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息想家王充和他的《论衡》|东汉王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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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公元27～96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坚持批判神学，是一位唯物主义传播思想家。《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他的生平如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阔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充一生过着贫困的潦倒生活，他敏感到东汉豪族统治下的政治腐朽和是非颠倒。“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的经济兼并和贫富对立，“庸人尊显”“贤俊落魄”的人才不列和贵贱对立，都使他深感愤慨。尤其他看到统治者愚弄百姓的一派“虚妄之言”，更是无法容忍。因此他决心“考论虚实”，高举“疾虚妄”的批判大旗，写下了《论衡》《政务》《讥俗》《养性》等著作，对当时已成为封建法典的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理论，展开了系列抨击。王充针对当时社会已经流行了上百年的“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理论，展开了积极的论辩，批判这些观点的虚妄性，揭露这些荒谬理论的欺骗本质，从而在中古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论战。
王充的著作中渗透了哲学思维，他的哲学观是时代的产物。
王充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东汉前期。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冲击了汉王朝最腐朽的一面，在农民起义血战下建立的东汉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期。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医学等都有了较大进步。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宇宙结构作各种假设(如浑天说、盖天说等)，张衡的科技发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出现，冶铁业和造纸术的发明……都为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创造了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基础。在《论衡》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当时科学发展的最新发展和成果。
王充博览群书，自称“通人”。他吸收各家学者的精华，他吸取黄老的天道论，又剔除其中的神秘成分。他对儒家思想进行无情的鞭挞，写了《问孔》和《刺孟》，他强烈反对法家的“偏驳”，批判韩非，写了《非韩》；他驳斥墨家的有鬼论和经验主义，写了《论死》《薄葬》；他指出名家的局限，写了《感类》；他批评阴阳家“其文少验”，写了《寒温》，等等。另一方面，王充对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的思想大加赞赏，并予以继承和发扬。他赞赏司马迁崇尚以实写史，推崇扬雄反对怪异神命，认为“材疑(拟)圣人”。他特别从理论上和科学举证上彻底否定上古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指出天没有感觉器官，因而也没有观念欲望，驳斥了把上天拟人化的虚构的理论系统。他说：
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 (《自然篇》)
王充进一步利用自然知识，指出把自然现象看作是“天”的感情传递给人的虚妄性质。当时一些迷信的人，认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是“天”的情感的发泄，是“天谴…天怒”“天罚”等，是“天”对人间的一种惩罚。王充对这些观点，运用科学知识一一作了批驳。例如他针对“雷是天怒”，批驳说：
盐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室屋，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天怒，击而杀之。……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蛊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事(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篇》)
人有喜怒，故谓“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于人。如人不怒，则亦无缘谓“天”怒也。(《雷虚篇》)
王充十分明确地指出“天人感应”思想的本质：儒家动不动言“天”，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生怕愚民不服教化，就把自己的意思依托为“天意”。其实，所谓的“天”实际上是按人的本原造出来的神，“天”的喜怒，正是人的喜怒的幻化。王充把古代的“天人”传播回归到人际传播，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王充强调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但指出师徒传授的弊端。他说：“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正说篇》)前代儒生看不到经典文献中什么是学问的根本，对于经典中的问题也不加深究，往往凭空臆说；而后来学习的人，又轻信老师的理论，循本守旧，照抄照搬，不从理论基础上训练，学一些浮夸的词语，忙忙碌碌，一心只想跟上名师可以早早做官，从来不花时间去探究学说，去寻本究源进行考核。结果使虚假的知识不断扩散，求实的作风无影无踪。
所以，王充认为虚传妄授的危害莫过于著书立说，因为白纸黑字，特别具有迷惑性；而如果说解的人又不加考察审核，更容易造成虚假乱真的局面。他列举古代传著中出现的众多虚妄，指出写在书上的事，社会上的人一般都容易轻信，认为圣贤传下来的东西绝对假不了。如果看书的人用心不专，遇到事物又不加思考，一旦遇到真实而正确的书，反而被误作虚假的书。王充感叹地说：“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王充主张学习上要善于发难，善于提出问题：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问孔篇》)
因此，王充激烈反对“生而知之”说。他在《实知篇》中列举16条事例，证明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不可能“先知”，更不可能“生知”。他用通俗的比方解释说：
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量知篇》)
知识对于不学习的人，就好比庄稼不能成粮食，粮食不能成米饭；有学问的人关键在于 学习，在老师指点下趋于成熟，知识就转化为对人有用的东西。王充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了解万物。不学习不发问，就是无知。即使是圣贤也要靠学习；世界上也没有天生就有学问的。
王充进一步指出，直接的感觉经验是认识事物的首要途径；人们获得知识的第一途径是借助耳目，但要获得更深刻的知识就不能光停留在耳闻目见的感觉阶段上。他说：
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篇》)
这段话的意思是：博通学问和有才识的人，即使博览古今图书，涉猎诸子百家，每字每句段落层次都贯通，也不一定能深入透彻地掌握。只有像圣贤等人那样运用心意，把学的知识与客观事物比照，才能使自己得到充实。论学如果不从思想深处注意精神意旨，仅仅依靠外部的感觉来确立是非标准，只相信感觉而不用心思考订正，这是用耳目来思考，而不是用脑子思考。用耳目思考，就会凭着虚假的现象来说话，以虚假的现象作比较的标准，那么真实的事情也会当作错的了。因此，是非的分辨不能只靠耳闻目见，一定要发挥思维的作用。王充还认为不仅要靠思维，还需要验证：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实知篇》)
事莫明于有效，论英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薄葬篇》)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篇》)
王充强调“效验”，反对“空言”，效验来自于证据，证据依靠考察获得；经过考察，取得证据，效验自然出现，是非自然分明。在《论衡》中，王充正是用“效验”作为准则，去检验儒家先贤的言论，他对被神化了的孔子大加责难。
王充主张学问要博通，博通的目的是为了有用。这也符合王充“效验”原则的基本传播思想。他在《超奇篇》中指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如果一个人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没有自己的思想，又不能付诸实践，就像鹦鹉学舌一样，只是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重复而已。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超奇篇》)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超奇篇》)
王充先把学者分为“通人”和“鸿儒”。通读千篇以上万卷以下书，能弘扬其中内容并领会自如，文字句读加以审定，可以担当人师进行传授的人，称为“通人”。通人虽然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是不能创造性阐发，不能著书立说；这种人可以当老师承当教授，但不善于管理，无法让他们承当政治任务。能阐述经典的意义主旨，又能对文句进行考订增删，而且针对当前社会实际建树理论、阐发观点。能写出专著的人，称为“鸿儒”。他认为努力好学，博闻强记的人并不少，但是能著书立说，论述古今的人则万不到一。他主张杰出的老师应该不仅是博通之才，而且必须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一个工匠或药农，即使能遍识山野的草木，却不能伐木制作房屋，不能采草配合方药，虽是人才，但不能应用，毕竟欠缺。他列举树根与树叶、果核与果皮、五色禽与毛羽、弓矢与质的的关系，来比方学者著书立说的文采与内容的关系，进一步强调知识必须与应用结合才有价值。
他引“宰予昼寝”为例，指出宰予是孔子门生中的佼佼者之一，而孔子见他白天睡觉就彻底否定整个人，这是不客观的。例如对儒生从政，无所“行”，白白拿了俸禄，毫无政绩；文吏从政，默坐朝廷，无所“言”，这叫“尸位素餐”。他认为儒生要览古今、守经义、习章句，文吏要晓吏道、案狱考事、作书记，各有自己的功能。狠狠批评了孔子只从现象取人而不重实用的做法。他说：“且论人之法，取其行则弃其言，取其言则弃其行。今宰予虽无力行，有言语。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昼寝，听其言，观其行，言行相应，则谓之贤。是孔子备取人也。毋求备于一人之义，何所施?”(《问孔篇》)因此，他认为孔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