，她一生牵连的种族、婚姻关系，叠加为她的复杂署名方式。墓碑上的字母分别是代表了谢普林娜家族姓氏的波兰文字母，其前夫伊格纳维奇的俄文缩写，还有代表现在家庭的汉语拼音“YU”。小小的一座墓碑，却承载了多种文化的交融，记录了三代人的命运轨迹；
七码头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陨落的物理空间，但生活在其中的人拥有蓬勃的生命力，自由的灵魂，他们是现代社会中最接近本我的个体，虽然他们缺乏约定俗成的道德束缚，但承袭了朴素的自然观与伦理观。黄娥具有的自然性，自由、淳朴和野性的精神属性就脱胎于七码头这个前现代的空间，二者之间形成一种象征关系更好地展现了立体的人物精神维度。
此外，《烟火漫卷》中的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形成了互为他者的镜像建构，丰富了作品的叙事维度。榆樱院应当看作是同一空间的多重维度的典型，榆樱院属于中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如同其中西合璧的杂糅风格，院中杂居着不同年龄、性格、职业的群体，这种包罗万象的空间与众生百态的繁琐庞杂的特征相吻合，是让烟火取得具象意义的客观符码。黄娥、刘建国、翁子安、谢楚薇、小米等人相继打开榆樱院这一空间的大门后，迥然不同的精神空间也自觉叠加，使得榆樱院与人物的精神空间互为他者的镜像建构，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精神符号。《烟火漫卷》中，另一重要的空间典型是医院。小说开端就出现了刘建国去医院接翁子安(铜锤)的描写，并且设置了凌晨四点这一时间点，实际上这是迟子建特意安排的情节。翁子安在走失前是混血儿铜锤，走失后成为凌晨四点出生的四点。当他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翁子安在医院这一空间实现了两种身份的转化。除去生命上的新生意义，医院对翁子安来说还有情感上的新生意义。当黄娥出事后，翁子安终于正视自己对黄娥的感情，他意识到没有什么生命比爱情更为轻盈，于是决定释放出对黄娥的倾慕爱恋。翁子安在作为物理空间的医院实现了情感上的圆满与身份上的认同，开拓了自身的精神空间，形成了互为他者的镜像建构。
与土地之间的羁绊进入现代化城市之后就被切断，在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带来的冲击面前，人自觉地更新生命体验和空间经验的认识。作为一个生于乡村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迟子建对城乡之间的由内而外的发展变化有最直观和真切的感受，这促使她将目光聚焦于城市，探索现代性语境下城市与人类之间的奥秘。《烟火漫卷》呈现的感物伤怀之美让我们陶醉的同时，也深切的感受到了另一种警示之义，这对于我们平衡心理诉求，做到和谐发展，重拾精神信念等方面具有大有可观的现实意义。
在迟子建的城市书写中，哈尔滨不仅是叙事和抒情的对象,更是谛视和反思的对象。迟子建对哈尔滨的塑造是客观的、辩证的、立体的，她在表现哈尔滨的日常性、历史性、艺术性的同时，还指出哈尔滨诸多隐匿于现代性背后的痼疾，其中包括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迟子建针对现代性进程中哈尔滨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反思与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态环境的破坏、伦理道德的失落与文化传承的断裂。
“当人心向下时，人性的黑暗，会埋葬这世上最不该埋葬的生灵。这样的埋葬多了，人类就岌岌可危了。”[4]城市既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也是社会和经济的网络。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人类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良好的自然生态步入转瞬即逝的境地，为了改写无可挽救的生存悲剧，迟子建在作品中加重了书写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笔墨，希冀引起人类的重视，冲破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膜。《烟火漫卷》中，小鹞子葬身于阳明滩大桥边上满是废弃物的塑胶跑道；
原本充满了浪漫情调的马家沟河遭受污染后成为城市的排污口；
一到冬季，城市就扣上了由大量的燃煤与焚烧秸秆制成的黑帽子等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与被视作现代性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但这一重要部分却沦为经济发展建设的附庸。针对生态环境在城市中逐渐丧失有机性这一现实困境，迟子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凸显生态环境对人的精神疗效之大用：黄娥在自然赋予的安全感的呼唤下，最终回归了七码头；
翁子安得知黄娥出事故后，对着芦苇荡祈愿，并承诺将致力于湿地保护，使丹顶鹤得以栖身于自然的怀抱。迟子建为城市开具的药方不仅显现了城市生态的价值性，还强调了城市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作为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以伦理维持社会秩序，以道德规约社会生活。当伦理道德的发展脱离正确的轨迹，将会动摇小家大国的根基。在刘建国执行爱心护送的任务中，一父二子尤令人印象深刻。刘建国原以为二子要求刘建国保证车辆行驶绝对安全是拳拳孝心，但在二子逼问父亲钱财下落的丑恶面孔之下才明白他们的要求只是为了得到遗产；
榆樱院中的老郭头与陈秀的黄昏之恋不被老郭头的孩子们认同，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他们更换新证为名骗走了老郭头的房产证和户口薄，之后便不再来看望老郭头了。这两个故事细节可以看出现代家庭中利益至上的观念已经取代了亲情至上的传统观念，伦理失序导致和谐家庭的解体，并且动摇了社会的稳定。作品中道德失落的典型代表——刘骄华之子小李仅凭阅读内容简介的经验就在报纸上发表书评，并且对于刘骄华的劝诫不屑一顾。而后又凭借自身的资源介入了小刘胖丫二人的感情；
七码头的镇在保护老建筑的工程上巧立项目，贪污公款，导致二人受伤；
即便是道德高标刘建国，也曾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在知青时期猥亵了一名小男孩……物质主义、利益至上高举的旗帜，导致了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失去阵地，人的品质在扭曲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侏儒化，迟子建通过塑造一组价值观受时代影响而满身疮痍的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对现代城市人之伦理道德的反思与批判。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艺术为城市提供了最直观清晰的速写，它是城市文化底蕴的印记，也是理想人格的培养皿。但现代性的进程推动了文化多元性的产生，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传统文化艺术被淘汰或盲目改造的问题。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通过对旧建筑的细致描写和传统艺术二人转艰难转型表达了她对于城市文化艺术传承链的断裂感到忐忑不安。类似榆樱院、老会堂音乐厅这种与周围现代建筑格格不入的“时光的弃儿”在哈尔滨已经越来越少，而迟子建却坚持予以它们偏爱与关照，是因为这些建筑保存了无法复制的历史和记忆，具有成熟的生命韵味和不朽的灵魂。作为东北传统艺术的二人转是小刘胖丫二人的努力追求的艺术理想，他们为了改变二人转备受冷遇的现状，试图将二人转与歌剧相结合，但却遭到了消费主义影响下的低俗审美和崇洋媚外的文化观念的冲击被市场抛弃。以旧建筑和二人转艺术为代表的文化遭遇是文化传承断裂的重要表征，也是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必须正视的问题。
克罗齐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5](P3)，对当下社会历史现实的观察、记录和反思，莫过于书写自身的历史，这是文学的责任，也是作家的自觉。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对环境保护、道德伦理以及文化传承的关注，实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当代文学承袭了现代文学的创作轨迹，继续在现实与历史、城市与乡村二维上挺进。在城市书写的横轴上，女性作家以她们细腻、敏感的情感体验，温情、悲悯的人文关怀，在城市“现场”进行了个性表达，将女性经验、女性认识和女性意识融入了城市“现场”。作为东北作家中书写城市的个中好手，迟子建从独特的视角追寻和回顾城市的历史，观察大历史统摄下的小社会和小人物命运是她的卓异之处。相比较另一位东北女作家孙慧芬，我们就能发现独具特色的迟子建式的城市书写方式。二者同样是女性，同样书写东北大地，同样长于农村，同样描绘城市风景线，同样呈现世俗生活，同样注视底层，但迟、孙二人创作主题、叙事风格和哲学思考差别却很大，比较而言，迟子建以城市为主体，而孙惠芬以入城农民为主体；
迟子建城市日常生活的叙述则倾向于表现世俗与情趣的温度，而孙惠芬城市日常生活的叙述表现的是沉闷与平淡背后的冷漠；
迟子建执著于发现人世间的诗性共情，而孙惠芬尝试在城市化进程下进行理性认识。
从创作主体来看，迟子建以城市为主体，而孙惠芬以入城农民为主体。评论家岳雯提出，文学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建构应该以乡村为镜像与参照，只有在“对位”与“互鉴”之中，城市性言说才是完整有效的，如果只局限于城市经验谈论城市性，而没有与乡村体验构成一个整体的话，就会陷入“唯城市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陷阱之中。迟子建将这座具有生命性的城——榫，与生活于其中的具有生命力的人——卯紧密嵌合，又以乡土因子辅之，成功地协调了城与乡，城与人的关系。历经十余年的锤炼，在迟子建这里，城市正式获取主体性身份并且展开了自我叙事。《烟火漫卷》讲述的是百年冰城哈尔滨的故事。在这座城里进行了历史与现时的碰撞、乡土与城市的碰撞。哈尔滨作为三代人错综复杂的命运的承载体，汇集了巨大的史诗性、厚重的文化性、旺盛的生命性。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正是由于乡土因子积极地融入城市，哈尔滨才得以散发出强烈的、醉人的历史光辉、文化光辉和生命光辉。在文本中，黄娥是属于乡土的文化符号，她以自身的力量重新阐释了城市与乡土之间的关系。在哈尔滨的这几年，她绘制了一份哈尔滨的地图，但在这一过程中，她对哈尔滨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由格格不入到为之着迷，原因是黄娥在哈尔滨得到了救赎。黄娥态度的转变正是城市积极包容乡土，乡土努力融入城市的证明。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巧妙地融合了古典型的乡村经验和现代性的城市经验，并且建立了城与人之间“在而属于”的和谐关系，拓宽了当代城市书写的阐释空间。仔细研读孙惠芬的城市书写，笔者发现孙惠芬的城市书写存在“城”与“人”的二元对立结构，实际上孙惠芬是虚写城市，实写乡村。在只具有临时“城里人”身份的农民工群体看来，城市生活只是短暂的谋生之旅，乡土生活才是真正的的归宿。在孙惠芬看来，民工群体与城市是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孙惠芬笔下的农民工们对城市的特殊认识导致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残缺的城市形象和残缺的人物群像。由于虚写城市的创作手法建构的是残缺的城市主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孙惠芬的城市书写是仍处于未成格局的实验阶段。
从叙事风格看，迟子建的城市书写是有温度的叙事，孙惠芬的城市书写是有距离感的叙事。闯荡文坛三十余年，迟子建笔耕不辍地书写温暖烟火与善恶之花，不知疲倦地传唱世间的温情。情感是迟子建作品的肌理，《烟火漫卷》之中，哈尔滨的温度在迟子建对人间烟火的关注、对人物悲喜的共情中逐渐升高。小说将近尾声之际，刘建国在找到丢失的铜锤后得到了救赎，他抬起头发现，自然的夜空中绽放着漫天的烟花，实质上这也意味着刘建国人生的黑夜已经过去，他黯淡已久的生命将会重新绽放光辉，迟子建用这场烟花为刘建国的点燃了生命之火。黄娥母子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传统乡土文化的介入，而且还是迟子建对冰城中众多不完满关系的温情关怀。谢楚薇和于大卫精心照顾“自己的孩子”，杂拌儿的到来让夫妇二人寻找到了精神寄托；
刘建国有了真实的欲望，黄娥的照顾让他重启尘封的悸动之情。在迟子建的创作世界里，她以温情的方式构建了迟子建式的温度叙事风格，她始终以温情烛照普罗大众的世俗生活，真切感知人世间的感人情愫。孙惠芬笔下的城市是市侩的、无情的、自大的，因此，无论是文本角色还是阅读者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距离感。《伤痛城市》中“我”与“我丈夫”为了定居于城市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去物质方面的不足，他们在精神层面也饱受折磨。《春冬之交》中工人小兰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被城市人班长玩弄蹂躏。然而小兰作为受害者却被工厂开除，被城市驱逐，她被迫承担了施害者应承受的结果。孙惠芬的创作拉开了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表达了她对城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
从哲学意义看，迟子建赋予城市书写诗性的哲学意义，孙惠芬则赋予城市书写理性的哲学意义。迟子建创作的诗性主要体现在存在的诗意与人性的光辉两方面。一方面，迟子建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日常诗意的方法。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日常生活是一个产生意义的地方，也是意义降至无意义的地方。”[6](P316)迟子建洞悉了和琐屑的日常生活表象下的各种生存状态，发掘出其中具有生命意义的一面，并将其呈现为诗意的文本形态。迟子建在《烟火漫卷》中信笔写出人们在不变的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命运之变，揭示个体与命运之间缠夹不清的缄祕冲突。刘建国大半生都在寻找他人，在人生的尾端又开始寻找自己，这不仅是生命属性上的寻找，更是精神层面上的寻找。迟子建有意安排了刘建国寻找者与被寻找者的双重身份，当他完成自我确认后，就揭开了更深的层面下历史和战争给“刘建国们”造成的创伤和困境，在个人多舛的命运折射下，迟子建对于历史与人性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烟火漫卷》笼罩了一层温暖的人文关怀之光。迟子建在作品中描绘许多宗教建筑，目的是将哈尔滨打造为物质、精神上双重意义的救赎空间。另外，迟子建认为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这种善恶观的影响下，《烟火漫卷》以二元对立的人性真正切近人的灵魂挣扎，真正攫取现实的尘埃。如退休后的刘骄华还想通过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她关心出狱囚犯的生计，也关心被肆意破坏的生态，但当她得知丈夫精神出轨的时候，半夜拿着刀对丈夫比划。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物时常带有明亮的光环，却也有黑化的瞬间；
又如刘建国用余生向他曾经猥亵的男孩武鸣赎罪、黄娥终日对误杀丈夫卢木头而忏悔、于大卫为自己在精神上报复谢楚薇而惭愧，城里人都背负着不能说的秘密，他们在生活中赎罪，将自我融入生活，又被生活救赎，活出生命的色彩，这是独属于迟子建的超脱的、诗意的人文关怀。在《寻找张展》这部作品，孙惠芬从教育这个现实话题出发，针对家庭关系、婚恋关系、交友关系等各个关系展开了探讨和思考。当人们不得不面临狂飙突进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当新生的资本开始改写传统的生存法则、人际关系以及伦理观念时，人们是否还有能力人云亦云、利益至上的环境之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和清醒的头脑？孙惠芬通过主人公张展提出了新的一代能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找到生命的本质这一理性的哲学思考。
总的来说，迟子建与孙惠芬两位作家的城市书写有相同之处，但从二者在创作主体、叙事风格和哲学意义上比较，我们领略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迟式书写。
学者陈晓明对城市文学做出这样的定义：“只有那些直接呈示城市的存在本身,建立城市的客体形象,并且表达作者对城市生活的明确反思,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典型的城市文学。”[7](P2)按此标准,我们可以认为《烟火漫卷》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
《烟火漫卷》整体地呈现了哈尔滨的地理、人文、历史、艺术、现实等城市文化符码，更具体地绘制了小人物在这座城市中的人间烟火，并且为城市文学的书写与评价作出了时代的回响。学者王敏对于城市书写有这样的认知：“或许城市最先以为制服、摆脱的东西，其实一直也在从内部对抗它，文学表述应该正视这种对抗并找到表述它的文学方式。”[8](P179)迟子建以“人世间”的民间视角和认真生活的底层人物聚焦哈尔滨的历史风云和现实变迁；
以人与城之间相互指涉的叙事关系，丰富了人的叙事的空间性与历史性，城的叙事的情感性与生命性；
以多维度展现了对于现代城市的精神反思。《烟火漫卷》确定了“人”与“城”的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身份，展现了迟子建对于城乡题材切换的处理能力，完成了迟子建叙事重心的一次空间位移。城市书写在迟子建的笔下不再显得捉襟见肘，体现了充盈的现实性与本土性，亦表现了客观的反思性与批判，为当代文学的城市书写提供了正确认知、积极回应与有益借鉴，也许这就是城市书写的正确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