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 201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时间：2019-05-25 03:20:0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可忽视，对文化差异的度量有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两个方面，其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应区别对待。结合我国引资现状，发现文化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不确定，而心理距离却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负效应。
[关键词] 文化差异 心理距离 文化距离 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880（2011）11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快，国际间资本要素的移动更加频繁，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和推动力日益突出，跨国公司作为FDI的主体和载体，在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驻我国，这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据2010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0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共有82000家跨国公司，同年9月在厦门发布了 《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国仍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且要承受比在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Miroshink（2002）认为，文化是导致跨国公司海外业务问题和失败的重要因素。
二、文献综述
虽然对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研究长期以来集中在技术、地点、东道国经济结构、政策措施以及廉价资源的可获得性等传统因素方面，很少有人使用文化因素作为决策的一个解释变量，但研究表明文化不仅是区位优势因素之一，而且应该被看作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各整体性因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国外对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比较早，并给予了一定的重视。Yoshino（1976）指出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时，除了对构成区位优势的传统因素加以考虑以外，文化和文化的相似性在决定对外投资结构和范围时的影响越来越大， Davidson（1980）对美国FDI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支持了文化的相似性比市场规模、关税、成长性等更需要优先考虑的观点，同时，他指出处于成熟阶段的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对文化环境的敏感度不高。
D’Souza&Peretiatko（2005）在解释澳大利亚消费品制造业比韩国、新加坡等新兴亚太地区国家更吸引美国投资的研究中发现，相似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美国对消费品制造业的投资更愿意选择澳大利亚而不是亚太地区。
Woodcock (1994)等人建立了一个投资决策阶段模型，指出跨国公司根据文化距离的远近确定在不同国家直接投资的时间顺序。一般说来，文化距离越近，越容易进行沟通，协调成本就越低，跨国公司总是喜欢在文化距离近的国家实行内部化扩展。Benito & Gripsrud(1992)对挪威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推翻Woodcock 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证实挪威MNC的投资决策与文化距离的远近没有必然联系。
Veuglers（1991）采用语言变量代表文化相关性，通过对投资于经合组织（OECD）各国的投资国研究，发现该变量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分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交易成本、东道国政府的干预等因素的作用却表现不明显。
Crosse&Trevino（1996）利用多维度模型研究FDI时，用文化相近性作为文化变量，发现文化距离影响流入美国的FDI。
以杜能（1986）和韦伯（1997）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将成本最小化作为区位选择的标准，即外商更倾向投资于交易成本较低的地区，而文化差异因素作为交易成本之一，被认为是影响FDI的负面因素，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与FDI直接的关系并不总是负相关。
Thomas&Grosse(2001)则发现,文化差异与墨西哥吸引的直接投资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尽管作者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差异作为影响跨国经验活动的因素，其效应在发生着变化。
Loree&Guisnger（1995）发现在1977年文化差异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负相关），而在1982年的研究中却发现其影响作用不再显著。Li&Guisinger（1992）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国与国之间在培训、沟通等方面的增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减弱。如此看来，文化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造成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而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对管理、生产、研发等均有显著影响，因此投资国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将对不同文化环境，采取不同投资策略。
Klein (1990)指出与美国相比，日本跨国公司授予外国子公司的权限更多一些，而代理成本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其原因在于母公司受日本文化影响，普遍存在相互信任人际关系，管理风格也较多地采取协商式，母公司的企业文化渗透到国外子公司中去，成为子公司的主流亚文化，因此在子公司，信任与协商成为管理风险的主要方法，这就很容易使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一致，代理成本就要低一些。
Casson(1991)认为一些宗教教旨主义国家宗教势力排斥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领导作用，结果这些国家虽然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和物质条件，却缺少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相反，法国自拿破仑时期就把科学技术放到重要位置，工程技术人员地位相当高，形成了崇尚技术的历史渊源，造就了法国在高速列车、小型通信系统、遂道工程、电力技术等方面的世界领先，法国跨国公司一般都比较依赖母公司的技术优势。
Ghemawat (2003)发现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也存在国别差异，重大突破性技术创新较多在不严格规避风险的国家出现。同时他还发现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更大的相关性。
Shane（1992）认为，某些文化在创新性活动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导致他们能够更好地开发新技术、创意和产品。那些在有组织、有规律活动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新发明、工艺革新和新产品。
三、文化距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对文化距离研究影响较大的Hofstede（1988，1994）对文化的五维度界定，在20世纪 80 年代初，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特德（Hofstede）教授在对跨国公司 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的 50 种职业、66 种国籍的雇员所回答的 11.6 万份问卷（每份问卷有 50 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文化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智程序。这种心智程序形成某一地区的人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思考、感觉和行动的心理定势，并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权力差距、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此后，他接受了有的学者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进行跨文化研究后对其理论的质疑，从中归结出他的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方面：长期观与短期观。
多数学者在衡量文化差异这个变量上采用Kogut和Singh( 1988)的衡量文化差异的综合指标,其代数表达式。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报告。*该排名去掉了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地国家或地区。**中国澳门的文化差异指数Hofstede并没有进行统计。
表1中第二列为2009年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直接投资额。按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排序，截至2009年底，对华投资的前十位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467.28亿美元，占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比重为50.90%；日本43.33亿美元，占比为4.72%；新加坡36.07亿美元，占比为3.93%；美国25.74亿美元，占比为2.80%。
其中，东南亚国家对华投资明显高于其他各洲国家，中国香港占累计利用外资的一半以上，而美、德等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华投资有所放缓，但2009年已经出现上升趋势，德国、加拿大、荷兰均在2008年投资量基础上有所增加。纵观排名前十位的投资国家或地区，可以发现，有3个地区是中国领地，日、韩、新也均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较小，而德、美、加、荷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
从表1中可以发现，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与地区不仅包括了文化差异较小的亚洲地区，同时也包括文化差异悬殊的欧美国家（笔者计算出最大的文化差异为6）。因此，文化距离对投资的影响在我国并不显著。
四、心理距离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
做类似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关注“心理距离”。 Beckennan(1956)在国际经济学中最早引入心理距离概念，用以反映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销售产品或服务时，由于国外复杂的环境造成的投资不确定性。Benito & Gripsrud (1992)把它界定为阻碍或干扰跨国公司在国外陌生环境中学习的因素，发现瑞典跨国公司最先投资在文化相似或心理距离较近的国家，然后再逐渐向心理距离较远的国家和地区投资。
Kogut and Singh(1988)发现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是管理者在东道国经营中对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在心理距离大的国家投资．管理者认为外部的风险较大。但是对于心理距离的界定以及心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关系在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
笔者倾向于将心理距离表示为投资者认为对东道国投资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即有别于文化距离，而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并且用华裔人口数占投资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表示投资国与我国之间的心理距离。理由为华裔人口越多，与投资国之间的交流越多，投资国对华人了解更多，就会降低投资国对中国之间的信息、心理障碍，以此降低对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估计。
根据高清（2003）的统计，列出对华投资前十名国家和地区的华裔人口比例，见表2：
表2中除了中国地区（港澳台）以及新加坡以外，其他地区人口比例均在0.1%左右，即每1000个人口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因此，这些国家对中国比较了解，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华裔人口比例，如芬兰、波兰均为十万分之一，希腊为万分之一，可能就是其对华投资较少的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报告。*该排名去掉了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地国家或地区。**中国澳门的华裔人口比例的统计是与香港地区一起的，故为一个数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比较在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的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发现文化距离对在华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显著，而心理距离与在华投资呈负相关。但本文没有进行模型定量分析，所得结果需要实证的检验。
引进外资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引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并带动就业，单就文化方面而言，我国政府更应该倾向消除外商对华的心理距离，增加沟通了解的机会，降低外商对我国的不确定性心理；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引导的基础上，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降低外商对我国的风险评估，以此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
[参考文献]
[1]Davidson W.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 effec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 11(1): 9?22.
[2]Woodcock C, Beamish P, Makino S. Ownership-based entrymode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 25(2): 253?273.
[3] Benito G., Gripsrud G.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Discrete rational choices or a cultural learning proces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23(3): 314?330.
[4]Veuglers，R,Locational Determinants and Ranking of Host Countries:an Emprical Assessment[J].Kyklos.Vol.44,1991
[5]Duoglas E.Thomas and Robert Grosse,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n Emerging Market:The Case of Mexico[J].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3 (4) : 675 - 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