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价值观对爱国情感和奥运关注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社会价值观24个字图片
时间：2019-06-01 03:20:3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民众从何种角度关注北京奥运会，这种关注受哪些因素影响是文章的关注点。研究发现，民众的奥运关注具有多元性，不同代际的关注程度不同。奥运关注受爱国情感和奥运价值观的影响，且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关注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代际调节了爱国情感对奥运关注的影响程度。这些结果表明为确保大型公共事件的顺利开展，应引导民众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着力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感。
关键词：奥运价值观；爱国情感；代际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3-0001-04
奥运会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往往吸引了全世界民众的极度关注。民众对奥运的关注包含着许多的方面。从个体层面来看，民众可关注奥运对个体所带来的影响，如个人经历、体验。从国家层面来看，民众可关注本国在奥运会中的表现，如金牌数量。作为民众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探讨奥运关注的国家层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注重面子的社会，在面对可向全世界展示国家形象的良好契机，民众的奥运关注具有何种特征、这些特征受哪些因素影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1 研究目的
随着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逐步恢复，中国人对于奥运的民族心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民众依然具有浓厚的“金牌情结”［1］，但是奥运的民族心态越来越体现出平常心、包容心、自信心和责任心［2］。这种民族心态的变化必然对民众的奥运关注产生深远的影响。“金牌情结”的民族心态引导着公众更加关注国家在奥运会中所取得的成绩，而自信心与责任心则势必会引导公众把目光更多集中于国家在奥运会举办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这两种不同的关注分别呈现出奥运表现关注与奥运历程关注的两种不同特征。在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自信和平和的民族心态看待奥运会的背景下，民众对奥运两个方面的关注程度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人们的行为方式往往受其价值观的影响，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问题的一般信念，指导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价值观不仅具有动机功能，而且具有评价性、规范性和禁止性的特点［3］。价值观不仅是个人的心理特征的体现，而且是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因此对奥运持有何种类型以及何种程度的关注可能受民众持有的奥运价值观影响。奥运价值观是指奥运主体（人）对奥运物体、奥运关系、奥运创造活动及奥运比赛结果的反映，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取向、评判标准和行为定式［4］。奥运价值观所具有的动机功能、导向功能和评价功能影响着民众对奥运的奥运关注。然而，看待奥运价值的视角不同，便衍生出不同的奥运价值观。我们认为在国家层面，奥运价值观更多体现为塑造何种类型的国家形象。中国自古以来崇尚民族的自尊、自立、自信与自强，因此本文以奥运国家自强作为指标，以此衡量国家视角下的奥运价值观，并讨论民众如何看待奥运价值以及奥运价值观如何影响人们的奥运行为。
奥运价值观是奥运与国家之间联系的体现，这种观念作为个体的一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受到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影响。爱国情感是反映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良好指标。奥运会往往会提高本民族的爱国热情与民族凝聚力。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对奥运会上运动员夺冠场面的爱国情感体验强烈［5］。个体的爱国情感越深，奥运参与的程度也越高［6］。在北京奥运会的背景下，民众所激发的爱国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奥运行为，自我与国家之间关联的爱国情感又如何影响民众的奥运价值观从而影响奥运关注是研究重点关注所在。
爱国情感是自我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不同的自我概念可能导致爱国情感程度不同，进而影响民众的奥运行为。研究已表明，不同自我概念的个体其爱国情感对奥运参与的影响不同［6］。“80后”一代在奥运会中表现突出，其公众形象因奥运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跨掉一代”跃升为“鸟巢一代”，因此“80后”的公众形象是伴随着奥运会而产生变化的。已有研究发现，“80后”有自身独特的自我概念［7］，他们在公共事件的关注、认识和表达上也存在着独特的特点［8］。“80后”所具有的独特特点，是否导致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行为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又将如何调节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和奥运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将揭示不同代际在奥运观念上的差异。
本研究在北京奥运会的背景条件下，以北京市民和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关注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代际对三者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假设在情感上，奥运会所诱发的爱国情感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人们在奥运行为上的差异；在价值取向上，奥运价值观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奥运行为；爱国情感与奥运价值观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爱国情感可能透过奥运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奥运历程关注，即奥运价值观可能在爱国情感与奥运历程关注中起着中介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的观念不同可能导致调节了代际之间在奥运行为上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调查人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奥运会举办前三个月（参照其他国家相关研究的时间段选择，一般为奥运会前后三个月及奥运会期间进行）。样本源来自两部分。一部分采用入户问卷调查，以配额抽样法，在北京市抽取了5个城市社区，在社区和户进行两次等距抽样，获得18-70岁常住居民共952个有效样本资料。另一部分采用问卷集体施测法，以随机取样方式在北京市抽取有效学生样本数196人。在统计分析中删除10个90后的取样数据，统计分析的最后有效样本数为1138人。在所有样本中，80后共计355人，占31.2%，非80后783人，占68.8%，男性457人，女性665人，16人性别信息缺失。被调查人的受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毕业及以下48人，初中毕业197人，高中毕业324人，大专122人，大学本科374人，研究生65人。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编制《北京市奥运民意调查》，其中包括：奥运价值观，该部分由5个项目组成，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的促进”、“提高国家组织发动人民大众参与国家大事的能力”，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80）；奥运历程关注，该部分由5个项目组成，如“比赛过程”、“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拼搏精神”等，整个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77）；奥运表现关注，该部分由4个项目组成，如“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数量”、“有关项目记录的突破”等，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α=0.69）；爱国情感，该部分由3个项目组成，如“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我对于自己是中国人感觉很好”，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α=0.69）。问卷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1”为很不赞同、很不符合或很不关注，“4”为很赞同、很符合或很关注，为了减少中国被调查人常出现的趋中反应倾向，将“不确定”或“此题不适合我”放置最后，即“5”。 在统计分析中，选择“5”的数据被设为缺失值。为避免缺失值个案的丢失，以均值代替缺失值。
2.3 施测程序
调查员为经过培训的心理系学生。集体施测法以集中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入户调查采用入户面访方式，请被调查人回答《北京市奥运民意调查》。根据回答者不同文化程度，分为自填和念答两种形式。一般作答时间需要15-40分钟。要求调查员陪答并控制整个问卷填答过程。调查结束时给回答者分送小礼品以示答谢。
3 研究结果
3.1 代际在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历程关注和奥运表现关注的差异
以代际为自变量，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表现关注和奥运历程关注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爱国情感上，“80后”（M=3.50, SD=0.51）与“80前”（M=3.63, SD=0.46）存在显著的差异（t=-4.10, p0.05）。
3.2 爱国情感、奥运价值观、奥运历程关注和奥运表现关注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发现，各变量之间均存在着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如表1所见）。由于各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为进一步探明变量间的关系，对各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爱国情感与奥运价值观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30, p0.05）、奥运价值观与奥运历程关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pr=0.26, p 4.2 奥运价值观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与奥运关注（奥运表现关注与奥运历程关注）中起着部分的中介作用。现有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探讨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从如何防范与应对公共事件、媒介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等角度展开，较少关注个体对公共事件的认知、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是一些突发的草根公共事件，如“70码”、“瓮安事件”，较少涉及稳定的政府公共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在已有与奥运相关的研究中，研究也偏重奥运会对个体产生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鲜少关注个体对奥运价值的理解对于开展奥运会产生的影响。奥运价值观的部分中介作用表明不仅应该充分利用国民的爱国情感以调动人们的奥运关注，更应该注意个体奥运价值观对奥运关注及参与的影响。虽然爱国情感对奥运关注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但是至少33%以上的爱国情感是通过个体的奥运价值观间接地对奥运关注产生影响。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加，中国主办或者承办世界性、国际性的重大公共事件将越来越频繁。成功举办这些大型活动不仅只是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需要来自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如何在举办此类活动中，充分考虑民众对这类活动持有的价值取向以吸引民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确保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4.3 代际对奥运价值观中介作用的调节
在奥运价值观的中介作用中，本研究发现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表现关注的中介作用受到了代际的调节，“80后”的爱国情感对奥运表现关注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80前”；奥运价值观在爱国情感和奥运历程关注的中介作用未受到代际的调节。这一研究发现引发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80后”的爱国情感对奥运表现关注的影响程度为何显著高于“80前”？从均值可知“80后”的爱国情感虽然显著低于“80前”，但是仍然显著地高于中间值（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