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诗派论诗歌创作的“形象力”

王 治 国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就具体的诗歌形式问题而言，抗战时期颇为流行的诗歌“形象化”理论是七月诗派要面对的一个理论话题。诗歌“形象化”理论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塑造形象”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入到诗歌本质层面的重要理论命题。七月诗派非常重视诗歌创作中的形象问题。如胡风、阿垅、艾青等都对诗歌形象问题进行过专论，特别是胡风，这在他的基本上是呈分散状态的诗论中是很少见的。七月诗派诗人认为诗歌创作的“形象化”理论内含“技巧论”和“概念化”的不良倾向，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狂喊诗”“口号诗”的弊端。诗歌创作需要的是“形象力”而不是“形象化”。形象不仅不是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所必需的，而且即便是靠形象取胜的诗歌也不是因为形象本身。

诗歌形象与诗歌创作关系紧密。古今中外的诗人和诗论家都有很多经典论述，古今中外许多优秀诗歌也以形象取胜。在抗战时期，为了克服抗战诗歌为现实斗争服务过程中存在的空泛、粗陋、直白倾向，形象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甚至被看作是诗歌的本质性规定，认为没有形象就不是诗歌，形象化也因此成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

抗战时期形象化理论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现实契机。一是在抗战初期，诗人热情的膨胀使诗歌创作中充斥着“种种粗砺的叫喊和直白的议论”[1]；
二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因为“低徊，沉郁”的时代氛围，很多诗人“被生活所腐蚀，渐渐失去了情热，终于只是在一寸一寸的生活现象上寄托自己”[2]85。如果说前者是一种主观热情的宣泄，那么后者则是对生活的“漠不关心”。两种情况都脱离了生活，所以胡风将这类创作称为“文学上的投机主义”[3]614。许多诗人和诗论提倡诗歌创作的“形象化”，主张“形象是诗歌的生命”，正是为了克服当时抗战诗歌的这两个弊端。就实际创作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战诗歌的“概念化”弊端起到了校正作用。艾青的一系列诗歌创作及其所塑造的“乞丐”“吹号者”“手推车”“驴子”“太阳”等形象，几乎影响了一代人，七月诗派在创作上本就以艾青为榜样，九叶诗派的穆旦在《他死在第二次》《〈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等文章中也对艾青大加赞赏。

其次是理论渊源。胡适针对新诗创作中“抽象的题目用抽象的写法”的弊端提出了“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的主张，“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
越偏向具体，越有诗意诗味”[4]14。俞平伯认为写诗要“注重实地的描写”[4]27，宗白华认为诗人可以借助“绘画的作用……使诗中的文字能表现天然图画的境界”[4]30，“绘画美”更是闻一多“三美”主张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对“具体性”“绘画性”的追求，不仅与中国传统诗学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因为朱光潜从中西诗学角度对“情趣与意象”内在关系的探讨而得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于是，在抗战前后的诗坛上，出现了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结论：形象是诗歌的生命，为了塑造形象，我们必须提倡“形象化”的诗歌创作方法。如蒋天佐在《低眉集》和《谈诗杂录》中就十分推重“形象”和“形象化”。

七月诗派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塑造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色与主体的情感化体验性倾向”[5]的诗歌意象，如“旷野”“纤夫”“战士”“母亲”“土地”“暴雷雨”“春雷”“旗”“星”“夜”等，而且在诗论中非常重视对诗歌创作与形象的理论探讨。胡风有1篇专论，阿垅有4篇专论，相关的论述在七月派其他诗人的诗论中也经常见到。

诗歌“形象化”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特质，对抗战诗歌的“概念化”倾向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七月诗派诗人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诗歌“形象化”表示了部分认同。胡风认为：“文学创造形象，因而作家的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3]613阿垅主张诗歌作为文学的一个部门，要遵循“形象思维”的基本规律，因此诗歌“形象化”有合理性。因为形象塑造有助于艺术向着感性特质靠拢，所以阿垅说：“要表现这样概念似的东西，就往往要依附一些东西。好像宗教艺术中人们建筑了无数多色大理石的宫殿来表现神，通过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使人肉体地感到神。在诗，往往采用譬喻，借讬，诸如此类，来叙述情绪状态，来放射精神冲击。在诗，大概这个就是所谓‘形象化’了。”[6]216胡风也说：“诗得从现实生活里面的事象里面诞生，实际上，大多数的场合也正是通过甚至拥抱着从现实生活里面摄取或提炼的事象的。”[2]88那些“概念化”的抗战诗歌，不管是主观的空洞叫喊，还是客观的冷情描写，是作家的主观精神力量脱离了生活实践后导致的，没有做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反映到诗歌创作上便表现为缺乏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形象化”理论触到了诗歌“概念化”问题的“痛处”，所以，当诗歌“形象化”理论提出，特别是有了优秀诗歌作品后(如艾青的诗歌)，那些“狂喊诗”“口号诗”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校正。

诗歌“形象化”理论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狂喊诗”“口号诗”的弊端，但七月诗派诗人认为用“形象化”这服“药”治疗抗战诗歌中“概念化”的“病”并不对症，因为“形象化”理论内含“技巧论”和“概念化”的不良倾向。七月诗派诗人认为诗歌创作需要的是“形象力”而不是“形象化”，形象不仅不是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所必需的，而且即便是靠形象取胜的诗歌也不是因为形象本身。

所谓“形象力”指的是形象在诗歌作品中的表现能力。诗人在创作中追求“形象力”目的是以诗歌形象的“形象性”特质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思想内容的实践能动性。

这一理论认识与七月诗派思考诗歌本体的角度密切相关。七月诗派诗人是从诗歌的思想内容层面出发探讨诗歌的本体问题的。他们认为诗歌的情志因素，即阿垅所说的“典型的情绪”是诗歌本体的真正所在。诗歌的形象、语言、排列方式等等都作为形式要素而获得存在意义。诗歌在本质上是一种抒情现象，是诗人以诗歌为凭借的传情活动。而传情可以通过形象，也可以通过直接抒发达到，“在人和人的现象之中，还存在人底精神现象。对于诗来说，则有感情的现象。而诗，又是作为抒情的手段的。这种精神现象，或感情现象，有时和对象统一地表现出来，但有时却从人底胸臆当中直接抒发了出来(不能等于没有感受，更不是没有对象，如果没有，诗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来写了，这里不过是说，有的诗，却不是依靠某些事物的形式而表现的，或不是把某一对象作为它底表现形式的)”。因此，“诗底特质，诗底特色，是以情绪的东西或感情作用于人们。因此，它可以有形象，也可以没有形象”[7]82-83。“我们所要求的，在诗，是那种钢铁的情绪，那种暴风雨的情绪，那种虹采和青春的情绪，或者可以说典型的情绪。那么，诗底问题是：这种情绪底高度的达到，和它底完全而美丽的保证。形象不是外在的，当这典型的情绪春风野火似的燃烧起来，重炮巨弹似的爆发起来，或者，管弦乐队似的奏鸣起来，那就一切足够了；
形象不形象，既不成问题，而形象，也得完全服从于情绪底要求。”[6]86胡风也认为：“人不但能够在具象的东西里面燃起自己的情操，人也能够在理论或信念里面燃起自己的情操的。没有了形象就不能算是诗吗？理论或信念之类不能是我们的血肉所寄附的东西吗？人知道形象能舞蹈，能飞翔，能歌唱，人却不知道理论或信念之类也能舞蹈，能飞翔，能歌唱，因而他不懂得没有经过热情孕育的形象只是一些红绿的纸片，因而他更不懂得在一个伟大的革命者或思想战士的论文或演说里面我们能够读到庄严的诗。”[2]89总之，就诗歌的本质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以“情感的浓度”达到“思想的力度”，形象只是为了实现这个理论目标的“形式要素”而已。

所以，在七月诗派看来，诗歌不需要“形象化”，它要的是“形象力”。这是从七月诗派对诗歌形式本质的理解中自然得出的结论。诗歌形式在本质上乃是基于诗歌思想内容的一种“表现能力”。于是，对于诗歌形象的本质来说，从“表现能力”的角度来看，它只能是一种“形象力”，其目的就在于以自身的“形象性”特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思想内容的实践能动性服务。实际上，胡风在论述“形象的思维”时，与其说他强调了形象(事象)的重要性，不如说他强调的是“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即其重心同样在“形象力”所指向的诗歌内容层面。

而诗歌创作要获得“形象力”，仅仅依靠成熟的技巧刻画“形象”是行不通的，其关键还要看诗人能否将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客观的生活现实相结合。所以，阿垅认为“要是思想底大的燃烧，要是情绪底大的激荡，形象，假使和这些结合，而且两者的关系并不失去平衡，那么，才产生了形象力”[6]216。反观当时的诗歌“形象化”理论，它恰恰是偏离了这个理论关键点的。从这样的理论依据出发，诗歌“形象化”理论将“形象”作为诗歌的生命首先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因为它忽视了形象背后的“人的东西，人和人底生活的东西”；
而一旦忽视了形象的“所指”，“形象化”就沦为一种“技巧论”了，这势必让诗人们将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脱离出来而只是专注于“技巧”的修炼，其结果就只能是“概念化”了。所以，本是为了克服抗战诗歌的“概念化”，诗歌“形象化”理论却出人意料地带有了“技巧论”和“概念化”的双重性质：“技巧论的本质，是无思想的本质。因为它不是在生活中(即在内容中)发现美，无力从生活中发掘美，那所谓‘美’，不过是一种装饰，一种脂粉，就像颜料、油彩似的，但排斥生活的时候，实质上也就是排斥了思想性或思想之美的。至于它那‘概念化’的本质，则是由于它不能从生活中看出那思想、思想的意义、思想的因素，而是以主观的、无实践意义的那种‘思想’代替了现实生活内容，因此是不真实的思想的本质，只是化装讲演一番，这样，也就得不到思想力，说服力或感染力也就没有了的。”[7]63-64胡风也说：“至于‘形象化’，那是先有一种离开生活形象的思想(即使在科学上是正确的思想)，然后再把它‘化’成‘形象’，那就思想成了不是被现实生活所怀抱的，死的思想，形象成了思想的绘图或图案的，不是从血肉的现实生活里面诞生的，死的形象了。”[2]90

抗战诗歌“概念化”弊端的实质是一个诗歌内容层面的问题，而诗歌“形象化”理论却企图通过形式层面的方法解决，所以它根本上是乏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胡风和阿垅异口同声地认为诗歌形象化理论不仅克服不了“概念化”，反而掩盖了它的根本原因。七月诗派诗人认为，诗歌“形象化”理论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将“形象”看作是诗歌的本质，即所谓“形象是诗歌的生命”；
另一个是从诗歌形式的层面解决诗歌内容的问题，即以“形象化”的方法克服抗战诗歌中出现的“概念化”倾向。尽管诗歌“形象化”理论背后有许多理论资源支持，七月诗派却依然认为它是有问题的，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七月诗派正是从“形象力”的角度来探讨诗歌所需要的“形象特质”的。以艾青的《乞丐》为例，那个“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的乞丐形象虽然让人有些觉得可怕，但阿垅却认为：“这是形象底可怕么？不，这是饥饿底可怕！‘可怕’者，是形象力！”再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宋太祖的《咏日出》(“日出欲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明月！”)之所以是成功的，并不是因为“形象化”，而是因为“那种风格，那种境界”，因为它们都反映了某种特定的“典型情绪”：“《天净沙》是士大夫底意识形态的——士大夫底典型的情绪的；
《咏日出》是帝王思想的，英雄气概的——‘马上得天下’那一类的军阀政客底典型的情绪的。”[6]88-89而“鲁迅底‘如磐夜气压重楼’和‘惯于长夜过春时’或者普式庚底《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甚至《给奶娘》《我又从新造访》，或者绿原底《你是谁？》《咦，美国》，郑思的《秩序》。那里面是充满着特定的诗人底由于战斗要求而来的对于人生形象的拥抱的春情和强力，而和仅仅外部地或者技巧地要求那种‘形象化’完全无缘”[6]96-97。

在诗歌创作中，形象不仅不是必须的，而且即便是那些以形象而闻名的优秀诗歌，从根本上看，也不是因为形象本身，而是因为“形象力”。相比而言，宗白华、闻一多提倡的“绘画性”(“图画的美”)，因为讲求“图画的美”，最好也不过是通过借用绘画的长处为形象塑造增添若干亮色，而其末流则只能是一种“技巧论”了。所以阿垅说：“如果为了‘图画的美’，很不必做诗，颜料和画布有的是。而诗，也决不是线条、色彩、阴影之类的六面画；
不是对于眼睛的爱抚，而是为了灵魂的交通。”[6]89

在梳理七月派诗歌中的形象类型时，江锡铨说：“战士与母亲，是‘七月’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比较集中表现的两大抒情形象系列。”而仔细体会这两类抒情形象，我们会发现七月诗派塑造它们的着力点并不是战士或母亲的外貌特征，而主要是它们所蕴含着的文化思想的、乃至美学的力量。以母亲形象为例，雷蒙、又然、曾卓、绿原、牛汉等人在塑造母亲形象时就很少刻画她们的外貌、长相等外部特征，而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她们的形象所包含的诗人“对亲人、对民族、对人民、对祖国深挚丰厚的依恋与亲情”[8]77-78上。例如，雷蒙的《母亲》：“母亲 遗留在我记忆中的/是带我到古城上看大江澎湃的母亲/母亲遗留在我气质中的/是扶了锄头在庭园里种瓜种菜的母亲”,曾卓的《母亲》：“几年来，/当我从行囊中/检点出你手缝的冬衣时/我要想起您；
/当我看见旁人的/慈祥、勤劳的母亲时，/我要想起您；
/当我从报纸上知道/您居住的那个小城被炸时，/我要想起您；
/当我听到或看到/一些女人的悲惨的故事时，/我要想起您”，绿原的《小时候》：“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这些例子中的“母亲”形象的外貌特征都是模糊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领会诗人饱含其中的思想和情感。骆寒超将这种塑造形象的方式称作“综合性抒情方式”，而以此构成的形象的特点是：“它的如实性不足，但从整体看，是直抒胸臆中掺入多量主体化了的客观具象。因此他们的诗是一种明朗与含蓄、具体与抽象的统一。”[9]骆寒超的概括当然是十分准确的。但深究其根源，显然还是得回到七月诗派提倡“形象力”、反对“形象化”的诗学观上来找答案：七月诗派塑造的形象之所以是“明朗与含蓄、具体与抽象的统一”，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形象力”。

诗歌的形象或者说意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七月诗派虽然有偏颇之处，并且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面面俱到的分析，但他们在诗歌形象问题上对“形象化”和“形象力”的区分的确揭示出了一部分诗歌创作的真理。

对于诗歌形象，朱光潜从“审美直觉说”出发认为它应该是事物的“本身形相”。所谓“本身形相”乃是一种与周围的一切相隔绝的独立自足、孤立绝缘的事物本身。它拒绝任何“名理的知”，即对事物间关系与意义的知识[4]477。艾青则倾向于将形象看作诗歌的本体要素，“一首没有形象的诗！这是说不通的话。诗没有形象就是花没有光彩、水分与形状，人没有血与肉，一个失去了生命的僵死的形体”[10]94。由此，艾青特别强调诗歌形象表达的具体性。认为：“愈是具体的，愈是形象的；
愈是抽象的，愈是概念的。”“所谓形象化是一切事物从抽象渡到具体的桥梁。”“意象是纯感官的，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10]24-25

朱光潜、艾青对诗歌形象的理论认识与七月诗派的形象力理论是不同的。胡风、阿垅等人对此进行了理论辨析，这突显了七月诗派关于诗歌创作形象力理论的独特性。

首先，针对朱光潜的“本身形相”概念，阿垅认为诗歌意象可以分为人物形象和事物形象两大类。但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事物形象，都不可能是与周围的一切相隔绝的独立自足、孤立绝缘的事物本身。“人物形象”的内涵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这种“人物形象”是作家“以自己底思想武装或思想力(这是从生活实践里和从理论学习中积累的，形成的，发展的)，在创作过程里发掘它，认识它，批判它(是形象的批判，或形象之间的批判即斗争)”[7]67后才产生的，是集个体性与群体性、现实性与历史性于一身的，不可能独立自足、孤立绝缘。艺术中的“事物形象”在本质上还是“人的东西”，“这是诗的热情的对象化，同时对象又人格化的一个过程，一个矛盾过程，一个辩证过程。简单地说，诗中的事物，乃是被人格化了的事物”[7]74。总之，不管是人物形象还是事物形象，都是“以人和人的现象作为中心……在根底里意味着是人的东西，人和人底生活的东西”[7]82。

其次，七月诗派虽然将艾青作为自己创作的榜样，但在理论上从情志论出发，认为“典型环境的典型情绪”才是诗歌的本质要素，形象是一种形式要素，不能提升到本体的层面上。艾青诗歌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如“乞丐”，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形象本身，而是因为形象所指向的社会、历史内涵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思想震撼。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之所以可怕，不是因为乞丐本身可怕，更主要的是灾民的饥饿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在这一点上，七月诗派与艾青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与之相关，七月诗派认为艾青过于强调诗歌形象的具体性容易限制诗歌艺术性。从形象力角度出发，更应该强调的是诗歌形象的可感性。根据胡风和阿垅对“形象思维”的理解，他们所强调的乃是形象的“可感性”，而不是具体性。抒情诗当然可以通过塑造具体的形象来达到可感性，但也可以通过直接诉诸人的情感的方式达到。因此，过于强调“具体性”，势必就会构成对“可感性”内涵的“限制”。正因为“形象力”的所指是诗歌的整个思想内容，而不是“形象”本身，所以“形象或者形象力在诗，和在小说或者戏剧，又是有所不同的；
后者是一条铁路，前者是一个方向，——后者说一不二，前者闻一知十。形象是一个限制。特别在我们底诗是一个限制”[6]223。例如，艾青在《雪里钻》中将战马竖起的耳朵描写成为“像两个新削的黑漆的竹筒”就是因为他过于追求形象的“具体性”，反而歪曲了形象，丧失了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形象，也就丧失了暗示性，也就成了诗歌表达的限制了。

总之，七月诗派认为诗歌创作的关键在于能否以“情感的浓度”达到“思想的力度”，诗歌形式在本质上乃是基于诗歌思想内容的一种“表现能力”。对于诗歌形象的本质来说，它只能是一种“形象力”，其目的就在于以自身的“形象性”特质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思想内容的实践能动性服务。也就是说，七月诗派在探讨诗歌形象问题时，着眼的是形象背后的社会、历史、生活的鲜活内容，诗歌形象所具有的“战斗力”指向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血肉丰满的战斗实践，有碍于这一点的理论都是七月诗派要进行理论辨析的对象。朱光潜的“本身形相”概念显然与七月诗派的观点相异，即便是他们的创作偶像艾青将形象提升到诗歌本体形象上，也是他们不认可的。因为在胡风、阿垅等七月诗派诗人看来，朱光潜和艾青的理论观点都容易导致诗歌创作上的主观公式主义或者客观主义。

七月诗派诗人对朱光潜观点的理论辨析难免有门户之见，对艾青诗歌形象观的理论分析也过于严苛。但若从七月诗派紧扣主体“情志”因素的诗歌本质论、以人生实践为旨归的诗歌思想论、以“战斗力”为准则的诗歌形式论的理论体系来看，七月诗派的这些理论认识都是为了纠正诗歌创作中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所进行的努力，都是为了使革命诗歌能够兼顾诗歌的工具性和艺术性，都是为了协调革命诗歌创作所面对的来自外部的社会历史使命和来自内部理论建设的艺术使命。从这角度出发，七月诗派诗论是中国革命诗歌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理论提升。包括“形象力”在内的许多理论观点都值得我们去进行理论的梳理和辨析，以期为今天的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猜你喜欢 诗派形象化艾青 艾青《我爱这土地》金桥(2021年6期)2021-07-23《诗》第27卷·三个“十”特大卷征稿鸭绿江(2020年17期)2020-11-17当代诗词史稿(八)——“三友诗派”给我们的启示中华诗词(2020年8期)2020-02-06艾青来了爱你(2019年9期)2019-11-14艾青来了爱你·健康读本(2019年3期)2019-06-11学诗2周末·校园文学(2017年35期)2018-02-06无题诗潮(2016年7期)2016-05-14略论江湖诗派产生、发展的原动力船山学刊(2004年4期)2004-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