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至圣【圣人之路】

时间：2019-04-30 03:15:34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一　　1939年，圣雄甘地致函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信的开头称呼元首“我的朋友”，这位非暴力的倡导者并向元首呼吁：“您能否听听一位有意回避战争手段并非成效甚微之人的恳请？”甘地写给元首的信雄辩、绝望、谦卑、天真。他想软化元首的心。英国人，当时还是印度的主人，没有这么天真：他们设法让“监控对象”甘地写给元首的信不克奉达。另一边，元首对甘地及其非暴力主张的看法不得不提。他告诉一位英国大臣，快人快语：“你们得做的，就是毙掉甘地。”
　　相较极权主义，日薄西山的殖民主义不是最烂的苹果。1932年，因为呼吁非暴力不合作，甘地又进监狱。不过，他在狱中可以接待访客，只要不公开论政，也可继续与外界通信。狱方给他的通信“配额”，简直令人不敢相信：每天可写50封信函。这次入狱，适逢有关贱民的某项选举计划公布。甘地反对这一计划，决定“绝食到死”，迫使各方让步。绝食一旦公开，狱方对他的限制更为放松。诗人泰戈尔到狱中探望，贱民领袖安贝卡到他床前请求和解；国际国内舆论大哗，英国人进退维谷。终于，绝食换来各方妥协。这天，狱中举行一个小小仪式。狱方开门，大约两百名甘地的追随者入内，探访限制几乎取消。泰戈尔唱了一首自己作曲的孟加拉赞歌，甘地太太卡图芭把一杯果汁送到丈夫嘴边。仰慕者和支持者送来的水果不计其数。泰戈尔后来回忆，没有哪个监狱有过如此盛会。
　　就自甘清苦而言，英国作家奥威尔与甘地有些相似。未知是否“苦行相轻”，奥威尔对甘地难有好感。用奥威尔的话说，他对甘地有着“美学上的厌恶”。他不喜甘地绝对的素食主义与禁欲主义，他觉得甘地的基本目标“非人与反动”。甘地遇刺翌年，奥威尔写了一篇“回想甘地”，清晰，理性，不带一厢情愿的玫瑰色。譬如，奥威尔认为，甘地毕竟19世纪生人，对极权主义所知甚浅，凡事皆以自己跟英国政府抗争的经验为准绳。奥威尔写道，没有英国政府的相对克制，或者外界无法知晓甘地的事业，他根本不可能“唤起世人”（甘地原话）。奥威尔也怀疑，甘地的方法（非暴力与不合作），若是用在一个反对派恒常夜半失踪、人间蒸发的国度，是否依然有效；没有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你不仅无法诉诸外界舆论，难以催生大规模运动，就连让敌手明白你的意图都不太可能。
　　二
　　奥威尔的话不是冷嘲热讽的后见之明。十来年前，我涉世尤浅，读书阅人常带温情与盲从。初读《甘地自传》，书中言论简直就是颠扑不破的经文。最近，读了美国作家约瑟夫·雷利威德去年那本新著《伟大的灵魂：圣雄甘地跟印度的斗争》，我找来《甘地自传》英文本重读，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甘地绝对的素食主义与禁欲主义。我也察觉圣人甚少幽默感，哪怕书中生动描写彼时印度要命的铁路系统，让我读来深有同感。或许，书中唯一接近幽默之处，乃是甘地在狱中发现，囚徒被迫自律，譬如日落前必须吃完每天最后一餐饭，没有咖啡与茶，狱方坚称吃饭不是为了满足味觉。出狱后，甘地化被动为主动，不再喝茶，也在日落前用餐。理由则是：被动禁忌很难生效，主动禁忌效果显著。
　　1902年，甘地从南非回到次大陆，坐火车考察印度。其后数十年，他坚持每次出行只坐三等车。这一苦行无可厚非，甚至令人敬佩，但也有其“副作用”，尤其甘地晚年，铁路当局常常拨出整节甚至整列车厢专供甘地的随从使用，因此招来女诗人萨洛吉妮·奈杜这番善意戏言：“你绝对不会明白，我们花了多少代价来让那个圣人、那个了不起的老头过穷日子。”过穷日子无可厚非，我尤其钦佩甘地之不蓄私产。身处物欲至上的全球化现世，所谓主流生存模式或成功模式，每每让人陷入欲罢不能的非人怪圈；甘地选择清贫，依然值得各类“濒危动物”效仿。不过，矫枉过正未必可取。既然吃饭不为满足味觉（甘地认为牛奶和香料刺激性欲，由素食进而只靠水果维生，只是他的果蔬食谱并不简单，各类成分精确到盎司），性欲更是必须消灭的“原罪”。甘地对性的看法令人咋舌。他告诉儿子：“我想不出比男女交合更丑陋的事情了。”1906年，不到四十岁的甘地决定终生禁欲。有趣的是，他的决定，并未事先征求太太卡图芭的意见（幸好她是传统的印度教妇女）。更有趣的是，甘地在自传中承认，虽然心中有神，过了56岁，禁欲仍非易事。
　　三
　　《甘地自传》回忆国大党政治纷争读来无比沉闷，《伟大的灵魂》我也时常读得不耐。太多史实纠缠，除非你对相关历史烂熟于心，身为读者，或者只是对甘地兴趣浓厚的普通读者，有时难免“迷路”。不过，熬过沉闷总有收获，因为作者自言，该书目的，在于“补充而非替代甘地一生横跨两个次大陆的标准叙事，详述常被忽略的事件与主题”；他感兴趣的，不是“可以提炼的教条”，而是甘地其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另类角度，读者才得以了解另一个同样真实的甘地，譬如，传媒时代到来之前，甘地如何巧妙操纵媒体；出身商人家庭的他如何精明；早年对英国如何忠诚（祖鲁人叛乱时，他站在英国一边，事后虽觉站错位，依然起劲向英王邀赏）；回到印度后，出于政治考量，他对种姓制度如何态度含糊；当然，还有《甘地自传》与事实不符或是刻意改写之处；他与德国犹太人卡伦巴赫极具“同志”嫌疑的友情；他与年轻女弟子的关系……
　　以上最后一桩，若是参照奥威尔引述的甘地言论（甘地认为，为了唤起世人和德国人民，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战后，甘地辩称：犹太人反正得死，还不如死得其所），笔者觉得，这不仅见出甘地之“坚忍”一面，亦证明奥威尔眼光之精准：“毫无疑问，圣人必须回避酒精、烟草之类，但是人也必须避免成圣。”20世纪30年代伊始，甘地开始让女性随从睡在身旁（除了“陪睡”，她们还负责他的每日沐浴和按摩）。如果他感觉身体发抖，她们就会拥抱他，直到颤抖平息。甘地在一封信里写道，完美的禁欲，乃是男女赤裸相见，而又彼此坐怀不乱。1946年，年仅17岁的侄孙女玛努来到甘地床前“陪睡”。玛努跟随甘地深入乡村时，把甘地用来擦脚的一块浮石忘在某个村子。甘地坚持要她孤身一人穿过丛林找回浮石。鉴于该地区经常有年轻女性受袭，玛努想让几个志愿者跟她同行，甘地拒绝了这一请求。玛努最后找回浮石，但是泪流满面，甘地则咯咯笑道：“要是某个恶棍把你结果，而你勇敢面对死亡，我会满心欢喜。然而，要是你往回走，或者逃离危险，我会觉得丢脸和不高兴。”
　　甘地的当下意义，当然不在于他绝对的素食主义、禁欲主义和回归自给自足乡村经济的复古主义，也不在于他对现代极权主义所知甚浅而有的天真幻想，而是在于他对世间不公的挺身而出，他的勇气和坚守，他的自甘清贫且与卑贱者同行，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身体力行（尽管时常怪异极端，让人产生“美学上的厌恶”）。再有，鉴于甘地出了名的洁癖（他和追随者多次深入乡村，清扫随处可见的粪便），他的当下意义，甚至在于印裔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谓“甘地的执迷”，在于他身在南非多年而有的殖民地居民之洞察力：“服务的精神，排泄物，自食其力，清扫者的尊严，然后又是排泄物。”只是，没了奥威尔所写的诸多前提，即使身在物质进步无远弗届的网络时代，甘地依然遥不可及。
　　（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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