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砬子会议”地址详考

王宜田 曾宪委

1934年2月21日，杨靖宇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联合另外16支抗日义勇军在城墙砬子召开“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会议，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这次会议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第一次出现了“东北抗日联军”这一历史性名词。目前，东北抗联学术界对会议召开的具体地点存在争议。翔实的史料证明，城墙砬子会议召开的地点是临江县三岔子城墙砬子，即今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城墙街道，当年称为城墙砬子街，是地名，而不是一道城墙状的山岭。本文依据翔实的史料澄清了历史误区，对于东北抗联历史研究、吉林省红色文化建设和红色旅游的开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城墙砬子会议在何处召开问题，抗联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吉林省临江三岔子城墙砬子街木帮工人的木板房里召开，即现在的白山市江源区城墙街道；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靖宇县花园口镇头道花园村(今新华村新华水电站附近)类似城墙的山林里或平地上“临时搭一席棚作为会场”[1]，或工棚里召开。第三种观点认为在靖宇县的白浆(江)河宋家馆子召开。第四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在两个地方召开，先在靖宇县类似城墙的山林里召开，中间因故停止，又改到临江三岔子城墙砬子召开，会议才最终结束，故两处都是城墙砬子会议的会址。

(一)城墙砬子行政区划沿革

历史上，城墙砬子是一个行政村，曾隶属临江县(今吉林省临江市)三岔子镇。三岔子位于正岔、西北岔和西南岔的分岔处，故名三岔子。清朝末年临江设治之初就有三岔子这个地名，位于临江县与濛江县(今靖宇县，下文同)的交界处。(1)参见《三岔子林业局志(1946—1985)》第416页，该书精装印刷但未公开出版。

1923年3月，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区村制，临江县设1个城街区，8个自治区，其中第五区下辖7个村：恭良、宽厚、信诚、让贤、惠仁、俭德、敏政。1930年，全县划分为8个区，其中第五区合并为4个村：惠仁、让贤、恭良、宽厚(俭德并入惠仁、信诚并入让贤、敏政分别并入惠仁和恭良)。[2]56三岔子位于惠仁村。当年“镇”不是指行政级别，商民集聚之地，民间就称为“镇子”，真正的行政级别还是“村”。1932年，伪满在临江仍设8个区。1935年，在8个区未变的情况下，伪满将临江县苇沙河、八道江、六道江、城墙砬子、河口、红土崖、林子头、三道沟、蚂蚁河、桦皮甸子、六道沟等11个人口稠密的村改为镇。[2]57这是城墙砬子由村升为镇的最早记录。林子头镇的镇公所设在三岔子。1939年2月，伪满通化省下达第八号令，将8个区改为2个街、12个村。其中，三岔子村包括城墙砬子、孙家堡子、卢家堡子。[2]57三岔子村与城墙砬子屯地理、地名重合。村内有石头砬子，砬壁陡峭，酷似城墙，故名城墙砬子。现在地貌仍是如此，只是由于开采石料，石头砬子矮了许多。石头砬子下面是一大片平地，有一条丁字形的河流，夏季河水充沛，冬季断流，当地人称“干巴河子”，现在河流已经消失，已建成现代化城区和道路。

从行政区划沿革可知，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临江城墙砬子就是作为地名而存在的。三岔子和城墙砬子在地理名称和行政区划上是重合的。这正是历史上，凡是提到城墙砬子会议必提三岔子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未同三岔子联在一起的城墙砬子，就不是召开东北抗联总指挥部成立会议的城墙砬子。

抗战胜利以后，又经过数次行政区划调整。1945年11月，成立三岔子乡，下辖包括城墙砬子在内的9个村；
1956年3月，成立了三岔子镇人民政府；
1958年10月，三岔子镇改为三岔子人民公社；
1962年，原三岔子镇辖区划分为三岔子镇、城墙人民公社、孙家堡子镇、大阳岔人民公社；
1983年，城墙人民公社更名为城墙乡；
1985年行政体制改革时，将城墙乡并入三岔子镇；
2007年8月2日，撤销三岔子镇，设立城墙街道。

据临江县志记载，伪满时期，临江城墙砬子是日伪掠夺东北森林资源的集散地，既有日本人开设的木工厂，又居住着大量以中国山东籍为主的木帮工人和当地居民。木工厂冬季开工，雇佣大量工人；
夏季停工，解雇工人。被解雇的木帮工人则以为各支抗日义勇军种地为生。由此，城墙砬子成为比较繁华的街市。

(二)城墙砬子会议的原始资料

关于城墙砬子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最基础、最可靠的资料是历史当事人、中共“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员韩光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写就的工作报告——《磐石巡视报告》。这个报告在编入《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册)一书时，题目改为《南满抗日游击运动》；
在编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册时，题目为《韩光关于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报告》。

韩光(1912—2008)原名孟宪林，党内称其为小孟、晓孟或晓梦。作为中共“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员，他随杨靖宇部队活动达半年之久，并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代理政治部主任。1934年韩光刚满22岁，可谓历史直接当事人，在他回到哈尔滨后，省委要求他去珠河(今尚志市)抗日根据地，并写出报告，直接向珠河党、军、团干部介绍“南满”的斗争经验。一个22岁的青年，在亲身经历后的两个月形成的报告，自然比三十余年、六十余年后自己的回忆录准确，这是科学常识；
更比其他间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准确。间接的历史当事人是指那些不是决策者，不是具体事件核心成员，未亲身参加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人。他们只是在外围做一些相关的工作，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做的工作与核心工作是什么关系。

韩光在报告中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的具体经过和重大意义。明确说在八道江(位于今吉林省白山市)战役后，与伪军邵本良部在临江暴马桥激战约6小时。第二天遭邵本良部袭击，在摆脱敌人追击后，杨靖宇率部休整。第三天，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傍晚又与邵本良部遭遇，杨靖宇和4名战士被敌人冲散，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之后在“小帮抗日军”“青林”和“老长青”等三支抗日义勇军的帮助下脱险。杨靖宇与这三支、共百余人的义勇军共同活动半个月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大部队才赶到，与杨靖宇会合，此时已是1934年阳历年之后，即1934年农历春节前夕。其他义勇军得知消息后，纷纷前来与杨靖宇接头。于是，2月21日(农历正月初八)，杨靖宇在陈泉砬子(城墙砬子)街外二里处，与16家义勇军首领召开会议，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韩光在文件中说：“二十来抗日军集合一处，在我司令部领导下，在离陈泉砬子街二里之地住了六日，成立了抗日联军总指挥部”[3]373。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又称“东北抗日军联合总指挥部”[4]。参加指挥部的其他义勇军取消江湖报号，统一编为东北抗日联军8个支队：“老常青为第一支队，四海为第二支队，四军为第三支队，朱司令为第四支队，双胜为第五支队，保国为第六支队，东边〔好〕为第七支队，赵参谋长为第八支队。”[3]376-377

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共同布置了工作”[3]373，这个工作是什么？韩光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欲没收鸭〔绿〕江上有一个三千马匹之大木厂，日本人资本，常驻保护区兵二百多，已行距鸭〔绿〕江六十里之地，听说已荒〔黄〕了，故返回。又欲进攻蒙(濛)江(今靖宇)，敌人已派大批军队四面包围，当日经总指挥部将各支队活动之区域及办法分配后，皆离开了该地。我回来时，司令部已从辉界往蒙(濛江)与‘南满’游击队及臣军接头。”[3]373

韩光在报告中称开会的地点在陈泉砬子街外二里处。20世纪60年代，在《星火燎原》一书中，韩光把陈泉砬子说成“陈家砬子”[5]390，当年的文件中又称之为“成群砬子”[6]。因此，我们首先需理清陈泉砬子、成群砬子与城墙砬子的关系。

陈泉砬子应为山东人说“城墙砬子”的音转，就是说当地的山东移民在说“城墙”时，就发“陈泉”的音。据韩光1990年回忆：“每到一个地方，部队住下后，参谋长李红光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村子里最老的老头带路，上山顶熟悉地形。由老人指点这个山叫什么名、那条河叫什么名，他在这边讲，参谋长赶忙自己画，然后标上地点。‘陈泉砬子’我为什么记得呢？就是那个地图那么标的。一天早晨我出了工棚，看到李红光他们比比划划，边说边画，就凑过去看，问他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参谋长往图上一指，知道是‘陈泉砬子’。”[7]167从这段回忆看，陈泉砬子的名称是李红光听当地老人所讲后标注在地图上的，韩光看到后记住了。在珠河写报告时，就写成“陈泉砬子”。

现在的发音仍是如此。2020年10月19日下午，吉林省文旅厅、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有关专家前往白山市江源区城墙镇现场调查。原城墙公社民兵连长朱孟金是山东移民的后代，当场用山东话把“城墙”发音为“陈泉”。10月22日，江源区史志办又找当地山东人录音，仍把“城墙”发音为“陈泉”。由此可以确定，陈泉砬子系发音所致，就是城墙砬子。“成群砬子”的发音与陈泉相近，陈家砬子又是陈泉砬子之误。

在确定韩光报告中的陈泉砬子即是城墙砬子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其中所传递的重要信息。

(1)城墙砬子是一处比较繁华的街市，而不是纯粹的山岭、石头砬子。就是说是地名，而不是指这座或那座石砬子的山名。

(2)正月初八，东北仍是数九寒天，不可能在野外开会。即使是极为艰苦的1938年以后，东北抗联在冬天召开的重要会议也少有在野外进行的。这一点韩光在《抗联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的纪念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开会的会场都是在木帮的木板房子里，很暖和。”[7]164

(3)会议是包括杨靖宇在内17个军事领导人参加的室内小型会议，而不是在露天、野外召开的2 000余人的群众大会。韩光在报告中描述了会议选举总指挥部领导成员的经过：“至于选举总指挥部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采取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票十七张，十六张写着杨司令。总参谋长我们得九票，赵参谋长七票，结果还是我们的参谋长当选了。总政治部主任也是我们当选了。所以形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即是总指挥部。”[3]377韩光在报告中准确说到“室内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票十七张 ，十六张写着杨司令”，这就是说，参加会议的人中，只有17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再加上其他工作人员，在场人数应为40左右。我们不否定在会议结束后，又开一次群众大会，但如果开大会也一定在室外，因为以当时的条件，不可能有容得下2 000人的大会场。如《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关于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里称“正月初八各主要抗日军都云集三岔子一带开大会宣布我军主张”[8]。

(4)无论是有选举程序的小型成立会议，还是宣布我军主张的群众大会，会议地点都是在临江三岔子，即临江的城墙砬子，而非其他地方。这里有韩光的报告和“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可作证明，不是孤证。

(5)会议结束后，杨靖宇与其他16个首领共同布置了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共同进攻鸭绿江边日本人开的大木厂，队伍行进至距鸭绿江60里处时得到消息，木厂已黄，队伍返回。又欲攻打蒙(濛)江，这时得到敌人前来进攻的消息，于是队伍按总指挥部的安排分头离开。

(6)会议是一次开完的，没有中间休会、转移会议地点的任何信息和理由。

(7)如果会议在濛江境内召开，不可能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说欲攻打濛江，应说打濛江的某某地方。韩光回“北满”时，杨靖宇部队和各抗日军已从辉南前往濛江与“南满”游击队(苏剑飞部)和“臣军”接头了，这再一次证明杨靖宇和各路义勇军开会地点不在濛江。

(8)从行政区划的沿革看，临江三岔子从设治到现在，一直处于临江境内。三岔子也从未划归过濛江。《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关于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里载：“正月初八各主要抗日军都云集三岔子一带开大会宣布我军主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提到：“去年旧历正月八日，我军军部号召辉发江以南鸭绿江以北，所有抗日军开会正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9]所有文献史料都证明城墙砬子会议召开地点在临江境内，即现在的白山市江源区，而非靖宇县境内。

(9)从九一八事变之前，经伪满洲国，直到现在，靖宇县境内从未有过三岔子和城墙砬子这个地名，更没有名为城墙砬子的“村”或“屯”。现在靖宇县新华村附近貌似城墙的砬子，也不称为城墙砬子。

通过以上9个方面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墙砬子会议的地点在临江，而非濛江。

历史当事人韩光同志在回忆城墙砬子会议地点时有两种说法：一说位于靖宇县，提及5次；
一说位于临江，提及1次。其中所说的5次位于靖宇，又不在靖宇的同一个地方。

所说位于靖宇县的5次分别为：

第一次记载于1961年《山河欲裂征马鸣》回忆录中：在靖宇县那尔轰附近，“三月中旬，我们回师到濛江县那尔轰附近时，接到中共‘满洲’省委指示，要‘南满’部队利用有利时机，立即组织‘南满’地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二十多位抗日军的领导人，骑着高头大马，来到了会议地点——陈家砬子。”[5]390

第二次记载于1985年9月《东北抗联的业绩永世长存》一文中：“于1934年初在濛江地区的陈泉砬子附近召开‘南满’17支抗日队伍负责人的联席会。会上决定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李红光为参谋长。”[10]

第三次是在1986年7月。韩光同志回忆：“1934年初，春节期间，杨靖宇在濛江县陈泉砬子召开‘南满’地区第一次抗日队伍代表会议。”[11]

第四次是在1990年11月。韩光在接受靖宇县党史研究室刘贤同志访谈时回忆道：“1934年2月，在吉林省濛江县召开了东北抗联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会议。会议地点我记得是在濛江县，四周都是大森林，城墙砬子是个大地名，还有小地名我就记不清了。当时叫‘陈泉砬子’。会场附近有个大石砬子挺高挺陡，砬子下有条河，形成‘丁’字状。我们开会不是在城镇附近，而是在山里，地点我记得有伐木的，叫木帮。开会的会场都是在木帮的木板房子里，很暖和，附近有几户人家，有木帮的棚子，也有老百姓的房子。那时候部队正跟邵本良打得很紧，不能离开山，不能是三岔子附近的城墙砬子。”[12]有的研究者把这段话作为会议地点位于靖宇县城墙砬子的主要依据。

这次访谈录在收入1997年版的《韩光党史工作文集》时改为：“会议地点四周都是大森林，那地方当时叫‘陈泉砬子’还有小地名我就记不清了。会场附近有个大石砬子挺高挺陡，砬子下有条河，形成‘丁’字状。我们开会不是在城镇附近，而是在山里，地点我记得有伐木的，叫木帮。开会的会场都是在木帮的木板房子里，很暖和，附近有几户人家，有木帮的棚子，也有老百姓的房子。那时候部队正跟邵本良打得很紧，不能离开山。”[7]164与上一段文字相比，这段话去掉了前面的一句话：“1934年2月，在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召开了东北抗联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会议。会议地点我记得是在濛江县，”又去掉了最后一句话：“不能是三岔子附近的城墙砬子。”为什么会这样？当年参加文集编辑工作的郭红婴同志称：“我又回想一下，当年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初稿把1934年4月23日文件的开会地点改为濛江县城墙砬子，与刘贤访问录一致。当时我给陆毅寄去我的意见，认为把历史文件改了不合适。我记得当时周主任(周兴)还说：后来正式出版时怎么改的我就没注意了。刚才又看一下，不(是)改文件了，改了访问录，这样改比较合适，是符合历史的，应该是征得韩光同意的。”

韩光在编党史工作文集时，将此前访谈录中说的前后两句话删掉，说明韩光晚年回忆与自己当年的报告保持了一致，更有力地证明了城墙砬子会议不是在靖宇城墙砬子召开的。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韩光在回忆录中说：“城墙砬子是个大地名，还有小地名我就记不清了”，这说明城墙砬子是地名，而不是指一道山岭。

第五次是在1995年2月，韩光回忆道：“1934年二三月间，进驻濛江那尔轰深山密林区，召开了‘南满’地区有17个队头参加的抗联第一军成立大会。”[13]

所说会议地点位于临江城墙砬子只有一次。1985年8月15日，韩光在《光明日报》第三版发表《抗联和杨靖宇同志的业绩永存》一文中说到，城墙砬子会议是在临江县三岔子城墙砬子召开的。

从上述韩光6次回忆来看，时间、地点、会议名称，内容、性质都有不同，因年代久远，记忆有些误差是正常的，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城墙砬子会议地点的基本信息，就是城墙砬子是地名，而不是山岭名，更不是指城墙子状的山岭。这在无形中证明，开会的城墙砬子是临江的城墙砬子，而不是靖宇县的城墙砬子。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于口述历史，需要多方参照，要对具体史实进行认真考证后才能确定。在没有录音、录像的年代，档案文献是最准确的记载。

认为城墙砬子会议在靖宇县召开的观点有三种：一是在靖宇县花园口镇的城墙砬子，二是在靖宇县白浆(江)河的宋家馆子，三是会议先在花园口城墙砬子召开，后移至临江城墙砬子继续开会直至结束。下面我们依据史实进行具体分析。

(一)会议在“花园口城墙砬子召开”观点的分析

如前所述，韩光明确称这个地方叫“陈泉砬子”，而且是陈泉砬子街，是一个比较繁华的街市，是地名，而非山名。而认为城墙砬子在靖宇县的研究者在描述城墙砬子时，恰恰说的是地貌，是山岭中的石头砬子：

(1)“城墙砬子位于靖宇至临江公路中段，新华电站两公里处。石砬子高150多米，宽80多米。砬峰陡峭，拔地而起。貌似城墙。砬子下是正身河。两岸是宽70米、长300米、面积21 000平方米的开阔地。”[14]

(2)“该遗址位于花园口镇西南方向通往湾沟镇6公里处，路北侧300米为陡峭石壁高约几十米，名为城墙砬子，砬子下有一条清澈小河由西向东流去。”(2)参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编号：220622—0032)。

把韩光报告中的三岔子城墙砬子街说成是濛江湾沟林业局的一道类似城墙的石头砬子，明显与史实不符。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还认为，当年靖宇城墙砬子之下有一个小村落叫城墙磊子。把一个偏僻的小村落说成是城墙砬子街，也与韩光报告不符，而且名称不同，磊子不是砬子。在当年的文件中，确有城墙磊子这个地名，但并非在濛江，而是在临江。文件中说：“江南队伍活动情形(省巡孟走后，邓同志来县以前的情形)三月中我司令部保安连、卫队连、游击一二连，进攻临江县城墙磊子街成功，房子烧了大半。”[15]

这种观点认为会议在山林或一块平地上召开，与严冬季节不符。历史当事人韩光明确说是在木板房子里召开的，很暖和。问题的关键是，花园口镇的这道山岭，虽然像城墙砬子，但是不称为城墙砬子，这明显违背事实。此观点言及“砬子下是正身河。两岸是宽70米、长300米、面积21 000平方米的开阔地。”而当事人韩光的回忆说：“砬子下有条河，形成‘丁’字状。”这正是临江城墙砬子的地貌——是在变成现代化城区之前的地貌。

通过上述分析，认为城墙砬子会议在花园口城墙砬子召开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

1987年《浑江文史资料》第四辑刊载刘贤撰《城墙砬子会议始末》一文，编者按认为会议是在临江三岔子召开的：“1934年杨靖宇同志主持的城墙砬子(现浑江市三岔子区辖)会议，是抗联为联合、团结各股抗日武装，重创敌人的一次重要意义的会议。”[1]49但在正文中，却认为会议是在靖宇县“新华水电站两公里处”[1]54的城墙砬子下一片开阔地上搭席棚召开的。编者按与正文自相矛盾。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抗联一路军在濛江》一书中，把韩光报告中二、三、四、五部分全部略去，其中包括“二十来抗日军集合一处，在我司令部领导下，在离陈泉砬子街二里之地住了六日，成立了抗日联军总指挥部”这些关键性内容。

(二)会议在“白浆河召开”观点的分析

认为城墙砬子会议在靖宇县白浆(江)河召开的依据是周树仁、张秀峰、侯凤林等人的谈话记录。周树仁回忆：杨靖宇在白浆河过年“不是一回两回，……头回来的时候，没带一兵一卒，就他一个人。”[16]这段话未提及时间，但从“没带一兵一卒”，说是找王凤阁谈话，想联合，结果没谈成这些内容分析，显然不是开抗日联军成立的会议，与城墙砬子会议无关。第二回在白浆河过年是在1935年冬天或1936年初，与城墙砬子会议于1934年2月21日召开的时间不符。因此，称城墙砬子会议在白浆河召开，没有任何文献史料依据。

张秀峰回忆：“白浆河过年以前，为了联合作战，杨司令让我给各个抗日军，也叫抗日山林队送信，邀请他们到白浆河过年，以便对他们做工作，打成一片，搞联合。一下子就集中上万人，抗联的基本队伍，除第四师没参加以外，其余都参加了。……城墙砬子就在白浆河的东边，大约有20来里地，它的附近有一个洞，叫仙人洞，洞旁还有一座小庙。城墙砬子根底下有一条小河，这条河是北流水，河西岸有块平台，不是熟地，都是林子，但是很平坦，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大会开过以后，我们就向东北方向走了，程斌带一师往西北走的，他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转移。”[17]

张秀峰的回忆有4个疑点；
其一，“抗联的基本队伍，除四师没参加以外，其余都参加了。”众所周知，抗联一路军成立以后，才有第四师番号，时间是在1936年7月以后，这与城墙砬子会议于1934年召开的时间不符。城墙砬子会议召开时，还未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更遑论东北抗联第一军了。其二，一师由程斌任师长，是1935年夏秋以后之事，也与时间不符。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下设下二个团，先设一团和三团。师长兼政委是杨靖宇，下面没有师长。其三，会议是在野外平地上召开的，与韩光回忆在木帮木板房子里召开的说法不符。其四，1934年春节时，聚集在城墙砬子的抗日队伍大约有1 600人，远未达到上万人。综合上述4点，张秀峰关于城墙砬子会议在白浆河召开的观点不成立。可以说“年”是在这里过的，“会”在这里是开的，但不是1934年春节，也不是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的会议。

城墙砬子会议名称是根据地名而命名的会议，如果是在白浆(江)河召开的，就应该称为白浆河会议。历史当事人韩光在报告中并未提到白浆河这个地名，据此同样也证明，城墙砬子会议在白浆河召开的观点不成立。

侯凤林回忆：“打完周太平，就在白浆河过年。……这年是小尽过年，只有廿九，没有三十，我是记住了。……开了个千人大会，杨司令讲了话。”[18]查万年历得知，小尽过年是1936年春节，并非1934年，也非1935年，就是说1935年腊月没有三十，把二十九当三十过，然后是农历1936年大年初一。由此可见，侯凤林回忆的白浆(江)河千人大会，不是东北抗联总指挥部成立会议。而且具体史实也有误，杨靖宇同邵本良作战后，同老长青等义勇军在一起活动半个月，然后独立师大部队才找到杨靖宇，在城墙砬子过年、开会，没有打“周太平”。

(三)“一会两地”召开观点的分析

韩光在报告前面说：“该时正当我军司令部领一千六百来抗日军在陈泉砬子距街二百(“二百”，疑似“二里”之误)之遥的地方驻五、六日之久，本来计划要作一工作，因敌人已派大批军队包围，固中止。”[3]362

有研究者以此为依据说“研究者忽视了韩光报告中的这段话”，认为这是会议“中止”转换地址的原因。而从上文我们得知，要中止的是“工作”，不是“会议”。

这种历史推论目前找不到任何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佐证，而且明显与韩光报告内容不符，因为韩光在报告的后面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布置的共同工作”就是去鸭绿江边打日本侵略者开设的大木厂，因为黄了，没打成，又返回城墙砬子。“又欲进攻蒙(濛)江(今靖宇)，敌人已派大批军队四面包围，当日经总指挥部将各支队活动之区域及办法分配后，皆离开了该地。”从这段话看，没有另择他地开会之意。如果因敌人围攻而另外找地方接着开会，也应找一个更偏僻和安全之地，而不是城墙砬子这样的“繁华”地方。所以，称城墙砬子会议先在靖宇县花园口召开，后在临江城墙砬子召开的观点不成立。

通过分析韩光的报告、“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等原始文件，韩光口述和韩光晚年重新订正的回忆录及其他有关口述资料可以得出结论：城墙砬子会议就是在临江城墙砬子街外二里处木帮工人的木板房子里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不是在野外召开的群众大会。就是说，城墙砬子会议的地址在临江，不在濛江。

目前已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国共产党吉林历史》(第一卷)、《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等著作，著名抗联史专家如李鸿文、陈瑞云、赵俊清等，都认定城墙砬子会议在临江三岔子附近城墙砬子召开。这是由于对地名有误区，而把三岔子和城墙砬子当作两个地方造成的。但这些著作至少认为城墙砬子位于临江，而非靖宇，成为城墙砬子会议在临江召开的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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