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及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的影响
时间：2022-12-07 10:45: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潘小焮
（闽南师范大学科研处,福建 漳州 363000）
职业决策是个体进入职业生涯的必经阶段[1].大学生如何在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时刻做出准确的选择和判断，关系到个人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自我成长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目前我国大学生普遍存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决策困难是职业选择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它不仅阻碍大学生做决策，而且影响大学生做出最佳决策.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处于中等水平[2-3].在校大学生与外界交流度低，对职场认识片面化碎片化，很难顺利地完成从“大学生”到“职业人”的角色转变，因此面对职业选择时常感到困难重重，容易出现犹豫不决、罔知所措等心理冲突，面对玲琅满目的职业信息，无法筛选匹配出恰如其分的职业信息，导致大学生对未来职业方向踌躇不前.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应激源时通常采用的方法.当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事件时，会本能地采用改变认知、调节情绪、调整行为等方式来应对.积极应对可以更好地保护大学生降低突如其来的各种不良刺激对其心理的冲击，反之，若采用逃避、退缩等消极方式应对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对自己做出消极的心理评价，在需要做出职业判断时退缩躲避.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相关，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正确面对就业压力和心理困境[4].
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面对问题情境时产生的自我能否有效处理的信心.带着这份对全境把握的总体信心，个体就能对面临的问题做出很好的预判，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有效地应对.一般自我效能感是预测职业决策的有效变量[5]，大学生在进行职业决策时，高自我效能感能帮助他们对自己做出准确的自我评估并利用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树立完成职业决策的自信，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在职业决策时感受到较少的职业决策困难[6].
影响职业决策困难因素既有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的个性因素[7].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都能单独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2，4]，并且自我效能感、大学生面对压力情境的应对方式都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焦虑[8].大学生若有着充沛的心理动能，更有可能采用积极行为模式来克服择业过程遇到困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本研究拟考察应对方式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决策困难之间的作用，有助于理清职业决策困难产生的心理机制，使大学生正视职业决策困难，并试图通过应对方式来调节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以期能通过有效的途径降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同时研究结果也能为大学生的就业工作提供有关的数据支撑，并为当下高校的就业指导和培训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主要来自福建省某高校得在校大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80 份，收回456 份，其中有效问卷451 份.有效回收率93.96%.其中，男生91 人，女生360 人；
大一102 人，大二87 人，大三126 人，大四136人；
有担任过学生干部职务的有292人，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职务的有159人.
1.2 研究工具
1.2.1 职业决策困难量表
该问卷由Gat 编制，并经过李西营[9]、李娜[10]等的修订.问卷采用5 点计分，共35 个项目，包含缺乏准备、信息探索困难、冲突矛盾等三个大维度，以及缺乏职业生涯规定、职业信息不足等十个小维度，其内在一致性信度0.915，总分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634～0.767之间.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分数越高，表明所遭遇的相应困难越多.
1.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共有10 道题，采用4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并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单维性.10个项目和总量表分的相关在0.60和0.77之间[11].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该问卷采用四级评分，有20 道题目，前12 题为积极应对分量表，后8 题为消极应对分量表，分别反映了遇到应激情况时采用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特点.信度：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α系数为0.90；
积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9；
消极应对分量表的α系数0.78.全量表及分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是一个可靠的测量工具[12].
1.3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有16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第1个因子解释总方差变异的15.20%，低于临界值，即出现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较小.
2.1 总体情况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总分及其各三个维度均处于中等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描述统计分析（n=451）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n=451）
2.2 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2.2.1 性别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性别的差异分析，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表Tab.2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2.2.2 学生干部任职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学生干部任职情况的差异分析，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学生干部任职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有学生干部职务经历的大学生明显体验到的职业决策困难更少.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学生干部任职上的差异分析表Tab.3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in the employment of student cadres
2.2.3 年级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年级的差异分析.大学生在自我概念和职业决策困难上存在年级上的差异.经过事后检验可以得出，大三、大四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显著高于大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年级上的差异情况分析Tab.4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 in grades
2.3 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可知，职业决策困难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的相关分析表（n=451）Tab.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general self-efficacy,coping styles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difficulties（n=451）
2.4 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回归分析研究三者关系: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预测职业决策困难，能够解释的变异量为7%；
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预测积极应对方式，能够解释的变异量为18%；
在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下，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的预测力为10%.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回归分析模型及中介作用分析汇总（n=451）Tab.6 Summary of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and mediation analysis（n=451）
本研究运用依次检验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并解释积极应对方式在自变量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因变量职业决策困难之间的是否起中介效应.
从第一次回归可知，一般自我效能感（自变量）能够显著的预测职业决策困难（因变量）.预测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为-0.27，显著性为P<0.001，满足第一步要求；
从第二次回归可知，一般自我效能感能显著地预测积极应对方式（中介变量），预测标准化回归系数β为0.43，满足第二步要求；
从第三次回归可知，将积极应对方式（中介变量）加到回归方程时，在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下，一般自我效能感（自变量）对职业决策困难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的绝对值从0.27降到0.18，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职业决策困难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仍达到显著水平.因此积极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回归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回归分析模型Fig.1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3.1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特点
3.1.1 总体情况
大学生整体职业决策困难处于中等水平，这与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大同小异，三个维度中，在缺乏准备和冲突矛盾方面的困难相对较小，在信息探索方面的困难最大[13-1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大学生缺乏正确的自我认知，无法恰当地认识自我，实事求是地评价自我，过高地估计自己或过低地否定自己，对自我的研判出现偏差，自然导致在收集与职业相关信息时出现偏差，无法筛选到与自身优势有效匹配的关键职业信息，这就阻碍大学生做出职业决策，或者做出的决策不是最佳决策.
3.1.2 性别差异
男生的职业决策困难高于女生，但差异没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这与秦琼的研究结果一致[15].男性自身责任感意识更强，在做职业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工作本身的特征，会更多地考虑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家人、朋友、教师等人的看法，心理体验到的冲突更强.心理冲突与各种信息雨凑云集，百虑攒心，在职业决策时左右为难.与男性相反，女生作为一个相对弱势群体，体验到的心理冲突不如男生强烈，处理问题时多情善感，迟疑不决.男生女生都有各自面对职业决策时遇到的困难，综合考虑，差异不显著.
3.1.3 学生干部任职差异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学生干部任职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没有学生干部职务经历的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显著高于有学生干部职务经历的大学生[16].原因可能在于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大学生硬性条件德、智、体方面均较高，对于自身一言一行都要求相对更高，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不断地参加实践并积累丰富的经验，不断完善自己，因此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更从容，表现出较低的职业决策困难.
3.1.4 年级差异
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在年级上的分数呈现出“U”型曲线.大一处于“懵懂期”，更多的是关注学校生活和适应问题.大二处于“放松期”，更多的关注的是自身素质的提升.大三处于“矛盾萌芽期”，与外界接触慢慢增多，开始对职业发展进行思考和探索，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渐渐增多.大四处于“矛盾爆发期”，直面职业选择.本研究中大二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明显低于大三、大四学生，随着毕业时间的临近，就业带来的危机感使大学生感受到了更多的职业决策困难.大学生往往需要将各种外部的职业信息、自身内在的特点以及自身与职业的匹配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矛盾摩擦在内心进行碰撞，个体体验到很强的心理冲突，影响到个体对信息的判断和筛选，进而影响大学生做出有效的决策.因此，职业决策或径直或迂回地影响着大三大四学生，使他们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更高.
3.2 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职业决策困难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研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越是具有高自我效能感和合理地应用积极应对方式，职业决策困难就越小；
反之，职业决策困难越大.个体在面对职业决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时，如何采用更为巧妙的更为适应的行为去应对，相信自己并时刻激励自己去应对各种挑战，志得意满定能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因此，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学生更少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另外，在面对职业决策时，个体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可以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来应对不利的环境，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获得通往积极方向的正能量.在拥有相同的自我效能感的情况下，善于采用积极行为模式的个体对职业信息的判断更为准确，对就业准备更为充分，体验到的职业决策困难更少.因此，要降低职业决策困难，个体需善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低自我效能感带来的手足无措，从而帮助个体更快地更准确地职业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