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不同时期的景观与云冈堡的修建
时间：2022-12-05 12:30:03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天歌 杭 侃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云冈研究院、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水从石窟前流过，郦道元《水经注·灅水》中对云冈石窟的记述为：“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川的二级台地上，石窟前的道路是从大同通往左云，前往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的交通要道。武州山军事地位重要，所以武州山一带很早就有军事性的防御堡垒。《史记·匈奴传》：元光二年（前133年），匈奴“以十万骑入武州塞”；
唯不详此武州塞的具体位置。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三引《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根据所记之里数，则《魏土地记》所说的武州塞口，大致在今天云冈石窟分布的范围内。
历史上的云冈峪的寺院范围很大，《续高僧传·昙曜传》记：“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云冈石窟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个，石雕造像5.9万余尊，东西绵延1公里（图一）。
图一 云冈石窟全景（采自〔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一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2年，图版1）
石窟的开凿和不同时期的营造，不断改变着武州山山体的面貌，形成了云冈石窟不同时期的景观。
云冈石窟集中分布的区域有两条自然冲沟，比较大的龙王沟位于第4和第5窟之间，又被称为“东谷”，龙王沟上的山顶建有龙王庙，龙王庙西侧进行过发掘，清理三座房屋遗址，出土物主要有辽代生活用瓷以及有“西京仁和坊”戳记的辽代澄泥砚[1]，说明辽代在龙王沟西侧建有僧人活动和居住的建筑。
另外一条冲沟位于第13窟和第14窟之间，又被称为“西谷”。由于两条冲沟的存在，将云冈石窟所在的区域自然划分为东、中、西三段，最早开凿的昙曜五窟位于西段的东部，而中段的第5至13窟，主要开凿于云冈第二期。东段的第3窟为云冈最大的洞窟，惜未完成，一般认为是由于迁都洛阳的原因导致了第3窟的停工。第1、2窟为一组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东端，离开第3窟有一段距离，第4窟东邻第3窟，西临龙王沟，规模并不大，也未完工，但窟内有北魏正光年间的题记，与云冈石窟开凿工程“终乎正光”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图二）。
图二 云冈石窟平面图（底图采自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第四卷 第三·四期合刊，第184页，插图六）
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上开凿石窟，既可以利用河流阶地作为交通的道路，又可以节省石窟开凿过程中“斩山”的工作量。云冈石窟前有两处遗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原来的河流和道路情况，一处在第2窟和第3窟之间，紧贴着山体有古代的车辙痕迹，向南两米多就是河流故道（图三）；
另外一处在昙曜五窟南25米左右，1993年的窟前遗址发掘中，发现有古河道的遗迹（图四）。
图三 山前古代道路遗迹
图四 古河坝（前玻璃罩内）与石窟崖面关系
我们根据上述两处遗迹和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复原云冈石窟金代以前的河床和道路。金代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曾经记载金代初期治理河道的情况：“本朝天会二年,大军平西京，故元帅、晋国王到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
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现在武州川水远离石窟所在的崖体数百米，当是金代改拨河道的结果，这次改拨河道，对云冈石窟所在区域的景观影响比较大。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图五）[2]。
图五 云冈第16～20窟（昙曜五窟）全景旧貌（采自〔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十一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3年，图版2）
昙曜选择最先在武州山开凿石窟的地方，一定是云冈微地貌最佳之处。
“云冈石窟开凿在侏罗纪的厚层砂岩中，该砂岩为黄褐色并夹有紫色砂质页岩。岩石的主要成分为长石和石英，胶结物多含钙质和泥质，岩体交错层里发育岩性纵横不一。云冈石窟的岩层厚约40米，东西两段逐渐减薄。岩性变化规律大致是：上部石英含量多，东段长石含量多，因此这层砂岩上部比较坚硬，下部比较疏松；
中西段比较坚硬，东段比较疏松。”[3]
从云冈石窟造像的现状看，昙曜选择开凿石窟的地点，是武州山山体岩石最好的地方，同时也是武州川前道路最开阔的地方。
昙曜开凿的五座洞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摹拟椭圆形的穹庐形式，杨泓先生认为这种形式乃仿照游牧民族的毡帐[4]，窟内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内主要空间。在具体的施工中，由于洞窟规模大，所以都开凿有明窗，一期洞窟的明窗明显大于窟门，明窗除了具有运输石料的功能，还影响到石窟的观看方式，因为一期洞窟（昙曜五窟）的窟内没有礼拜空间，而明窗又很大，说明昙曜五窟原来是从外面进行观瞻的，结合金代改拨河道之前的河岸位置，可以看出明窗的大小和观看的视域之间是经过设计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昙曜五窟在设计之初，窟前没有其它木构建筑（图六）。
图六 昙曜开凿五窟之后的武州山景观示意图（赵献超制图）
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对于《水经注》里所记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的理解，结合当时窟前和云冈窟顶的发掘情况（图七），知道现在云冈堡的东西两侧都有北魏时期的寺院遗址，所谓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应该理解为石窟和山顶的寺院相结合，山堂指山顶的寺院，水殿并非实有，而是石窟和山堂倒影在武州川水中的景象。
图七 云冈石窟窟顶发掘区域示意图（区域Ⅰ，北魏寺院遗址；
区域Ⅱ，北魏、辽金塔基遗址；
区域Ⅲ，辽代寺院遗迹；
区域Ⅳ，北魏建筑遗址；
区域Ⅴ，北魏塔基遗址）（采自彭明浩:《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34页，图2.8）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历史进行了考证，其直接的文献来源应该是当时寺院中能看到的两块碑刻：“今寺中遗刻所存者二：一载在护国，大而不全，无年月可考。一在崇（教）［福］，小而完，其略曰：安西大将军、散骑常侍、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钳耳庆时镌也。［因］岩开寺。其铭曰：承藉□福，遮邀冥庆，仰钟皇家，卜世惟永。盖庆时为国祈福之所建也。末云：大代太和八年建，十三年毕。”所谓的护国和崇福寺是云冈十寺中的两座寺院，“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5]。云冈窟前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有辽代大规模的建筑遗迹[6]，但这十座寺院如何与洞窟对应，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辽代窟前建有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这些辽代的建筑在金初的战火中遭到毁坏，金代再次重建了云冈窟前的寺院建筑，《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述为：“唐贞观十五年，守臣重建。辽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
天庆十年，赐大字额；
咸（熙）［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
［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
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李唐以前，虽无遗迹，以近推远，从可知也，此则历年之大略也。”
宿白先生还曾经对唐代云冈的情况做过详细的考证，宿白先生结合文献认为云冈第3窟中的一组大像雕凿于唐初[7]，但唐代云冈石窟前的状况我们无法确知。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看，我们可以确定辽金时期均在云冈石窟前建造有寺院，这种状况就使得辽金时期的云冈景观和北魏时期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北边屡遭蒙古势力侵扰，明王朝决定在云冈修筑云冈堡。据云冈研究院所藏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重修云冈堡记》碑：
“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嘉靖三十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设操守一员，把总二员，坐堡一员；
召募官□五百名。所以保障地方、转送粮饷甚便。是我□巡抚杨爷、镇守张爷垂恩，而民沾其泽也。累年风雨推坏，操守吴公殚厥心思，随其规模，委把总陈公，用本堡军士河南运土，修造堡门一□、□楼一座；
筑堡东面敌台三座，上盖城楼□间；
修公馆二所；
修塌堡墙一面，周围栏□墙，挑洗壕堑；
修盖披塌营房百间，改□□装，什物鲜明；
要路挑穵，赚窖三百余个；
□饬火路烽[]、墩台十座。”
张焯先生对明代云冈堡的修筑情况进行了考证，概言之，云冈石窟由于明代云冈堡的修建而得名，云冈堡分下堡和上堡，分别建于嘉靖和万历年间，两堡之间并有堡墙相连。现在，云冈下堡仅存部分垣墙，云冈上堡基本保存完好。张焯先生还认为嘉靖之前武州山就建造有军事性的堡垒石佛寺堡，故嘉靖碑记云冈堡是“累年风雨推坏”之后的重修[8]。
石佛寺堡筑于何时，诸书没有记载。按明成化十年（1474年）《山西通志》卷三《关塞》记：“石佛寺口，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十里，有墙堡。”所以，明正德八年（1513年）成书的《大同府志》卷二《土堡·续设》中，列有“石佛寺堡”。所谓“续设”，当为继续以前堡垒，同卷《关塞》曰：“石佛寺口，在府城西三十里，左卫东一百十里，有墙堡。”
石佛寺堡的建造乃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但也设有交通驿站。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四《驿递》：“大同行都司十三铺，俱三十里至。……西路七：石佛寺铺、高山站铺、左卫北门铺、牛心站铺、右卫在城铺、双山儿铺、威远在城铺。”
云冈石窟所在区域元代是否有军事性的防御设施不详，金代在云冈创修有五百余步的石墙。考虑金代云冈一带的景观时，需要考虑这道石墙：
“先是，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法师住持。师既驻锡，即为化缘。富者乐施其财，贫者愿输其力，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皇统三年二月起工，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
按此段《金碑》的语意，这段五百余步的石垣应该在灵岩大阁的周围，五百余步的石垣不足以将云冈石窟现在的区域都包括在内，则金代云冈石窟所在区域应该已经有了新的区域划分。
云冈下堡在民国时期尚为完整，现仅存南城墙的东段之部分。明代万历二年（1574年）云冈上堡的建造对于今天云冈石窟景观的影响最大。万历所建之堡城至今保存基本完整，呈长方形，南墙中央开门，外筑瓮城；
东南、西南二角各有向南斜筑的土墙，呈“八”字型分别延伸至第9窟、31窟崖顶，以屏护上下二堡间的联系。值得探讨的是八字墙的东段并没有选择修筑在“西谷”的位置，而是选择了在8、9窟之间，由此连接下堡的东墙，将8窟以东和9窟以西划分为两个区域。8窟以东和“东谷”以西，大致可以第五窟为中心，东西对称，这一区域在明代的云冈堡外，是宗教活动的区域，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云冈石窟的老山门是以第5窟为轴线了。长广敏雄在《云冈日记》中写道：“石佛寺以第5、6窟为中心，大体上具备木造楼阁、僧侣宿泊的僧房，以及其它伽蓝建筑。以五华洞西端土墙为界，以东是伽蓝寺庙院。因而把第14窟以西的昙曜五窟，以至更远的西方窟群看作是神圣区域之外，变成农民们利用的场所。是难以言喻的荒芜村落。……傍晚，变得寂静了。石窟成为野鸠和蝙蝠的栖息场所，到处都是野鸠的屎，弄脏了佛像，已堆积了几百年。……几百年以来，农家长期利用石窟做土房，从不感觉到心痛。石窟从很早以前就不再是宗教圣地。”长广敏雄先生看到的情景，应该是清初云冈堡被废为民堡后逐渐形成的状况，清雍正《朔平府志》卷八《武备》曰：“云冈堡，建于前明嘉靖三十七年，万历甲戌改建于冈上，周一里四分零，高连女墙三丈五尺。地近腹里，无分管边墙，止设火路墩八座，今裁并。”
可以想见明代因为边防有警，在嘉靖和万历时期修筑云冈上、下堡的时候，对于云冈石窟所在区域的景观会造成很大的改观。从老照片（图八）可以明显看到云冈堡东面的八字墙选择在第8、9窟窟顶的位置，而非西部的冲沟，说明在修筑八字墙的时候，当时的寺院重心已经在中段东部的第5、6和7、8窟区域了。云冈第5窟的主尊是云冈石窟中最为高大者，高逾17米。关于云冈第5窟的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杭侃认为第5窟并不是连续施工完成的[9]，它开凿于献文帝时代，上接昙曜五窟，同样是马蹄形平面、穹庐顶的大像窟，窟内主要是三世佛，主尊与昙曜五窟一样，占据了窟内大部分空间，这大概也是后代将第5窟作为中心设置山门的原因。
图八 云冈第9～13窟及云冈堡东八字墙旧照（采自〔日〕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第八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3年，图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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