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元培对青岛近代科教事业的贡献

陆 安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学研究中心，山东 青岛 266023)

在近代中国城市之中，青岛无疑是后起之秀。1891年建置后不久，青岛先后经历了德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于1922年回归中国。回归以后，青岛的科教事业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形成了与殖民时代迥然有异的特色。其中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闪现着很多人的身影，爱国教育家蔡元培就是杰出的代表。

之于蔡元培(1868—1940)，人们并不陌生。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就已名声大噪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领导的革命团体光复会遐迩闻名；
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延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使得这所大学一跃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他在香港逝世后，毛泽东同志发出唁电，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值得关注的是，这位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泰斗”和“楷模”，与青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数度造访，而且还积极为这座城市的科教事业出谋划策。无论是青岛观象台的发展，还是国立青岛大学、水族馆的创建，背后都有他的智慧、汗水与奉献。

大学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城市的高度。近代以降，随着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高等教育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大学，宛如城市之魂。青岛，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它的成长年轮和文化肌理中，分明能看到历史上一所所大学遗留下来的清晰的印痕。

青岛最早的一所具有近代化意义的高等学府，即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又称德华大学、黑澜大学)，创建于1909年，停办于1914年。虽然名义上也标榜中西合璧、西学东渐，但骨子里的那种殖民地化色彩随处可见，不管是办学宗旨、目标定位、价值追求，还是师资配备、课程设置、运行范式，无疑都是服务于、服从于德国对这座城市的殖民统治。日本取代德国霸占青岛之后，曾经办过私立青岛学院等高等学府，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922年，青岛回归。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在济南成立。1928年，两所学校停办。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山东之后，开始择机、择地重建高等学府。1928年8月，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成员11人。1929年6月， 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奉令改名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9人。校址从省会济南迁到特别市青岛，蔡元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耐人寻味的是，何思源、傅斯年、杨振声、彭百川、杜光埙、赵太侔、王近信等8人前后承继，都担任过两个筹委会的委员。而蔡元培并非前者的委员却成为后者的委员，这与他力推后者不无关系。

对于青岛，蔡元培并不陌生，他曾经数度来到这里，优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1903年夏天，他因为在上海“倡言革命”而遭清廷忌恨，乘坐轮船来到青岛，住了两个多月。这是他第一次造访青岛。驻青期间，他刻苦学习德语，为其后来数度留学德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爱国学生所喊出的“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口号，想必感同身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五四运动及其先声新文化运动滥觞于北京大学，与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旗帜鲜明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息息相关。

新的国立大学究竟应该设在济南还是青岛？各方曾经一度为此争执不下，见仁见智。蔡元培力主设在青岛，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脉缭绕至今的教育文化余香。从此，这座城市真正拥有了足以傲然于世的近代化、影响大的高等学府。追溯蔡元培对国立青岛大学创建的独特贡献，至今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这座城市的厚爱，以及他对办好教育始终不变的情怀。为什么他力主将国立大学设于青岛呢？刘增人、王焕良主编的《青岛高等教育史》记载：“鉴于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济南是四省通衢，乃兵家必争之地，而青岛地处黄海之滨，风光旖旎，战乱较少波及，海洋资源又十分丰富，所以他力主将还在筹建中的国立青岛大学迁往青岛筹办。”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将校址迁往青岛，并改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1]

1929年6月13日，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延聘蔡元培等9人为委员。7月6日，蔡元培与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一起来到青岛，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所以倍感亲切。7月8日下午2时许，在青岛汇泉饭店，蒋梦麟主持召开了筹委会会议，“就如何接收原私立青岛大学和省立山东大学以及今后院系设置问题，详加讨论”[2]，国立青岛大学的成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一次，蔡元培在青岛仅仅呆了5天的时间。7月11日中午，他与蒋梦麟一道，乘坐轮船离开青岛，转赴上海。此后，在国立青岛大学紧锣密鼓的筹办过程中，他仍在时刻关注着进展情况，除了欣然题写了校名之外，还为经费与校舍等难题出面斡旋，不遗余力。

1.1 对象 选择2010年在我院行单纯腹股沟疝手术患者80例，男70例，女10例，年龄22～78岁，平均年龄66.0岁，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方法。以2009年行单纯股沟手术患者80例为对照组，男68例，女12例，年龄22～77岁，平均年龄68.0岁;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入选条件:①入院诊断为单纯腹股沟疝;②无其他疾病并发症;③患者能配合完成各项治疗及护理工作。

为解决捉襟见肘的办学经费问题，蔡元培写信给国民党要人吴稚晖，请他出面，游说宋子文甚至蒋介石，对国立青岛大学给予经费支持。在1929年8月3日的《致吴稚晖函》中，他写道：“山东旧有山东大学，又有私立青岛大学。现教育部取消此两大学，而设一青岛大学，似乎又多设一大学，而实则并两为一也。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惟中央应出之费，闻业与财政部宋部长商及，尚无确切答复……欲请先生向子文切实一言。如能请蒋主席对宋谆嘱，则尤善。”[3]字里行间，足见其对即将诞生的这所大学寄予厚望，憧憬着这所大学会拉动这座城市的整体发展，憧憬着一个“文化中心点”跃然而出于黄海之滨、齐鲁大地。国立青岛大学及其后的国立山东大学，人才荟萃，名流云集，成就斐然，成为学界仰重的国内知名高等学府，没有辜负蔡元培先生之厚望。

为解决校舍被军队任意占用的棘手问题，蔡元培曾写信给时任青岛特别市市长马福祥，力陈利弊得失。在1929年11月30日的《致马云亭函》中，他写道：“甚望鼎力维护，曲为防范。”[4]当时的青岛，大学校舍与军队兵营同属于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外观气派的建筑群。正因为如此，二者经常互为转化，更多的时候是军队对校舍的霸占。私立青岛大学的校舍，曾是德国和日本的兵营，之后由北洋驻军管辖。时任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与吴佩孚关系颇有渊源，使得北洋驻军让出了校舍。此时，即将成立的国立青岛大学的校舍中，驻扎着青岛保安队，蔡元培亲自出面，函请马福祥予以协调解决。抗战胜利之后，青岛光复，国立山东大学重新开张，再遇美军霸占校舍的难题。在青岛近代历史中，校舍与兵营盘根错节，纠纷不断，曾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1930年9月20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校门口悬挂的木牌上那六个端庄秀丽的大字，就是出自于蔡元培之手。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国立青岛大学的学生冲到了抗争的最前列，甚至到南京进行请愿，迫使蒋介石亲自出面讲话，打击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气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不断趋向高潮。

1932年9月7日，国立青岛大学改组为国立山东大学，杨振声辞职，赵太侔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从国立青岛大学到国立山东大学，青岛迎来了其近代史上罕见的一个文化教育的高光时刻。一大批享誉天下的文人墨客、学者教授云集于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之光，其登高望远、引领前进的“灯塔”效应，经久不衰，辉映着这所学校和这座城市前行的道路。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一所好的大学就如同是一座引领方向、优化品质的“灯塔”。这座“灯塔”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缅怀。而蔡元培先生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尤其不能令人忘怀。无论是国立青岛大学，还是国立山东大学，当时矗立在青岛大学路上的那座大学校园，其实都始终沉浸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之中；
无论是杨振声校长，还是赵太侔校长，他们都是蔡元培先生的衣钵传人，都是他在北京大学教出来的学生；
无论是办学风格，还是价值追求，位于青岛的这所气象一新、小巧玲珑的大学，都与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正如杨洪勋在其所著《才华内蕴赵太侔》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蔡元培为创办国立青岛大学，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心血。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蔡元培推荐自己的学生、文学家、教育家杨振声任校长，并亲笔题写校牌。在学校办学经费拮据之时，他又给吴稚晖写信，恳求他帮助解决经费的困难。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赵太侔秉承恩师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办学，为青岛开启了文化和科学的黄金时代。在国立青岛大学筹备以及国立山东大学发展中，蔡元培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大学‘兼收并蓄’的传统，也融入了它们的血脉。如果说蔡元培是设计师，那么杨振声和赵太侔则是践行者。这所大学的血脉中镌刻着北京大学的印记。”[5]此番论述，可谓精准。20世纪30年代，青岛之所以会出现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的繁盛局面，与这所大学的“灯塔”效应不无关系。正是在蔡元培先生及其弟子杨振声、赵太侔等先贤的不懈努力之下，偏居海角一隅、底子薄弱的青岛，一跃而成为备受各界瞩目、跻身文化教育名城之列的后起之秀。

如果说大学为青岛带来了文化之光，观象台则带来了科学之光。观象台是青岛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的源头，气象、天文、海洋、地震、地磁等领域均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1922年12月10日，经历过德国和日本殖民统治之后，青岛回归。而青岛观象台的回归则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1924年2月15日，日本名义上将“青岛测候所”(即青岛观象台)交还给中国，北洋政府也委任了中国著名天文学家蒋丙然出任青岛观象台的台长。然而，日籍员工赖着不走，酿成了旷日持久的“青岛观象台日员悬案”。在名义上已被交还但日本人的阴影依然笼罩的时代语境之中，青岛观象台冲破重重阻力，在艰苦卓绝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壮大，引领着这座城市的自然科学不断向前迈进。

鲜为人知的是，这一时期青岛观象台的发展，背后始终有蔡元培先生的身影。在他的鼎力相助之下，青岛观象台爬坡过坎，度过难关，站稳脚跟，长足发展，自然科学事业生机无限。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之际，蔡元培正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青岛自然科学事业高度关注，曾直接过问并干预了青岛观象台的待遇问题。

1929年4月，新成立的青岛特别市政府，严重低估了青岛观象台的价值与意义，不仅试图撤换蒋丙然的台长职务，还试图降低这家科研单位的行政级别，让其居于教育局的门下。远在北平的蔡元培闻讯之后，一方面致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胡汉民，请他电告在青岛主持接管事务的陈中孚，不要因政权更迭而撤掉蒋丙然的台长之职；
另一方面“一天内两次打电报给青岛代理市长吴思豫，坚决反对观象台隶属教育局”[6]，援引世界惯例，指出观象台乃学术研究机关，并非教育机关，“没有学术自由，饱学名望之士将不肯屈就”，势必会影响台务的发展。观象台台长的地位应当与青岛各局长地位相当，决不能低配。

在蔡元培的努力之下，青岛观象台直接纳入中央研究院管理序列之中，由青岛特别市政府代行管理。这一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影响巨大，泽被深远，今天的青岛观象台也不隶属于青岛地方政府，而是直接隶属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管理。这种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蔡元培的构想。

之后，蔡元培持续关注青岛观象台的发展。1930年3月，青岛财政紧张，拨付青岛观象台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蒋丙然写信给蔡元培“求救”。接信后，蔡元培致函市长葛敬恩，提及“观象台经费较少，难资展布”，建议青岛特别市政府保证观象台的科研经费。1931年3月，蔡元培发现蒋丙然的台长待遇不高，曾与市长胡若愚商洽，建议“应与贵市府各局长一律待遇”[7]。

除了商请青岛地方当局正常拨付青岛观象台经费之外，蔡元培还想方设法，从中央研究院筹措资金，支持青岛观象台的发展。青岛气象学会编纂的《百年青岛气象》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经费始终是影响青岛观象台发展的瓶颈。蔡元培与竺可桢多方筹措，除了从中央研究院的天文、气象两所每月各拨500元予以补助外，还多次争取青岛历任市长的支持，为观象台筹集、增拨经费，使青岛观象台业务得以顺利发展。”[8]

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之下，在蒋丙然等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青岛观象台的各项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从单纯的天气预报、时间播报起步，衍生发展到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一度成为青岛自然科学研究与传播的大本营和大平台，为这座城市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岛是一座驰名中外的海洋科学之城。青岛观象台，在自然科学领域开了两个值得铭记的先河：一是领衔创办了中国气象学会，引领中国气象科学的发展；
一是领衔创办了青岛水族馆，引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1924年10月10日，正是在蔡元培及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等人的力倡和支持之下，中国气象学会成立大会在胶澳商埠(青岛)观象台召开，标志着这一中国自然科学学科研究团体的正式诞生。蒋丙然当选为学会的首任会长。学会的会址定为青岛，设在青岛观象台。1947年，学会迁往南京。直到今天，青岛观象台楼前，依然矗立着“中国气象学会诞生地”的石刻标志，见证着中国气象科学事业从青岛一路走来、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

1928年11月15日，在蒋丙然的力主之下，青岛观象台正式组建了海洋科，延聘从欧洲留学归来的著名戏剧家和海洋科学家宋春舫担任科长，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标志着中国海洋科学事业从青岛开始起步。

1930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在国立青岛大学召开，这是青岛承办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然科学盛会。会议期间，中国海洋科学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蔡元培第三次来到青岛，听取了蒋丙然和宋春舫的汇报。学术的敏感，让他作出海洋科学方兴未艾、前景广阔的判断。他联络李石曾、杨杏佛等知名人士，发起了在青岛大力发展海洋科学事业的倡议。当时的设想是分两步走，先建水族馆，再建海洋科学研究所。此举，犹如电光石火，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一个月之后，胡若愚就任青岛市长，出面担任了筹委会委员长，胡若愚、蒋丙然、宋春舫为筹委会常务委员。几经斟酌，青岛市政府最终决定，在海滨公园划出15亩地，建设一座古色古香、富有中国建筑特色的水族馆。

1931年1月，青岛水族馆破土动工。1932年5月，青岛水族馆落成开幕。水族馆建成的消息不胫而走，青岛不仅从此多了一处熠熠闪光的地标，中国更多了一处海洋科学研究的机关。蔡元培闻讯之后，兴奋不已，高度赞赏：“当为吾国第一矣。彼年我国多故，百事尽废，独此水族馆，得二三君子之努力，以底于成，于此可见事在人为。”后来，他还曾为青岛水族馆赋诗一首：“水族馆中窗窈窕，海滨园外岛参差。惊涛怪石互吞吐，正是渔舟稳渡时。”[9]

为了推动海洋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1930年11月6日，青岛观象台创办了《海洋半年刊》。在《发刊词》中，主编蒋丙然写道：“海洋一学为近数十年新兴之科学。出版界中，关于此项刊物，尚不多见，而较觉丰足者，当推蒙纳哥海洋研究所之《海洋报告》。本台海洋科之设，实始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年来，经营筹备间，有观测成绩，因发轫之始，未敢自信，故亦未敢公布。今年开始，一切进行稍具规模，爰将十九年上半年测验海洋所得各项成绩编成半年刊，以期就正于海洋学者。成绩虽编于胶州海一隅，而刊物实为吾国海洋界嚆矢所冀者，以后每半年一发刊，能有更较丰富之成绩。兹者第一期行将出版，爰志数语如上。”[10]从中不难看出，蒋丙然等人立足青岛、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折射出早期中国科学家的胸襟与抱负。

青岛水族馆建成之后，蔡元培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进海洋研究所的建设工程。1936年冬，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建成，系由太平洋协会海洋组创设，中央研究院及青岛观象台共同主办，此为研究山东半岛海洋生物之唯一学术团体。

海滨生物研究所、水族馆、海洋科，一脉相承，都可以追溯到青岛观象台。这是青岛海洋科学事业起步的源头之一。与此同时，另一个源头也渐趋成型，那就是青岛的高等学府。无论是杨振声还是赵太侔，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海洋科学对于青岛的重要意义。他们与蔡元培先生一道竭力推进着青岛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

1931年5月4日，杨振声在国立青岛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努力把学校的根基打坚实》，其中说道：“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尚独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洋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学者，皆须于此求之，即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青大求之。如此，则青大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矣！”[11]

赵太侔接掌国立山东大学之后，也十分重视海洋科学研究，曾亲自草拟了《国立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大纲》，在原来国立青岛大学生物系的基础之上，再于青岛沙子口建立了海产生物研究所，后来又创建了海洋生物学、海藻学等多个实验室，培养出林绍文、曾呈奎等一大批崭露头角的海洋科学家，培育出众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海洋科学研究成果。

青岛观象台与国立青岛大学及后来的国立山东大学，双管齐下，共同推动着青岛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正如孙德汉主编的《青岛文化通览》所指出的：“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和国立山东大学的海产生物研究所，是中国最早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奠定了青岛作为中国现代海洋科学研究城市的基础，并且将这一科研优势保存至今，也是青岛被称为‘海洋科研城’的伊始。”[12]

青岛海洋科学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特点是起步早、起点高、发展快、可持续。青岛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蒋丙然、宋春舫等科学家的殚精竭虑和呕心沥血的努力，也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出谋划策与大力支持。如果说国立青岛大学及其后的国立山东大学凝聚着人文科学精华，那么，青岛观象台、青岛水族馆、青岛海滨生物研究所和国立山东大学海产生物研究所等则成为自然科学的大本营。

近代青岛科教事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一度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尽管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各样的“天花板”，但其发展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这背后，始终闪现着蔡元培先生热情相助的身影。他对于这座城市的情感，熔铸为支持泽被后世的科教事业发展的具体行动。他的高瞻远瞩，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当机立断，他的科学谋划，都深深地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成为令人缅怀不已的路标，亦成为后人不懈奋斗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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