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经济增长

　　 摘 要 运用EVIEW6.0分析软件，采用中国199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变量并建立生产函数扩展模型，分析我国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通过对方程和变量进行Joh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比较弱，发展西部中等职业教育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 经济增长；中等职业教育；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1-0048-05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社会提出培养更多具有专业技术劳动力人才的需求。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二战后英、美、日等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证明，职业教育在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着重大作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且与东部差距逐渐拉大，目前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劳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对于进一步均衡西部地区教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基础及其相关研究
　　
　　 对教育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罗伯特·J·巴罗将技术进步作为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模型中，证实了技术是进步的因素，实际上进一步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间接证明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人力资本理论学派的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对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都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而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能够通过提高人的能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2]。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学派认为，由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引起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不仅发挥着强大社会经济功能，而且具有智力投资的经济效用[3]。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采用不同的计算模型对各个时期进行的具体估算与分析，但结果都证明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率。明塞尔对世界各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核算，认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收益增加5%~15%[4]。罗对98个国家1960~1985年间教育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73[5]。曼奎计算出教育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3%[6]。
　　 叶茂林测算出我国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31.17%[7]，胡永远测算为8.7%[8]，崔玉平测算为8.84%[9]。姚益龙、林相立对广东、上海和浙江3省市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发现，3个省市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皆有积极作用[10]。郭新华、于骁王月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存在短期的动态关系，其长期弹性和短期弹性分别为0.766和0.85[11]。吴文辉的研究表明，湖南高职教育在1990~2008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其他各级教育偏低[12]。杨毅、谭界忠用改进模型计算出，2001~2008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088%，认为我国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13]。王培俊、王立平研究认为，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以及职业院校毕业生人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14]。基于对1998~2007年数据的验证表明，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呈正相关，职业教育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15]。刘晓明、王金明通过分析浙江省2001~2009年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高等职业教育能够积极推动浙江省经济增长[16]。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不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教育、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把中、高等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很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关注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拟对我国西部地区1990~2009年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实现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指标的选取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1个直辖市1990~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06年的西部地区从业人数在当年统计年鉴上没有，通过对2006年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测算得到。模型选择以地区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BYRS）、劳动资本投入（CYRS）、固定资产投入（GDTZ）为自变量。通过EVIEW6.0软件，画出各地区GDP与BYRS，CYRS以及GDTZ的散点图，可以发现GDP与BYRS、CYRS以及GDTZ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二）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计量分析需要样本是平稳的单位根过程，否则就存在“伪回归”问题。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法，单位根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由Eviews 6.0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使AIC值越小的滞后阶数越佳；依据原变量和差分变量的趋势图确定各自具体的检验类型，即是否带截距项或趋势项。通过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表明，变量inGDP、inBYRS、inCYRS、inGDTZ水平序列的ADF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大于各自的Mackinnon临界值，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通过一阶差分后，DinGDP、DinBYRS、DinCYRS、DinGDTZ的ADF值均小于20%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应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inGDP、inBYRS、inCYRS、inGDTZ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一阶差分后平稳，从而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开展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是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它使刻画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平稳关系成为可能。协整检验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其只能检验两变量协整关系的存在性；二是Johansen协整检验法(即JJ检验法)，这是一种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存在性的方法。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具有良好的小样本特性并被广泛运用的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所以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存在性进行检验。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于滞后阶数的选取十分敏感，所以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之前应该合理确定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而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比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小1。基于选取尽可能较大滞后期的原则，依据滞后期长度标准确定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LR、AIC、SC三个评价指标上建立VAR（3）模型，即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应为3阶，见表1。基于此，可以确定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阶。根据各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选定Johansen协整检验类型应为：协整方程具有截距项，但不含时间趋势项。在以上设定的基础上，可得到Johansen协整检验的轨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的结果，见表2、表3。可见，在1990~2009年间，inGDP、inBYRS、inCYRS、inGDTZ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以inGDP为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化协整方程如下：
　　 inGDP=-0.741825-0.118162*inBYRS+0.54198
　　3*inCYRS+0.757256*inGDTZ
　　 3.协整检验结果的经济含义
　　 鉴于inGDP与inBYRS、inCYRS、inGDTZ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可以对标准化协整方程解释为：
　　 第一，若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则西部地区中职毕业生人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当地GDP实际增加值减少0.12个百分点，中职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对当地GDP的贡献值为负。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导致大量中职毕业生外流到发达地区，留在当地就业的较少，但是，他们又在受教育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资源，从而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若其他影响因素保持稳定，则西部地区从业人数每增长1%，当地GDP实际增加值增加0.54%，说明西部地区从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杠杆效应为0.54倍。
　　 第三，若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则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当地GDP实际增加值增长0.76%，说明西部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教学设备、器材、场所等硬件建设投入还需继续提高。
　　 4.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我们已得出西部1990~2009年间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的增加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而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但是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是否会增加中职毕业生的从业人数，或者说是否会吸引一部分毕业生留在当地工作的问题，笔者拟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予以尝试性解答。通过检验可知：
　　 首先，在10%的显著水平下，在滞后一期inCYRS是inGDP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在滞后2~4期，inCYRS不是in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一年里，inCYRS是导致inGDP增长的直接诱因，在2~4期，inCYRS对inGDP的影响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在10%的显著水平下，inGDP不是inCYRS滞后1~2期的格兰杰原因，只是inCYRS滞后三期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1~2期里对吸纳中职就业人员并没有促进作用，表明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单位仍存在以学历招人的情况，对中职学历的技术人员引入不足。
　　 其次，在10%的显著水平下，在滞后1~4期，inBYRS不是inGDP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1~4期里，西部地区中职毕业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很弱，表明西部地区的中职教育发展情况比较落后，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滞后1~4期，inGDP也不是inBYRS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中职毕业生的需求并没有增加，表明西部地区在中职毕业生就业结构调整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它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比较弱，说明西部地区中职教育发展比较落后，中职毕业生的就业机制不够完善，中职毕业生外流现象比较严重，中等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大中职教育投入
　　 “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的最大特点，而西部地区受经济条件的影响，长期以来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与东部差距很大，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有所下降，办学条件亟待改善[16]。而且由于教育的投资回报时效性比较弱，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影响下政府也容易忽视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因此，要想实现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应有的贡献，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改善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及办学效益，培养适合本地发展需求的人才，反过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从而促进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完善中职教育毕业生就业机制
　　 就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就业率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指标。从上述实证分析可知，西部地区中职教育没能很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即中等职业教育有投入却没有产出，很大原因在于毕业生没有能够在当地就业。这一结论与马桂珍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对甘肃安定区中职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发现，90%以上的中职毕业生是由学校组织输送到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进行实习，继而留在当地就业的[17]。因此，政府和学校在扩大就业规模总量的同时，也要重视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注重调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并适度增加就业岗位，以关注和扶持中职毕业生就业。
　　 （三）优化西部地区中职学校的专业设置
　　 社会变革与进步必然对教育发展提出相应要求，因此，教育改革需要不失时机地走在时代的前列[18]。国家在进行西部大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同时，也要对西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结构进行改革与调整。各地中等职业学校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战略。在开展东西部中等职业教育合作的同时，还要重点扶持西部地区涉农、民族工业等专业的发展，吸引中职学校毕业生在当地就业，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5]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跨国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24.27-28.
　　[2]Schultz，T.W..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in Social Forces Influencing American Educ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3]厉以宁.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9-264.
　　[4]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58-366.
　　[6]杭永宝.职业教育的经济发展贡献和成本收益问题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67-72.
　　[7]叶茂林，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89- 92.
　　[8]胡永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J].经济科学，2003(1):54-60.
　　[9]崔玉平.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31-37.
　　[10]姚益龙，林相立.三省市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实证比较——广东、上海、浙江CD模型检验[J].中山大学学报，2005(1):97-101.
　　[11]郭新华，于骁王月.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114-116.
　　[12]吴文辉.湖南省高职教育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0(19):30-34.
　　[13]杨毅，谭界忠.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计算研究与实证分析[J].教育与职业，2010(23):17-18.
　　[14]王培俊，王立平.中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职业技术教育，2011(16):24-28.
　　[15]王磊.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1998 年-2007 年数据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2):76-82.
　　[16]韩奇生.浅析我国职业教育困境及应对策略[J].中国成人教育，2007(11):78-79.
　　[17]马桂珍.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打工式”就业模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13):71-72.
　　[18]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109.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ern Reg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1990-2009 Data
　　
　　WANG Hai-yan, SHEN You-lu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y EVIEW6.0 analysis software, adopting the time series data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09, taking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model as the basis, introducing the variable of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expanding model of production model. Johnsen cointegration test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n equa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However，the impact degre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s weaker. therefore，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western region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western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