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米如金忆当年]忆当年

时间：2019-04-29 03:19:47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1961年6月，我还是北大的大二学生，当时一次下乡麦收我被指派搞后勤工作，具体管伙食。在一些人看来，在那个饥饿难耐的年代，管伙食是个肥差，起码可以接触食品，个人是不大会饿肚的；但对稍有良心的人来说，大饥荒时期，怎样把定量的这一丁点儿口粮一点不差、一两不流失地让每个人都吃到嘴里，是相当困难、琐细的工作。再加上我们下乡收麦的特殊情况、特殊境遇，就使这一工作难上加难。我常把这次管伙食说成是“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件事”。
　　一提1961年这个年份，上岁数的人都知道是怎样的情景。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困的一年。如果说1960年下半年，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才真正品尝到“困难”、饥饿的滋味，那么1961年则是全面饥荒，在普通民众中，几乎人人都品尝到了饥饿的味道。虽然从这年起，在大学开始了当时所说的“劳逸结合”，减少了下乡劳动，但遇到麦收季节，北大师生照旧要下乡收麦。那年6月中旬，我们北大俄语系一队师生70来人，被派往北京南郊黄村地区参加人民公社的麦收。负责后勤的是系工会的袁良骏老师，我是他的助手，具体工作就是管理伙食。
　　那年月，农村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麦收前又正当青黄不接，不少人家揭不开锅，依靠稀汤加野菜度日。京郊虽离“首善之区”不远，同样被严重的饥荒笼罩着，一片萧索、荒凉。黄村在我的印象里到处是黄色的沙土地，长着一片片尺把高的麦子，麦秆纤细得像发丝，带着常说的“一脚踢不倒”的样子；穗头像小拇指，有的只有蝇头儿那么大，在夏日刮起的一阵阵黄风中，没精打采地摇曳着。街头巷尾几乎看不到一个人；那年头是不养狗的，也听不到汪汪的吠叫声；间或看到几只觅食的鸡，也有一两头瘦骨嶙峋的牛，躺卧在树荫下，闭着双目，一动不动。我们被带进生产队一座空闲的院落里，围墙有几处坍塌。前院两间草房被指定安置我们的伙房，后院几间房是我们师生的住处。
　　这次下乡，首先面临的是粮食定量极端严格，不像1960年上半年以前，可视劳动量大小和消耗体力情况适度宽松掌握。队伍中全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和年轻教师，干的都是拔麦子这种在农村最重最累的活儿，体力消耗极大，饭量会猛然增加，但上级三令五申，口粮定额一两都不能增加。按照当时的定量标准，男同学一般是每月31～32斤，女同学是27～28斤，教师27～29斤。这一定量，纯粹用在主食上，用今天的标准看并不算少；但在那年头，食油和肉类供应很少，人们常年累月肚里没油水，用这点定量，支持在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已是饥肠辘辘，更何况在如此繁重的劳动中维持体力。特别困难之处还在于，我们只去劳动一周，这70人的伙食安排，只能限定在这7天之内，无法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段里进行调剂性安排。也就是说，在这7天之内，这70人总计不到500斤的粮食定量，绝对不能突破，要一顿不能多、一顿不能少地一直吃到劳动完毕。这就要求必须均衡用粮，既不能前紧后松，也不能前松后紧，更要绝对避免缺粮断顿。我们最担心的是前几天把粮食吃过了头，让后头绝粮断炊。
　　另外，粮食的安全保卫也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伙房被安置在一个残垣断壁的院落里，我们的粮食再少，也是白米净面的正?货色，而这在社员家里是难得看到的；加上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弄得草木皆兵，生怕这点粮食被盗窃了去。怎样保护这点粮食？我们商量了半天，提出一个办法：让我住在伙房，把被褥铺在粮食口袋上，夜间就躺在上面睡觉。即使这样，我夜里随时都提心吊胆，稍有风吹草动就一惊而醒。
　　京郊农民的习惯是用手拔麦子，不使用?刀割。别看那年月的麦子长得像幼儿的头发一样，黄黄的，又稀又短，但小麦的根须扎得很深，拔起来还是很吃力的。我们这批师生干一天活儿下来，大多数的手都起了黑紫的血泡，有的一扎破鲜血淋漓，疼痛难忍；更主要的是，干活儿后饭量激增，但回来开饭时面对的却是两个二两重的小馒头，加上一小勺没什么油水的菜。我们这些正长身体的同学，在以往没有严格定量时每逢下乡劳动，有的一顿就吃六七个这样的馒头，而现在仅是那时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管伙食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又有什么办法。
　　在那个提倡“在艰苦劳动中炼红心”的年代里，我们收麦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不少人紧勒着裤带争先恐后地干。在麦收田里，大家虽然忍着难耐的饥饿，但不时还有说笑声。可一收工回到伙房前的饭场上，面对那两个小小的馒头，几乎个个都收敛起笑容，变得阴沉起来。遇到馒头大小不均时更是如此，分到个头大的不会说什么；分到个头小的，有的人就忍不住，脸马上?了下来。还有个别人甚至嘟囔着，说出很难听的话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管伙食的，包括炊事员师傅在内，就尤其难堪。
　　为解决伙食中的问题，保证用粮既不落下亏空，又能让每个人都吃足定量，我同袁老师商定了一个解决办法：一是，要大家做到顿顿饭前报表登记，吃多少登多少，严格按登记发饭，以便伙房往锅里下粮有数；二是，每逢吃馒头或窝头时，个个用称称量，严格做到个头大小均等。事先登记倒比较好办，可要做到馒头窝头个个称量，却在炊事员小王师傅那里遇到了障?。小王师傅20多岁，是大饭厅派来的，年轻气盛，一听说要个个用称杆子称，马上跳了起来：“这饭没办法做，我干不了！”我和袁老师好劝慢劝，答应主要由我称量，小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下来：“试试看吧，只要时间来得及??”
　　我们从生产队借来了一杆老式木杆称，从第二天起，每逢做饭，就由我掌称，小王师傅掐团儿，在秤盘中一个个称了起来。按老?验，是二两出锅的馒头得下二两半湿面，二两蒸熟的窝头用三两湿面。我们按照这一比例，用称一一来称。?过一番努力，总算做匀了馒头和窝头的个头，平息了因此引起的不快。
　　这当中，我们还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同帮伙社员的关系。农村是吃井水，生产队特意派来了一个管挑水的社员。这个社员40多岁，胡须罩着满脸皱纹，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样子，挑起两个水桶，步履蹒跚，显得很艰难的样子。我们真不忍心让他挑水，但这是村里派来的，对他本人也是挣工分的事儿，与生产队其他活儿相比，给我们伙房供这点水并不算重，因此也不好拒绝。但他挑着水，在我们蒸好的馒头前过来过去，我们真感到十分为难。既没办法说出“请您吃个馒头”这样的话来，因为我们是严格按数量做出来的，可瞧着他看着馒头的眼神儿，两眼直勾勾、馋涎欲滴的样子，我和小王师傅的心真要被撕裂了。在他们社员家里，已长久见不到这种真米真面的东西了。我和小王师傅，也和袁老师不止一次地商量过该怎么办，但最后还是袁老师决断：“不能开这口子！”我们心痛啊！但在这个年代，粒米如金，何法之有！我们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实实在在地在“两两计较”、“钱钱计较”，颗粒入账，视粮如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就是在这样一个饥荒、定量、饿肚的年代，我们这一队北大师生度过了艰苦难耐、难忘的一周。时隔整整半个世纪，我回忆这段往事，写出这点琐碎的文字，是想让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了解一下曾?的艰难岁月，冀望他们能懂得比较，珍惜今日的幸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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