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研究现状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新进展]
时间：2019-04-25 03:35:2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作为生活质量的主要内容，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等有着密切联系。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最新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思考，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2）11-0004-03
留守儿童作为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往很多研究者往往带着“有色眼镜”，仅仅聚焦于留守儿童的消极心理特征和不良情绪方面，从而导致了一些片面的理解。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尝试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探究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特征。为了系统地了解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整理和归纳，以便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概况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它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1]。一般认为它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即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后者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方面，二者相互独立。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了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2]。
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而以留守儿童为对象的研究则刚刚起步。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相关论文共2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2005年，但大部分研究产生于近两年。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现状调查，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2)相关研究，探讨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3)干预研究，考察干预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两类研究占主体地位，干预性研究比较少。
二、 测量工具
目前用于测量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大多源于对国外量表的翻译或修订，也有一部分是国内研究者自行编制的。常用的量表可归为以下两种：一种是总体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其中应用较多的是张兴贵编制的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张兴贵编制的是一个专门测量青少年幸福感的本土化量表[3]。另一种分为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两个单独的部分。前者使用最广泛的是Huebner（1991）编制的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也有部分研究采用如学生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Diener 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等。而后者用得较多的是陈文锋和张建新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Kammann和Flett编制的情感量表。
总之，目前的量表版本众多，缺乏统一的结构和标准，从而导致不同研究间难以进行比较，而且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留守儿童的幸福感量表。
三、研究内容
（一）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现状
在已有的现状调查中，有学者直接施测的结果表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4]。而更多研究者是通过比较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来进一步探讨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实际水平。
对于二者的差异目前存在三种看法：一种认为留守儿童的幸福感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差异，如胡心怡等（2008）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留守的主效应不显著[5]。另一种观点则正好相反，喻永婷和张富昌（2010）的研究得出结论：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均与非留守儿童有极其显著的差异[6]。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胡芳等（2011）认为留守学生的友谊、环境、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学生，而在其他维度上差异不显著[7]。这种结论不一的局面可能源于采样的差别，但更主要的是测量工具不同所致。
（二）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个人因素
客观方面：影响留守儿童幸福感的客观因素主要指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级、是否独生、生源地等。然而，以往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它只能解释个体幸福感差异的一部分[8]。范丽恒和赵文德（2010）结合父母外出类型，考察了留守儿童幸福感的性别、年级差异，结果发现单亲外出儿童仅在环境满意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主效应，双亲外出儿童在家庭、学校满意度上的性别主效应显著，自我满意度的年级主效应显著[9]。由此可见，性别、年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能单独对幸福感起作用，必须结合其他因素来共同考察主观幸福感。
主观方面：众多影响幸福感的主观因素中，人格是预测幸福感最可靠的因子之—[10]。许多学者就自尊、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等具体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张海芹[11]、喻永婷 [12]的研究均表明，自我效能感与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张海芹还指出留守学生的幸福感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自尊、自信的留守学生主观幸福感更高。杨小青和许燕（2011）对有留守经历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自我价值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可见，高自我价值感、高自尊和高自信的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幸福感也更高。
应对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因素，决定着人们面对内外环境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或策略[13]。胡心怡等（2008）、王玉花[14]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呈显著相关，其中积极应对方式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留守生活增加了他们的独立性，促使留守儿童偏向于用解决问题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积极应对方式又增强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2．家庭因素
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包括留守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感情状况、家庭教养方式等。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留守儿童的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5]。刘宾等[16]、喻永婷等（2010）认为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和父母的感情状况有关，父母关系能很好地预测其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张丽芳等（2006）得出结论：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教养方式存在一定相关 [17]。由此可见，虽然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和父母相处的时间较少，但家庭背景仍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留守状况：留守类型、留守时间、与父母联系和团聚频率等是留守儿童幸福感特有的影响因素，它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留守类型是留守儿童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许多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宋淑娟等[18]、喻永婷（2010）的结果均发现，母亲监护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较高，而没有固定带养人的留守儿童则相对较低。胡芳等（2011）的研究表明双亲外出学生的消极情感得分高于单亲外出学生。与之相反，胡心怡等（2008）考察了单亲和双亲在外打工两种情况下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发现二者没有显著性差异。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较大争议，这种争论首先源于对留守时间划分的不同。学者们按照各自的划分标准进行了研究，有的认为留守时间对儿童的生活满意度、消极情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5]；有的与之相反，表明留守儿童的幸福感在留守时间上无显著差异[4]，有人则发现留守时间是影响儿童公正感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重要因素[19]。总之，划分标准的不同导致了差别各异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